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視閾下女性主義話語抗爭與實踐

摘要：本文基于互聯網視角，從其背景、內容與發展困境三個角度闡述在社交媒體中的女性主義話語抗爭與實踐。本文首先闡明選題背景，從情感、文本以及社交媒體本身三個維度分析社交媒介上的女性主義話語傳播。同時，筆者結合話語理論，嘗試反思女性主義發展遇到的困境。

關鍵詞：社交媒體、女性主義、話語抗爭

1選題背景

在女性主義興起之初，女權問題往往與種族與階級問題聯結在一起，成為社會批判性議題的主要議題。但是伴隨著冷戰的終結，階級議題被清算，這些議題不再被擺在明面上，而成為一種隱形的存在。女性主義逐漸與種族、階級問題剝離開來，成為現在社會熱議的議題。女權主義者關注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通過自己的抗議表達和社會行動，努力實現自己的訴求。

一方面，社交媒體的發展帶來了團體的集聚，使女權主義者能夠找到自己的組織，進而擴大圈子，進而形成一定的影響力的集體行動。另一方面，由于話題表達的特殊性，只有通過超越時空的社交媒體，才能形成廣泛的情感共同體，而社交媒體的匿名性為女權主義者提供了表達的勇氣。[1]

社交媒體是新時期女性主義表達的關鍵因素。本文試探討女性主義者在社交媒體上的抗議表達和社會行為，并分析對社會現實的推動作用。對習慣于忍讓和沉默的女性而言，社交媒體構建的虛擬環境使使她們能夠重新敘述自己的生活，有助于她們從批判的角度重新審視父權社會的話語權力關系，從而爭取到女性話語權，構建女性話語體系。

2從三個維度分析社交媒體視閾下的女性主義傳播

2.1社交媒體的情感聯結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婦女逐漸走入進入生產市場，但性別歧視與兩性對立的傳統思想仍貫徹在日常工作中。正是在這種維度對比中，性別不平等變得更加明顯，爭取婦女權利正逐漸從個體的行動轉向社會團體的行動。同時，隨著媒體的發展，以前不存在的社會問題也開始出現在公眾面前，如性暴力、家庭暴力、重男輕女等。社會媒體上的不平等僅僅是廣泛社會環境中的一隅，當它集中在社會媒體上或無處不在，并被女權主義者分析和傳播時，它們足以引起社會群體的關注與矚目。社交媒體也在不斷的交流與傳播中放大了這種情感角色運動。因此，社會化媒體信息呈現的特殊性對社會化媒體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少數受害者在社會上有著相同的聲音，雖然抗議話語的大部分表達都發生在虛擬網絡空間中，情感訴求是受害者，但話語層面的斗爭將轉化為真正的權利和利益斗爭。例如，在“MeToo”運動中，許多受害者不再沉默，而是采取法律行動捍衛自己的權利;弦子訴朱軍性侵案至今仍在繼續發酵，案發現場有大批志愿者支持弦子。這種網絡話語斗爭，已經演變成一種為群體利益的實際爭奪。其中我們還可以觀察到，雖然女性在為自己的權益而奮斗，但人群中也有不少男性。由此可見，這種情感聯系下的抗議行動，絕對不是一種性別對抗，而是在現有社會意識下對非理性的一種反抗和斗爭。

2.2以文本解讀為主的意見表達

社交媒體作為交換意見的平臺，所有的表達方式都會被重新解讀，原有意思被不斷解構，重新建構成新的表達意思。女性主義者往往能敏銳地感受到媒體對性別問題的表達，避免在文本傳播上激發兩性對立與矛盾。

在新聞媒體中，社會事件報道中的性別歧視現象層出不窮。例如，在負面報道中傾向于強調女性的性別，而男性則不然。2018年重慶萬州公車事件，就是女司機刻板印象導致新聞逆轉的一個例子。通過在微博平臺上轉發帶有歧視性標題的新聞報道，不難發現女權主義者對這種性別歧視文本具有明顯的警惕性。

《三聯生活周刊》的一篇新聞報道標題為“在高鐵上，女性不愿把座位讓給坐在旁邊的男性受到譴責”，新聞內容是男人被迫和女人換座位，女人拒絕后受到批評。消息發出后，其熱點話題、評論和轉發都是對其標題的指責。不到兩個小時，三聯生活周刊就以“高鐵換座位遭拒，男女乘客坐隔壁”為題。女性主義者以對抗的方式解讀傳播主體傳遞的信息，這已成為社會媒體話語斗爭的主要方式。

在2020年的疫情期間，由女權主義者在微博上發起的“女工”一類話題以及隨后的一系列活動，可以說是從話語斗爭延伸到實踐關懷的重要節點。原因是在疫情期間，主流媒體對各行各業工人的報道中沒有女性。然而，她們的勞動技能和職業需求等已被削弱，成為無形的產品。四家主流媒體的249條微博中，只有9條反映了女職工的“工作困難/需要”。新聞報道忽視了婦女對工作的貢獻的社會作用，而是強調了婦女作為母親和妻子的性別角色。[2]于是2018年以來崛起的微博諸多骨干意見領袖開始解讀和抵制此類話語，在社交媒體上形成了大規模的話語斗爭。[3]并由此衍生出為女員工在疫情期間提供衛生巾等線下救助女性的“姐妹平安戰防疫行動”。

2.3在媒介內容生產端更注重性別意識

生產性傳播者也從源頭開始回應這種斗爭。近年以女性為主體的綜藝節目和影視劇層出不窮，并試圖回應社會中女性的困境。2020年，頗具影響力的綜藝《乘風破浪的姐姐》和電視劇《三十而已》關注整個社會對男權社會女性的要求，并且鼓勵女性做自己，這種反思和回應無疑會產生一些啟示。

3社交媒體對于女性話語傳播的困境

3.1女性話語者本身的局限性

女性主義的話語者具有很強的分層性。在女權發聲中，其參與主體是一二線城市的年輕女性精英，多數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由于自身條件的特殊性，她們進入了傳統上長期屬于男性的物質生產領域，對社會的差別待遇感觸更深?？萍几锩谷祟愡M入了大眾分裂的時代，女權主義被打上“先鋒”、“獨立”等等標簽。社會化分層嚴重，知識鴻溝的加劇使得女性話語的傳播本身隔離了一些女性，暫時成為一種固定的圈子狂歡。

3.2從話語理論窺視女性話語的隱憂

從女性主義話題的發展趨勢來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固有認知的非理性。但同時也要看到，此種話語體系是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的產物。以女性年齡傳播的話語為例，無論是從綜藝節目、影視制作的角度，還是從新聞標題的角度，這看似是一場爭取兩性平等的斗爭，卻過分強調了女性的特殊性和年齡的突破。以年齡為標志，是傳統男權話語體系下對女性的審判標準，實際上是從男性的角度進行的一種解讀和回應。

?？碌脑捳Z理論認為，話語是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用下的產物。在?？碌脑捳Z理論體系中，話語與權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即所謂話語即權力。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略谡撌鲈捳Z時更加注重其外部性。由于男權制的根源已久以及其潛移默化的影響，某種程度上來說女性主義話語身處于男權話語體系中，難以完全不受其影響。因此一些爭取平權的話語與話語引發的實踐，事實上是在男性話語體系內被解構與重新建構。

4總結

從我國女性主義抗爭實踐來看，不同于國外的實戰抗爭表達，它更多地呈現出一種網絡虛擬話語的對抗。而在虛擬環境中，我們不可避免地收到場域的影響，從而將自己置身于擬態環境中，將虛擬當作現實，并在現實中不斷實踐虛擬事件。理性是一種歷史產物，但又是一種極其矛盾的歷史產物。因為理性的產生總是產生于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中。在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社會歷史的客觀條件下，我們應基于客觀事實，用邏輯去分析和推理傳播話語，不讓自己淪落為情緒的囚徒。

參考文獻：

[1]馮劍俠.《“發聲”作為一種抗爭：#MeToo運動中的情感勞動》，新聞界.2019年10期

[2]馮劍俠.《看見女性勞動者—新冠疫情中的女性自媒體與話語行動主義》，新聞記者.2020年10期

[3]戴錦華.《尋求女性身份重塑的新維度》，觀視頻工作室.2020年10月22日

作者簡介：歐陽悠悠（2000-3）女，漢族，籍貫：湖南省長沙市，學歷：大學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性別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