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中的“精神勝利法分析”分析

摘要：《圍城》這部被夏志清教授譽為“中國近代文學史中最偉大的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的小說，深刻描述了方鴻漸式的“現代型多余人”知識分子形象。他們的精神勝利法，不僅是《圍城》中故事主角的性格和精神風貌的顯現，更有著深刻的哲理意蘊。

關鍵詞：《圍城》;精神勝利法;

一、《圍城》中精神勝利法的哲理意蘊

《圍城》的主題意蘊絕不僅僅只是表現知識分子的眾生相，還蘊藏著豐厚的哲理意味。知識分子精神勝利法的特征，也不可能只是表現在國民劣根性而已?！秶恰分械木駝倮ǖ拿鑼懯强梢宰鳛槲恼戮€索的，作者把對方鴻漸的描寫串聯起來，是能夠清晰的表現人物性格和啟示讀者來體味主題意義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勝利，不僅是《圍城》中故事主角的性格和精神風貌的顯現，也有關于人生的“斯芬克斯之謎”。這種精神勝利法的哲理意味首先表現在反映現實，作者的創作目的也是要寫現代中國社會的某一部分，和社會群體的某一類型，反映出以方鴻漸為代表的新式文人的“類”生活。而這類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群體的一部分而存在，他們確實生活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中，當然也就受復雜的社會現實所影響。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恰恰是處于抗日戰爭這個敏感又脆弱的時期。恰恰在這個特殊而敏感的時期，塑造了方鴻漸等這樣一批既想要坦誠生活，卻又偏偏坎坷多磨的“現代型多余人形象”。社會背景的動蕩不安，社會現實的殘酷無情，社會群體的迷茫浮躁，都滲入到作品的形象性格之中，都可以通過作品來細細觀察。同時，作者也通過形象的自我陶醉式精神勝利來啟示人們，知識分子只有走上一條嶄新的革命之路才會有希望，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中華民族的利益，民眾的解放相結合，才能有出路。二是反映人生。方鴻漸的懦弱，自尊癖和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法的展現過程，也同樣是他走向圍城的過程，“圍城”的寓意不只是指主人公被困家庭之圍城，戀愛婚姻之圍城，事業之圍城，在更深層次的意味中體現著對人生和對現代社會的富有哲理意義的思考，更深程度上是說人生的圍城?！秶恰返乃枷肱薪K極意義是直指人生的，這種追求是具有普遍性的。方鴻漸在面對家庭、事業、婚姻時的困惑和無奈，面對同事、朋友、愛人的阻距和無奈，面對理想、命運、人生的怯懦和徘徊，是有啟發意義的。正如夏志清先生認為：“圍城是一部探討人的孤獨和彼此間無法溝通的小說”。它啟示人們，當面對命運的虛無與荒誕和深陷環境的沼澤時，我們始終無法逃避，只有鼓起勇氣，敢于反抗著困境，才能找到存在的勇氣，從虛無的深淵中掙扎出來。作者對人物精神勝利法的每一次刻畫，都意味著人物在圍城的邊緣試探。而關于“圍城”的解釋，文中蘇文紈借法國諺語有所表示：“法國也有這么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狈进櫇u便是這“籠中鳥”“城外人”，在來去之間，被命運弄得暈頭轉向，也被困境撞的遍體鱗傷。

二、精神勝利法的喜劇內涵

除此之外，《圍城》中還展現了一種新的精神向度。前文已略有闡釋，《圍城》中的精神勝利法是帶有喜劇意味的，準確的說從《圍城》開始，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喜劇精神就開始興起。方鴻漸在家庭、事業、愛情上的自我麻醉，李梅亭的自戀情結，范小姐的老女人虛榮心態，蘇文紈的自負心理……都是伴隨著中西文化交融的穿插著喜劇意味的知識分子精神勝利法。黑格爾認為喜劇的主體能夠保持輕松的心情的原因，是因為要追逐的目標是沒有實體意義的，或者就算存在實體意義，然而在實質上卻還是與主體的性格相悖，所以他的最終目的也因此喪失了其實體意義。黑格爾討論的喜劇，是能夠與《圍城》中的喜劇精神相契合的，表現形式有兩種：一種是消解目的，已經不把最終目的當作實體性的東西來實現;二是雖然目的有實體性，但性格與目的相反，根本無法達到，所以目的歸根結底是虛無的。這兩種喜劇性的精神勝利法均在文中可以得到體現。一是“圍城”的思想內蘊是目的之消解。城外的人總是念著城里的“風景”，而城里的人又偏偏想著城外的“風光”，雙方的目的，歸根結底都是虛無的，就如方鴻漸在與唐曉芙的戀愛遇挫后，便馬上又怯懦的想到了“圍城”，又走上逃避主義和虛無主義的路。在啟程去往三閭大學的船上，他對趙辛楣感慨說又想到了蘇小姐說的那個“圍城”的含義，最近他對于人世都有這個感想了。此時的方鴻漸用“圍城”去看待人生萬事，實質上這種目的之虛無已經顯而易見，在喜劇氛圍里，有悲劇的情感在蔓延，在生活中表現得越認真，就會顯得越可笑。第二種，最終目的具有實體性，但仍然擺脫不了這無意義的陰影，方鴻漸要擺脫蘇文紈追求唐曉芙，這是明確的目的，可以說是具有實體性的，但這一切看似簡單的感情線索，到了方鴻漸那兒就拖泥帶水，模棱兩可，把自己的戀愛弄得支離破碎，讓人覺得既可笑又悲哀。對于蘇文紈的熱切追求，他從來沒有明確且堅定的拒絕，甚至受不住誘惑吻了她;而面對唐曉芙的不實指責 ，他也不屑辯解，不愿澄清，只是怯懦的承認自己是個騙子，不配再來愛她。這軟弱無力，自我麻醉的性格，是不可能完成那清晰的感情路線的，所以最后仍然歸于無意義。

而這喜劇精神的脈絡無限延伸，最終的指向也只能是生活的荒誕，主體的目的和理想一旦消解的無影無蹤，生活便到處雜亂無章，支離破碎，走向荒誕。拿方鴻漸的生活舉例，他用精神勝利法使自己幸福，踏入圍城碰壁后，又想走出這圍城，以最怯懦無力的性格成了這時代的“多余人”。他逃離海外，卻又沖進了家庭瑣碎的漩渦，他逃離上海，卻又沖進了三個大學，這硝煙之地，他逃出了蘇文紈，唐曉芙的戀愛，卻又陷入了孫柔嘉的愛情陷阱。他對生活有過渴望，他對理想也確有追求，但這一次次看似希望的圍城，又給他帶來了絕望的深淵，像文中那只老鐘的鐘擺一樣，在絕望與希望之間來回擺動，讓方鴻漸的人生命運陷入無盡的尷尬與荒誕，所以作者在文末感慨到，那個方鴻漸父親送的老鐘，卻恰恰無意的涵蓋了對命運的無盡的諷刺和感傷，揭示出人性之荒誕與虛無。

參考文獻

[1]錢鐘書.圍城[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2]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3]季進.錢鐘書與現代西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作者簡介：燕雨

（1997-6-17）女，漢族，籍貫：遼寧省葫蘆島市，當前職務：學生，學歷：研究生，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