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中國通”社交媒體網絡結構、影響力及影響機制

相德寶 李馥瓊

摘要：[目的/意義]社交媒體時代，英國“中國通”形成全新的涉華輿論影響機制，厘清英國“中國通”社交媒體網絡結構、影響力及影響機制對于把握未來英國對華外交政策及維護中英外交關系具有重要意義。[方法/過程]本文選取高校學者、智庫研究員、政府官員、媒體記者以及非政府組織成員五種類型總計169名英國“中國通”，運用社會網絡分析研究方法對其在社交媒體Twitter上的網絡結構、影響力及影響機制進行研究。[結果/結論]英國“中國通”構成了一個較為緊密的社交關系網，涉華信息傳播暢通。英國“中國通”社交網絡呈現出明顯的核心-邊緣結構，核心位置媒體記者數量最多，在英國“中國通”群體內部發揮重要的信息中介作用，智庫研究員和政府官員均處于邊緣位置。英國“中國通”利用社交媒體形成“互動、融合”的影響機制。社交媒體為英國“中國通”提供了連接、互通的網絡平臺，不同涉華議題在社交網絡討論交流，達成共識。在信息溝通交流過程中，掌握話語權的主體往往能在眾說紛紜的輿論場中提出優勢意見并產生廣泛的影響力。此外，在涉華政策出臺后，英國“中國通”借助社交媒體平臺發揮意見領袖和政策專家雙重作用，幫助涉華政策的解讀和落地。

關鍵詞：中國通? ? 社會網絡? ? 結構? ? 影響力? ? 影響機制

分類號：G251

1? 引言

中英兩國是世界大國，且皆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全球政治、經濟及安全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015年，中英關系提升至“全球全面戰略伙伴”，雙邊關系達到高潮。隨后，中英關系經歷了較為明顯的起落變化。在宏觀上，中英關系受到兩國GDP差距、雙邊貿易、核武器、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1];在微觀上，英國精英階層對華的看法和態度也影響著英國政府對華的舉措[2]，最終影響中英關系。

傳統媒體時代，英國“中國通”（China Hands）對華輿論的影響往往是通過點對點的人際傳播和個體公關等單向、線性傳播模式。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傳播主體呈現出“去中心化”的特征，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內容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人們被嵌入了厚厚的社會關系和互動網絡之中[3]。英國“中國通”也以專家身份參與網絡公共輿論空間討論，形塑網絡虛擬世界。社交媒體Twitter成為英國“中國通”打造“賽博空間”新名片的關鍵場域，他們可以在該輿論場建立關系網絡，討論涉華議題。由于具有一定影響力，他們在輿論傳播和導向、群體行為形成和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4]。

社交媒體成為英國“中國通”全新的一種涉華輿論影響機制，厘清社交媒體上英國“中國通”的社交網絡結構、影響力及涉華輿論傳播機制，對制定對英外交戰略，維持良好的合作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2? 文獻綜述

2.1? 英國“中國通”研究現狀

20世紀80年代以來，英國“中國通”研究作為國外中國學研究的分支越來越多地受到學界關注。西方“中國通”是指歐美社會中熟悉中國歷史文化、擅長于處理中國事務，或進行中國問題研究，并在向本土社會傳播中國形象或政府制定對華政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專業人士[5]。以往關于英國“中國通”的研究集中關注英國“中國通”研究領域、英國“中國通”的中國觀及其影響力。

巴瑞特（Barrett）等提到，英國“中國通”的關注點太強調功利價值[6]，魏思齊認為，過于強調現實政治與經濟價值[7]。這就導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英國“中國通”研究的領域由過去的中國語言、文字、歷史轉為當代中國社會、經濟、科技等諸多方面[8]。劉衫等發現，目前英國“中國通”的關注領域不僅僅是理論研究，而是有很多政策研究、政策分析、政策執行方面的研究和工作，具有實踐性很強的政策科學的特性[9]。

同時，英國“中國通”所持的中國觀受政治形勢的影響較大[10]。近代西方“中國通”的中國觀以負面為主流[5]。博思德[11]提到，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初英國“中國通”的研究大多采取一種“階級斗爭”視角。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的沃克、施拉姆等人是這一時期較為典型的英國“中國通”。20世紀7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英國“中國通”傾向于關注中國社會的離心力而不是向心力[11]。曹景文提到，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有些西方學者提出了所謂“歷史終結論”，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順利推進到21世紀后，他們又提出了“中國崩潰論”等論調[10]。劉衫[12]指出，英國“中國通”對經濟的研究突出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分析，在中國國際關系的考察中對中國也是疑慮凸顯。

“中國通”在英國的影響與作用同樣受到研究者的關注。一方面，英國“中國通”能影響英國政府對華政策[2]。劉衫[12]指出，目前從事當代中國研究的“中國通”意欲將自己的觀點融入政府對華政策過程，甚至想以此為契機影響中國自身的發展。另一方面，英國“中國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看法，甚至最終能影響其他國家對華的舉措。姜源[13]認為，當時英國人的著作，對英國早期認識中國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鄭正偉[14]在研究19世紀中葉中法越南交涉事件中指出，英國“中國通”作為第三種力量左右著談判結果。

以往的研究多采用文獻研究法等質化研究方法，從歷史和文獻層面研究英國“中國通”問題，英國“中國通”涉華輿論的總體觀點和態度傾向、傳播和影響機制缺少實證數據支撐。同時，有關英國“中國通”的研究，大多數是就起源、中國觀等方面進行研究，對英國“中國通”影響和作用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傳統社會文化背景下該群體所發揮的作用，而忽略了在網絡化時代下，英國“中國通”在社交媒體上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其對涉華輿論的影響。

2.2? 英國“中國通”社會網絡影響力研究

社會網絡是由現實世界中不同的個體通過互相聯系而形成的復雜網絡，處于網絡內部的個體之間可以互相傳播信息[15]。20世紀30年代，英國人類學家雷德克里夫（Radcliff）[16]對社會結構進行研究時，首次提出了“社會網絡分析”這一概念。20世紀80年代，“社會網絡”已經成為了社會科學中一個成熟領域?？茖W網（Web of Science）上關于“社會網絡”主題的文章數量在過去十年中幾乎增加了兩倍[3]。

影響力分析是社交網絡分析的重要內容。研究發現，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用戶在創新采用、社會輿論傳播和導向、群體行為形成和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4]。同時，意見領袖可以在社交平臺上分享其觀點和意見，利用自身影響力為公眾和政府設置議程，進而間接影響政府政策制定[17]。線上網絡社區內部的行動者能夠建立互動關系、編織社會網絡，從而形成社會網絡影響力。擁有社交網絡影響力的個體不僅能夠主導信息傳播走向，還能夠塑造用戶個體行為和其社交網絡[18]。

社交媒體成為全球輿論的公共場域，而作為涉華國際輿論的重要意見主體，英國“中國通”在國際社交媒體上的影響力并未受到關注，關于其在社交媒體上的作用如何影響到中英關系的研究也較少。

2.3? 國際關系和大眾傳媒的互動研究

隨著大眾傳媒的進一步發展，國際關系和大眾傳媒關系越來越緊密。趙雪波[19]認為，大眾傳播能夠出謀劃策，推動國家行為，影響國際社會，并形成一股較為獨立的力量，大眾傳播過程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國際關系。曼紐爾·卡斯特[20]指出，網絡建構了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而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黃一玲[21]則提到，全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的發出者和傳播者，社會大眾真正地進入了傳播領域。大眾傳播能從外圍影響政府外交的決策過程，甚至能夠直接進入決策程序，影響國際關系的發展。

從過去的研究可以發現，大眾傳播與國際關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大眾傳播能夠影響國際關系的發展。過去已有大量研究，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來分析中英國際關系，如張君榮和牛冬杰[22]、李繼高[23]、郜嘉琪[24]等。然而，鮮有研究從大眾傳播的角度入手研究英國“中國通”輿論影響機制，從而對將來的中英關系有更深刻的了解。

鑒于此，本文將以英國“中國通”為研究對象，以其在社交媒體上的行為表現為重點關注變量，通過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考察英國“中國通”社交網絡影響機制以及其在政府涉華政策制定時發揮的作用。

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包括：

（1）英國“中國通”的社交網絡結構特征是什么？

（2）哪些或哪類英國“中國通”具有較高的社交網絡影響力？

（3）英國“中國通”社交網絡是否存在核心-邊緣結構？

（4）英國“中國通”社交網絡涉華輿論影響機制是什么？

3? 研究設計

3.1? 研究對象

本文選取國際社交媒體Twitter作為研究平臺。Twitter是目前全球活躍用戶最多的社交網絡之一。據Statista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第四季度，Twitter在全球擁有1.52億可盈利的每日活躍用戶。據巴黎分析公司Semiocast報告，截至2021年7月，全球Twitter用戶總數已超過5億人。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英國“中國通”，涵蓋高校學者、智庫研究員、政府官員、媒體記者以及非政府組織成員等五種類型的“中國通”。高校學者、智庫研究員、政府官員和媒體記者均屬于政策制定共同體里設法影響公共政策決策的群體，是為政府提供政策方案、幫助其解決政策問題和公共問題的相對獨立的專業咨詢群體[25]。因此，來自于這些領域的英國“中國通”，在英國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涉華輿論。

通過文獻和媒體報道，本文總計獲得169名英國“中國通”的研究對象。在169位英國“中國通”中，高校學者34人，占20.1%;智庫研究員42人，占24.9%;媒體記者78人，占46.1%;政府官員11人，占6.5%;非政府組織成員4人，占2.4%。

3.2? 數據抓取

本文將在Twitter開設賬戶的169個英國“中國通”作為獨立行動者，利用python程序抓取這169個英國“中國通”賬號的粉絲數據和關注數據，形成英國“中國通”相互關注的網絡矩陣。然后，利用社會網絡分析軟件ORA和UCINET進行分析，并利用GEPHI制作可視化圖片。

3.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社會網絡分析法對英國“中國通”的社會網絡結構和影響力進行研究?！吧鐣W絡”是指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及其之間的關系的集合，即一個社會網絡是由多個點（社會行動者）和各點之間的連線（代表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組合而成的集合。社會網絡分析處理的是關系數據，分析單位是關系，社會網絡分析的核心在于，從“關系”的角度出發研究社會現象和社會結構。社會網絡密度越大，該網絡對其中行動者的態度、行為等產生的影響可能越大[26]。

權威中心性用于測量節點在網絡中的中心性，權威中心性高的節點具有很多指向自己的連接（in-links），同時，與其連接的節點同樣有很多指向外部的連接（out-links）。一個節點的權威中心性指數越大，則該節點在網絡中所處的地位越權威，其在網絡中的傳播力越大，影響的社會行動者也就越多[27]。本文選擇ORA權威中心性指標作為衡量英國“中國通”網絡節點權威程度和影響力的指標。

4? 研究結果

4.1? 網絡結構特征

英國“中國通”在Twitter上形成了較為緊密的社交網絡。本文對英國“中國通”在Twitter上的關注關系進行了社會網絡分析，研究發現，在169個網絡節點中，有165個出現在一個緊密連接的網絡中，4個網絡節點游離在整個網絡之外。網絡中165個節點共有4，412條連線。

社會網絡分析中，網絡密度可以反映網絡的凝聚力的總體水平，能夠展示網絡行動者聯系的緊密程度以及信息交流的積極程度。網絡密度的值介于0和1之間，越接近1，代表彼此間的關系越緊密;越接近0，則表示節點間聯系越松散。結果顯示，英國“中國通”社交網絡密度為0.163，表明英國“中國通”在Twitter上具有一定的關聯度，聯系較為緊密。該網絡對其中行動者的態度和行為產生的影響較大。

該群體的網絡平均路徑長度，或稱網絡特征路徑長度（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為2.062，說明在英國“中國通”社交網絡中，每兩位英國“中國通”之間的平均距離為2.062，即在英國“中國通”社交網絡中，僅需通過兩人就能與英國“中國通”社交網絡中的任何一個人關聯?？梢哉f，在英國“中國通”社交網絡中，涉華信息可以迅速傳播，促進涉華信息流通到不同的社交圈層，為涉華議題的討論提供了新的傳播平臺。

通過網絡密度和網絡平均路徑長度可以發現，英國“中國通”在社交媒體網絡Twitter上形成了緊密連接的網絡社群。本文運用GEPHI可視化功能，根據權威中心性指標，制作了英國“中國通”Twitter網絡總體結構圖（見圖1）。

4.2? 影響力

媒體記者社交網絡影響力整體較高，《經濟學人》記者Simon Rabinovitch擁有最高影響力。

權威中心性是衡量節點網絡中心性的指標，權威中心度越高的節點在網絡中信息傳播能力與影響受眾范圍越大。由圖1可知，節點的大小代表度數的大小，節點度數越大，則節點體積越大。在英國“中國通”社交網絡中，節點權威中心度最大的為《經濟學人》的記者Simon Rabinovitch（0.275），其次是《金融時報》的駐北京記者Yuan Yang（0.263）、《金融時報》的記者Tom Hacock（0.258）。英國“中國通”社交網絡影響力排名見表1。

整體來說，英國“中國通”中，媒體記者的社交網絡影響力普遍較強，影響力排名前20位的英國“中國通”中有19位是記者，且有9位排名居于前10?！督鹑跁r報》和《經濟學人》的記者影響力最強，前20位中有13位來自這兩個媒體。與媒體記者相比，智庫研究員、政府人員以及高校學者在Twitter社交網絡影響力普遍較弱。

4.3? 英國“中國通”社會網絡核心與邊緣結構

核心-邊緣結構根據網絡中節點之間的聯系緊密程度，將網絡中的節點分為核心網絡和邊緣網絡。處于核心網絡的節點在網絡中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對英國“中國通”社會網絡進行核心-邊緣結構分析，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些英國“中國通”處于核心地位，哪些英國“中國通”處于邊緣地位，同時，有利于對處于核心網絡和邊緣網絡的“中國通”特征進行挖掘。

本文利用UCINET核心-邊緣結構模型，對英國“中國通”社交網絡進行分析發現，英國“中國通”社交網絡中存在核心-邊緣結構。其中，24位“中國通”進入英國“中國通”核心網絡，145位“中國通”處于邊緣結構。

位于核心網絡的24位“中國通”中：22位為媒體記者，其中，8位來自路透社，6位來自《金融時報》，4位來自《經濟學人》，2名為英國廣播公司記者，1名為電訊報記者，1名為《衛報》記者;另外2位核心節點的“中國通”是學者。英國“中國通”社交網絡核心名單見表2。

4.4? 個體網絡

本文對媒體記者、智庫研究員、政府官員和學者四種英國“中國通”的個體網絡特點進行了研究。

英國“中國通”媒體記者群體網絡中，共有78個節點，2，235條連線（見圖2）。網絡密度達0.372，是英國“中國通”四種類型里網絡密度最高的群體。無游離點，網絡平均距離為1.67。這些數據說明英國“中國通”媒體記者群體內部處在一個高度連接的網絡之中，各節點聯系緊密，內部消息流通順暢。英國“中國通”權威中心度排名前三的是《經濟學人》記者Simon Rabinovitch和Sue-LinWong、路透社記者Keith Zhai，其權威中心度分別為0.208、0.193和0.192。

由圖3可知，英國“中國通”政府官員群體網絡中，共有10個節點，33條邊，網絡密度達0.367，網絡平均距離為1.446。英國“中國通”政府官員內部網絡中，各節點聯系也較為緊密，平均距離是四種類型中最短的，這說明英國“中國通”政府官員可以通過更少的節點與另外的節點聯系。排名前三的權威中心度分別是英國首席大臣、外交和聯邦事務大臣Dominic Rennie Raab，英國駐華使館政治參贊Giles Montagnon以及英國駐華使館公使Christina Scott，其權威中心度分別是0.438、0.437和0.419。

由圖4可知，英國“中國通”智庫研究員群體網絡中，共有35個節點，394條邊，網絡密度達0.331，網絡平均距離為1.765。智庫研究員的群體網絡密度在英國“中國通”四個群體中相對較低，各節點間聯系較為緊密，但是與媒體記者、政府官員等群體相比，密度稍遜一些。權威中心度排名前三點的節點分別是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成員Mathieu Duchatel、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員Euan Graham、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研究員Francois Godement，其權威中心度分別為0.289、0.258和0.256。

英國“中國通”高校學者群體網絡中（見圖5），共有34個節點，239條連線，網絡密度0.213，游離點2個，網絡平均路徑長度1.99。網絡密度最小，網絡平均路徑最長。這說明整個英國“中國通”高校學者與其他三個類型的英國“中國通”相比，群體內部聯系松散，信息溝通方面效率不高。在高校學者群體中，權威中心度最高的為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所主任Kerry Brown，權威中心指數0.312，然后是格拉斯哥大學政治系主任Jane Duckett以及牛津大學教授Craig Clunas，權威中心指數分別為0.304和0.293。

整體來說，英國“中國通”四種類型中，媒體記者的網絡密度最高，其次為政府官員和智庫研究員，高校學者群體的網絡密度最低。

4.5? 英國“中國通”社交媒體影響機制

傳統媒體時代，英國“中國通”影響涉華輿論和政策是一種單向、線性傳播模式。英國“中國通”對華輿論的影響往往通過點對點的人際傳播、個體公關等特殊模式施加影響，并在中英外交關系中發揮著“中國通”獨特的影響力。

社交媒體成為英國“中國通”網絡虛擬世界的ID，英國“中國通”以專家身份融入、參與和構建網絡虛擬世界行為。全球化、媒介化、社交化、網絡化時代，社交媒體成為獨立于現實世界的二維空間。加入社交媒體，積極融入網絡公共輿論空間討論，打造網絡虛擬世界的個人名片，成為英國“中國通”的重要網絡行為。

社交媒體成為英國“中國通”獨立于現實世界之外的網絡世界新名片。打造自身網絡ID、構建朋友圈、溝通信息、討論議題、塑造形象、實施影響成為英國“中國通”網絡世界的重要行為。

英國“中國通”專家實名注冊社交網絡，公開自己的現實世界個人身份、職務和研究領域，以個人現實世界的社會資本融入、參與網絡虛擬世界，成為網絡虛擬世界的重要力量?；谏鐣W絡分析，本文對英國“中國通”社交媒體影響機制進行理論總結。

4.5.1? 議程設置階段? ? 社交媒體融合了媒體、政府、智庫、“中國通”個體、意見領袖等異質、多元傳播主體，實現涉華議程信息來源多元化，議題相互設置。

一方面，社交網絡為英國“中國通”提供超越自身圈層的物質鏈接和社會交往空間。從上文可以看出，英國“中國通”已經在社交網絡上形成了融合媒體記者、高校學者、智庫研究員和政府官員等職業、資本、地位各不相同的異質社交網絡圈。在這個異質社交網絡圈中，不同的傳播主體聚焦不同的涉華議題并持不同觀點，彼此之間的議題與觀點在社交網絡圈中不斷碰撞融合，此消彼長，最終形成集體表達，從而產生社會影響力。

另一方面，英國“中國通”又通過社交網絡在海量用戶中借助“中國”這個共同興趣建立了連接，“志同道合”的“中國通”們相互關注，打造、形成“涉華研究”共同的朋友圈。通過志同道合的涉華朋友圈信息，英國“中國通”可以第一時間了解、關注涉華輿論信息，加入涉華事件討論，發表觀點，闡釋立場?！吧嫒A朋友圈”的構造，為社交媒體時代涉華輿論的信息流通提供了網絡基礎通道。

同時，在人人都是傳播主體的新媒體時代，國際社交媒體的出現改變了傳統媒體時代“傳播主體-受眾”的信息流動模式。Twitter等國際社交媒體作為典型的橫向水平媒體，將不同主體聯系在一起，涉華信息能夠滲透到不同的社交圈層，從而為涉華議程的融合建立了新的傳播語境。

通過社交媒體，英國“中國通”形成了異質社交網絡圈，不同信源的涉華信息能夠迅速傳播、發酵，涉華議題迅速在國際社交媒體空間成為顯著議題。

4.5.2? ?信息溝通階段? ? 社交媒體可以打破時間、空間，為多元涉華利益決策者就涉華議題進行溝通交流，實現充分溝通。

國際社交媒體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為多元涉華利益主體就涉華議題進行交流，提供了相對自由、開放的對話平臺。從涉華議題的提出到形成較為統一的涉華共識，實質上是一個信息溝通、雙向互動的過程。英國“中國通”通過社交媒體能夠迅速獲知彼此對相關議題的意見態度，實現高效的交流溝通，同時，這種溝通結果能第一時間傳遞給其他社交媒體用戶。不同于傳統媒體時代各個組織或機構“各自為政”的局面，國際社交媒體實際上建立了一個聚合多方信息的意見市場，多元意見在社交媒體上溝通交流，競爭碰撞，最終形成優勢意見脫穎而出，并形成社會共識。

不同話語權力主體之間的博弈，是涉華共識形成的內在動力。正如?？滤f的“話語即權力”，政治話語反映的是權力關系和社會資本，話語權強大的一方會壓制弱小的一方。因此，涉華政策建議的形成，本質上源于話語權力之間的博弈。盡管社交媒體具有“去中心化”的特質，現實社會中的權力精英在網絡空間依然掌控著優勢的傳播地位，不同傳播主體之間的對話其實是不同權力主體之間的競爭。雖然，英國“中國通”屬于同類的政治體系，但由于利益歸屬、黨派立場、意識形態等種種因素的影響，英國“中國通”們在涉華議題上往往持相異觀點和態度，此時哪種涉華觀點會成為優勢意見、在受眾中形成廣泛影響力，取決于話語競爭的結果。

4.5.3? 政策出臺后? ? 英國“中國通”通過社交媒體實時跟蹤涉華議題、政策，隨時表達、拓展英國“中國通”影響中國議題、政策的輿論機制，發揮著意見領袖和政策專家的作用。

英國“中國通”作為英國精英階層，能夠發揮社交媒體意見領袖的輿論引導作用，推動政策信息在網絡公眾之間的擴散。英國“中國通”對政策信息的傳播具體可以分為內部和外部兩個層面。在內部層面，政策信息主要依靠英國“中國通”的關系網絡進行擴散，不同的政策專家之間通過英國“中國通”這個內部關系網，溝通信息和交換意見;而在外部層面，英國“中國通”作為政策擴散的重要中介，能夠刺激政策信息的裂變式傳播，抵達更廣泛的用戶群體。內部和外部的傳播軌跡并沒有時間順序上的差異，并且內部與外部的信息傳播往往存在互動，政策專家和公眾之間基于涉華政策的交流互動，進一步加速了政策信息在公共領域的“落地”。

同時，英國“中國通”作為英國中了解中國最為透徹的一個群體，往往會對流動中的政策信息進行二次編碼，或者說對信息再生產。該群體對涉華政策的解讀會對社交媒體用戶的意見態度產生重要影響。

5? 結語

本文運用社會網絡分析研究方法對高校學者、智庫研究員、政府官員、媒體記者和非政府組織人員五種類型總計169名英國“中國通”在社交媒體Twitter上的網絡結構、影響力和影響機制進行研究。

研究發現，英國“中國通”在Twitter上形成了一個較為緊密的社交關系網絡并呈現核心-邊緣結構特征，其中核心位置大多是媒體記者，智庫研究員和政府官員均處于邊緣位置。媒體記者內部形成了聯系密切、溝通順暢的網絡。同時，英國“中國通”積極融入社交媒體，參加網絡輿論空間討論，在涉華議題的議程設置、信息溝通、政策出臺等各個階段發揮重要作用。

本文的研究不足之處體現在，對英國“中國通”的研究僅通過社交網絡結構進行定量分析，而對其在社交媒體上的推文內容缺少研究。未來研究可以將定量和定性研究結合，更全面地對英國“中國通”在社交網絡上的影響力及其影響機制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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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貢獻說明：

相德寶：制定論文框架、撰寫論文、修改論文;

李馥瓊：撰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