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偏差與地域差異：青少年視野中的網絡風險

余建華，孫麗

(1.重慶工商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重慶 400067；2.重慶工商大學 創新創業學院，重慶 400067)

一、問題的提出

自1986年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正式提出“風險社會”概念以來，特別是1992年《風險社會》一書的英文版問世之后，有關風險社會的研究開始成為西方學者關注的焦點。國內學者對風險社會的關注始于21世紀初，特別是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發，讓他們愈加意識到風險社會研究的重要性，繼而紛紛加入風險社會研究這一陣營。在關注現實社會的風險問題時，以互聯網技術為核心架構出來的網絡社會因存在網絡犯罪等網絡社會問題，并具備風險社會的內在結構要素，也被認為是一個風險社會，即“網絡風險社會”?！熬W絡社會正是這樣一個災難的可能性和不確定性已經成為其內在結構要素的社會形態，因而在本質上是一個風險社會?！盵1]當網絡社會步入風險社會或至少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社會，且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愈加顯著時，網絡風險問題也就在公眾的視野中凸顯出來。

在日益增長且數量龐大的網民當中,青少年網民尤為引人關注。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2015年中國青少年上網行為研究報告》顯示，早在2015年，青少年網民規模就已達到2.87億，占當時中國青少年人口總體的85.3%，占全國整體網民比例的41.7%，遠高于該年50.3%的全國整體互聯網普及率。與此相映照的是，由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和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聯合發布的《2020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2020年我國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已達94.9%。其中，城鎮和農村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分別為95%和94.7%，均達90%以上。青少年正處在成長階段，對外界充滿好奇，但因知識和經驗匱乏，他們的心智相對不夠成熟，易為外界不良現象所迷惑?；ヂ摼W作為現代科技的產物，其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使用便捷，極大地迎合了青少年的特定心理需求。在暢游網絡的過程中，青少年也面臨隱私泄露、網絡病毒和垃圾信息等各種風險。在與青少年網絡風險相關的諸多議題中，一個重要的話題是青少年對網絡風險的認知問題：在青少年看來，他們本人遭遇網絡風險的可能性及后果嚴重程度，與其他人相比，是否有所不同？青少年對網絡風險的認知是否存在地域差異？

二、網絡風險項目的確定

1991年，美國杜克大學Fischer教授等[2]在其撰寫的WhatRisksArePeopleConcernedAbout？一文中，將人們關心的風險歸結為疾病、犯罪、戰爭等12個類別。受Fischer等的啟發，2003年，北京大學XIE X F(謝曉菲)教授等[3]在同一雜志上發表了WhatRisksAreChinesePeopleConcernedAbout？一文。在該文中，謝曉菲等提煉出了中國人最關心的28個風險項目，包括人口過剩、社會道德敗壞、環境污染等。盡管研究的關注點有所不同，但無論是Fischer還是謝曉菲等，都提到了風險認知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即人們關注的風險項目到底有哪些？風險項目的確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確定了風險項目，才能進一步了解人們如何看待這些風險項目，才能開展風險認知研究的后續相關工作，如風險認知水平的測量等。至于如何確定風險項目，研究者做法不一。有的對風險項目的確定相對簡單，主要依據經驗或是簡單討論，有的則會經過較為復雜的程序進行提煉。例如，在Fischer等的研究中，研究者首先要求受訪者列出他們當前最關注的風險；一旦受訪者完成了這項任務，研究者會要求受訪者從所列的風險中挑選出他們最關注的5個，并按照關注程度從高到低依次排序；最后，研究者對所有收集來的風險項目進行歸納整理。

借鑒Fischer等的做法，在確定青少年視野中的網絡風險項目時，筆者主要采取如下做法：首先，擬定一個開放式問題：“就你個人而言，你認為與網絡相關的風險有哪些？”其次，采用方便抽樣方法，抽取擬訪談的對象。從初中、高中和大學中各抽取部分青少年作為訪談對象。這一環節總共抽取了134位青少年，全部在重慶完成。需指出的是，本文采用的雖是非概率抽樣方法，但在抽取樣本時，還是充分考慮了性別、年齡、城鄉等因素，以增強所抽取樣本的代表性。再次，對訪談對象進行訪談。訪談分當面訪談和書面訪談兩種。無論是當面訪談還是書面訪談，青少年在回答擬定的問題時，都只需要將他們所想到的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說出或是記錄下來即可，無需按照先后抑或重要程度等某種規則來排序。最后，待所有訪談資料回收后，課題組成員對資料進行整理，經過充分討論分析，把相同或相似的網絡風險歸為一類，剔除個別的極端項目，對存在交叉重復的項目進行合并，初步歸納出青少年視野中13個網絡風險項目：隱私泄露、不良信息、垃圾信息、網絡詐騙、網絡暴力、惡意騷擾、網絡病毒、黑客攻擊、資料丟失、網絡故障、買到次品、費用超支和網絡成癮。

三、調查的實施

本文調查對象為年齡在12～24歲、半年內使用過互聯網、正在初高中或大學求學的青少年學生。抽樣時，采取的是多階段抽樣方法。首先，依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及互聯網普及程度，將我國分為東、中、西三個地區；然后，在東、中、西三個地區各抽取一個有代表性的省(或直轄市)?？紤]到東、中、西三個地區內部也存在一定差異，取樣時盡可能抽取經濟社會發展及互聯網普及程度處于中等水平的省份，因此，以山東、河南和重慶作為東、中、西三個地區的代表。每個省(或直轄市)抽取700人，共計2 100人。在各地區代表省(或直轄市)按分層抽樣方法抽取大學、高中和初中各兩所。其中，大學按文理劃分，抽取文科為主的大學和理科為主的大學各一所。高中按是否重點劃分，抽取重點高中和普通高中各一所。初中考慮城市和農村之分，因城鄉初中生在網絡風險認知方面可能存在較大差異，故抽取城市初中和農村初中各一所。大學、初高中采用不同的分層標準，旨在根據調查對象分布的實際情況，使所抽取的樣本盡可能具有代表性。分層之后，再參照2016—2018年度教育部發布的各級學校在校生情況，以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最新統計報告，按照簡單隨機抽樣原則，從大學、高中和初中分別抽取310人、180人和210人。抽取方法如下：在抽中的兩所大學中，大一到大四每個年級抽取70人。因大學本科正常畢業年齡為22歲，而本次調查的年齡上限是24歲，故從符合年齡的研究生中再抽取30人。高一到高三每個年級抽取60人，初一到初三每個年級抽取70人。

采用自填問卷法中的集中填答法進行資料收集。通過輔導員、班主任或任課教師等協助，先將被調查者集中起來，由調查員統一講解調查的目的、意義及注意事項，然后集中填答，統一回收。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2 100份，回收問卷2 076份，問卷回收率約為98.9%。經審核，最終得到有效問卷1 898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約為90.4%。

風險包括發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嚴重程度兩方面，在正式調查中，筆者要求被調查者從以上兩方面依次對13個網絡風險項目進行評定。整個評定采用李克特量表五級評定方法。網絡風險發生可能性按照可能性大小劃分為“非?？赡堋薄氨容^可能”“一般”“不大可能”和“很不可能”五個等級，分別記5分、4分、3分、2分和1分。得分越高，表明發生的可能性越大。網絡風險發生后果嚴重程度則分為“非常嚴重”“比較嚴重”“一般”“不大嚴重”和“很不嚴重”五個等級，也分別記5分、4分、3分、2分和1分。得分越高，表明后果越嚴重。

因要分別考察在青少年認知中這些網絡風險項目發生在其本人身上和其他人身上的可能性與后果嚴重程度，問卷中用于測量青少年網絡風險認知的子量表共有四個，分別測量青少年眼中這些網絡風險項目發生在其本人身上的可能性、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可能性、發生在其本人身上的后果嚴重程度和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后果嚴重程度。以克朗巴哈系數對各量表內部項目之間的一致性進行檢驗，結果顯示，這四個子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數分別為0.91、0.93、0.90和0.92，表明測量的信度非常好；以KMO和Bartlett球形度檢驗對測量的有效性進行檢驗，KMO值分別為0.91、0.93、0.89和0.92，說明這四個子量表均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因此，本次對青少年網絡風險認知的測量，結果可信且有效。

四、結果與分析

每個網絡風險項目發生的可能性(或后果嚴重程度)得分按如下方法計算：將所有被調查者在該項目上的可能性(或后果嚴重程度)得分相加，然后除以被調查者總數，即為該項目的可能性(或后果嚴重程度)得分。每個網絡風險項目的可能性(或后果嚴重程度)得分均在1～5分之間。

如果把表1中“青少年本人”這一列的得分和“其他人”這一列的得分相比較，即可發現，無論是對網絡風險項目發生可能性還是對發生后果嚴重程度的認知，“青少年本人”這一列的得分均低于“其他人”這一列的相應得分。進一步的檢驗表明，這種差異具有顯著性(α=0.05，p值均為0)。這說明，相對于其他人而言，青少年認為，網絡風險發生在其本人身上的可能性更低；即便發生了，產生的后果也沒有其他人嚴重。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青少年在對其他人風險進行評定時，由于對其他人缺乏清晰認知，他們通常會以自己為參照點來進行評定。由于風險可能帶來不良后果，青少年本人會盡力避免，因為從本意上說，誰也不愿意讓自己遭受損失。由此，在進行風險評定時，他們會有意或無意地拉低自己分數，認為自己不大可能遭遇這些風險；即便遭遇了，后果相對也不那么嚴重，最終導致青少年本人風險要低于其他人風險?？唆敻裾J為，對他人判斷的不充分是人類判斷中的一個共同性偏見，要改變這種狀況，應及時給判斷者提供關于其自我判斷脫靶的反饋信息并交給他們一些有效的元認知技能，使判斷者找到比較判斷的正確校標[4]。

表1 青少年對不同網絡風險項目發生可能性和后果嚴重程度的認知(N=1 898)

續 表

本次調查涉及東、中、西三個地區。表2和表3是分地區的統計結果。

表2 不同地區青少年對不同網絡風險項目發生可能性的認知

表3 不同地區青少年對不同網絡風險項目發生后果嚴重程度的認知

表2的數據表明，在對網絡風險項目發生可能性認知方面，在 “青少年本人”和“其他人”這兩列數據中，河南青少年的得分最高，重慶次之，山東最低。只有極少數例外，如山東在黑客攻擊這一項上的得分為三個地區最高，在“其他人”這一列，河南在網絡詐騙和網絡病毒這兩項上的得分略低于重慶。對三個地區的得分差異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山東與河南、山東與重慶、河南與重慶，兩兩之間的得分差異均顯著。這說明，在對網絡風險項目發生可能性認知方面，河南青少年感受到的風險最大，其次是重慶，山東的最低。

表3的結果與表2有所不同。在表3“青少年本人”這列，檢驗結果顯示，河南與重慶、重慶與山東、河南與山東之間，差異均不顯著。在表3“其他人”這列，河南與重慶之間差異不顯著，山東與河南、山東與重慶之間的差異均顯著，且山東的得分顯著低于河南與重慶。這說明，在網絡風險項目發生后果嚴重程度認知方面，也存在地區差異，但差異不如對網絡風險認知發生可能性的認知那樣明顯。

山東、河南和重慶三地青少年在網絡風險認知上之所以存在差異，與他們所處區域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等有較大關系。山東作為“孔孟之鄉”，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仁”，提倡寬容待人、互敬互愛；而“信”講究的就是待人處事上的誠實不欺。生活在仁愛互信的文化氛圍中，青少年感知到較低的網絡風險也就不足為奇。而河南地處中原，歷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戰爭的侵擾再加上黃河泛濫等自然災害影響，讓生活在此處的人們感受到較大風險，而這種風險意識通過歷史的積淀流傳下來，進而影響青少年對網絡風險的認知。重慶地處四川盆地，偏居西南，受儒家文化影響不如山東大，受到戰爭和自然災害影響也沒有河南那么明顯，居民的風險意識不會過于極端。因而，重慶青少年感知到的網絡風險大體居于山東和河南青少年之間。

五、結論與討論

網絡風險認知是伴隨互聯網興起而新出現的一個研究領域，近年來開始受到相關學者關注。本研究沒有遵循網絡風險認知研究的常規做法，即以消費者為研究對象[5]，或是將研究對象局限于大學生群體[6]，而是以12～24歲的青少年網民為研究對象，從網絡風險發生可能性和后果嚴重程度兩方面，對青少年網絡風險認知進行研究。抽樣調查結果表明，青少年對網絡風險認知不僅存在偏差，而且存在地域差異。

青少年在網絡風險認知上的偏差可以解釋與青少年相關的諸多網絡風險事件的發生。例如，青少年為什么會網絡成癮？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相對于他人，青少年認為自己網絡成癮的可能性不大，即便網絡成癮，也不會產生嚴重后果。再比如，青少年為什么會被網絡詐騙？原因之一是，他們認為自己不大可能遭遇網絡詐騙，即便遭遇，也不會有太大損失。鑒于青少年在網絡風險認知上的偏差，在以青少年為對象的網絡風險教育中，要讓青少年充分認識到這種偏差的存在以及可能的后果，從而有針對性地對青少年進行網絡風險教育。

青少年網絡風險認知存在地域差異且這種差異還與青少年所處區域的地理位置、歷史文化等因素相關。這意味著，青少年網絡風險教育除了應注重常規的家庭、學校等因素之外，還應從當地的歷史文化中挖掘素材。同時，也要辯證看待歷史文化因素與當下的關系。例如，教育青少年既要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坦誠相待，又應對網絡風險抱有必要的警惕之心，但又不能因此妨礙人與人之間的正常交往。

因研究視角取舍之緣故，本文主要聚焦于青少年網絡風險認知偏差和地域差異，對有關青少年網絡風險認知的其他議題，例如，不同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和家庭背景的青少年在網絡風險認知方面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影響青少年網絡風險認知的因素有哪些，這些因素如何對青少年網絡風險認知產生影響，青少年網絡風險認知會對他們的網絡行為產生何種影響等，這些都將另文進行探討。至于青少年與其他年齡群體(如成年人)在網絡風險認知方面有何異同，還需進一步的比較研究。此外，本文對青少年網絡風險認知的測量是從網絡風險發生可能性和后果嚴重程度兩方面進行的，這兩方面被視為風險認知的雙因素模型，也稱為不確定性后果法。除雙因素模型之外，風險認知的理論模型中還有多因素模型，即認為風險認知由兩個以上的維度構成。國內有學者將風險認知劃分為三個維度，即風險知識、風險態度和風險行為[7]。也有學者在環境風險認知水平測量中將風險認知區分為四個維度，即環境風險知識、環境風險態度、環境風險行為意愿和環境風險行為[8]。采用不同理論模型對青少年網絡風險認知進行測量，所得結果是否一致，有待于后續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