生態文明建設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付洪良 周建華

摘??? 要： 生態文明建設通過強化綠色要素投入、生產過程綠色化、科技創新等舉措，多維度促進農業GTFP（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助推新時代農業高質量發展。本文以浙江生態文明建設為研究對象，利用2005—2019年11個地市的面板數據，構建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GTFP測算方法，檢驗生態文明建設對農業GTFP的影響。研究發現：（1）在多數年份中生態文明建設促進了農業GTFP增長;（2）從地區看，生態文明建設推動了10個地市農業GTFP正增長，僅衢州為負增長;（3）從效果看，農業GTFP對寧波、杭州和湖州等3地市農業實際產出貢獻較大。因此，要堅持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優化要素配置的生態環境，提高綠色農業技術進步與技術效率。

關鍵詞：生態文明建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DEA-Malmquist指數法;浙江農業

中圖分類號：S435.121.4+5; S326????????? 文獻標識碼：A?????????? DOI 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21.09.008

Impac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n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Zhejiang Province

FU Hongliang1，2， ZHOU Jianhua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Zhejiang 313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nomics and Management， Huzhou， Zhejiang 313000， 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GTFP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strengthening green input factors， green production proces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o on， and then boost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w era.This paper took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used the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9 of 11 cities ， constructed the method of estimating the GTFP? based on DEA-Malmquist model， and tested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n agricultural GTFP.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d promoted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GTFP in most of time;（2）There were 10 cities of Zhejiang with positiv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GTFP，only Quzhou with negative growth;（3）Agricultural GTFP had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actual agricultural output of Ningbo， Hangzhou and Huzhou.Therefore， it is urgent and necessary to persist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ptimiz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factors allocation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green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DEA-Malmquist model; agriculture of Zhejiang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并以獨立篇幅論述生態文明建設，這充分表明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與此同時，我國政府高度重視農業綠色發展，農業部曾下發《關于實施農業綠色發展五大行動的通知》，該通知要求轉變農業生產方式，降低資源利用強度，減少農業面源污染，推進農業綠色發展，這是實施“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農業上的具體體現。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到2035年，生態環境根本好轉，基本實現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因此，新發展階段，即要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又要形成高效、低碳的現代農業發展技術體系，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實現生態文明和農業高質量發展成為我國重要戰略目標。

當前資源環境成為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硬約束，而生態文明建設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礎，以可持續發展為方向，是徹底解決我國資源環境約束的重要方式，也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要求。因此，與利用傳統TFP指標相比，在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用GTFP指標評價農業經濟增長質量更為科學。一方面，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勢必從改善農業生態環境、減少農業生產污染、應用綠色農業生產技術和設備、制定綠色農業生產標準與制度等多方面來提高農業綠色發展水平[1]，同時，進一步優化農業投入資源配置效率，消除制約勞動、資本等要素創造價值的制度障礙，從而提高綠色農業技術水平、技術效率以及實現規模經濟效應。這表明生態文明建設不僅可以在農業生產中提高農業綠色發展水平，而且還可以重新配置農業資源要素，提高農業GTFP水平，促進農業綠色發展。另一方面，農業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提升農業GTFP，無論是在目標上還是在內涵上，都與生態文明建設密切相關。生態文明建設成效決定著農業GTFP的變化快慢，更事關農業高質量發展。因此，加快生態文明建設，有助于農業GTFP的提升，反之，農業GTFP難以提升。

有關生態文明建設與農業GTFP的研究，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探討生態文明建設與農業綠色發展關系研究。在闡釋綠色發展思想內涵的基礎上，既有探究通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農業綠色發展的研究[2-4]，也有探討提高農業綠色發展水平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研究[5-6]。二是構建農業綠色發展指標體系與創新發展機制。農業綠色發展是新時代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實踐，在建立指標體系評估農業綠色發展水平的基礎上，揭示農業綠色發展存在的短板[7-8]，并提出創新農業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9-10]。三是實證生態文明建設對農業GTFP影響的研究。當前將生態文明建設與農業GTFP相結合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主要以農業生產中的碳排放作為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變量，測算農業GTFP的變化。在模型中考慮碳排放變量，利用超對數函數模型[11]、隨機前沿函數模型[12]、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13-14]和MEBM-Luenberger模型[15]，通常以我國31個省市為對象，測算農業GTFP，其研究結論幾乎一致認為由于農業碳排放量上升導致農業GTFP依賴技術進步，而技術效率水平亟待提高，因而需進一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進而促進農業GTFP的提升，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

綜上所述，當前有關生態文明建設與農業綠色發展的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為主，很少見到生態文明建設與農業GTFP實證分析的成果;同時，有關對農業GTFP測算的成果基本以省域為研究對象，鮮有以省域內地市為研究對象的。而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推進和農業高質量發展戰略的實施，二者相關的研究有待進一步地深入。已有研究為生態文明建設與農業GTFP的理論闡釋與實證方法方面提供借鑒。浙江生態文明建設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應和經濟效應，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樣本”。本研究在闡述生態文明建設對農業GTFP影響的基礎上，利用2005—2019年浙江11個地市的面板數據，構建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GTFP測算方法，檢驗生態文明建設對農業GTFP的影響，最后提出促進農業GTFP增長的建議。有關研究結論為進一步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提供了有利的經驗證據支撐。

1 研究方法及數據說明

1.1 研究方法

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用來識別農業是投入型增長還是效率型增長，從而確定農業增長的可持續性，農業效率型增長是指來自于生產投入要素以外的體制機制、要素配置效率、規模效應以及技術進步對農業增長的貢獻。TFP的估算方法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索羅殘差法和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法為代表的參數法;另一種是以DEA分析法和Malmquist指數分析法為代表的非參數法。參數法需要考慮隨機因素對測量結果的影響，這種方法有時會高估技術進步指數，而非參數法則不考慮隨機因素的影響。Malmquist指數法不需要設定影響因素的具體函數關系，只要正確選擇投入產出指標，也不需要考慮各指標之間的具體函數關系即可求解出TFP，且可以對TFP增長進行因素分解，故而在TFP的測算中廣泛應用[16-17]?？紤]到浙江已全面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多維度影響農業GTFP。因此，本研究也采用DEA-Malmquist指數法測算浙江農業各地市的GTFP。

DEA-Malmquist指數法的理論基礎是Shephard距離函數以及方向性距離函數，在保證期望產出增加的情況下盡量減少非期望產出，較好地估算資源環境約束下的TFP水平。

假定在t時期中有m種投入向量xt=（x1，x2 ，…，xm）∈Rm + ，且存在s種期望產出向量yt=（ y1，y2，…，ys）∈Rs +，也有k種非期望產出向量ut=（u1，u2，…，uk）∈Rk +，于是，生產可能集為Tt={（xt，yt，ut）， yt、ut是xt的產出}，因此，生產投入集可表示為Pt（y）={xt：（xt， yt）∈Tt}，生產期望產出集可表示為Pt（x）={yt：（yt， xt）∈Tt}。所以t時期和t+1時期的產出距離函數為：

dt（x，y）=min{θ：（xt， yt/θ）∈P（x）}（1）

dt+1（x，y）=min{θ：（xt+1， yt+1/θ）∈P（x）}???????????????????? （2）

式中，θ表示技術效率指數，θ取最小值時，yt/θ和yt+1/θ為最大值。對指數進一步分解，可以得到：

M（xt+1， yt+1，ut+1， xt， yt， ut）=）×[×]（3）

式中，（xt， yt， ut）和（xt+1， yt+1， ut+1）分別為t時期和t+1時期的投入和產出向量;Dt和Dt+1 表示為第t期和t+1期決策單位的距離函數。根據公式（4）的線性規劃模型進行分解，可分別計算出Dt（xt，yt，ut）、Dt+1（xt+1，

yt+1，ut+1）、Dt+1（xt+1，yt+1，ut+1）和Dt（xt+1，yt+1，ut+1）的值。

[Di（xk'i'，yk'i'）]-1=θk

s.t.θk' i' ，yk'i'≤

zkiym k i， m=1，2，…，M

zkiym k i≤yn k' i' ， n=1，2，…，M

zki≥0，k=1，2，…，K

i，i'=s，t（4）

Malmquist指數（TFP）可分為兩部分：技術進步指數（TE）和技術效率指數（EFF）。在規模報酬可變的條件下，Fare等[18]將技術效率指數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指數（PE）和規模效率指數（SE）。因此，綠色Malmquist指數可以表示為：

GTFP=GTE*GEFF=GTE （GPE*GSE）（5）

當GTFP指數大于1，即綠色Malmquist指數大于1，表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是增長的;當GTFP指數小于1，則說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是下降的。當GTE指數大于1，表示綠色技術相對進步，當GTE指數小于1，則表示綠色技術相對落后;同樣，GEFF指數大于1，表示綠色技術效率相對提高，當GEFF指數小于1，則表示綠色技術效率相對下降。

1.2 變量及數據來源

本研究利用浙江省各地市2005—2019年農業部門相關數據，這些數據來自歷年的《浙江省統計年鑒》、《浙江環境統計年鑒》以及各地市統計年鑒。選取如下投入和產出變量。

1.2.1 農業投入變量 農業投入包括6個變量，分別為農業從業人數（萬人）、農作物面積（千hm2）、農用機械總動力（萬kW）、農用化肥施用量（折純為t）、農藥使用量（t）、農用塑料薄膜使用量（t）和農用柴油使用量（t）。

1.2.2 農業產出變量 農業產出包括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期望產出用農林牧漁業總產值表示，并用第一產業價值指數剔除價格波動的影響，得到不變價格總產值。非期望產出主要是指農業污染排放物。參考梁流濤[19]、郭文華等[20]和龍少波等[21]的研究，本文將農業碳排放量作為非期望產出，農業碳排放主要包括上述化肥、農藥、農膜、柴油等農資產生的碳排放，將這些碳排放量進行加總，即為非期望產出，公式為：

E=∑Ei =∑Si ×βi（6）

式中，E為農業碳排放總量;Ei 為農業中各類型的碳排放量;Si 為各類型的碳源;βi為各類型碳源排放系數，加總各類型碳源的碳排放量可得農業非期望產出，如表1所示。

2 浙江生態文明建設對農業GTFP影響的實證分析

新世紀以來，浙江堅持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為指引，有計劃、分階段地推動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生態文明建設增強了生態意識和綠色發展理念，不僅改善了農業農村生態環境，而且帶動了農業科技創新資源要素的集聚和農業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加快農業綠色發展。下面從3個方面考察2005—2019年期間浙江生態文明建設對農業GTFP的影響，并與農業TFP指數進行比較分析。

2.1 不同時期農業GTFP指數變化

在2005—2019年期間，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浙江農業GTFP指數波動起伏，如表2所示?？紤]農業碳排放時，全省GTFP平均增速為2.2%，不考慮農業碳排放時，全省TFP平均增速4.3%，且后者高于農業產值的平均增速，反映了當前農業GTFP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較低，農業經濟增長質量不高，農業綠色發展水平有待提高。農業GTFP增長率的峰值出現在2014—2015年度，增幅達到6.3%;其次是在2006—2007年度，GTFP增長6.0%;而在2005—2006、2009—2010、2013—2014和2017—2018年度農業GTFP是下降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綠色農業技術進步相對緩慢。農業TFP的較高增長分別出現在2010—2011和2011—2012年度，增幅高達11.9%和11.3%，說明資源要素重新配置對經濟增長貢獻非常大;而在2005—2006和2017—2018年度出現農業TFP負增長，降幅分別為2%，3.5%，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指數兩者下降是造成負增長的原因。

測算結果表明，浙江農業綠色技術進步與GTFP的變化是一致的，而農業綠色技術效率基本沒有變化，其分解變量綠色純技術效率和綠色規模效率也沒有變化。因此，表明農業GTFP的增長主要由農業綠色技術進步驅動的。在不考慮碳排放時，浙江農業TFP在大多數年份是增長的，農業技術進步平均增長4.8%，但農業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別下降了0.4%，0.2%，0.3%。純技術效率下降反映的是農業生產達到最優規模時投入要素的生產效率下降，這是由于在已有的組織制度安排下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的產出下降造成的，說明農業投入要素出現邊際報酬下降的現象。規模效率反映的是農業生產實際規模與最優規模存在的差距，規模效率下降，說明浙江農業生產實際規模未達到最優規模水平。在不考慮碳排放時，TFP增長主要來自農業技術進步，而農業技術效率的下降則拉低了TFP增幅。

2.2 各地市農業GTFP指數變化

浙江各地市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條件各異，推進維度和力度不盡相同，農業生產條件和產業結構差別較大，導致生態文明建設成效迥異，進而對農業GTFP的影響也大相徑庭。如表3所示，在考慮農業碳排放時，有10個地市農業GTFP為正增長，平均增幅為2.2%，其中，寧波市農業GTFP增幅最大，高達6.7%;舟山市的增幅為4.9%，位列第2;杭州和湖州市農業GTFP增幅超過4.0%，這些地市農業GTFP遠高于全省平均增幅，表明這些地市生態文明建設對農業GTFP具有較為明顯的促進作用。嘉興、紹興和臺州市農業GTFP增幅在0～2.2%之間，低于全省平均增幅;而在這段時期，溫州、金華和麗水三地市農業GTFP基本沒有變化，說明生態文明建設對這些地市農業發展并沒有產生顯著的溢出效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衢州是浙江省唯一一個農業GTFP指數下降的地區，降幅達到2%，從分解因素看，主要因為衢州農業技術進步較慢造成的，這與當地農業產業結構和農業科技創新與應用等因素緊密相關。

在不考慮碳排放時，各地市農業TFP平均增幅為4.3%，明顯高于GTFP增幅。其中，舟山市農業TFP增幅為8.1%，是全省最高的;寧波市為7.7%，排名第2;杭州、湖州和臺州市農業TFP增幅均高于平均增幅。而衢州農業TFP下降1%，仍是全省唯一下降的地區，究其原因，表現為農業技術進步相對落后、農業生產實際規模與最優規模存在差距等方面的原因所導致?？傮w上，生態文明建設促進了各地市農業TFP的增長，是各地農業增長的動力源泉，也應證了農業TFP增長的源泉來自于農業技術進步的觀點。

2.3 GTFP、TFP與農業實際產出的關系

從2005年到2019年，浙江各地市農業實際產出都實現了正增長，但增速基本都低于各地GDP增長速度。農業實際產出增幅最大是舟山市，增速為8.69%，臺州市增速為6.90%，位居第2，增幅最低的是嘉興市，平均增速僅為0.54%，衢州市的增幅為2.68%，僅高于嘉興市。農業GTFP和TFP差距最大的是臺州市，二者相差5.5個百分點，舟山市相差3.2個百分點，接下來依次是溫州、金華和麗水市，反映出這些地區的農業增長仍以農藥化肥等要素投入增長為特征，農業綠色發展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寧波、杭州、湖州和嘉興等4市農業TFP增長率高于實際產出增長率，說明這些地市TFP對農業增長的貢獻較大;其余7地市TFP增長率均低于農業實際產出增長率，表明這些地市農業TFP的貢獻作用較小，農業發展中投入要素增長的貢獻仍起到重要作用。衢州市農業GTFP和TFP均為負增長，雖然農業實際產出有所增長，但仍屬投入型增長，TFP未能對農業經濟增長發揮作用。嘉興市農業增長已出現瓶頸，且嘉興生態環境治理任重道遠[23]，因而亟需提高GTFP增長率以促進農業綠色發展。

圖1顯示了2005—2019年期間浙江農業GTFP與TFP的變化關系?？傮w上，二者走勢基本相同，二者對農業實際產出的貢獻趨勢也基本相同。農業TFP要高于GTFP的增幅，在2006—2007、2010—2011、2011—2012和2014—2015年度二者增幅均較大，但差距也較大，這既表明TFP對農業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又表明浙江農業綠色生產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而在2005—2006和2017—2018年度浙江農業TFP和GTFP不僅同為負增長，而且前者要比后者下降幅度更大，根據指數構成因素分解，發現這些時期由于農業生產實際規模與最優生產規模之間存在差距，導致規模效率指數明顯下降造成的。2009—2010年與2013—2014年度出現農業GTFP為負值而TFP為正值的情形，相比其他年份，這兩時期的TFP增長率都比較小，環境約束對農業生產仍有較大影響，同樣也表明需要提高農業綠色生產水平。

3 結論與政策含義

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已全面融入社會經濟生活，推動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建設通過直接或間接傳導機制影響著農業生產環境、農業投入、農業技術以及農業非期望產出等方面，從而從多個方面對農業GTFP產生影響。本研究利用2005—2019年浙江省11個地市農業投入產出截面數據，運用DEA-Malmquist指數法實證檢驗生態文明建設對農業GTFP增長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

（1）從時間維度看，總體上，生態文明建促進了浙江農業GTFP的增長。具體來看，農業GTFP出現了10期正增長，其中，2014-2015年度增幅最大;而TFP出現了12期正增長，其中，2010-2011年度增幅最大，但GTFP的增幅基本都小于TFP，意味著浙江農業綠色發展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2）從各地市看，生態文明建設幾乎對浙江各地市農業GTFP具有溢出效應。寧波、舟山、杭州和湖州市農業GTFP增幅要高于全省平均值，而溫州、金華和麗水市農業GTFP變化不明顯。臺州市農業GTFP與TFP二者相差最為懸殊，需要重視農業綠色發展水平的提高。衢州市農業GTFP和TFP為負值，農業經濟仍屬投入型增長，要強化GTFP對農業發展的貢獻。

（3）從對農業實際產出的貢獻看，杭州、寧波、湖州和嘉興市農業GTFP和TFP增幅顯著，GTFP對這些地市農業實際產出貢獻大，而其他地市GTFP增幅都小于農業實際產出增幅，GTFP對農業產出的貢獻相對較小。

從上述分析結論看，雖然生態文明建設總體上促進了浙江農業綠色發展水平，但仍有較大提升空間。為此，要從以下方面入手不斷提升農業GTFP，進而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

一是要重視農業GTFP的變化。TFP是農業增長的源泉已成共識，但要實現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更需要高度重視農業GTFP的變化;同時，由于GTFP與TFP仍有較大差距，也表明要進一步提高農業綠色生產意識，逐漸提高農業GTFP的貢獻率。因此，要切實控制農業要素投入數量，尤其是農業、化肥、農膜等對環境影響較大的投入物資，全面落實好“肥藥”實名制購買和定額制施用“兩制”縣域全覆蓋和農膜的全面回收制度，從而倒逼農業綠色發展。

二要加快綠色農業技術進步與技術效率的提升。GTFP增長是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動能，通過加強鄉村生態文明建設，加速推進使用更高效、更先進的農業技術設備和高質量的生產要素，加快農業技術進步。同時，也要重視農業技術效率的提升，優化要素配置的生態環境，完善農業技術轉讓市場，加快建立農業技術的公益化制度，推動農業技術的擴散，防止農業技術的長期壟斷，進而促進農業技術效率的提高。

三要加快落后地市農業GTFP增長。因各地市經濟發展水平、自然生態環境以及農業產業結構等不同，生態文明建設的溢出效果存在明顯區域差異，GTFP對各地農業實際產出貢獻顯著不同。對于農業GTFP增長落后地區如衢州市，需要采取提高投入要素質量，加快農業技術進步以及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等舉措;而對于農業GTFP與TFP二者存在較大差距的地區如臺州市，要進一步降低農業生產的污染排放，提高綠色要素投入，進而逐漸提高農業綠色發展水平。

參考文獻：

[1] 李維明， 高世楫， 楊艷， 等. 十八大以來我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明顯改善： 2020年第238號[R].2020.

[2] 于法穩. 習近平綠色發展新思想與農業的綠色轉型發展[J]. 中國農村觀察， 2016（5）： 2-9， 94.

[3] 李益求. 綠色發展理念下我國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途徑研究[J]. 農業經濟， 2020（1）： 40-42.

[4] 王飛， 石祖梁， 王久臣， 等. 生態文明建設視角下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思考[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 2018， 39（8）： 17-22.

[5] 翁伯琦， 張偉利. 試論生態文明建設與綠色農業發展[J]. 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3， 16（4）： 1-4.

[6] 劉嘉敏， 劉巍. 論習近平農業綠色發展思想[J]. 理論觀察， 2017（4）： 37-39.

[7] 鞏前文， 李學敏. 農業綠色發展指數構建與測度： 2005—2018年[J]. 改革， 2020（1）： 133-145.

[8] 魏琦， 張斌， 金書秦. 中國農業綠色發展指數構建及區域比較研究[J]. 農業經濟問題， 2018（11）： 11-20.

[9] 徐雪高， 鄭微微. 農業綠色發展制度機制創新：浙江實踐[J]. 江蘇農業科學， 2018， 46（16）： 293-296.

[10] 黃國勤. 長江中下游地區農業綠色發展的意義、問題及對策[J]. 浙江農業科學， 2020， 61（9）： 1699-1706.

[11] 王留鑫， 姚慧琴， 韓先鋒. 碳排放、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與農業經濟增長[J]. 經濟問題探索， 2019， 439（2）： 142-149.

[12] 展進濤， 徐鈺嬌， 葛繼紅. 考慮碳排放成本的中國農業綠色生產率變化[J]. 資源科學， 2019， 41（5）： 884-896.

[13] 張林， 冉光和， 藍震森. 碳排放約束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及分解[J]. 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3）： 22-32.

[14] 孟祥海， 周海川， 杜麗永， 等. 中國農業環境技術效率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變遷——基于種養結合視角的再考察[J]. 農業經濟問題， 2019（6）： 9-22.

[15] 楊萬平， 李冬. 中國生態全要素生產率的區域差異與空間收斂[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2020， 37（9）： 80-99.

[16] 高帆. 我國區域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演變趨勢與影響因素——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2015， 32（5）： 3-19， 53.

[17] 葛鵬飛， 王頌吉， 黃秀路. 中國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算[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8， 28（5）： 66-74.

[18] F?RE R， GROSSKOPF S， NORRIS M， et al. Productivity growth，technical progress，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1）： 66-83.

[19] 梁流濤， 馬凱， 楊渝紅. 經濟增長與耕地消耗的關系研究——基于協整理論的分析[J]. 地域研究與開發， 2009， 28（6）： 63-67.

[20] 潘丹， 應瑞瑤. 資源環境約束下的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研究[J]. 資源科學， 2013， 35（7）： 1329-1338.

[21] 梁俊， 龍少波. 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及其影響因素[J]. 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 14（3）： 1-12.

[22] 伍芬琳， 李琳， 張海林， 等. 保護性耕作對農田生態系統凈碳釋放量的影響[J]. 生態學雜志， 2007， 26（12）： 2035-2039.

[23]付洪良， 周建華. 縣域視角下浙江鄉村生態治理評價及差異影響因素分析[J]. 江西農業學報， 2021， 33（5）： 146-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