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對毛澤東思維方法論的繼承和發展

楊玉成 王善銘

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并闡述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調查研究等基本思想和工作方法。從實質上看，這些基本思想和工作方法都要求在實踐的基礎上，運用正確的思維方法對感性材料進行加工和整理，從而把握事物本質和發展規律，提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作出合理的決策部署。其中的關鍵環節之一是運用正確的思維方法整理總結出相關規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反復強調黨的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要學習和掌握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等思維方法，不斷“增強工作的科學性、預見性、主動性、創造性”(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757頁。。習近平對于相關思維方法的論述和闡釋在毛澤東思想方法論中均有源頭，可以說是對毛澤東的思維方法論的繼承和發展。

一、戰略思維

毛澤東善于運用戰略思維指導實踐工作。早在1930年年初撰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澤東就通過對國內外形勢的精辟分析，把握了中國革命發展的趨勢，在革命處于低潮時預見到革命高潮即將到來。毛澤東自信地描繪道：中國革命“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2)《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頁。。后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一系列著作中所作出的關于戰略思維理論和方法的論述，成了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有力思想武器。

習近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戰略思維。1984年，習近平在河北正定縣委任職時就已強調，“各級領導干部不僅要有戰術措施，更要有戰略思維”(3)習近平：《知之深 愛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頁。。習近平為正定縣謀劃的“半城郊型經濟”發展戰略，對正定縣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在福建省廈門市任職期間，習近平用其戰略思維極具前瞻性地為廈門市發展提出相關建議，建議成立廈門市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辦公室。同時，習近平組織制定了《1985—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并對廈門經濟特區中長期發展作出了總體設計，為廈門經濟特區發展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開拓意義。在福建省寧德市任職期間，習近平在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戰略思考，強調寧德要“因地制宜，發揮區域優勢”(4)習近平：《擺脫貧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頁。，發展好農業和工業，在抓好中短期工作的同時，又要以“弱鳥先飛”的理念和“滴水穿石”的精神謀劃長遠發展。后在福建省福州市任職時，習近平主持制定了《福州市20年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設想》(即“福州3820工程”)，科學地謀劃了福州3年、8年、20年的發展目標、步驟、布局、重點和措施，充分體現了立足長遠、放眼全局的戰略意識。在擔任福建省省長期間，習近平作出建設“數字福建”(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33頁。的戰略決策，并擔任“數字福建”建設領導小組組長(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33頁。，高瞻遠矚謀劃福建的長遠發展。在浙江省任職期間，習近平提出并實施了“八八戰略”(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頁。，作出了建設“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生態省”等重要戰略部署，有力地促進了浙江發展走在前列。

習近平深刻理解“把握發展大勢”(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73頁。的重要性，并把戰略思維能力概括為“高瞻遠矚、統攬全局，善于把握事物發展總體趨勢和方向的能力”(9)《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4頁。。2018年1月初，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引用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的一段話：“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10)《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395頁。處于作戰略決策位置的領導干部要繼承和發展“高瞻遠矚、統攬全局”的戰略思維能力。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軍興軍戰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和戰略決策，充分體現了高瞻遠矚、統攬全局的戰略思維。

二、歷史思維

毛澤東高度重視并善于運用歷史思維。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十分重視總結和借鑒歷史經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深受中國古代政治史啟發。在充分結合自身的革命實踐經驗后，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和“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1938年10月，毛澤東在談到學習歷史遺產時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11)《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1942年，為了讓廣大黨員干部更好地樹立歷史思維，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強調要“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12)《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0頁。。毛澤東明確指出運用這種方法“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不是主觀主義，應該找出歷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13)《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頁。。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毛澤東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客觀地分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內“左”的和右的錯誤產生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此后，毛澤東通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入思考和總結，針對黨內部分干部出現驕傲自滿、貪圖享樂的現象提出了“兩個務必”思想?！皟蓚€務必”的提出是毛澤東歷史思維的重要體現，是對中華民族歷代執政規律與治亂規律的歷史總結，對于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實現長治久安、維護政權的平穩產生了重要的啟發。在社會主義建設的起步階段，毛澤東用歷史思維總結和評價斯大林時提到：“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于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1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頁。1956年11月，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1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頁。

習近平對毛澤東的歷史思維的繼承和發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習近平繼承了毛澤東的“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的觀點，提出“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1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頁。這一論斷。正是基于這樣的歷史思維，習近平同毛澤東一樣，高度重視汲取歷史經驗和智慧，以實現啟迪現實、引導未來的目標。習近平在擔任地方領導的各個時期都高度重視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并善于總結和吸取地方治理的歷史經驗和智慧。例如，習近平在寧德市壽寧縣調研時，對曾擔任過壽寧縣知縣的明代文學家馮夢龍的治理理念和智慧非常欣賞，同時，習近平還從閱讀《福寧府志》中獲得閩東發展海上養殖業的啟發。

其次，習近平繼承了毛澤東的“兩個務必”思想中蘊含的探索歷史規律、尊重歷史規律思想，提出把握歷史規律并按照歷史規律辦事的要求。習近平多次強調領導干部要通過學習歷史深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這三大規律的認識，以此解決當代中國現實和未來發展中的各種問題。黨的十八大之后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新發展理念，正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特別是對現代化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的產物，是按照歷史規律辦事的重要體現。

再次，習近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評價歷史人物的歷史思維，提出應該全面、歷史、辯證地看待和分析歷史人物的功過。習近平認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到他們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17)《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93頁。。習近平還特別指出，如何看待歷史的曲折與失誤是一個人、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智慧和境界的體現，是否能夠以正確的態度對待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是衡量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否真正對人民群眾負責的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中國共產黨“對自己包括領袖人物的失誤和錯誤歷來采取鄭重的態度，一是敢于承認，二是正確分析，三是堅決糾正，從而使失誤和錯誤連同黨的成功經驗一起成為寶貴的歷史教材”(18)《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94頁。。

概言之，毛澤東的“歷史主義的方法”(19)《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頁。實質上就是堅持歷史思維，習近平高度重視并運用了“歷史主義的方法”。2019年1月21日，習近平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講話中正式把歷史思維與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并列提出，明確要求領導干部必須提高這六大思維能力(2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3頁。。

三、辯證思維

毛澤東重視對于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運用，其核心就是用矛盾的觀點來分析和解決問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矛盾觀點進行創造性的闡釋，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21)《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308、320頁。等觀點，提出在實際工作中既要講兩點論，也要講重點論，要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有機統一，如既要“統籌兼顧、適當安排”(22)《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頁。又要抓住工作中的重點；“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23)《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頁。，也要注意輕重緩急、分清主次、善于配合。

習近平把毛澤東的這種思維方法概括為辯證思維，指出辯證思維就是“承認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善于抓住關鍵、找準重點、洞察事物發展規律”(24)《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5頁。的思維方法。習近平對毛澤東的辯證思維的繼承和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毛澤東關于辯證思維的表達形式對習近平的辯證思維有著重要的影響。毛澤東經常把正確處理事物之間的辯證關系，作為辯證思維的重要表達形式。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論十大關系》中，把“關系”“問題”“矛盾”作為同義語使用。習近平也一貫善于運用“正確處理……關系”這種辯證思維形式，在1983年于正定縣任職期間就在《正確處理發展商品經濟的六大關系》一文中提出若干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的關系，體現出他對辯證思維的嫻熟掌握和運用(25)習近平：《知之深 愛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120頁。。1989年，在福建省寧德市工作期間，習近平在《正確處理閩東經濟發展的六個關系》一文中指出閩東的經濟發展要正確處理的若干關系，體現出他在深刻把握閩東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對發展閩東經濟的深入辯證思考(26)習近平：《擺脫貧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100頁。。尤其是，他在《新形勢下閩東財政經濟的辯證觀》一文中，自覺運用唯物辯證法研究和解決閩東財政經濟運行中的諸多矛盾，提出要正確處理財政經濟中的若干關系。在論及如何正確處理全局與局部的關系問題時，他表現出了全局意識，指出閩東的全局只能服從全省乃至全國的要求，當全局需要局部利益作出一定的犧牲時，局部應當樂于承擔(27)習近平：《擺脫貧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頁。。在浙江省任職期間，習近平一再強調要處理好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重大關系。例如，要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辯證關系，要處理好“兩座山”(28)習近平：《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頁。的關系，即“金山銀山”與“綠水青山”之間的關系。同時要處理好“兩只手”(29)習近平：《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頁。之間的關系，即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之間的關系。要處理好“兩種人”(30)習近平：《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頁。之間的關系，即城市居民和農民之間的關系。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更加注重正確認識和對待一些重大關系，如正確認識和對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辯證關系、正確認識和處理全面深化改革中若干重大關系、正確認識和處理全面依法治國中的辯證關系、正確認識和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辯證關系等。

其次，習近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于兩點論和重點論有機統一的思想，在工作中既注重統籌兼顧、全面推進，又注重“牽住‘牛鼻子’”(31)《習近平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95頁。，突出重點，以點帶面，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推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面貫徹“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時候，提出并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就是以抓主要矛盾來帶動工作全局。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過程中，既注重整體謀劃、整體推進，又注意抓住重點，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推進。比如，為了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戰略目標，既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各方面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又要求重點解決好“三農”問題，特別是把扶貧攻堅作為重點任務。對于“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求全面謀劃、統籌推進各領域改革，又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重點，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引領和帶動作用。把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又把深化行政體制改革作為處理政府與市場這對關系的重點，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32)《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09頁。。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面，既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全面部署，又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3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頁。，必須以這個總目標作為“工作重點”和“總抓手”。在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方面，既對全面從嚴治黨提出系統要求，又強調要以“黨風廉政建設”作為突破口，重點解決“四風”問題和“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問題。習近平還多次強調，各種工作要抓出成效，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傊?，強調“整體推進”和“抓重點”相結合，是習近平辯證思維的一個重要特征。

四、創新思維

毛澤東思想具有高度的獨創性，其本身就是毛澤東創新思維的理論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是習近平創新思維的理論成果。創新思維需要懷疑批判精神，需要勇于破除迷信、破除本本或教條。毛澤東1961年3月23日談到1930年寫的《調查研究》一文時指出，當時反對本本主義，“這里頭包含一個破除迷信的問題。那個時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級的東西就認為是好的”(34)《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頁。。習近平在談到創新思維時也把破除迷信擺在第一位，指出創新思維能力就是“破除迷信，超越陳規，善于因時制宜、知難而進、開拓創新”(35)《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學習日報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5頁。的能力。

在創新方法或創新途徑方面，毛澤東特別擅長在結合中創新，尤其是在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中創新。毛澤東善于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來觀察、思考和解決中國問題，但他又反對教條地理解和搬用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具體結論，而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了包括“農村包圍城市”在內的一系列獨創性理論或策略，在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中不斷形成新論斷。1960年毛澤東講過一段很透徹的話：“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3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頁。毛澤東特別指出：“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37)《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頁。不唯書、不迷信權威，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我國國情和發展需要有機地結合起來，在這種結合中不斷形成新論斷，開拓新局面，這是毛澤東創新思維的基本方法。習近平也非常注重在結合中創新，尤其主張通過“結合”來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他指出，領導干部提高創新能力需要做好三個結合，增強三種本領。其一，要把運用科學理論指導實踐創新和在實踐中推動理論創新相結合，增強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本領。其二，要把“吃透上情”和“摸清下情”相結合，增強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的本領。其三，要把敢闖敢試與把握規律相結合，增強解決新問題的本領。既要有敢闖敢試的勇氣和勁頭，又要善于把握規律和發展趨勢，有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

毛澤東創新思維的另一種重要方法是，及時預見形勢發展的新趨向，在科學預見中創新。毛澤東認為任何事物都是一個辯證發展過程，舊過程的終結，也就是新過程的開始，矛盾雙方既是對立的，也是互相轉化的。不為眼前的逆境或順利形勢所迷惑，必須能夠及時準確預見形勢發展的趨向與轉機，形成新思路，作出新決策，推動事物朝好的方向轉化。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強調領導者要開動腦筋分析問題，要看得遠，有預見，當新事物“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38)《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頁。。毛澤東還指出，對于重要問題沒有預見，“如果犯了錯誤就不得了”(39)《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頁。?！捌咂呤伦儭焙?，毛澤東撥開迷霧，科學分析、準確預測了國際環境與中日雙方主要因素的消長變化及戰爭發展趨勢，提出了勝利是中國的，戰爭是持久戰的結論。

習近平也很善于在科學預見中創新，善于通過前瞻性思考對事物的變化發展、未來趨勢作出科學合理的預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向前發展。例如，習近平在把握中國社會發展規律和趨勢的基礎上，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一奮斗目標和歷史使命，以此引領中國未來發展。習近平在指導軍隊改革時強調“下好先手棋”(40)《習近平關于總體國家安全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頁?！俺安季帧?4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09頁。，在指導技術創新時強調必須高度重視戰略前沿技術發展，推進自主創新，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必須“確定正確的跟進和突破策略，選準主攻方向和突破口，超前布局、超前謀劃”(42)習近平：《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人民日報》2016年3月14日。。習近平在談到堅持創新發展理念時要求“超前謀劃、超前部署，緊緊圍繞經濟競爭力的核心關鍵、社會發展的瓶頸制約、國家安全的重大挑戰，強化事關發展全局的基礎研究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43)《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頁。。

五、底線思維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國際國內形勢呈現出一片光明的景象。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依然保持清醒頭腦，從最壞處著眼，向最好處爭取，努力預見各種風險挑戰，化解問題矛盾，從而在抗戰的最后階段和隨后的解放戰爭中贏得主動。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前后認真考慮了各種“最壞”情形，寧可把形勢想得更復雜一點，把挑戰看得更嚴峻一些，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一些，力爭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形做好充分的預判和準備。毛澤東在這一時期反復提及要“準備最壞局面”(44)《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頁。，并以此作為想問題、辦事情、定政策的根本出發點。1945年5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結論時講到“準備吃虧”問題，專門講可能要面對的困難，并一再提醒大家要充分估計困難，明確指出：“我們要把估計放在最困難的基礎上，可能性有兩種，我們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45)《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頁。，“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計到”(46)《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頁。，“許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們的高級負責干部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47)《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頁。。這些提醒和見解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底線思維。

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應對突然事變時強調：“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總不吃虧。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48)《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頁?！皽蕚鋵Ω蹲顗木置妗?，“要在最壞一點上來布置工作”(49)《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 187、189 頁。，以能對付最壞情況為根本出發點。

毛澤東關于底線思維的相關論述對習近平有著重要的影響。習近平把毛澤東的“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的思維方法提煉為“底線思維”，多次強調：“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樣才能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50)《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8頁。2016年1月，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引述了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所列舉的17條困難，把毛澤東的觀點看作是“守住底線”的重要思想方法。2018年1月，習近平再次提到毛澤東所列舉的17條困難，并就增強憂患意識、防范風險挑戰作出專門論述，從8個方面列舉了16條需要高度重視的風險，并強調指出：“各種風險我們都要防控，但重點要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風險?！?51)《中國共產黨簡史》，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496頁。習近平指出：“要強化風險意識，常觀大勢、常思大局，科學預見形勢發展走勢和隱藏其中的風險挑戰，做到未雨綢繆?！?5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3頁。習近平的底線思維在其中得到充分體現。

六、結語

以上論述表明，毛澤東盡管沒有明確使用過“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等相關概念或術語，但在相關著述中實質性地闡述了相關思維方法，并在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運用了這些思維方法。習近平對毛澤東的思維方法論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將毛澤東的有關思維方法論述概念化。習近平提出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等概念，并對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和創新思維的內涵作出明確界定。二是將毛澤東的思維方法論述系統化。習近平把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作為一個整體加以強調和論述，將其系統地歸納和運用起來。盡管毛澤東在相關著述中確實闡述了相關思維方法，但相對而言較為零散，把掌握這些思維方法作為對領導干部能力的系統性要求提出是習近平思維方法論的一個重要特征。從本質來看，習近平所強調的上述“五大思維”都是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的具體化，將五種思維作為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因此習近平對毛澤東的這些思維方法的繼承和發展，也可以概括為習近平對毛澤東的哲學思維方法的繼承和發展。三是習近平對有些思維方法作出新的闡釋和發展。比如，習近平把毛澤東的“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的觀點明確闡發為“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這一論斷，把毛澤東的矛盾分析方法闡發為“辯證思維”，把毛澤東的“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的要求提煉為“底線思維”。

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留給我們的“傳家寶”。從思維方法角度梳理和研究習近平對毛澤東思維方法論的繼承和發展，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維方法論這個“傳家寶”的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進一步深化對習近平的思維方法論的內涵及重大意義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