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以怎樣一種領導方式推動了左聯的成立

楊勝剛

摘要：中國共產黨在1930年代領導文藝的方式體現出基于嚴酷環境的特異性，這從左聯成立這件事上可見一斑。本文對一些參與建立左聯的當事人充滿歧義的回憶詳加考辨，發現黨的領導人確曾就太陽、創造兩社停止與魯迅的論爭做出過指示。但黨并未就建立左聯做過決定和發出指令，建立左聯主要是兩社成員的自發行為。這表明，黨在領導左聯成立上，主要是通過黨的領導人的個人指示和黨的精神影響來推動，其他具體工作主要依靠一些黨員的自發行為來促成。

關鍵詞：黨；領導方式：左聯；左翼文學

中圖分類號：1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6）03-0080-06

現在通行的說法就是，籌劃和建立左聯是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黨”）黨中央的決定，正是因為有黨周密的領導才有左聯的成立。這一說法主要源于當時的一些當事人在解放后（主要是在文革結束后）的回憶。夏衍、馮乃超、馮雪峰、阿英、陽翰笙、鄭伯奇等人直接參與了左聯從籌備到成立的具體工作，他們的回憶對了解那段歷史的真相是非常有價值的。從他們的回憶可以看到，左聯的成立經歷了一個比較長時間的準備、籌劃到籌建的過程。但他們的回憶對左聯成立中的許多環節并不是像后人的講述那樣明確，而是歧義叢生。對那段歷史，他們自己都充滿疑問。比如直到1980年，自稱從左聯“籌備開始到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間解散‘左聯為止，一直沒有和‘左聯中斷關系的盟員”夏衍還在呼吁：“我覺得現代文學史上，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即究竟是哪一位中央領導同志首先提出停止文藝界的‘內戰，聯合起來建立‘左聯這一提案的?！辈荒艽_定的不僅只有那位做出指示的領導人，從夏衍、馮乃超、阿英等回憶者充滿出入的回憶中，我們也不能完全確認那位領導人是在什么時候做出指示的，另外這一指示是黨中央的集體決議還是黨的個別領導人發出的口頭指令呢？要求停止論爭、聯合魯迅和要求建立左聯這兩件事是黨的領導人一次性做出的指示，還是分兩次在不同時段做出的呢？或者說，黨的領導人是否在這兩件事上都做出過指示呢？要弄清楚黨在成立左聯中的作用，這些問題必須厘清。

要建立起包括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及其所影響的左翼作家聯合在一起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首先必須解決此前在兩社和魯迅之間所發生的那場關于“革命文學”的論爭這一問題，必須消除三方之間存在的思想、情感的隔閡和矛盾。在結束論爭、聯合魯迅方面這件事上，是否有黨的領導人干預呢？如果有，這個領導人是誰，他又是在什么時候做出指示的呢？

關于黨的領導人指示停止論爭、聯合魯迅有不同說法。夏衍說：“據我所知，在一九二九年十一、十二月間，當時黨的負責人李立三有過指示。要上海的幾個革命文藝團體，停止筆戰，共同對敵。中央宣傳部李富春同志就找了有關的幾個人去談話，創造社、太陽社參加會議的同志都表示同意?！边@里夏衍指出李立三是指示的做出者，李富春是執行者。不過夏衍在兩年多之后的一篇文章中又基本推翻了這一說法，他說：“我覺得現代文學史上，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即究竟是哪一位中央領導同志首先提出停止文藝界的‘內戰，聯合起來建立‘左聯這一提案的。有人說是李立三同志提出的，也有人說是周恩來同志提出的。我曾經聽陽翰笙同志說，他是從李富春同志那里得到這個指示的?！毕难苓@里的疑問表明他對是哪位黨的領導人最先提出聯合魯迅的意見并不太確定，他在前面回憶中說是李立三的指示，也是聽他人所說而已。馮乃超在多個回憶中也提到是李立三向大家做出過不要攻擊魯迅的指示，不過他說：“好像聽潘漢年講，李立三（當時中央宣傳部長）轉達過黨的意見，不同意攻擊魯迅?！痹隈T乃超的回憶里，李立三雖然做出了這一指示，但他仍然是“黨的意見”的傳達者。那么誰是這“黨的意見”的發出者呢？馮乃超說：“我們估計是周總理的意見?！彼诹硪黄貞浿幸舱f：“周恩來同志到郭老家傳達黨的指示，應該批判新月派，不要把矛盾指向魯迅，我們估計這是周恩來同志的意見。鄧穎超也找過我一次?！痹诟缧┑囊粋€回憶錄中，馮乃超也有類似的說法：“郭老好像還說過黨內有指示：應該批評新月派，不要矛頭指向魯迅。我們估計是周總理的意見?！瘪T乃超以上三段回憶都提到是周恩來做出聯合魯迅的指示的，不過他也不能完全肯定，所以三次他都說這只是“我們估計”。必須指出的，馮乃超說周恩來的指示是通過郭沫若傳達到他們那里的，這不太可能。郭沫若在1928年2月23日的日記里有這樣的記敘：“船票都已經買定了，決定明天走了，心里異常的不安。到日本去……”第二天，他以南昌大學教授吳誠的假名，秘密離滬去日本。如果馮乃超回憶屬實，那就意味著周恩來的指示傳達出來就應該是在郭沫若離滬之前，即1928年2月底之前。但1928年2月，與魯迅的論爭才剛現端倪。因為在此之前，創造社已發表的批評魯迅的主要文章只有成仿吾的《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洪水》1927年1月16日）和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文化批判》1928年1月15日），而太陽社的成員還沒有加入論戰，太陽社第一篇向魯迅發難的文章是錢杏邨的《死去的阿。時代》要等到郭沫若已離開中國幾天之后的3月1日才在《太陽月刊》發表出來。魯迅針對創造社的批判而發出的反批判文章《“醉眼”中的朦朧》還要等到十多天以后的3月12日才在當天出版的《語絲》上發表出來。創造社1928年1月單方面發出向魯迅發難的文章還不能說論戰已爆發。如果把魯迅的反擊文章的發表看作是論戰發生的標志，那么可以說論戰的真正發生是在1928年3月。這就是說，創、太兩社與魯迅的論戰發生在郭沫若離滬之后，所以馮乃超關于郭沫若向他們傳達周恩來不要攻擊魯迅的意見的記憶明顯有誤。

前面引用的夏衍回憶還提到他聽陽翰笙說是從李富春那里得到指示的。來看看陽翰笙是怎樣談這件事的。他說，時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領導文化支部工作的李富春在1929年秋，大約是9月的某一天找到他，向他了解與魯迅論爭的情況，指出創造社、太陽社花那么大精力批判魯迅是錯誤的，要“立即停止論爭，與魯迅團結起來”。在這里，陽翰笙的確說到是李富春在1929年9月左右做出停止論爭、聯合魯迅的指示。陽的以上回憶出現于1980年。不過在1977年的一篇訪談中他說李富春當時對他所做的上述講話是“中央的意見”，他還推測，“李富春同志說到‘中央意見，據我分析和推測那可能是指周總理”。這說明在陽翰笙的記憶里周恩來仍是停止論爭、聯合魯迅這一意見的發出者，而向他們直接做出指示的李富春，只是“中央意見”的執行者。陽翰笙關于李富春只是中央意見執行者的回憶，可以得到其他人回憶的證實。馮乃超就曾說，在他們聽到來自黨的領導不贊同論爭的意見后，“1929年李富春同志找文藝界的黨員談話，批評了我們的對待魯迅的態度的錯誤，也批評了創造社和太陽社之間的互相對立的錯誤”。阿英也提到，在他們聽說過周恩來要團結魯迅的意見并和魯迅聯絡后，“一九二九年秋天，李富春同志（阿英說李當時是江蘇省委領導，文化支部已改歸江蘇省委管）曾找原創造社、太陽社等社團黨員十來人談話，好像在公菲咖啡館”。馮乃超、阿英的回憶一致指出，李富春的確就停止論爭、聯合魯迅向他們做過具體的指示，但那是在黨的領導人（阿英說是周恩來）對此已有了意見之后做出的。

不僅如此，阿英還回憶說：“革命文學論爭之后，我們常聽中央來的同志說（來人是為了調和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的關系），周恩來同志說，我們要同魯迅團結，搞好團結，像小孩成長，不摔跤是不可能的，一下子希望成熟是不可能的。阿英說，他當時知道周恩來同志在上海黨中央負責軍委工作，有時在街上見到?！痹谶@里。阿英關于是周恩來指示要同魯迅搞團結的陳述就不是推測，而顯得更為肯定。

可見，是哪位黨的領導人最初提議停止論爭、聯合魯迅方面雖有李立三、李富春這樣的說法，但最后還是繞回到周恩來那里。而且作為親歷者的馮乃超、阿英、陽翰笙都一致認為周恩來是提議終止論爭的黨的領導人，而傾向于把李立三、李富春當成是執行者。

在這里不得不提楚圖南提供的一則材料。據夏衍說，楚圖南提供過一份材料說，周恩來開完“六大”后，“從任國楨（魯迅在北大時的學生，當時和楚圖南一起在黑龍江省委工作）那里看到魯迅給任國楨的一封信，談到創造社的理論和對這次爭論的不滿。周恩來同志回到上海后，就要黨組織干預這方面的工作”。夏衍在此明確地指出楚圖南提供的材料表明是周恩來在從任國楨那里了解到兩社對魯迅的圍攻后到上海就要求黨去干預。這同樣在說明提出反對批評魯迅、聯合魯迅的黨的領導人是周恩來。

不過楚圖南在另一篇訪問錄中對此事又有不同的陳述。他回憶是1928年秋，周恩來和其他六大代表開完六大后經過哈爾濱，他向代表們匯報了他所知道的“上海文化界和文藝界的情形”，轉述了他看到的魯迅給任國楨的信的內容（據楚圖南說，這封信是1928年春天寫的，講到了魯迅被圍攻和想讓任為他介紹一些馬列主義文藝的書籍的情況），“據說總理的意見是，如果真像魯迅信里所講的情況的話，這是不對的，應該團結他，爭取他”，不過，“至于后來總理到上海后的情況，就不清楚了”。楚圖南講述了周恩來在1928年秋在哈爾濱是有過反對圍攻魯迅、而要團結他的意見，但他也說明至于周恩來到上海后是否把自己的意見形成黨內的普遍意見或成為黨組織的一種決定，是否把這一意見傳達給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黨員，就不是他能肯定的了。所以從楚圖南提供的情況是無法得出兩社所接受的停止論爭、聯合魯迅的指示是直接來自于周恩來的。

盡管楚圖南的材料無法完全表明創造社、太陽社所接收到的停止論戰、聯合魯迅的指示是源自于周恩來，但這一材料的確能給我們理解這一問題提供至關重要的一環，讓我們看到黨的高層領導人的確了解到了當時上海文藝界的紛爭，并在1928年秋已對論爭有過指導性的意見。劉小清在《左聯成立內幕》一文中說，周恩來在1928年10月初魯迅給任國楨的信里了解到魯迅與創、太兩社的論爭后，“他決定回上海后盡快解決此事。然而作為中共中央實際工作的負責人的周恩來，實在是太忙了。于是時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的李富春便受周恩來的委托，成為中共直接接觸上海文化界同時制止這場論爭的重要領導人”。劉小清這樣敘述這段歷史，當然是在一些史料基礎上所做出的合理推測，但歷史是否如此，還不能完全妄加判定。

雖然在是哪個黨的領導人最早提出停止論爭、聯合魯迅的決策還不能做出絕對肯定的結論，但親歷者的回憶還是表明，當時黨的領導人的確干預過這場論爭，李立三、李富春還分頭做過指示，最早提出這一意見的黨內領導人最可能是周恩來。

既然黨的領導人有停止論爭、聯合魯迅的意見，那么這一意見是什么時候傳達到創造社、太陽社那里去的呢？馮雪峰說：“在28年年底或29年上半年上海黨的領導人曾經對創造社等指出過他們攻擊路線是錯誤的這件事，我（大概30年初）好像聽說過的?！瘪T雪峰在這里提出的時間比較不具體。馮乃超說：“一九二八年八月結束爭論。一九二九年初創造社被國民黨查封了。為什么停止攻擊魯迅？好像聽潘漢年講，李立三轉達過黨的意見，不同意攻擊魯迅……”從馮乃超這段話的上下語境推測，黨的意見傳達到他們那里應該是創造社被查封后。創造社及其出版部被國民黨封閉是在1929年2月7日。這也就意味著他們是在這之后接到指令的。阿英有回憶提到他們接到指示的時間：“一九二九年四月左右，黨說服各文藝社團解散，與魯迅合作，聯合起來。太陽社、創造社都同意黨的決定。后來潘漢年等代表中央去找魯迅談，魯迅同意合作成立組織。這個期間我參加過大約二、三次與魯迅談話，都在北四川路公菲咖啡館，多半是下午，有潘漢年、陽翰笙、馮乃超、夏衍、我等。馮雪峰有時也參加這種會談?！卑⒂⑦@里提到的1929年4月與馮乃超記憶中的時間比較接近。不過阿英這里所說的，在1929年4月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頻繁聯絡肯定不對。因為就陽翰笙、馮乃超、夏衍、馮雪峰等人的回憶，這種與魯迅的聯絡是在1929年9月之后。

根據馮乃超和阿英的回憶，可以暫把黨的意見傳遞到兩社那里的時間定為1929年上半年。但從現實的情況來看。當時黨內雖有這樣的意見，但黨組織似乎無暇給出具體的措施，也未具體去抓這一工作，兩社成員同樣只是口頭聽說過，也并沒有行動起來。黨組織真正發動解決兩社和魯迅的矛盾、聯合魯迅的工作是在1929年秋天。陽翰笙說：“一九二九年秋天，大概是九月里，李富春同志給我談了一次話。地點是在霞飛路一家咖啡館?！痹谶@次談話中李富春向他做出停止與魯迅的爭論、團結魯迅的指示。之后他與已接到同樣通知的潘漢年商量，并與潘一起召集創、太兩社的共產黨員開了一次黨員會，會上傳達了李富春的明確指示，并做出了停止攻擊魯迅、聯絡魯迅的決定。會后兩社成員開始正式與魯迅聯絡感情、消除隔閡。

夏衍也說：“據我所知，在一九二九年十一、十二月間，當時黨的負責人李立三有過指示，要上海的幾個革命文藝團體，停止筆戰，共同對敵。中央宣傳部李富春同志就找了有關的幾個人去談話，創造社、太陽社參加會議的同志都表示同意?！笔潞笏麄冮_始了與魯迅的正式聯系。

根據以上親歷者一致的回憶表明，聯合魯迅的工作是黨的領導人李富春正式啟動的，時間是在1929年秋天（大約是這一年的9月之后）。

現在我們老是把停止論爭、聯合魯迅與成立左聯放到一起來講，把兩件事情當成一件事，容易產生這樣的誤會，認為黨在這兩件事情上都有過指示。其實如果認真考辨，會發現事情并非如此，在大多數親歷者的回憶里，是把停止論爭、聯絡魯迅與建立左聯分開來講的。在大多數親歷者的講述里，黨的領導人只在停止論爭、聯合魯迅上發過指令，而建立左聯，只是兩社黨員自己的“自作主張”。

前面引用陽翰笙的回憶說過，1929年秋，他接到李富春的指示后曾和潘漢年召集創造社、太陽社的部分黨員開會，傳達李富春停止論爭、同魯迅聯合的意見。他還接著回憶：“在一九二九年秋天這次會議以后，文化支部的同志都有一種要求，就是大家組織起來，以便統一行動。不僅創造社、太陽社，魯迅以及他周圍的一些人，還有搞美術的、戲劇的人，也都有這樣的意見。文化支部就領導了這個工作，先在黨內討論，開過好幾次會，進行了很長久的醞釀，決定成立‘左聯?！标柡搀系倪@段話非常明確地指出，停止與魯迅的論戰，與魯迅聯合的指示是李富春做出的，但成立左聯，則是文化支部在綜合了他們和其他左翼文藝界人士的意見后作出的決定，這也就是說提議和決定建立左聯不是源于中央指示，而是文化支部的黨員自己在商討之后形成的決策。在他們商議決定后，就開始積極行動，正式開始了建立左聯的籌備工作。馮乃超的回憶恰好能印證陽翰笙的上述說法。馮乃超說，1929年在他們受到李富春的批評后，開了個座談會，“這樣，我們又產生團結魯迅，與他在一起作戰的強烈愿望。開始是由文化黨團負責人潘漢年去聯系魯迅，后來由我去聯系……”馮乃超的這段話說明聯系和團結魯迅都是他們這些中共黨員自發的愿望和決定。在同一篇回憶里，馮乃超還說，“夏衍似乎說過，成立左聯，是在上海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醞釀的”。從一開始就介入左聯的鄭伯奇還說：“關于成立左聯，當時在滬的黨的領導同志有什么指示，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不是黨的領導同志有一次做過什么具體指示，而是通過馮乃超與魯迅見面商量后才決定成立左聯的?！边@些回憶一致表明，成立左聯，并非來自黨的指示，而是兩社成員自己醞釀和議定的。

也有參與籌備工作的人說成立左聯是黨的意見。馮雪峰就說：“在1929年大概10月11月間，我在魯迅幫助下正在籌辦《萌芽月刊》，記得是潘漢年（他當時是中宣部干事兼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宣部長是李立三）來找我，他說黨中央希望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及在魯迅影響下的人們聯合起來，以這三方面人為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潘漢年要我去同魯迅商談，并說團體名稱擬定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边@里馮雪峰說潘漢年向他表明成立左聯是黨中央的意愿。馮雪峰的記憶是否有誤呢？如果考慮到潘找馮雪峰是在文化支部已做出成立左聯的決定之后，那么馮雪峰以上所說就有可能是有問題的。這不是說馮雪峰有意修改事實，而是說有可能存在這樣三種情況：要么是潘漢年把文化支部的決定當作黨中央的意見傳達給馮；要么是馮雪峰錯把潘從文化支部帶來的意見當成是黨中央的意見；再或者是馮的記憶有誤，誤把潘所傳達的意見記憶為中央的意見。

另外，吳黎平也認為成立左聯是黨中央的布置。吳在1929年10月參加文委的工作，11月曾參加左聯的籌備工作。他說：“1929年11月間，李立三同志到芝罘路秘書機關來找我，把黨中央的這些意思告訴我：一是文化王作者需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自己內部不應該爭吵不休。二是我們有的同志攻擊魯迅是不對的，要尊重魯迅，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三是要團結左翼文藝界、文化界的同志，準備成立革命的群眾組織?！彼€指出要文藝界停止爭論、團結和組織起來的意見，并不是李立三個人的考慮，而是作為黨中央的意見布置的。吳黎平的回憶又一次強調了要求終止與魯迅的論戰和成立左聯是黨中央的意見，是通過李立三傳達到他那里的。不過，吳黎平的上述說法也不是沒有可疑之處的。比如他在回憶中這樣表達：“所以我認為這不是李立三同志的個人的考慮，而應該是代表了黨中央的意見的?！边@樣的表述透露出他所說的成立左聯是黨中央的意志，不是一個客觀的事實，而是全憑他自己的主觀推測和判斷。再者，吳黎平說李立三安排他參與左聯的籌備。阿英卻否認任中央宣傳部長的李立三曾直接插手過左聯籌備工作，并說，“到上海后，單獨見李立三的機會不多，知道他在中央，有時見也較匆忙，記不得他特別為商談籌備左聯的事找過我”。還有，即使李立三安排吳黎平去籌備左聯是確有其事，也很難說這樣的安排是李立三執行黨中央關于成立左聯的意見的結果，更不能就此推斷成立左聯是黨中央的意見。因為李立三找吳黎平去從事籌備左聯的工作是11月間，這時文化支部早已形成了建立左聯的意見，并已為此開過會（據夏衍回憶，第一次較正式的籌備會是在1929年10月中旬，參見夏衍《“左聯”成立前后》），還同魯迅聯絡過。馮乃超曾承認“但立三同意我們創立‘左聯則是事實”，這說明文化支部商議建立左聯是曾報告給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李立三并得到他的同意和支持的。李立三知曉文化支部在開展籌備左聯的工作，再派吳黎平去參與這一工作，是很自然的。但據李立三的這一安排不能判定成立左聯是黨中央的意見。

不能回避阿英對這件事的不同記憶，他說，還是在1929年5、6月，“潘漢年就同他談過中央打算成立一個組織，聯合左翼文藝界。潘強調要吸取中國著作者協會告吹的教訓，這次準備工作做得要充分一些，并說打算以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周圍的一些作家為基本隊伍，再擴大一點。潘漢年還同創造社、太陽社中其他幾位成員也說過類似的話。當時開會不方便，有事常是個別碰頭。我曾聽太陽社的洪靈菲（洪是我們社的，我們社后并入了太陽社）和創造社的朱鏡我（朱有時也參加太陽社支部的會議）說起，潘漢年同他們也進行過上述內容的談話”。至于為什么籌備左聯要到當年10月左右才正式進行呢？阿英解釋是因為這期間他和一些左翼作家和青年在國民黨的一次大搜捕中被捕，一些書店和進步書刊也被損毀。他接著說：“我是九月底回家的，記得很清楚，不久，潘漢年來找我和洪靈菲。他說，這次搜捕使左聯的準備工作又受到影響?，F在氣氛緩和了一些，工作馬上要抓緊進行。潘漢年還說到，中央意思這次一定要爭取到魯迅的支持，并說要馮雪峰去征詢魯迅意見?！卑⒂⒌倪@段陳述說明，黨中央在1929年5、6月間就有成立左聯的計劃，并已通過潘漢年傳達給兩社幾位成員，在阿英出獄后是潘漢年督促他們抓緊建立左聯的準備工作。

阿英的上述回憶是否確切呢？這里不妨參考其他當事人的回憶來印證一下。在上面的回憶里，阿英提到在1929年5、6月間，潘漢年就向他和創造社、太陽社傳達中央要求同魯迅聯合成立組織的計劃，并在10月左右再次傳達中央這一意思的事情。如果阿英講的這些屬實，那么中央的這一計劃也應該會傳達到作為創造社的重要成員，亦為中共黨員的陽翰笙、馮乃超那里，但是陽、馮二人的回憶都沒有提到這件事，他們對阿英所說的情況并不知情。即使1929年5、6月間，陽、馮二人沒有聽說此事，那么在幾個月后的9、10月間，當籌備左聯被提上議事日程后，在他們就成立左聯進行開會討論時，黨中央在5、6月間所做出的成立左聯的指示應該會被提及，也應該會被知會給各位參會者，但陽、馮二人和夏衍、馮雪峰等都對此未有絲毫記憶。不僅如此，陽、馮二人和夏衍還認為成立左聯是文化支部成員白行醞釀和討論的結果。這說明阿英的上述記憶可能有誤。是不是可以這樣推測，即使當時潘漢年曾就在文藝界成立一個組織和阿英有過談話，也不見得是中央的意見。因為1929年6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宣傳工作決議案》，強調黨的宣傳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強宣傳工作的組織措施，并決定，要在中宣部下設立“文化工作委員會”，其職責是：“指導全國高級的社會科學的團體、雜志，及編輯公開發行的各種刊物書籍”。潘漢年根據會議精神與阿英、洪靈菲、朱鏡我個別商量建立一個文藝組織，而阿英把這誤記為“中央”的意見這是有可能的。至于阿英說他在9月底出獄后不久潘漢年來找他說“中央的意思”要求他們“爭取到魯迅的支持”，這里的“中央意見”明顯就是李富春的意見。前文引述過，陽翰笙他們曾說李富春9、10月間曾找他們談話，讓他們停止論爭、團結魯迅，李的意見并沒有要建立左聯這一條。阿英在這里把“抓緊左聯準備工作”也當成是“中央意見”，明顯是把兩件事記到一起了，是記憶發生混淆的結果。

所以，綜合多個當事人的回憶，初步可以推斷，建立左聯主要是創造社、太陽社的黨員們在1929年9、10月間經過集體討論所形成的共識，而非來自黨中央的指示。兩社的黨員在著手籌備建立左聯的過程中，曾報請當時黨的領導人（如李立三）知曉，并曾得到了領導人的同意，整個籌備工作又主要是以共產黨員為基礎來推動的。

當然，本文至此所得出的有黨的領導人出面指示要停止論爭、聯合魯迅，成立左聯并非出自黨的指示，而是文化支部黨員的集體意志這一結論，是在僅有當事人多年之后的回憶的現有條件下推導而出的。歷史的真相如何，還有待進一步的發現。在僅有當事人多年之后不可靠的回憶，而且回憶又有很多出入的情況下，處處存疑比妄下判斷可能是更尊重歷史的態度。這里說參與籌備左聯的當事人多年之后的回憶不可靠并不是說這些人的回憶有意歪曲歷史，而是說經過歲月的洗滌，半個世紀后的記憶出現差錯或遺漏是在所難免的；而且在1949年到1980年代這一特殊的政治情勢和語境下，在差不多所有的左聯盟員都先后遭受清算和整肅的命運下，出于顧慮而有意識地突出或回避某些內容是比較自然的，這也會帶來記憶的失真。另外，左聯的籌備處在一個非常的政治環境這一因素也必須考慮在內，在那時候，一些年輕的共產黨員只能是在地下進行籌備左聯的活動，地下工作的保密性質，使很多人只能是單線聯系或小范圍聚會，在非公開的情況下，信息的傳遞出現變異是難免的，而且每個人的信息來源都不太一樣，也缺乏交流，對事件的了解和參與可能都只是局部的。這也是造成多個當事人對同一事件的描述會有所不同的重要原因。

還必須指出，雖然幾個當事人的回憶表明的確有黨的領導人干預了兩社與魯迅的論爭，做出過停止論爭、聯合魯迅的指示，但還沒有原始的材料表明黨的領導人把自己的個人意見通過黨組織的集體討論，在形成決議后以黨組織的形式公開發布書面命令，責成創造社、太陽社的共產黨員終止與魯迅的論爭。也就是說，某個中共領導人采取口頭批評和下達口頭指令的形式干預論爭，可能主要是領導人的個人行為。所以在黨推動左聯成立這件事上，主要表現為某領導人個人就文藝問題發出指令，而且這種領導方式主要是針對具體問題所做出的“見機行事”式的指導，有一定的隨機性，并不一定是黨組織的集體意志。另外，如果歷史真像前文所論證的，黨的領導人僅干預過兩社與魯迅的論爭，籌建左聯只是兩社黨員自作主張的行為，那也說明黨在當時對文藝的領導并不是那么嚴密的，在黨的具體領導之外，左翼作家（即使是黨員作家）也有很大的自由活動和自我決策的空間。這就像馮乃超所說的：“……但在當時，制度還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許多黨員的言論和行動也常常憑自己做主；黨既沒有具體地抓文化方面的工作，那就使得這一環的活動更自由一些……”上述情況表明，黨或黨的領導人的個人行為對左聯的成立的確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在左聯成立的具體事宜上，一些黨員自發的活動也對左聯的建立有重要貢獻：黨在左聯成立這件事上的作用，主要體現為對左翼作家精神的影響，而不一定是通過黨組織的行政指令或行動上的周密布置和安排。黨在左聯成立上的領導方式有與1949年后黨組織集體管理文藝的方式的相異之處，而這種不同也體現在30年代黨領導左翼文藝的整個過程中，這些都是我們在研究左翼文學時需要時刻注意的。

（責任編輯 劉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