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魯迅加入左聯的四個問題

管冠生

(泰山學院 文學與傳媒學院,山東 泰安 271000)

一、為什么要聯合魯迅?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是在中國共產黨內‘立三路線’時成立的”[1]337,李立三在叫停與魯迅論戰、團結魯迅籌建左聯這件事情上是發揮了關鍵作用的。那么,他是出于何種動機與目的要聯合魯迅呢?

一種新觀點認為,與此前中共高層輕視文學活動不同,1928年下半年負責中共中央及宣傳部工作的李立三重視文學工作,對魯迅尤有興趣,“在‘革命文學’論爭極大緊張了魯迅與中共關系的背景下,李立三主動向魯迅伸出橄欖枝,固然服從于中共文藝發展的目標,仍然需要面臨不小的黨內壓力。這一決策的制定,可能同樣植根于李立三較深層次的個人志趣。據1946年任李立三秘書的藍漪回憶,李立三當時曾向其表示,特別喜歡魯迅《二心集》中的作品,其中《關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等篇,‘從前我都能背出來’。而《二心集》所收,正為1930至1931年間魯迅的作品”[2]。

據此,李立三的“個人志趣”是喜愛魯迅的作品,故此才與之前的領導人不同,要團結魯迅。這看上去有道理,細察則論據與論點并不匹配。團結魯迅、籌建左聯是李立三1929年下半年便有的設想,如何以他喜歡1930—1931年間的魯迅作品來例證1929年及之前的“個人志趣”呢?假若能提供李立三愛讀《吶喊》《彷徨》等作品的證據,那才是有說服力的。

不妨說,李立三聯合魯迅是要利用魯迅的名人效應來為自己的路線主張服務。

二人有過一次會面,時間是1930年5月7日晚(1)王錫榮《魯迅與“左聯”》(載《上海魯迅研究》總第78輯)認為使得魯迅愿意加入左聯的原因之一是“李立三親自找魯迅談話，明確表明創、太二社對魯迅態度的錯誤，并希望與魯迅聯合”，并認為“這對魯迅是有說服力的”。此處需考慮：李、魯見面是在左聯成立之后，以左聯成立之后的事情作為魯迅愿意加入左聯的原因是否合適？(同樣的問題出現于本文前面所談論的“新觀點”)。據馮雪峰回憶,李立三希望魯迅公開發表一篇宣言,表示擁護當時的各項政治主張,魯迅則和他“各人談各人的”,沒有同意[1]250;據胡愈之回憶,李立三要在上海搞大規模示威游行,對魯迅說:“你是有名的人,請你帶隊,所以發給你一支槍”;在周建人的回憶中,李立三說的是“你在社會是個知名人物,有很大的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篇文章,痛罵一下蔣介石”。1960年3月1日許廣平見李立三,請他回憶一下和魯迅見面的情況,李立三談到了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戰,認為“魯迅在當時還沒有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這是事實;但創造社有關門主義的錯誤,同時,個別人也有罵名人藉以出名的思想”[3]。

對會面談話的內容,馮、胡、周、李四人的回憶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它們皆以魯迅是名人為意識中心,盡管馮雪峰的回憶沒有明確出現李立三說魯迅是名人(2)在《回憶魯迅》中,馮雪峰就說得明白了:“為什么魯迅先生改變了階級立場,影響會那么大呢?當然因為他在文學上的地位高,他的名譽大,他擁有廣泛的群眾”。(見《馮雪峰全集(四)》,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261頁)。幾十年后,李立三以為創造社個別人“有罵名人藉以出名的思想”——這個“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那么,當年他團結魯迅時是否超越了、擺脫了這個“思想”呢?本文認為,無論是罵魯迅,還是聯合魯迅,實質都是拿魯迅做“梯子”。這雖然亦只是一種“可能”,但看起來更符合歷史情境、更可信一些;對李立三來說,可能還是他聯合魯迅的最重要的心理動機。

二、魯迅“錯了”的到底是什么?

在研究魯迅“向左轉”的時候,“人們特別喜歡引用”[4]或“被征引最頻繁的”[5]一段話,出自《三閑集·序言》(引文一):

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而后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吶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么大幫助。

若查閱相關研究文獻,我們很難見到能完整引用并解釋這段話的。大概是為了節約篇幅,常用“……”代替某些話,如代替“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這樣,引文一前兩句話就變成了“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于是“錯”就直接指向了“相信進化論”,于是引文一就被解釋為“經歷過1927年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魯迅對進化論和‘青年’產生了強烈的懷疑,也動搖了他啟蒙的信心”[6];簡言之,進化論被“轟毀”了。

對自己的文章,魯迅說:“寫完后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3)見《答北斗雜志社問》,《魯迅全集》(四),第373頁。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又說:“我做完之后,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見《魯迅全集》(四),第526頁),那么,為什么我們引用時用“……”代替的字句魯迅不刪去呢?難道魯迅遣詞造句、表情達意的能力不如我們?這個疑問可以排除。情況只能是:我們用“……”代替的字句是不應該刪去的,它表明我們對引文一的理解還不全面與準確。

仔細看引文一,魯迅對青年先后用了“敬重”和“敬畏”這兩個詞(可視為同義詞):先前“敬重之不暇”,后來“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因為他在廣東看到某些青年壞起來、殺起人來更可怕。如是,魯迅說“我明白我倒是錯了”,哪里錯了呢?按其本意,是先前那樣“敬重”青年錯了,意即先前不該那么看重珍惜青年,當他們給“我”十刀的時候,就應該還他們十箭。

因此,錯了的是敬重的態度,而不是進化論思想。另一個證據就在《三閑集·序言》的最后,魯迅這樣寫道:“因此譯了一個普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意思很明確:進化論可以信,但不能“只信”?！爸恍拧本褪恰捌H”,而魯迅不再偏頗了。換言之,“進化論是不夠的”(4)馮雪峰《魯迅回憶錄》,原載1946年10—12月《文匯報》。(見《馮雪峰全集》(5),第203頁)說“進化論是不夠的”顯然并不意味著進化論錯了。事實上,沒有一種理論思想是萬全的、萬能的。馬克思主義隨著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而加以發展充實,魯迅進化論思想亦是如此。。

“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魯迅本以為青年才有將來,然而青年之間對立殺戮的事實告訴他這個思路有問題。那么,它轟毀之后變成什么了呢?可以肯定,不是反過來,以為“過去必勝于將來,老人必勝于青年”。答案應該從《二心集·序言》里尋找。

《三閑集·序言》作于1932年4月24日,4月30日魯迅完成《二心集·序言》,兩者應合而觀之。后者寫道:“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后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據此,不是青年而是無產者才有將來。原先的區分與對立是“老人/青年”,如今是“資產者/無產者”,魯迅的視野已經注入了階級斗爭的新內容。

那么,進化論被階級斗爭學說完全排斥出去了嗎?不妨認為進化論仍然發生作用:既然無產者是“新興的”,按照進化論的思路,新興的會戰勝、取代舊有的,那么“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作為一個信念就更容易被接受,而階級斗爭則為魯迅提供了新的思想斗爭的武器。在魯迅那里,進化論與階級斗爭學說可以并存且互相取用,并非你來我必去、水火不相容。

但魯迅不是無產者,不是“一個普羅列塔利亞作家”(5)這是魯迅1930年9月17日在自己五十壽辰慶祝會上的演講內容之一。(見于史沫特萊《追念魯迅》,原載《文學》1937年第9卷第4號,收入《魯迅評說八十年》,中國華僑出版社,2005年,第200頁),他確信無產者才有將來,但他并不和無產者生活、戰斗在一起,他與之戰斗的是青年。雖然說思路已毀、樂觀不再,遇到那些需要幫助、值得幫助的青年,魯迅仍然提供幫助與支持。其實,魯迅最愿意與志同道合的青年結成親密的戰斗的小團體。當柔石向馮雪峰介紹魯迅時,馮雪峰“第一個感覺是柔石好像完全浸在慈父所給予的愛里了,而在這一個被愛者的心中所反映出來的魯迅先生,也竟像是一個近于老年的萬分懇切慈愛的父親似的”[7]。

只是,像柔石、馮雪峰、瞿秋白這樣的青年可遇而不可求。

三、如何理解“梯子”之論?

普遍認為,“梯子”思想是魯迅加入左聯的重要原因。它出自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謙信:

梯子之論,是極確的,對于此一節,我也曾熟慮,倘使后起諸公,真能由此爬得較高,則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國之可作梯子者,其實除我之外,也無幾了。所以我十年以來,幫未名社,幫狂飆社,幫朝華社,而無不或失敗,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國之心,終于未死,所以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于會場中,一覽了薈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學界對此解釋頗有不同。有研究者擇取部分(尤其是“倘使后起諸公……也無幾了”),“明白地看出,魯迅決定這一行動(指加入左聯——引者注)時的清醒的自我犧牲意識,沒有什么沖動。受一種神圣使命的召喚,為他人,為中國,犧牲個人,而且似乎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正符合他的一貫精神”(6)見曹振華《現實行進與終極目的的對立統一——關于魯迅與左聯關系的思考》。(《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另有研究者的表述——“魯迅對左聯的事業有一定的犧牲心理”——就婉轉寬松了。(姜肖《論晚年魯迅與后期左聯青年的矛盾》，《文學研究》2016年第1期);有研究者則看到了魯迅對左聯內部嚴重宗派主義傾向的反感,認為“魯迅在不斷的委曲求全中,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與冷靜,試圖和‘左聯’一些人物保持團結合作的關系,盡自己的梯子之責,從而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奉獻力量”[8];有研究者則單獨拈出“茄花色”,認為“在魯迅的內心深處,他實在以為于左翼文化內部,只有自己的意見或觀點才會符合現代中國進步文化的發展方向,其他人的意見那就不過爾爾,皆‘茄花色’了?！鸦ㄉ私B興方言,系魯迅在‘左聯’成立會上對于另外一些成員的觀感,是并不怎么好看或者不過如此的意思,這個觀感其實在魯迅晚年已經形成了一個深刻印象,而且隨著他對周揚等人反感的加強,這個判斷就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改變的思維定勢了”[9]。

讓我們仔細看待魯迅的原話。首先注意“熟慮”這個詞,它表示細致、認真、反復地考慮,那就意味著魯迅對自己加入左聯做梯子的事既不是一時沖動,也很難看出有什么“神圣使命的召喚”(既有“神圣使命”召喚,又何必熟慮?)。其次,注意魯迅前面說“應青年之請”,后面則說“上海的革命作家”。意思很明顯,“青年”和“上海革命作家”不是一回事。魯迅所說的“青年”大概只是出席左聯成立大會的柔石和馮雪峰等少數幾個,而“上海革命作家”包括魯迅點名批評的曾向自己進攻的創造社和太陽社諸人,認為他們“力量實在單薄”“專事于吹擂”?！安回鷦萦植坏貌挥凶魈葑又U”表明魯迅并不心甘情愿為之作梯子(“險”字表明魯迅有疑慮、抵觸之情緒),“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表明魯迅其實看得明白,雖然現在坐在了一起,但“他們”也未必瞧得起自己——“他們”所指不是“青年”,而是“上海革命作家”。

甘為人梯、助力青年成長,固然是大好事,但魯迅所說作梯子、爬梯子,有被別人使用或利用之意。這種感覺總是叫人不爽快,且不說有人爬得高了,就忘了梯子,撤了梯子,甚至毀了梯子(所謂過河拆橋或卸磨殺驢),令人心寒?？梢哉f,魯迅不愿作這樣的梯子。舉個小例子:以魯迅《我的失戀》被抽調為導火索,孫伏園辭去了《晨報副刊》編輯,接下來辦了《語絲》雜志,魯迅是竭力吶喊的一個,使前者頗受了打擊,孫伏園乃對魯迅說“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魯迅就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雖然以后繼續投稿,但“對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幾天”。孫伏園和魯迅關系一直不錯,覺得被利用尚且不痛快,被前年亂咬自己的創、太社使用,心里能痛快嗎?魯迅吸引人的一個原因就是他能實話實說,能把自己的復雜感受真切不遺地表達出來,他不是一個“不斷的委曲求全”以便讓自己做一個好“梯子”的人。

魯迅絕不希望與青年結成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 為“初初上陣”的青年他提供幫助,但不愿意從此被綁定(7)有些刊物要求老作家每期投稿,魯迅說:“新產生一刊物,由老作家稍為幫助一下,三兩期后,便能自己辦起來,像《譯文》初時情形一樣,那是對的。如果每期都需要幫助,好像背著一個人走鋼索,不但走不動,而且會有使背的人跌下去的危險”。(見許廣平《片段的記錄》,原載1936年11月5日《中流》第1卷第5期,收入《魯迅的寫作和生活》,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38頁);他更希望與青年彼此汲取力量,并從青年那里獲得新鮮的東西。如馮雪峰所說,魯迅待柔石如愛子,同時又從柔石那里獲得教益,得以自我省思、自我振作、自我成長:“他終于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明白的告訴我,此后應該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簡潔的答道:只要學起來!”并“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使他反省到柔石這“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他“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再如魯迅與瞿秋白的關系:“秋白同志在上海的兩年半中,著譯工作那么勤勉,是因為革命文學運動的戰斗的需要,但同時魯迅先生的熱情的鼓舞也曾經分明地起了作用。在魯迅先生方面也同樣,他那幾年的戰斗性的昂揚,就不能不說和這個戰友的熱情的鼓舞多少有一些關系”(8)《回憶魯迅》,見《馮雪峰全集》(4),第293頁。限于篇幅,本文對二人關系的良性互動不作展開。。就此來看,認為魯迅覺得“自己的意見或觀點才會符合現代中國進步文化的發展方向,其他人的意見那就不過爾爾”就是一種偏頗了。

四、加入左聯的心理關節如何打通?

可以說,面對廣東青年屠殺青年的事實,魯迅并沒有走向自我封閉的極端,而是仍然在采取敞開的行動與斗爭。只是在加入左聯這個問題上,魯迅有一個心理關節需要打通,這個關節就是:創造社與魯迅本要合作,但不久反過來掉頭攻擊魯迅,后來黨叫停了這場論戰,要求創造社等聯合魯迅籌建左聯,盡管有柔石和馮雪峰施加影響,但魯迅總要“熟慮”跟這些反反復復的人合作到底值不值得、有沒有用?換言之,到底以什么樣的理由與態度跟這些人合作?因為魯迅對創造社等人早就有了“茄花色”的認識,如1929年4月7日致韋素園信中便說:“上海去年嚷了一陣革命文學,由我看來,那些作品,其實都是小資產階級觀念的產物,有些則簡直是軍閥腦子”(9)1928年4月9日致李秉中信中亦寫道:“此地有人拾‘彼間’牙慧,大講‘革命文學’,令人發笑。專掛招牌,不講貨色,中國大抵如斯”。關于創造社與魯迅的分合,可見朱正《一個人的吶喊》第223-238頁。。

在對歷史與人性深刻洞察的基礎上,魯迅以一種包容原則解決了這個心理問題。在左聯成立的前一天,1930年3月1日的《萌芽月刊》發表了魯迅的《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其中寫道:

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為歧異的?；蛘邽樯鐣?或者為小集團,或者為一個愛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行進。因為在進軍的途中,對于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斗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于進行,則愈到后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10)見《魯迅全集》(四)第231頁。1933年6月26日致王志之信中亦說:“這大約無論怎樣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為必得大半都是堅實正確的人們,那就是難以實現的空想,事實是只能此后漸漸正確起來的”。

這是魯迅“熟慮”的結果,并以此說服自己再次加入團體:不必過分擔心個體的動機與目的之分歧,只要團體在行進與戰斗,那就會成長為一支真正的革命隊伍。1933年6月26日致王志之信中亦說道:“這大約無論怎樣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為必得大半都是堅實正確的人們,那就是難以實現的空想,事實是只能此后漸漸正確起來的”?！墩Z絲》提供了一個先例。按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所說,《語絲》創辦時“本無所謂一定的目標,統一的戰線;那十六個投稿者,意見態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顧頡剛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說,和《語絲》的喜歡涉及現在社會者,倒是相反的”,后來,“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個人,但同時也在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于有害于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成為一支“純粹,精銳的隊伍了”。魯迅對《語絲》經驗的敘述表明他充分認識到了戰斗團體養成過程的曲折性與復雜性。

《我和〈語絲〉的始終》發表于1930年2月1日的《萌芽月刊》,和3月1日發表的《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共同見證了魯迅對加入左聯進行自我心理說服的過程。當然,這個自我說服的工作早就開始了。在1928年3月12日發表的《“醉眼”中的朦朧》一文中,魯迅質問創造社“倘若難于‘保障最后的勝利’,你去不去呢?”后者一直沒有回答,魯迅好幾次與馮雪峰談到這個問題,說:

明白了真理之所在,如馬克思所說,轉移了階級,自然是好的;或者為了自己也受壓迫,為反抗起見,或者只為了良心,愿意幫助被壓迫者,自然都是好的;但從自身將來的利害計,也沒有什么不可以。道破了利害,不算就是揭穿了小資產階級的靈魂!(11)見《回憶魯迅》,《馮雪峰全集》(4)第240頁。魯迅接著說:“只是要問,果真相信自己看準了么?……何況還要看更切近的利害。最后勝利是必然的了,然而倘若還很遙遠,眼前卻是性命交關的斗爭,——怎樣呢?這就真的要看小資產階級的靈魂了”。魯迅看問題是透徹的。

對人心、人性的認識是如此真實而深刻,才能包容不同的動機與目的。但同時,魯迅也應該看到了左聯與語絲社不同?！墩Z絲》的投稿者是孫伏園“獨力邀來”的,而魯迅一開始就介入了左聯的成立事務;《語絲》的成長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而左聯一開始就存在著斗爭。表現之一便是魯迅三番兩次點名批評成仿吾是一個“紙張上的革命家”,“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東竄東京,西走巴黎”。在魯迅看來,成仿吾不只是成仿吾,而是代表了“上海革命作家”這個群體。對他們就要斗爭,及早打預防針,盡量避免“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的情況出現。故此,魯迅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演講就很刺耳。演講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的核心觀點是“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今后應注意的幾點”,無論是斗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還是“戰線應該擴大”,還是“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還是“在文化上要有成績,則非韌不可”,還是聯合戰線要有共同目的,皆可視為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何防止左翼作家變成右翼作家,如何防止左聯成為右聯。

事實證明,左聯遠比語絲社要復雜,盡管魯迅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但恐怕其復雜性還是遠遠超過了魯迅在先的評估。只是這已超出了本文的論述范圍,就略去不提了。

結語與補充

李立三做出聯合魯迅的決定乃是借重魯迅的聲望與社會影響力,雖然這不是唯一的卻可能是最重要的。而魯迅并不是純思辨型的思想家,他的思考基于并來源于自身體驗,如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信所說:“即如我自己,何嘗懂什么經濟學或看了什么宣傳文字,《資本論》不但未嘗寓目,連手碰也沒有過。然而啟示我的是事實,而且并非外國的事實,倒是中國的事實,中國的非‘匪區’的事實,這有什么法子呢?”同樣,1927年的“清黨”使他不再相信“青年必勝于老人”,但也沒有走向另一個極端,對所有青年都失去信心,因為人心不齊,有好的青年,也有壞的青年。即便只為請他出面的“好的青年”,他也應該加入左聯(12)在1933年8月1日致胡今虛信中,魯迅寫道:“好的青年,自然有的,我親見他們遇害,親見他們受苦,如果沒有這些人,我真可以‘息息肩’了”。。盡管魯迅在左聯過得并不愉快,但他的選擇表明:行動和斗爭仍然是最值得考慮的正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