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昕：《海商、海盜、倭
——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

陳賢波

歷史學者對一個歷史事件的剖析，無不從文獻資料的層層剝剪入手，一方面要小心處理文獻本身的生產過程，又需時時注意超越文字的表層體會作者記錄的原委、意圖和指向，達到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脈絡，重現歷史現場。如何把握此一研究過程的“張力”，分寸拿捏得當，每每顯現研究者自身的立場和識見。能否“見人所不見處”(錢穆語)，適在于此。

在絕大部分有關明代倭寇的先行研究主要把焦點放在倭寇身份、社會經濟背景、官府剿撫過程等，吳大昕先生近著《海商、海盜、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以下簡稱吳著)一書的研究，盡管可以追溯到作者十多年前在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求學時的思考和寫作，至今看來仍顯得饒有新意。該書試圖追問的是：“明人為何創造出各種倭寇的文本，其內在有特殊的用意或目的嗎？其重點僅僅是記述倭寇這一歷史事件嗎？”(第4頁)在此基礎上，作者旨在引導讀者“觀察我們記憶中的倭寇是如何形成的”(第4頁)，即明代嘉靖大倭寇形象之塑造過程和機制。

吳著的篇幅不大。通過回顧近百年倭寇問題的研究史(第一章)，吳著批評既往的研究者把精力過多置于解釋嘉靖大倭寇的起因和明朝對嘉靖大倭寇的處理以及倭寇的性質上，無法突破認識局限，爭訟太多，各說各話，認為“如要對嘉靖大倭寇做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將嘉靖大倭寇問題視為16世紀東亞秩序變化下的華南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是唯一可行的方法”(第23頁)，如此“以社會史的角度”“才能從一個新的方向討論嘉靖大倭寇，也才能在多源而多樣的史料中討論史料的形成與記憶的創造，更好地觀察‘倭寇’是怎樣被‘形成’的”(第24頁)。

在探討倭寇記憶形成之前，吳著首先交代的是明代嘉靖大倭寇發生的社會歷史背景(第二章)。作者指出，明初海禁和海防體制嚴密，沿海的倭寇活動雖然時有發生，卻長期未被視為國家秩序的威脅。事情的轉機發生在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人來華貿易，中日朝貢貿易停滯，沿海私人貿易日益壯大起來。與過去一般認為倭寇起因于“海禁”不同，吳著強調，“嘉靖大倭寇只是大大小小不同集團的混稱，根本從無統一的領導與相同的目標，從不存在‘反海禁’這樣偉大的企圖。而倭寇活動的平息，最主要的原因也不是海禁的解除，而是明軍的戰斗力加強，寇掠活動被消滅的可能性增加，使投機者無利可圖”(第67頁)。面對日漸棘手的寇掠形勢，明政府一度在江南地區著力整頓海防，調整將官設置，募兵應變。其中牽扯的官場人事關系頗為復雜。但正如作者所總結，“明朝對御倭的優柔寡斷，對海洋貿易復開復禁的態度，也使浙江海面上的活動日益發展，最后給嘉靖大倭寇的發生創造了機會”(第69頁)。

對于嘉靖大倭寇的發生，吳著花了較多筆墨追溯嘉靖三十二年(1553)蕭顯率倭寇掠松江府的行動，認為這次引發歷時數年的江南大倭寇活動實際上只是一次成功冒險，“當嘉靖三十二年三月蕭顯入寇獲得成功后，吸引了更多希望能一寇得利的投機客”(第65—66頁)。作者進一步指出，“可觀的獲利與低風險，會吸引日本海盜的計入，當然也會吸引活動在整個東亞海域上的各種群體與中國沿海居民的加入，使訊息傳播的更快，也就會招徠更多的參與者，也就是倭寇問題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蕭顯入寇后的倭寇活動，轉變為“沿海投機者的‘集體活動’”(第66頁)，其實質不過是“突發的盜賊活動”而已(第69頁)。

吳著接著“希望從受災的江南人的記載中，重新審視嘉靖大倭寇的的原貌”(第71頁)，探討“嘉靖大倭寇”形象的建立(第三章)。作者指出，現存林林總總的嘉靖大倭寇史料，實際上是由各種不同性質和目的的記載構成的，它們包括“有記載一地倭寇的著作、士紳文集中偶見的書信與奏議、《明實錄》上的記載，以及為數不多的兵部奏議與幾部由胡宗憲掛名主編的作品”(第86頁)。其中自相矛盾和語焉不詳之處比比皆是，與其像過去的研究者一樣，據以探討倭寇在各地活動過程的“真實”，毋寧首先了解這些“記憶”究竟如何生成，即文獻資料本身的性質究竟為何。吳著強調，“史料的編著者多為士紳，他們是大倭寇發生時最早逃入城中尋求庇護者，他們在編著時，能夠選用的題材大多也就源于在城內所能聽到的傳言”“實際上并未親身經歷倭寇”。因此這類史料或可稱之為“城墻性史料”(第87頁)，其真實性具有明顯的局限，更多表達的是遭受寇禍的江南地區“猝聞倭至”的恐慌心理?；氐奖藭r彼境，可以發現在此一情況下，有關倭寇的傳言四起，謠言紛飛，初期官軍失利、倭寇無敵的形象正是在這樣混亂的訊息傳播中逐漸形成。緊接著，江南持續不斷的寇報又迫使朝廷不得不適時調整御倭政策。問題在于倭情上達混亂緩慢，中央與地方的情報交流存在明顯落差，影響了朝廷對地方形勢的判斷，“在地方和中央的共同作用下，嘉靖大倭寇變為嘉靖一朝最大的兵災”(第100頁)。

吳著最后展開探討的是嘉靖大倭寇事件發生之后，在萬歷援朝御倭戰爭的刺激下倭寇形象如何藉由信息傳播與社會想象被固化下來。作者指出，萬歷二十年(1592)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引發明日戰爭之際，距離嘉靖大倭寇發生的時間已有數十年之久，實際上“一度為人所恐懼的倭寇形象，早已被遺忘了”(第101頁)。然而新的戰爭直接促成嘉靖大倭寇的各種信息重現于各式各樣的江南信息媒體，“喚醒了江南對倭寇塵封已久的記憶”(第106頁)。作者發現，現存有關明代嘉靖大倭寇的文獻、書籍，幾乎都在萬歷二十年間出版，并迅速流傳開來。這些書籍讀物之被編寫出版，主要迎合了當時“希望借嘉靖大倭寇的經驗，來面對現今的日本侵略”(第107頁)，具有鮮明的出版動機。其販賣流傳，直接“促成嘉靖大倭寇的形象再一次地被重新定義，或者應該說，嘉靖年間入侵江南的倭寇被大多數明代人正式認知為日本人”(第117頁)。吳著進一步考察讀者群更為廣泛的小說在日本入侵朝鮮后的出版風潮，指出他們對倭寇形象的塑造能力，從而在更大范圍的社會想象中合理化了日本倭寇的記憶。

在全書的結論部分，作者再次點明本書的研究目的在于回答“什么是嘉靖大倭寇”“以江南地域的記錄中的社會反應，來看嘉靖大倭寇對此一地域的意義是什么”(第131頁)，指出倭寇形象實際上是“有明一代對日本的認識”“是江南文化傳播下的產物”，研究嘉靖大倭寇的重點，應是“明代面臨世界體系的侵入時，是如何去反應的”“在明代的世界秩序觀下，又是如何來認識世界體系的入侵”(第131頁)。由此，吳著最后還意味深長地試圖引導讀者關注明代對日本的認識是如何建立的學術話題，強調“日本知識在中國的傳播，與中日兩國間的相互認識的基礎都是翻譯，通過翻譯，知識體系才能建立”(第132頁)。這方面的相關議題廣泛，近年來有關亞洲海域的信息流通和相互認識的研究，特別是有關通事、使節、商民往來等方面的深入探討，已經打開了相當廣闊復雜的歷史圖景，或可互鑒補充。

縱觀吳著全書對明代嘉靖大倭寇形象的探討，其明確的問題意識、對中日倭寇研究現狀的把握、利落完整的謀篇布局，均給讀者留下較深刻的印象。就研究方式而言，該書帶有明顯的柯文(Paul A. Cohen)痕跡，如作者開篇所言，全書借用的正是柯文有關義和團研究的范式，特別注意對一個歷史事件的記憶“摻雜許許多多不同的立場與目的”(第4頁)，由此展現歷史事件作為“事件”“神話”“經歷”的多重面相。至于研究文獻，無論是對倭寇問題學術史的梳理，還是對明代各類倭寇史料的征引，亦當可為有志于此一議題的讀者提供入門的梯階。

吳著最大的貢獻之一，在于為已有的倭寇問題研究增添了一個歷史記憶的維度，提醒我們從倭寇文獻資料的生產過程去思考倭寇記憶的生成機制。而這也完全契合近年來社會記憶研究者的研究實踐，即基于不同歷史時期文本的分析來解釋記憶的發生和延續，普遍關心的中心問題是記憶的機制和作用。不過，雖然作者對文本的性質和史料真實性提出充分的質疑，難免也有矯枉過正之嫌。作者認為嘉靖大倭寇的史料“一大部分呈現出局限城墻之中，實際上并未親身經歷倭寇”，因此稱之為“‘城墻性’史料”，進而質疑“這些史料的目的真的是在記憶‘經歷’嗎？”(第87頁)姑且不說“親身經歷倭寇”是否非與倭寇遭遇、廝殺不可，實際上記憶本身既然是再建構、再表現的過程，必然存在不同的記憶模式。問題不在于是否記憶“經歷”，而是選擇什么成為記憶的內容，從而呈現過去不同的意義。該書對這批倭寇文獻資料缺乏從版本到內容的細致比對以呈現歷史記錄的累疊和差異，殊為遺憾。

也許對本書更大的苛求是，吳著全書對倭寇形象形成過程中知識信息的傳播和層累，未見足夠堅實和深入的個案研究，過多概括性的綜論勢必削弱讀者對其結論的信心。若能對江南沿海社會和人群有更深入的觀察，或可在不久的將來修正書中相互抵牾的地方。比如該書第二章論述嘉靖大倭寇發生的社會歷史背景，一方面認為“富裕的江南人”較少從事海事活動，對他們而言“海洋卻是相當陌生的環境”(第64—65頁)；另一方面卻緊接著認為“浙江沿海存在已久的海上活動所構筑的訊息網，吸引了更多沿海居民的加入”(第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