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2年西南地區統戰工作探究

孫沖亞，馬曉菲

摘 要：鄧小平在主政西南期間，結合中心任務創造性運用黨的統戰理論和政策，分化、教育和改造了國民黨軍政人員，加速了西南地區的解放進程。在民主建設方面，大力吸納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參與政權，穩定了西南地區的社會秩序。在城市治理方面，通過思想教育和政治改造發揮了知識分子的專業作用。在民族工作方面，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原則，促進了民族地區各項事業的發展。重溫鄧小平在西南時期所領導的統一戰線活動，對于新時代開展統戰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統一戰線;鄧小平;大西南時期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3.006

[中圖分類號]D613?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339（2021）03-0039-07

在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期間，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等職，肩負著解放西南和建設西南的重任。在此期間，西南局結合實際情況，靈活運用黨的統一戰線這一“法寶”，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加強對這一時期統戰工作的探析和研究，緬懷鄧小平為西南地區和人民所作的貢獻，有助于為新時代愛國統一戰線“謀求最大公約數”和“畫出最大同心圓”提供寶貴的歷史借鑒。

一、建立政權：統戰工作推進了西南地區解放進程

開展統戰工作必須反對“關門主義”和“清一色”思想。1949年7月中旬，鄧小平、劉伯承遵照中央軍委作戰部署，在南京召開擴大會議研究進軍西南的各項工作。鄧小平在會上提出進軍西南必須執行“除用戰斗方式解決外，尚須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決”[1]319的方針。

（一）兼顧政治斗爭與軍事攻勢兩種方式

統一戰線在對國民黨軍隊的分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49年9月，鄧小平在給“西南服務團”進軍西南的報告中，明確要求搞好統一戰線工作，“在消滅敵人的大原則下，提高策略思想，利用矛盾，少樹敵人，團結朋友”[2]842。鄧小平認為，開展統戰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團結壯大革命隊伍、消滅敵人，而其策略則是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并對其進行分化，從而取得對敵斗爭的勝利。1949年11月，鄧小平指出了第五兵團在貴州工作中存在的錯誤，他說：“你們在策略上提出團結多數，打擊少數，不可樹敵過多，防止過左等等，這是很對的。但不可籠統提出集中力量打擊中央系的方針，因為貴州多年以來，就在中央系統治之下，這樣的口號可能形成打擊面過大的結果?！盵3]31統一戰線的重要原則是對敵人區別對待，不能籠統地提出打倒一切敵人，而要給他們悔過自新的機會。

1949年11月，第二野戰軍向西南地區國民黨軍政人員提出《四項忠告》，內容如下：“（一）國民黨軍隊應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壞，聽候改編。（二）國民黨政府機關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員，應即保護原有機關學校財產、用具、檔案，聽候接收，無論其屬高級、中級或下級職員，本軍均一本寬大政策，分別錄用或適當安置。（三）國民黨特務人員，應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惡。（四）鄉保人員，應即在解放軍指示下，維持地方秩序，為人民解放軍辦差事?！盵2]858《四項忠告》是對黨中央“宜集不宜散，宜養不宜趕”方針的具體運用，承諾對所有人員和武裝力量實行寬大政策。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宣布脫離國民黨陣營。12月10日，貴州省十九兵團副司令員王伯勛、四十九軍軍長王景淵和黔西北司令劉鶴鳴等聯合簽名通電起義，宣布黔西南地區和平解放。12月24日，鄧小平、劉伯承向被圍于成都的胡宗南部發出通告，重申了黨的優待政策：“我們對于起義與放下武器的部隊和人員，都一律從寬處理。對于部隊，可以按人民解放軍方式進行整編，享受和人民解放軍一樣的待遇。對于個人，可以作妥善安置，給以生活上的照顧，愿回家就業的，可以資送回籍，不使流落異鄉?！盵2]88012月26日，胡宗南所部軍心潰敗，所屬川軍舉行起義。隨著一大批國民黨軍政要員和地方實力派的起義投誠，蔣介石集團在西南地區的防線迅速崩解（見表1）。

（二）改造并發揮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建設作用

鑒于西南地區剛獲解放面臨緊迫的建設任務，以及急需大量人才和干部的現狀，鄧小平要求教育和改造好“九十萬”國民黨軍隊。在教育和改造方法上，鄧小平要求執行“宜集不宜散，宜養不宜趕，集中整理，認真改造，分別對象，逐步處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且不為蔣匪利用，擾亂社會”[3]90的方針?；谶@一方針，1949年12月，鄧小平、劉伯承致電各兵團、各省區黨委并報中央軍委，初步提出了國民黨官兵的統戰辦法：“（一）編成臨時組織，給他們吃飽飯。（二）對其講解我之政策。（三）告訴他們好好休息、學習，聽候處理。至于處理辦法，待具體規定后再行通知?！盵2]872在鄧小平看來，對于收編的國民黨人員不能只給他們飯吃和住所居住，還要從思想認識上對其進行深刻改造，使其在學習中認識到我們黨對待俘虜的各項政策。

中共中央西南局多次要求必須下功夫改造被收編的國民黨軍隊。鄧小平認為，可以將他們改造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在教育后妥善安置他們回鄉參與生產。1950年1月，鄧小平、劉伯承要求“凡縣以下保安團及未正式編入我野戰軍建制內之俘虜、游散起義部隊，暫一律按地方軍待遇執行”[2]886。同年1月，鄧小平重申了“包下來”的政策，要求在養的過程中“加強教育改造工作，逐漸把他們轉到生產上去，使之各得其所”[3]78。為了加強教育和改造力度，西南局還從各軍抽調數千名干部組建了工作團。1950年2月，鄧小平、賀龍聯名簽署發布《關于派工作團到各起義部隊進行工作》的命令，要求照顧起義人員的利益。具體而言，在經濟上，要求維持他們現有的工資水平，不能規定工人待遇比他們高，從西南地區的穩定大局考慮，不能一下子斷了他們的生活出路，要給他們飯吃;在政治上，充分發揮他們在知識和技術方面的專長，充分引導和調動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實踐表明，開展統戰工作不僅能夠有效管理國民黨人員，還能夠有效維護和鞏固亟需恢復的社會經濟秩序。

二、民主建設：統戰工作鞏固了西南地區人民政權

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是建立和鞏固革命政權必須團結的積極力量。1949年10月底，針對黨內存在的不注意團結黨外人士現象，鄧小平在華中局會議上提出要學習毛澤東統戰思想。他指出：“統一戰線路線，大家都贊成，但遇到具體問題，特別是組織問題，就發生很大抵觸，就要擋駕，喜歡‘清一色?！盵2]848鄧小平認為，團結黨外人士對于民主建設極其重要，他們常常能起到共產黨員起不到的作用，因此要邀請他們參與西南政權建設。

（一）發揮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政治參與功能

吸納民主黨派參與政權建設是西南地區統戰工作的重要內容。1949年11月6日，鄧小平在給西南服務團團員講話時強調：“今天的勝利之所以迅速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統一戰線工作搞得好，正確地執行了統一戰線政策，使中立者和右派大多數站在我們方面來，瓦解了敵人，分散了敵人，孤立了敵人?！盵2]850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實踐早已證明，絕大多數民主黨派都是無產階級的朋友，是可以團結的力量，因而在新中國還要繼續團結他們。1950年1月，鄧小平在給中央的電報中初步闡明了吸納黨外人士參與政權的想法：“可能是起義將領、開明士紳（如熊克武），加二三流工商學界民主人士，加我們組成?！盵3]46

同年2月21日，鄧小平在西南局常委辦公會議上提出應增加黨外人士任職，他說：“鑒于貴州政府工作人員名單黨內干部太多，民政、文教、衛生、農林各廳、法院正職可由黨外人士擔任，共產黨員為副職?！盵2]9001950年7月，西南軍政委員會在重慶正式成立，會議選舉主席1名、副主席6名。其中，由劉伯承擔任主席，6位副主席中有中共黨員3人（賀龍、鄧小平、王維舟）、國民黨員2人（龍云、劉文輝）、老同盟會員1人（熊克武）。在87名委員中，中共黨員有47人，占54%;黨外民主人士40人，占46% [4]198。從人員構成來看，西南軍政委員會是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臨時政權機關，保證了在最大程度上吸納黨外力量，有助于穩定和鞏固西南的政治局勢（見表2）。

表2? 西南軍政委員會人員配備統計表[5]198

（二）創造性地召開了各界代表會議

召開各界代表會議是團結各界人士的重要形式，也是鄧小平對統一戰線政策的創造性實踐。1949年9月，鄧小平在區、營級干部會議上指出，召開各界代表會議是聯系群眾最好的方法，“凡使用這一方法的地方，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3]9。根據這一要求，西南地區所有兩萬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都要召開，有條件的小縣城、區政府也可以召開。同年11月，鄧小平在回復貴州的電報中作出批示：“市和縣的各界代表會議以早開為好。我們一進入城市就有許多困難擺在面前，如貨幣問題、物價問題、工資問題等等，在鄉村首先就有很大的借糧問題和貨幣問題、治安問題等等?！盵3]32鄧小平指出，各界代表會議能夠宣傳黨的政策和綱領，加深黨與人民群眾的了解和聯系，進而解決當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各界代表會議成功召開與否取決于代表們能否達成共識。1950年2月，鄧小平在出席西南及重慶市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時指出：“各民主黨派的合作，必須建立在共同認識上，這就形成了《共同綱領》。但只有大的原則還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具體地實現《共同綱領》。從這方面講，往往在具體問題上求得一致是更重要的?！盵2]901同年3月，鄧小平在中共川東區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強調代表會議的重要性，并批評了當前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有的地區遲遲不召開會議;有的地區則以召開座談會的形式替代;在有些會議中，工農代表比重過大等等，非常不利于各界達成共識。對此，鄧小平特意強調各界代表會議不僅要認真地開、經常地開，而且范圍必須要大，因為“只要能把選票即舉手的數字把握住，不妨使各界代表人數平均一點”[3]117。1950年1月，重慶市順利地召開了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參加會議的代表由重慶市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確定。除400名代表以外，籌委會還邀請列席代表80名，旁聽者80名。其中，工人代表占20%，工商界代表占13.5%，文化教育界代表占10.5%，婦女界代表占8.25%，共產黨代表則只占1%，軍政機關代表占5%以及各機關代表占4.75%（見表3）[6]65。

從代表的構成及其分布可以看出，這次會議是西南歷史上首次真正具有民主性、廣泛性的大會，深刻地體現出西南人民對于新中國政權的認同感。隨著其它地區各界代表會議的陸續召開，西南民眾熱情地參加到各項建設中來，有力推動了城鄉接管、征糧剿匪、安置國民黨人員和救濟失業者等工作的開展。

三、城市治理：統戰工作發揮了知識分子的專業才能

團結進步知識分子能夠推動革命不斷取得勝利。1944年10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談到抗日戰爭時，就曾專門談到知識分子問題，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7]1011。鑒于解放區落后的文化現狀，毛澤東指出：“我們的任務是聯合一切可用的舊知識分子、舊藝人、舊醫生，而幫助、感化和改造他們。為了改造，先要團結?！盵7]1012究其原因，就在于近代接受了先進思想洗禮的知識分子，大都具有為民族獨立而犧牲的革命精神。

（一）發揮知識分子在城市建設中的專業才能

西南地區知識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自本地區的解放任務完成以后就已經開始。針對知識分子隊伍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鄧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教育和改造方法。1949年10月，鄧小平在給西南服務團講話時談到了要同知識分子合作的問題，他說：“當前大軍過境，支前任務重，要糧要物資，非供應不可，所以必須大膽利用保甲，大膽地使用當地知識分子?！盵3]28鄧小平認為知識分子能夠起到宣傳革命的作用，可以充當人民軍隊和人民之間的橋梁，所以要團結他們。然而，知識分子天然地具有反抗精神，鄧小平對此特別強調：“要把他們看作是我們的隊伍，各地工作人員都要團結他們，否則他們也會反對我們的?！盵3]119

將知識分子安排到合適的工作崗位上去，是發揮其專業知識才能的有效途徑。1950年12月，鄧小平深刻分析了當前西南城市建設中出現的大量問題，他指出：“在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的許多重大問題上，我們還只有一些零碎的經驗，還沒有系統的經驗?！盵3]288鄧小平認為，黨的干部在城市治理上經驗不足是由歷史條件造成的，必須下大力氣進行改變，而改變的方法就是要充分信任并發揮原有知識分子群體的專業作用。對此，鄧小平向在城市工作的同志作出指示，要求他們必須承認知識分子解決問題的能力，應該學會虛心地向他們請教。具體而言，就是“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用盡全力去學習生產的技術和管理生產的方法，學習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3]289。此外，在抗美援朝期間，鄧小平還認識到知識分子是城市革命斗爭的重要力量，因此積極動員他們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殘余勢力的斗爭。

（二）通過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團結廣大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為了更快地適應國家建設需要，必須接受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1951年6月，鄧小平在“七一”紀念活動中談到知識分子問題時指出：“黨內的‘左傾、右傾機會主義，即是由于小資產階意識侵入黨內的反映。不能設想，一個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領導的、時而‘左時而右的政黨能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盵3]391鄧小平認為，黨內有不少領導同志雖是知識分子出身，但他們并沒有被小資產階級意識所侵襲，根本原因在于“他們都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徹底改造過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沒有經過這樣的改頭換面，革面洗心，既不可能是一個好黨員，更不可能擔當起領導革命的責任”[3]391。知識分子有著一定的革命性，但在未認識到與人民群眾的利益一致時極易發生動搖。對此，鄧小平強調，對知識分子改造的武器就是思想教育，即通過系統學習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肅清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反動思想的影響，批判各種違反人民利益的錯誤思想”[3]461，以及通過確立理論與實踐一致的方針以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這就說明，在對知識分子進行教育和改造時，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知識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必須穩扎穩打，不能犯有急躁冒進情緒。鄧小平指出：“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克服是一個長期的教育過程，絕不允許來一個清算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什么階段?！盵3]538一方面，要求黨的干部必須高度重視知識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問題，加強政治責任心和紀律性，時刻注意他們思想上出現的問題。另一方面，學校的教育改造工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而不能過多地采取公安部門調查抓人的做法，否則會引起中間群眾的反感。鄧小平認為：“學校教育要改革，要聞要問是解決問題的基礎，解決問題的關鍵又在于團結中間群眾?！盵3]325既要通過調查研究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也要在爭取學生、教職員工擁護的基礎上推進教育改革。事實表明，剛剛脫胎于舊社會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經過學習和思想改造后，逐漸卸掉了思想包袱，開始自覺將自身利益同為人民服務結合起來，進而為西南地區的各項建設貢獻智慧。

四、民族團結：統戰工作增進了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認同

能否有效解決民族問題，關系著民族地區各項事業的整體發展水平。在主政大西南期間，鄧小平堅持以黨的民族政策和主張為指導，結合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實際情況，靈活地開展了民族工作。隨著民族工作的推進，西南地區各民族之間更加平等、團結，從而為西南地區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一）民族工作遵循了“平等”和“團結”原則

搞好民族平等和團結是處理民族關系的前提和原則。1950年7月，鄧小平在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上分析了西南地區的民族情況，指出：“現在我們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搞好團結，消除隔閡。只要不出亂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績?！盵8]2021971年1月28日，鄧小平再次談到這一問題時說：“沒有各民族團結，就談不上鞏固社會秩序，談不上國防，同樣談不上國家建設?！盵3]276鄧小平在講話中深刻剖析了民族主義的根源，分析了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特征、表現以及危害，強調“一方面要消除大漢族主義，另一方面要消除狹隘民族主義，從這兩個方面共同努力，就能搞好團結”[3]277。在他看來，解決民族問題首先要拋棄大民族主義?！拔覀儾荒苁紫纫笊贁得褡迦∠M隘民族主義，而是應當首先老老實實取消大民族主義”[3]196。鄧小平的這一論斷符合我國是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特征。事實表明，只有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才能搞好民族地區的各項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實現各民族平等的根本制度保障。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南局和鄧小平對民族區域自治理論和實踐進行了深入探索。1950年8月，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成立，旨在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和文化事業。10月31日，西南軍政委員會發布關于設置民族事務機構的指示，要求凡是少數民族雜居或聚居的地區都要設立民族工作機關，如在省級設立民族事務委員會，在專署設科，在縣設科或工作人員，管理當地民族工作[8]230。在民族區域自治和聯合政府的設置形式上，鄧小平認為要結合實際需要，“關鍵是究竟哪一種形式好，要看各個地區具體情況來加以研究”[3]280。他指出，不管是何種形式都要做好三件事情，即召開各族人民代表大會，在多民族雜居的地區的專署和縣兩級成立政府委員會，創辦民族學院培養干部。1951年2月，西南軍政委員會發布由西南民委制定的《關于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及建立民族民主聯合政權的意見》，要求各民族地區應根據實際情況，分期分批地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和建立民主聯合政府[8]234?？紤]到西南民族問題的歷史性、復雜性，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建議各民族地區先行成立專區一級政權，再從上而下地層層進行。截至1953年4月，西南地區建立的民族自治專區、縣、區、鄉和民族民主聯合政府670個（見表4）[5]223。

少數民族代表人士在民族工作中的作用極大，需要充分尊重他們和聽取他們的意見。鄧小平指出，“由于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特點，上層分子作用特別大。進步力量在那里面很小，影響很小”;因此，要堅持凡事同他們商量的方針，即“他們贊成就做，贊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贊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贊成就全部做”“要對上層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問題，搞好團結，一步一步引導和幫助他們前進”[3]201。1950年8月，鄧小平就藏東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一事作出指示：“在藏東早日成立民族區域自治人民政府是完全必要的，但因少數民族問題極端復雜，我們經驗很少，故對每一個細節問題都必須在反復商討之后特別是與少數民族代表人物交換意見之后才能實行，否則容易陷于被動，且有出亂子的可能?！盵3]225根據這一要求，西南各民族地區在籌備自治政府和聯合政府期間，大都通過召開代表會議的方式邀請了各族代表討論民族事務。與此同時，鄧小平還特別要求，黨的干部不能喪失階級立場，通過少數民族上層人士慢慢地影響各方面的工作[3]201。

（二）促進民族地區各項事業發展

發展民族經濟是改善少數民族落后狀況的根本途徑。鄧小平指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把經濟搞好，那個自治就是空的。少數民族是想在區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處，一系列的經濟問題不解決，就會出亂子?！盵3]199一方面，發展民族經濟，必須充分注意少數民族的特殊性，否則只會事倍功半，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對此，鄧小平要求不能簡單照搬漢族地區的政策，而要懂得哪些政策能用，哪些不能用。另一方面，鄧小平經過調查研究發現了限制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即貿易中存在著嚴重的不等價交換行為。對此，他強調：“我們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很重要的一環是貿易，經濟工作應當以貿易工作為中心?！盵2]9301950年6月，鄧小平在給西康區黨委的電報中提出了發展民族貿易的要求，“應采取有效措施，鼓勵與幫助藏民的土貨出口及必須的入口，你們要派政治上較強干的干部去主持該區的貿易工作”[3]183-184。此外，鄧小平還強調民族貿易工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不能以賺錢為目的;各級政府應幫助少數民族把貿易活動組織起來;遵守等價交換原則，使少數民族在貿易中獲得利益，幫助他們逐步地從農、工、牧、商等方面取得發展[3]200。在一系列特殊經濟政策的支持下，西南民族地區迅速建立起數百個貿易機構、代銷店和供銷合作社。這些經濟機構不僅大力購銷了民族地區的土特產品，還運進了大批急需生活物資，進而極大地改善了少數民族群眾的生活狀況。

鄧小平認為，做好民族工作，關鍵在于培養一批得力的少數民族干部。1950年7月，鄧小平在同中央民族訪問團交流時提出要培養一大批少數民族干部。他說：“西南缺乏人才，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迅速創辦民族學院，吸收一些青年進民族學院深造?！盵3]200在他看來，迅速提高民族地區文化水平的方法就是辦好訓練班培養教員，動員他們去民族地區辦學校。1951年11月，鄧小平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再次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說，為了適應民族地區的工作，“必須注意少數民族干部的培養，加強各少數民族學院工作，開辦短期或臨時性的人數多少不等的訓練班，大量培養少數民族干部，以應急需”[3]461（見表5）。

表5? 1950年至1952年西南地區大專院校、民族學院及干部訓練班干部培訓情況 [5]274

根據這一指示，西南各地先后成立了貴州民族學院、西南民族學院和云南民族學院。據統計，西南民族學院從成立到1956年，為西南地區30多個民族培養出干部3 327人;云南民族學院共培訓各族學員5 705人;從1951年至1958年，貴州民族學院共開設了10多種培訓班次，培養了各族干部45 805人[9]。此外，西南各省還開辦了各種少數民族干部短期培訓班，加大了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范圍和力度，取得了顯著成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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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郎維偉.鄧小平與西南少數民族：在主持西南局工作的日子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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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宏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