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質人竊回質押物行為的認定

章志豐　張晶晶

一、基本案情

2018年12月3日，犯罪嫌疑人沈某與祝某簽訂書面合同，約定沈某將自己的寶馬530li轎車質押給祝某，借款15萬元，后沈某完成交付。12月28日晚，沈某因背負諸多債務無力償還，遂使用備用鑰匙將質押在祝某處的汽車秘密開走。當晚，沈某又將該車輛質押給A公司，借款15萬元，并將借款全部用于個人揮霍。2019年1月17日，沈某為獲得更多質押借款，又與唐某商定將質押在A公司的車輛質押給唐某，由唐某直接支付15萬元給A公司將質押車輛贖回，借款共計17.5萬元，并簽訂書面質押借款合同，孟某為連帶保證人。2019年1月22日，祝某在路邊找到該質押車輛，并將車輛開回。經鑒定，質押物寶馬530li轎車價值42萬元。

二、分歧意見

關于沈某的行為定性存在不同觀點。第一種意見認為不構成犯罪。一方面，我國刑法理論通說認為財產犯罪保護的法益是公私財產的所有權，財產犯罪是對所有權整體如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全部權能的侵犯，出質人作為所有權人不可能非法占有自己的財物，竊回質押物的行為客觀上沒有造成刑法所保護的法益損害的后果;另一方面，主觀上，出質人只是重新取得車輛的占有權從而全面恢復本就擁有的所有權能，既沒有消除債權債務關系也沒有索賠等后續行為，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難以成立財產犯罪。因此，沈某的行為僅是違反了質押合同，屬于民事違約。

第二種意見認為構成詐騙罪。沈某竊回質押汽車后先將汽車質押給A公司，獲得借款并揮霍，后又將汽車質押給唐某，其不斷的通過質押來獲取借款，在質押給唐某的過程中，隱瞞了汽車已經被質押并被自己秘密竊回的事實，致使唐某陷入錯誤認識交付17.5萬元借款，構成詐騙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構成盜竊罪。質權人合法占有之下的質押物應當受到刑法保護。沈某竊取質押物的行為強行改變了祝某對財物的合法占有，致使祝某喪失了對質押物的占有，使得質押物所擔保的15萬元債權面臨無法償還的風險，現實地侵犯了法益，故應認定為盜竊罪，且盜竊數額應當以質押物擔保的債權數額15萬元予以認定。

第四種意見認為應構成盜竊罪，但是認為盜竊的對象是質押物本身，故盜竊數額應當以質押物本身的價值認定，即本案盜竊數額認定為42萬元。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沈某將竊回的車輛再次質押給唐某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

第一，沈某與唐某之間的質押行為屬于單純民事行為，二者之間系單純的民事法律關系。本案中，沈某隱瞞了汽車已經被質押給祝某的情況，唐某對此完全不知情。唐某在質押過程中對沈某提供的證件進行了認真、必要的審查，唐某在A公司將汽車贖回時，并未發現有任何異常，已經盡到了合理的注意義務。該車輛質押的價款與市場價值之間差異不大，質押價格合理，應當認定唐某在設立質押時是善意的。因此，基于民法上規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唐某仍然能夠取得該車輛的質權，且因車輛已實際交付給唐某占有，質權生效，此時對唐某來說，不存在財產損失。第二，主觀上，沈某對唐某給付的17.3萬元借款沒有非法占有目的。沈某獲得唐某的借款時與唐某簽訂了書面的質押合同、借條、收條等，均合法有效，且二人之間的債務由孟某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可見沈某事先主觀上對這筆借款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第三，在詐騙罪的行為模式中，被害人處分財產必須是基于行為人欺騙行為產生的認識錯誤而導致的，而本案中唐某自愿借款給祝某并非基于錯誤認識，而是基于二者之間有效的質押借款合同，基于對價及雙方的合意。因此，沈某對于唐某的借款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觀上不能造成唐某的財產損失;對于唐某而言，沈某的“一物三質”行為僅僅是構成民事法律關系，并未實際損害法益，不能認定為詐騙罪。本案中對法益造成實際損害的是沈某秘密竊取質押物的行為，應對該行為進行刑法評價。

（二）祝某從唐某處取回質押車輛的行為不宜作刑法評價

本案最后被害人祝某找到質押車輛并擅自開回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祝某雖是質權人，但其合法占有權已被沈某以秘密竊取的方式強行改變，后該質押車輛又因善意取得制度已經處于唐某合法占有、控制之下，祝某無權擅自將汽車開回。但祝某將車輛開回的行為是其作為本權者恢復權利的行為，所針對的是沈某秘密竊取的不法行為的私力救濟，而非故意侵犯唐某的合法權利，由于其主觀上系意圖恢復自己合法權利，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而不構成犯罪。雖然祝某主觀目的有一定正當性，但其行為手段具有不正當性，從民事關系而言，唐某有權主張祝某返還車輛，而實際法益受侵犯的仍然是祝某，因此本案實際最終遭受財產損失的也是祝某。

（三）沈某從祝某處秘密竊回質押車輛的行為構成盜竊罪

1.沈某秘密竊回自己所有但他人合法占有的質押物的行為侵犯了財產犯罪保護的法益。筆者認為，合法的占有關系應當受到刑法保護，出質人竊回質押物的行為現實地侵犯了財產犯罪保護的法益，具有法益侵害性，應當予以進行刑法評價。

一是從質押物的性質來看，在民法上，質權屬于擔保物權，是指“債務人或第三人將出質的財產或權利交債權人占有或控制，作為債權的擔保，在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時，債權人有權以該財產或權利拍賣或變賣所得價款優先受償”。[1]雖然質押物是作為債的擔保，基于債權而存在，但同時其又是質權的物質載體，而質權屬于擔保物權，屬于物權的范疇。所以，質押物一方面作為財物本身體現了出質人對該財物的所有權，另一方面作為擔保財產又體現了債權人所享有的質權和合法占有。[2]竊取質押物的行為不僅涉及到對財物所有權的侵犯，還侵犯了質權人對質押物的合法占有以及所享有的質權，因此不能簡單以出質人竊回質押物沒有侵犯到該財產的所有權而否定其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性。

二是從法理上看， 財產犯罪無疑是對公私財物所有權的侵犯，而所有權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權能，對所有權四項權能中任何一項權能的侵犯都是對所有權的侵犯。刑法第91條第2款規定：“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集體企業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也就是說在國有單位或集體“合法占有”狀態下的私人財產視為公共財產，以公共財產論處強調的是非所有權人的第三人對財物的占有、保管責任，那么同理，由他人合法占有的財物視為他人財物，也在情理、法理之中，這無疑是肯定了對合法占有的保護。

三是從民法風險責任承擔規則來看，根據民法的相關規定：“質權人負有妥善保管質押財產的義務，因保管不善致使財產毀損、滅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3]可見，質權人因質押關系而合法占有質押物的同時，也承擔著對質押物的保管職責，一旦毀損、滅失應當負賠償責任，因此在歸還不能的情況下，實際上受到侵害的是財產占有人，而不是財產所有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沒有所有權，但是在他人合法占有、控制期間，應當看作是占有人的財物，對竊取該財物的行為應視為對“他人財物”的侵犯。

就本案而言，沈某與祝某之間基于質押合同形成質權法律關系，隨著質押物的交付、質權的設立，祝某對質押車輛實現了刑法意義上的“合法占有”并對質押物享有優先受償權，祝某基于占有、控制之事實，對質押車輛負有保管和歸還財物的義務。如果在占有期間財物丟失或損毀，祝某依法應負賠償責任。在此情形下，沈某對車輛的所有權不是完整的所有權，是受公法限制的所有權，不能事實占有質押物。而祝某作為質權人其占有權應當得到法律保護，沈某的所有權不能對抗合法占有，出質人沈某在質押關系消滅前不能侵犯祝某的占有權，即不能強行改變占有狀態。因此，沈某將祝某合法占有的財物強行改變占有，其行為性質客觀上屬于非法占有，而且使得原本有擔保的債權處于無擔保的高風險狀態，現實地侵犯了盜竊罪所保護的法益。

2.沈某的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強行改變占有本身并不足以宣示非法占有目的，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自己所有但他人合法占有的財物能夠成為自己盜竊的對象，但并不意味著就構成盜竊罪，還要結合非法占有目的來認定。

其一，非法占有目的中的“非法”應當根據財產犯罪所保護的法益進行理解，這是判斷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行為人若沒有占有他人財產或使他人轉移財產的合法依據，卻具有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強行改變他人的合法占有狀態，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4]在動產質押中，所有權人對質押物所享有的所有權是不完整的、受限制的，其交付質押物給債權人時就已經喪失了對自己財物合法占有的依據，當其意圖通過非法手段秘密取回質押物時，侵犯了盜竊罪保護的法益，其本質上就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其二，關于非法占有目的內涵在刑法理論上存在不同的觀點，我國通說采取的是“排除意思-利用意思”，排除意思是要意圖排除權利人的占有、支配的，有將他人合法占有的財物轉為自己或第三人占有、支配，妨礙權利人利用的意思;利用是指遵從財物本來或者可能具有的用途進行利用、處分的意思。[5]在具體的案件認定中，非法占有目的不能機械的理解適用，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意味著一定帶來行為人財產總量的增加，而是既包括積極利益的增加，如將他人的財物轉為自己所有，也包括消極利益的減少，如免除自己的債務，還包括遵從財物可能具有的用途進行利用、處分所帶來的利益或效用的一切情形。[6]據此，沈某盡管竊回的是自己擁有所有權的質押車輛，但是因為該質押車輛處在質權人合法占有、控制之下，顯然主觀上具有排除質權人的合法占有的意圖，取回之后也是為了繼續利用、處分，如后續的再次質押行為，此種情形也應當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且，從行為后果來看，對沈某而言，雖然沒有造成沈某財產總量的增加，但其對質押車輛所享有的受公法限制的所有，非法轉變為不受公法限制的所有，并因此而獲得將車輛再次質押的可能性，從而為其帶來一定的利益;對祝某而言，沈某的行為導致了祝某喪失了對質押車輛的占有，進而喪失了對該車輛的質權即優先受償權，致使祝某的15萬元債權沒有保障，陷入到期無法實現的極大風險中。事實上，沈某在揮霍借款、背負諸多債務的情形下采用秘密手段竊回質押物本身就含有沒有能力償還債權的意思，當質押物被取回以后最終將導致債權淪為一紙空談。

實務中有觀點認為，出質人竊回質押物的行為，客觀上既無法消除債權債務關系也沒有索賠等后續行為，便難以認定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筆者不贊同此觀點，以索賠來認定非法占有目的，論者的邏輯是行為人作為所有權人只是取回自己所有的財物，沒有非法占有目的，只有向債權人提出索賠時才可見其非法占有目的。那此時非法占有目的所針對的是什么財物呢？如果認為提出索賠時非法占有目的針對的是“質押物”，顯然以論者本身的邏輯“取回自己所有的財物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立論相矛盾，如果認為提出索賠時非法占有目的針對的是“賠償金額”，那就意味著行為人以欺騙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欺騙了被害人，致使被害人誤以為自己保管的質押物丟失而錯誤地處分了自己的財產進行賠償，此種情形下行為人取財的關鍵在于索賠行為，應成立詐騙罪，然而論者基于索賠認定非法占有目的卻最終認定的是盜竊罪。因此，以是否提出索賠來認定非法占有目的本身存在缺陷，有違非法占有目的的內涵，只是停留在案情的事實歸納層面，缺乏規范的理論高度予以分析論證。筆者認為，按照通說的邏輯，從整體來看，竊回質押車輛又索賠系先盜后騙，即以騙取賠償金為目的實施秘密竊回質押車輛的行為，兩個行為存在手段與目的的關系，成立盜竊罪與詐騙罪的牽連犯，應當擇一重罪論處。

（四）應當以質押物擔保的債權數額作為盜竊數額的認定依據

質押物作為擔保財產，其體現的價值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體現了物本身的價值，另一方面體現了物為債權所擔保的價值。筆者認為，本案盜竊金額應當以質押物實際擔保的債權數額15萬元來計算。

其一，將質押物本身的價值認定為盜竊數額混淆了占有權和所有權的概念，祝某取得汽車是基于質押關系，其對質押物汽車僅享有質權以及因質押而產生的合法占有，沈某的盜竊行為對象是質押物，但并未侵犯到質押物的所有權，而是祝某的質權以及合法占有權，質押物的價值是根據其所有權也就是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完整權能的評估，竊取質押物的行為若以質押物的價值來認定犯罪金額混淆了占有權與所有權的概念，與該行為所實際造成的損害不匹配，可能造成罪刑失當。

其二，從質押物本身的作用來看，質押物往往是出于保障債權人能夠順利地實現債權的需要，即使質押物的價值大于債權的數額，債權人也僅能在其自己的債權范圍內享有優先受償權，多余的部分要歸還給質押人，也正是因為如此，民法典規定了約定質押物歸質押權人的流質條款無效。出質人竊取質押物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是使得債權人因質押物滅失而在債權到期時無法行使優先受償權，最終導致債權無法順利實現。因此，債權人要求優先受償的范圍就是其實際損失，即質押物所擔保的債權數額，這也是出質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本案中，被害人祝某的損失僅限于15萬元的債權損失而并非占有的質押物。

其三，從主客觀相一致的角度來看，沈某之所以竊回質押物，是因為自己已經或可能面臨著無法償還到期債務的風險，其竊回質押物的目的是避免質押物用于償還債權，其事后也并未提出索賠，因而其主觀意圖僅是為了不償還15萬元的債權，其行為客觀上也是造成被害人債權無法受償的損失，而不是質押物本身的價值，故根據質押物所擔保的債權數額認定為盜竊數額符合主客觀相一致原則。

其四，本案秘密竊回質物汽車的行為與普通的第三人盜竊質押物行為相比，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以及社會危害性顯然差別較大，若將二者等同視之，勢必造成罪責刑不相適應。如若本案以質押物汽車的價值42萬元作為犯罪金額，判處沈某10年以上有期徒刑顯然會導致罪責刑不相適應，也不符合社會公眾一般的心理預期。因此，以質押物擔保的債權數額作為犯罪數額的認定依據既有理論基礎，又符合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同時又能體現罪刑均衡，符合客觀實際。

*浙江省海寧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314400]

**浙江省海寧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助理[314400]

[1] 王利明：《民法》，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頁。

[2] 參見宋進：《關于質押物成為搶劫犯罪對象的研究》，《上海公安高等?？茖W校學報》2011年第1期。

[3] 《物權法》（已失效）第215條;現為《民法典》432條。

[4] 參見程嵐：《出質人竊回質押物的司法認定》，《中國檢察官》2016年第22期。

[5] 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57頁。

[6] 參見張明楷：《騙取自己所有但他人合法占有的財物構成詐騙罪》，《人民檢察》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