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底層群體作為讀者閱讀接受“缺席”的現象

邱 婷

(四川師范大學 文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新世紀以來，底層文學成為一股文學熱潮席卷了文學界，吸引了大量的學者去創作和研究，底層文學創作與批評討論相繼應運而生，層出不窮，成為了當代文壇極具影響力的現狀。具有代表性的底層文學作品有曹征路的《那兒》和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等。關于底層文學的批評討論總結起來大致圍繞在知識分子能否為“底層”代言、底層文學是否“搶占道德制高點”和底層文學只有社會學意義而缺乏“文學性”上。筆者通過對底層文學作品和批評討論的研讀，發現除了上述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外，還有一個常常被學者們所忽略的問題，即底層文學中還存在著底層群體作為讀者閱讀接受“缺席”的現象。我們知道，底層文學面世的初心是知識分子對現實問題的重新關注和對純文學的反思，試圖通過底層文學來改變底層群眾的生活。然而，明明底層文學說的寫的都是圍繞著底層群體開展，但偏偏最應該參與其中的底層群體卻不在其中。他們不僅沒有能力完整地去表述自己，而且也沒有能力去閱讀這些有關的為他們所書寫所創作的底層文學，這一現象不得不引起學界的關注與反思。

一、底層讀者閱讀接受“缺席”的問題存在

美國當代藝術學家愛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中提出文學活動應由四個要素構成：世界、作者、作品和讀者。接受美學的理論從讀者中心的角度入手，認為讀者的存在即讀者的閱讀行為對于文學作品的完成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文學作品是一個布滿了未定點和空白的圖示化綱要結構，它的存在本身并不能產生獨立的意義，而意義的實現則需要靠讀者通過閱讀使之具體化，即以讀者的感覺和知覺經驗將作品中的空白處填充起來，使作品中的未定性得以確定，最終使作品得以實現。也就是說，作家創作出來的作品只有經過傳播與接受活動，才能成為現實的作品，文學作品的價值才能得到顯現，文學的活動才能完成。而這一過程是必須依靠讀者的閱讀活動來完成的。

21世紀以來，底層文學成為當代文壇極具影響力的文學現象，大量關于底層的創作應運而生，比如曹征路的《那兒》、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劉繼明的《我們夫婦之間》，還有羅偉章、劉邦慶、王祥夫等作家的創作也引發了大量的爭論和研討?？偟膩碚f，自底層文學問世以來爭論的焦點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1)知識分子能否為“底層”代言的問題；2)底層文學是否“搶占道德制高點”的問題；3)底層文學只有社會學意義而缺乏“文學性”的問題。南帆、李云雷、曠新年、陳曉明、張清華、王曉華等評論家都圍繞上述問題發表了各自詳細的見解，他們當中既有對底層文學面世意義給予肯定的，也有對底層文學所存在的問題進行批評的。但我們發現在有關底層文學的諸多研討中，缺少對于底層群體作為讀者接受這一方面的深入思考。洪治綱[1]在對“底層文學”研究的展望與設想中提出，“底層寫作”的審美接受有待進一步開拓，這一研究至少應該在兩個層面上展開：一是創作主體的審美動機與接受效果；二是“底層寫作”對被表述者——“底層群體”的接受意義。李云雷[2]指出底層文學“作品的預期讀者仍是知識分子、批評家或市場，而不能為‘底層’民眾所真正閱讀與欣賞，不能在他們的生活中發揮作用”。不過兩位評論家只是提出了底層文學應在讀者審美接受方面進行的研究，并沒有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地分析和探討。

因此，我們應該意識到在新世紀底層文學的面世和發展中，“底層民眾”這個群體不僅存在著創作上表述的“失語”，還存在著作為讀者閱讀接受的“缺席”。

二、底層讀者閱讀接受“缺席”的原因

底層文學的起源首先是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企改革步伐的加大，城市下崗工人大量涌現，同時，“三農”問題變得更為突出，轉型期社會的分層問題和底層群體的生存現狀引發了學界的關注。許多學者開始對底層群體的生存境遇進行多方面的探討。文學界也對此做出反應，加入了對底層的關注。2004年，曹征路發表小說《那兒》，書寫有關底層工人階級的命運。同年，天涯雜志也開設《底層與關于底層的表述》的專欄。至此，“底層”這一概念正式進入文學領域，成為批評界關注的重要命題。進而出現“底層文學熱”的現象，一方面是因為知識分子對現實的重新關注；一方面是對“純文學”問題討論的反思。有意思的是，在底層文學中，何為“底層”這一個最基礎又最關鍵的概念都無法給出一個統一明確的歸納定義。究其原因，是因為底層也并非一個新時代的新鮮事物，不過是不同時期的不同說法而已。事實上，文學界對底層的關注和書寫并非當下作家的首創，從20世紀到現在，底層始終沒有脫離文學的視野。正如南帆所說：“底層經驗的文學表述開始重新升溫，這并非標新立異的時尚，而是重返文學傳統?！盵3]

那么“底層群體”在這樣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學現象熱中又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呢？在底層文學不斷地討論中，已經提出了知識分子能否為底層代言的問題，即底層群體存在著表述上的“失語”。本文筆者不再繼續談論這個問題。筆者想繼續討論的問題是底層群體作為讀者閱讀接受的“缺席”。

在之前底層文學發展的梳理中，筆者發現，好像自始至終，從社會學的關注到文學創作的響應，明明說的寫的都是圍繞著底層群體開展，但偏偏最應該參與其中的底層群體卻不在其中。他們不僅沒有能力完整地去表述自己，而且也沒有能力去閱讀這些有關的為他們所書寫所創作的底層文學。筆者認為，導致底層群體作為讀者閱讀接受“缺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經濟水平低下

根據馬洛斯需求層次理論可知，人的需求從低到高有五個層次，分別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生理需求是人活著的最基本需求，包括呼吸、水、食物、睡眠等。雖然目前我們無法對“底層”這個概念給出一個統一明確的定義，但是我們可以明確的是，底層人民必定是生活十分艱辛的勞苦群眾，每天為了生計而苦苦掙扎和奔波著，比如下崗工人、城市打工者、農民工等等。對這些底層群體來說，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撐更高的需求，能夠滿足生存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就已經很不錯了。也就是說，底層群體是不具備文化閱讀的經濟購買能力的。對于經濟水平低下的他們來說，掙來的微薄的血汗錢與其花二十多元去買一本書來閱讀，倒不如下館子去飽餐一頓或者添置一件保暖衣物來得實在一些。不管這些底層文學的書籍寫的內容有多么貼近他們的生活，有著多么偉大的企圖——試著改變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在經濟能力低下的底層群體面前，都無異于對牛彈琴。對于底層作家而言，大部分的初心都是從社會現實出發，試圖用文學來反映社會疲弊，拯救處于底層的群眾。但他們的文字想要被看見，則必然要有傳播的載體，但不論是網絡還是紙媒，都無法做到完全免費。因此，實際上，雖然底層文學面世的初衷是知識分子對現實問題的重新關注，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為底層文學買單的對象還是中上層的知識分子。其中，如果底層文學反映的問題能被政府決策者所關注從而有助于改善底層人民的生活的話，到也不失為一種曲線救國的方法。但可悲的是，作為底層文學書寫的主人公對象的底層群體，卻被底層文學拒之門外，很難以閱讀者的身份存在。

2.文化閱讀能力缺失

古往今來，經濟水平往往決定了文化教育程度的高低。在古代，只有王室貴族、世家大族才有讀書識字的能力，底層百姓是很難讀到書的，終其一生都是目不識丁。而近現代，即使總體國民經濟在不斷好轉，但底層群體身處社會的最底層，依舊為著生存奔波著。雖然國家推行了消除文盲的政策，以及九年義務教育等讀書減免政策，但是絕大部分底層群體都是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文化水平集中在中小學階段。他們首先在閱讀接受的能力上就處于天然的劣勢之中，文字閱讀很難成為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因為經濟水平低下，底層群體很難接受高等教育，因為沒有受到高等教育，他們無法從事收入更高的工作，這似乎成為了一個死循環。在每天的勞苦奔波之后，比起書籍，影像音樂漫畫等可能更適合底層群體難得的閑暇時間，更能帶給他們直觀的精神撫慰。文化水平的低下導致底層群體文化閱讀能力的缺失，而這一點比起經濟水平低下是底層群體作為讀者閱讀者可能性的更為致命的缺陷。這會導致不論底層作家如何努力書寫底層人民的生活，如何想要發聲被底層群體所看見，最終都無法真正地傳達給底層群體，使得底層群體缺失作為讀者的身份。歷史上“五四”啟蒙運動的失敗也是因為作為啟蒙對象的老百姓們不具備文化閱讀能力，使得知識分子關懷現實問題，試圖拯救中國百姓的一腔熱情付諸了東流。正如方維保評價說道：“盡管從《新青年》開始，這些知識分子辦報紙，編刊物，既出書，又演講，啟蒙的聲勢不可謂不浩大，可到頭來，這些努力對知識分子以外的人群，卻并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那占中國人絕大多數的農民工百姓，多半都不識字，哪里會看什么《新青年》？認真去讀知識分子寫下的啟蒙文字的，仍然只是知識分子自己?！盵4]125作為文字承載的底層文學作品，與大眾發生聯結并產生作用不僅需要解決如何跨越空間傳遞到大眾那里的傳播技術問題，還必須需要考慮到受眾的閱讀水平以及接受能力。而“五四”時期的國民群眾顯然不具備閱讀的接受能力，這一點和底層群體如何不相似。因此，底層群體作為讀者閱讀接受“缺席”的原因與底層群體自身的文化閱讀能力缺失有很大的關聯。

不論是底層群體的經濟水平低下還是文化閱讀能力缺失，很大程度上說明從底層文學的提出到發展基本上還是囿于文學圈子里的，屬于文學運動。不論是理論上的批評討論也好，還是底層文學的創作也好，參與者基本上都是學者、作家和其他有文化購買力的中上層，而真正的底層群體可能連文學界有著這樣一場與他們自身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學運動都絲毫不知情，令人嘆惋，讓人深思。

3.底層讀者期待視域的失落

前面筆者論述了兩個與底層群體自身有關的閱讀接受“缺席”的原因。那么第三個原因，筆者則認為與底層文學的創作者也有關聯。在論述之前，首先要界定一個概念，即底層群體屬不屬于底層文學的“隱含讀者”？按照接受美學的觀念，作家在賦予本文思想內涵和作品選材的時候會有意或者無意的決定隱含讀者的存在?！暗讓游膶W”取材于底層人民的生活，作品描寫的就是底層的人和事，因此，這決定了無論作家有無明確的意識，在他作品的隱含讀者中都會包含真正來自底層的讀者。這里我們需要注意一點，就如同之前爭論“底層的表述”問題中提出的：如果不由知識分子來表述底層，為底層代言，那么底層自身能夠自我認知嗎？在底層讀者接受這里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即底層自身有接受的能力嗎？的確，正如筆者前面分析討論的，底層群體每天忙于生存的奔波根本無暇閱讀，閱讀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奢侈”，而且他們的受教育程度也無法理解“底層文學”的產生對他們的意義。但是，筆者認為，我們不能因為底層民眾生活中閱讀的缺失就否定他們作為讀者的可能性和權力，直接將他們從“隱含讀者”的行列中徹底抹殺。筆者認為，底層讀者之于底層文學本身發展的重要性，底層群體作為讀者的存在是有意義的。

既然底層民眾是有可能成為底層文學作品的讀者，從“隱含讀者”轉變成現實的讀者來接受作品，那么底層民眾在面對描寫自己群體的作品時會產生什么樣的感受以及做出什么樣的評價呢？根據姚斯的期待視域理論，讀者在進行文學閱讀之前，頭腦里并非完全空白，而是會根據既往的審美經驗和生活經驗對作品產生定向性的期待。因此，底層讀者在閱讀描寫與自身狀況相關的底層文學時也會有期待視域的存在。首先，底層有“富”的想象。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增大，作為弱勢群體的底層群體在物質方面處于極端的貧困狀態，他們本能的有著擺脫貧困狀況的愿望。劉旭[5]提出“彩票是底層致富幻想的一種”,其次，底層有“成功”的想象。底層對富的渴望不僅僅停留在幻想的層面，他們也希望通過努力獲得成功。進城的農民工都希望在城里找到生存的門路，希望自己能夠衣錦還鄉。同時，他們也希望看到自己周圍的人獲得成功，因為在別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這種心理使他們期待視域中出現的是通過拼搏，歷經磨難而最終獲得成功的人物。也就是說，底層讀者對于美好的生活是有強烈的向往心理的，他們知道自己的生活處于社會的底層，是貧困艱難的，但如果作為讀者，他們更想看見的是作品里包含的光明和希望的部分。但底層讀者心里的期待視域在大部分底層創作刻意苦難化的現狀中注定是要失落的。部分底層文學創作者似乎帶有“苦難焦慮癥式”的心態，認為凡是底層就必然生活貧困、缺少歡樂、還經常遭遇各種各樣的巨大不幸。這種經“過濾處理”的底層人生仍構成了“底層寫作”主要的故事內容[6]。為了讓命運坎坷的底層人物最終走上毀滅的道路，不惜采用疊加式的方法敘述苦難，甚至采用極端化的充滿血腥味的場面來渲染苦難的強度。比如，曹征路的《霓虹》中倪紅梅身上的各種極端不幸卻令人深思。父親為了在火災中搶救工廠的財產而被燒傷致死，婆婆又癱瘓在床，自己成了下崗工人，為了生計好不容易愛上的那個人又偏偏是個無賴……所有倒霉的事都輪到了她，所有這些好像都是為了將她逼到絕境，使她在無奈之中只能去做皮肉生意；《那兒》中的杜月梅也是由于丈夫早死、自己下崗后也賣過早餐試圖自食其力，可由于女兒患病需要大量的錢才走上了暗娼的道路。這樣的創作暴露的不是底層群體真正的艱難生活，而僅僅是為了滿足具有文化消費能力的讀者的獵奇心理。正如丁智才所說：“當代小說似乎離開了三陪女就不能揭示底層的艱難與困境”“這些作品不像是一枚揭示底層艱難的苦果，倒像是一顆讓人難以咂摸的怪味豆?！盵7]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在底層群體中有著如鳳毛麟角般的具有文化消費能力的讀者，在面對底層寫作中的刻意苦難化、奇觀化，也會驚訝地質疑所謂的底層人民的生活全都是如此這般的不堪嗎？期待視域的失落使得具有文化消費能力的底層讀者們也不想再繼續閱讀這樣的作品。

實質上，不論是底層群體的表達上的“失語”，還是閱讀接受上的“缺席”，問題的根源可能在于目前底層文學的創作大都以底層人民的艱難生活為基本素材，也就是說底層文學還處在“寫底層的文學”狀態，存在著如下文化癥候：“底層文學是寫給精英看的，底層成了被消費的對象?！盵8]因此，底層文學的閱讀對象是不包含底層群體這個群體的，而是指向社會的中上層。這樣的結果想必絕不是底層文學面世之后所希望看到的，那么到底該如何讓底層群體重回讀者的行列中呢？

三、底層讀者閱讀接受“缺席”的解決方案

既然現在已經發現了底層文學中存在著底層群體作為讀者閱讀接受“缺席”這個現象，而且認為這個現象是不合理的，那么我們該怎么做才能改變這個現狀呢？筆者在前面已經列舉了關于底層群體閱讀“缺席”的三個原因，針對上述原因，對癥下藥，筆者認為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來解決底層群體作為讀者閱讀“缺席”的現象——文學創作層面和底層自身層面。

1.底層文學創作“底層化”

首先是文學創作層面的改變，既然底層群體在作為讀者時存在期待視域的失落，那么作為底層文學的創作者可以改變自己創作的內容和敘述的模式，不再唯“困難論”。也許有的人會說我們不能苛求創作者，“你不能要求苦難的敘述者去消除苦難本身，他做不到……”[9]，但筆者認為，作家卻可以做到盡可能“真實”地反映底層人民生活的喜怒哀樂，而不是把底層預先放到重重苦難之中然后再試圖解救他們。底層民眾的“苦難”生活不應被視為底層敘述的“美學脫身術”，具有“苦難焦慮癥”傾向的作品不僅未能表現出真正底層的真實，而且也無助于改變底層讀者的精神現狀。底層小說所刻畫的不僅僅是下崗者、農村進城打工仔的窘困和無奈，更要展示這一階層的生存狀態、生活方式、價值信念和道德理想。因此，作家在創作“底層文學”作品的時候，應當自覺地把底層群體作為讀者納入創作的考慮范圍中，比如，摩羅強調知識分子應該“躬下腰肢”，莫言曾經提出過“作為老百姓的寫作”的文學立場，創作出與底層讀者共呼吸的底層文學作品，以平等的視角來看待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和命運，消解刻意化的苦難。通過對底層苦難的關注引起社會的改變，給予底層群體讀者實現美好生活的希望。

其實這一方法在歷史上也是有跡可循的，即延安時期的文藝大眾化運動。由于抗戰的歷史條件，身處于抗戰的現實洪流中的革命政權已經認識到民眾所產生的中流砥柱作用。因此，在延安根據地毛澤東提出文藝要為戰時人民大眾服務的思想。共產黨革命政權已經深刻地意識到，五四以來文藝運動中的缺點，就在于不能深刻認識廣大民眾的生活。普普通通的人民群眾接受不了文學藝術中精英化的闡述形式，其審美意識和審美觀念都是生活化的，都是大眾化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毛澤東進一步強調了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方向和服務對象，工農兵文藝要做到為老百姓所接受，要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激活符合大眾化的審美需求。毛澤東強調:“各種干部，部隊的戰士，工廠的工人，農村的農民，他們識了字，就要看書、看報，不識字的，也要看戲、看畫、唱歌、聽音樂他們就是我們文藝作品的接受者?！盵10]176文藝大眾運動推行化成功的典范則是以趙樹理為代表的作家為老百姓所創作的文學。趙樹理小說創作的藝術成功之處就在于他始終自覺地把他的理想讀者——農民，放在“隱含讀者”的位置，他一生都在執著地為農民而寫作。正如趙樹理本人所說：“我搞通俗文學，還沒想過偉大不偉大，我只是想用群眾語言，寫出群眾生活，讓老百姓看得懂，喜歡看，受到教育。群眾再落后，總是大多數。離了大多數就沒有偉大的抗戰，也就沒有偉大的文藝!”[11]204正是這份強烈的創作責任感，趙樹理在寫作時總是時刻提醒自己：“我所要求的主要讀者對象是農民”[12]546“我每逢寫作的時候，總不會忘記我的作品是寫給農村的讀者讀的?！盵12]549

通過趙樹理的為農民寫作精神我們可以發現，“為什么人寫作”的問題同樣是底層文學至關重要的問題。然而，遺憾的是，底層文學的創作者們并沒有自覺地把自己的讀者對象鎖定為底層群體本身。筆者認為底層文學的創作者們必須把底層群體本身納入到它的“隱含讀者”中去。因為底層文學只有為底層群體而寫，只有創作出為底層群體所喜聞樂見的文學作品，才可能像趙樹理小說那樣“讓老百姓看得懂，喜歡看”，從而“受到教育”，真正改變他們的生活。

2.底層群體“消失”

從底層群體自身原因來考慮，假如當底層群體具備了文化購買的經濟能力，當底層群體擁有了文化閱讀的能力，那么是不是他們就不會被排斥在底層文學的讀者之外了呢？

筆者在此再次說明，底層文學面世的初衷是知識分子對社會現實問題的重新關注，試圖高揚人文精神、重建崗位意識、修復和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企圖引起社會對遭受不幸的底層群體的關注，以及幫助底層群體發生生活改變的可能性。那么有什么比底層群體脫離底層生活狀況，不再是底層更符合底層文學的創作目的呢。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真正的底層文學應該是試圖消滅底層的文學，“底層文學也是為了不再有底層，要消滅底層，使社會分配日趨公平與合理，不再有苦難，不再有特權”[8]。

筆者認為，在理想狀態下，當底層群體不再屬于底層，也許就不會存在底層群體作為讀者閱讀接受的“缺席”了；當底層群體不再身處底層，底層文學提出并存在的意義得到實現，那么也就無所謂底層群體閱讀接受的“缺席”了。畢竟，底層文學創作所追求的價值已經得到了實現。當然這需要知識分子和政府決策者以及社會的共同努力才行。

四、結 語

底層文學自面世以來到逐漸發展形成熱潮，大批的作家前赴后繼投身創作，其初始目的都是希望能為改變底層群體的生活做出自己的貢獻。但在實際的創作中難免出現偏差，因此存在著底層群體作為讀者閱讀接受“缺席”的現象。這也說明，沒有完美無缺的文學創作，任何文學創作都在隨著時代不斷前進和發展。既然我們已經意識到了底層群體作為讀者閱讀接受的“缺席”，那么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現象以及如何去解決它，這才是知識分子應該去做的事情。筆者在本文中，嘗試提出自己的拙見，也是希望能拋磚引玉，引起大家對于這一問題的深切思考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