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騙罪中行為人取得財產的特殊情形

張明楷

詐騙罪通常表現為行為人直接取得受騙者處分的財產，但并不限于這種狹義的直接取得，還包括其他類型。

第一，由于處分行為既包括直接交付（由受騙者直接處分或交付給行為人），也包括間接交付（由財產處分者通過第三者將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所以，取得財產也包括通過第三者取得財產的情形。這里的第三者又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屬于受騙者、被害人陣營的第三者（處分行為者的輔助者）；二是屬于行為人陣營的第三者。

第一種類型，如甲為了騙取某銷售公司的電腦，臨時租用了幾間辦公室。某日，甲攜款去銷售公司購買電腦，并立即付款，然后讓銷售公司職員送貨至辦公室。第二天，甲又打電話給該銷售公司經理乙，聲稱自己公司還需要10臺電腦，并言明電腦送至辦公室后付款。由于銷售公司職員前一天送貨時，確信甲為公司購買，于是銷售公司經理乙安排公司職員丙、丁將10臺電腦送至甲的辦公室。待丙、丁將電腦送至甲的辦公室后，甲以銀行關門為由，要求丙、丁次日來領支票。丙、丁經請示乙后，同意次日索取支票。但是，甲當晚便將所有電腦轉移至他處，并關閉手機（騙取10臺電腦案）。本案當然屬于詐騙既遂。但要討論的是，在丙、丁將電腦從公司搬走送往甲辦公室的途中，甲的犯罪處于何種形態？丙、丁不是電腦的所有者，也難以認定其為占有者，但在當時無疑是電腦的占有輔助者。甲只是欺騙了乙，并沒有欺騙丙和丁，所以，丙、丁屬于受騙者、被害人陣營的第三者。顯而易見的是，在丙、丁運送電腦的過程中，丙、丁是輔助乙占有，而不是輔助甲占有。所以，在此階段，乙并沒有喪失對電腦的占有，電腦也沒有轉移至甲處?；谠摾碛?，在電腦轉移至甲辦公室以前，不能認定甲已經詐騙既遂。由此可見，當第三者屬于受騙者、被害人陣營時，如果財產仍然處于第三者的轉移過程中，應當認為第三者是為受騙者占有或輔助占有，所以受騙者、被害人尚未喪失財產，行為人也沒有取得財產，此時還不能認定為詐騙既遂。

第二種類型，如A冒充警察欺騙B，聲稱B購買的古董為贓物，讓B交出贓物。B信以為真，同意交出古董。A對B說：“我明天派人到你家取贓物?！贝稳?，A安排不知情的C到B家取古董。在這種情況下，盡管C不知情，但他客觀上是為A取得古董，屬于A的陣營。B將古董交付給C后，便喪失了對古董的占有。由于C客觀上是為A取得古董，故應認為，在B將古董交付給C時，A便取得了該古董（冒名騙取古董案）。因此，應當認定A詐騙既遂。由此可見，當第三者屬于行為人陣營時，即使財產還處于第三者向行為人轉移的過程中，也應認為受騙者、被害人喪失了財產，行為人取得了財產，進而認定為詐騙既遂。

第二，受騙者作出財產處分決定，使被害人向受騙者轉移財產，然后受騙者再向行為人轉移財產。例如，訴訟詐騙時，法官是受騙者與財產處分者。其中的一種情形為，法官作出財產處分決定后，由敗訴者向法院轉移財產，法官再將財產轉移給行為人。在這種情況下，相對于受騙者而言，行為人直接取得了財產；但相對于被害人而言，也可謂行為人間接取得財產。由于法官與敗訴者都可謂廣義的被害人，所以，當敗訴者將財產轉移給法官或法院時，還不能認定被害人喪失了財產，也不能認定行為人取得了財產。在此階段，只能認定為詐騙未遂。只有當法官將財產轉移給行為人占有時，才能認為行為人取得了財產，被害人喪失了財產，進而認定行為人詐騙既遂。

第三，由受騙者作出財產處分決定，使被害人向行為人轉移財產。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行為人直接從被害人處取得了財產，但并不是直接從受騙者即財產處分者處取得財產。相對于受騙者而言，也可謂行為人間接取得財產。如上所述，訴訟詐騙時，法官是受騙者與財產處分者。其中的情形之一是，法官作出財產處分決定（判決或裁定）后，由敗訴者（被害人）直接向行為人轉移財產。在這種情況下，并不是法官作出財產處分決定，行為人便取得了財產，詐騙行為就既遂，因為在法官作出財產處分決定之后，只要敗訴者沒有將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敗訴者便沒有喪失自己的財產，行為人也沒有取得相應的財產。在被害人沒有喪失財產的情況下，不可能認定行為人已經詐騙既遂。所以，只有當敗訴者將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時，行為人才取得了財產，因而成立詐騙既遂。

不過，就上述第二種、第三種情況得出的結論是就狹義財物而言，即就受騙者或者被害人轉移狹義財物而言得出的結論。換言之，在上述第二種、第三種情況下，如果詐騙對象為財產性利益，當受騙者作出財產處分決定時，就意味著行為人或第三者取得了財產性利益，被害人也因此喪失了財產性利益，應認定為詐騙既遂。還是以訴訟詐騙為例。例如，行為人提起虛假民事訴訟之后，法官判決被害人向行為人賠償100萬元，只要判決發生了法律效力，就可以認定行為人取得了財產性利益（相當于100萬元的債權）。就該財產性利益而言，已經成立詐騙既遂。再如，債務人甲偽造證據，使法官駁回債權人乙的訴訟請求，從而免除甲的債務，只要判決或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就應認定行為人取得了財產性利益，成立詐騙（財產性利益）既遂。另外，在上述第二種、第三種情況下，如果行為人實施訴訟詐騙行為是為了騙取必須登記的不動產，那么，法院作出有利于行為人的勝訴判決時，并不意味著行為人取得了不動產；只有當行為人基于法院的判決辦理了不動產所有權的轉移登記時，才能認定為其取得了財產，從而成立詐騙既遂。

第四，欺騙行為導致受騙者放棄（拋棄）財物，行為人進而拾得財物的，也應認定為詐騙既遂。當然，對這種情形還存在爭議，需要進一步研究。如前所述，詐騙罪中的財產轉移形態通常表現為：受騙者或被害人的占有→行為人的占有；或者表現為：受騙者或被害人的占有→第三者輔助占有→行為人的占有；而上述案件的財產轉移形態表現為：受騙者或被害人的占有→脫離占有狀態→行為人占有。兩種財產轉移形態是否具有本質區別，或者說對上述行為應以何種犯罪論處，在刑法理論上也存在爭議。

第一種觀點認為，上述行為成立詐騙罪（既遂）。如日本學者福田平指出：“關于欺騙他人使之放棄財物進而拾得該財物的情形，存在盜竊罪說、侵占脫離占有物說、詐騙罪說。但是，由于沒有必要將交付解釋為僅限于直接交到行為人手中，所以，在這種場合，可以說通過介入對方的財產處分行為而取得了財物的占有，成立詐騙罪?！蔽覈_灣地區學者褚劍鴻也持該觀點：“行為人以一貫不法所有之意思，使用詐術使人陷入錯誤而為財物之拋棄，從而取得之，雖非由于被害人直接交付。但既屬行為人使用詐術，而使為錯誤之拋棄，因而行為人取得該物，其間自有因果關系，仍應成立詐欺罪，而不能論以侵占脫離本人持有物之罪?！边@種觀點可謂刑法理論的通說。

第二種觀點認為，上述行為成立盜竊罪。如日本學者團藤重光指出，在這樣的場合，沒有交付的形態便取得了事實上的支配，所以成立盜竊罪。因為詐騙罪的結構是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使對方陷入認識錯誤，對于基于認識錯誤實施處分行為，行為人通過對方的處分行為取得財產。所以，取得財產應是直接取得對方交付的財產，在對方放棄財產的情況下，行為人在另外的狀態下取得對方放棄的財產的，就缺乏處分行為與取得行為的關聯性；而且，放棄財產的行為本身不能被評價為處分行為。

第三種觀點認為，上述行為成立侵占脫離占有物罪（我國刑法中的侵占遺忘物的犯罪），因為他人丟棄或拋棄的財物，是脫離他人占有的財物。既然如此，行為人取得該財物的，只能成立侵占脫離占有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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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傾向于第一種觀點。首先，上述情形完全符合詐騙罪的構造與直接性要件。一方面，受騙者之所以放棄財物，完全是行為人的欺騙行為所致。受騙者雖然沒有直接將財物交付給行為人，但其放棄財物誤將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或第三者占有，至于是直接轉移給行為人或第三者占有，還是經過脫離占有狀態后轉移給行為人或第三者占有，則并非重要問題?，F實中，行為人都是使對方將財物放棄于行為人可以立即取得的地方，或者使對方將財物放棄在其他人不知道而只能由行為人拾得的場所，這更加肯定了該行為符合詐騙罪的構造。另一方面，在對方放棄財物與行為人取得財物之間，不存在行為人獨立的不法行為。所以，對方的處分行為與行為人取得財物之間并不缺乏關聯性。況且，處分行為的成立，不以處分行為者具有轉移所有權的意思為必要。處分行為并不限于直接將財產交付給行為人，取得財產也不限于從受騙者處直接取得財物。既然如此，使受騙者放棄財產進而拾得該財產的行為，就應成立詐騙罪。

其次，盜竊的對象必須是他人占有的財產，對脫離他人占有或者自己占有的財產不可能成立盜竊罪。既然受騙者已經放棄了財產，便說明其沒有繼續占有財產，因此，認定行為人盜竊了受騙者放棄的財產顯然不合適。同樣，認定行為人盜竊了受騙者放棄之前的由受騙者占有的財產，也不符合事實。所以，認為上述行為成立盜竊罪是存在疑問的。

最后，雖然在上述情況下，對方因為受欺騙而放棄的財產，屬于脫離占有的財產，在我國也可以認定為遺忘物，當然，前提是將遺忘物理解為“非基于他人本意而脫離他人占有，偶然（不是基于委托關系）由行為人占有或者占有人不明的財物”，但是，我們應當考慮脫離占有的原因。一方面，顯然，行為人的行為不只是占有了他人的遺忘物或脫離占有物。更主要的是通過欺騙行為使他人放棄了對財物的占有，進而取得了該財物。所以，將上述行為僅評價為侵占罪并不全面。另一方面，如果像上述第三種觀點那樣，不考慮被害人因為行為人的欺騙行為而放棄財產的事實，那么，既然被害人放棄了財產，則意味著放棄了財產所有權，將該財產認定為脫離占有的財產也不合適。因為脫離占有的財產（或遺忘物）是雖然脫離了他人占有，但他人并未放棄所有權的財產。然而，一旦肯定被害人對其放棄的財產具有所有權，則必須重視行為人欺騙被害人使之放棄財產的事實，即脫離占有的原因；一旦重視財產脫離被害人占有的原因，就可以得出行為構成詐騙罪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