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學士院的演變與衰落原因探析

李 垚

(河北大學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南宋建立之初，在繼承了大量北宋政治遺產的同時，也因實際需要對官制進行了適當補充與修改。新特點之一即權直官、兼權官廣泛應用于中央官制，這不但是北宋政治遺產在南宋繼續發育的表現，也是南宋草創之際面對時事的應急之舉。學士院是唐宋時期極為重要的秘書機構，對于南宋學士院而言(1)關于學士院的官方名稱，歷來眾說紛紜，主要有“翰林學士院”“學士院”兩種，筆者認為，由于南宋時期學士院官并非皆為翰林學士或承旨，而多以外官兼任，故翰林學士院之名不甚準確，本文討論皆以“學士院”為準。，草詔、顧問、侍從等日常工作則落在了品級較低的直學士院，以及并非學士院正任官的權直學士院等兼權官身上。而此后，學士院官又因時代變化，出現了學士院權直等更低品階。人事除授越加紊亂，學士院官素質日漸低下，內制的起草質量也越來越惡化。學士院的衰落，既是南宋政權衰落的縮影，也是宋代“以文立國”國策破產的時代寫照。相關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官制史角度，如楊果認為：“宋翰林學士各項制度的日臻完備，從大勢上來說，反映的正是翰林學士逐漸由內臣外化為朝臣，從隨意走向規范，從近密走向疏遠的過程”[1]。苗書梅也指出：“南宋正拜學士的減少，權直官的任用，反映出翰林學士在南宋中央政治權力運作中作用和地位的下降”[2]。而政治史的相關研究成果則仍有空缺。觀察學士院這一秘書機構在南宋歷史上的演變過程，探究其衰落的原因，有助于理解南宋權力機構運行流程和發展趨向，同時對宋代“以文立國”國策破產的歷史過程有更深刻的認識。

一、高宗朝學士院官權直官的增多和對相權的傾向性

南宋立國后，學士院的日常工作多為直學士院、權直學士院等負責。北宋時直學士院、權直學士院官皆已出現，據李心傳考證，直學士院自開寶二年(969年)盧多遜始。權直學士院自開寶六年(973年)張澹始[3]206。直學士院當仿唐代直舍人院之制而設。如“開寶二年十一月，以中書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并直學士院，時學士王著卒，故也”[4]。王著卒后，學士院沒有正官，李昉與盧多遜直學士院，這是一種人事上的臨時委派入院工作。而權直學士院則較直院為低。如開寶六年時盧多遜以兵部員外郎任直院[5]，張澹為倉部郎中任權直學士院[6]9249。差遣雖同為知制誥，但官資上，張澹要稍低一些?？磥?，直學士院、權直學士院的設置，并非單獨由于學士院官人手不夠，也是一種官資上的標志，即權直較直院為低。

李心傳所言：“國朝故事，率以從官兼直院，若左右史少卿監之類則止稱權直院焉”可謂精到[3]206。紹興和議前的學士院官，其入院時的品級基本延續北宋成例，大多集中于所謂“侍從官”的六部尚書、侍郎、給事中，或品級較低的如中書舍人、起居舍人、起居郎等所謂“小侍從”身上[7]。據李昌憲先生整理《紹興合班之制》來看，六部尚書從二品，翰林學士正三品。六部尚書入院者多為兼翰林學士或兼權翰林學士，其出院后入為執政的幾率較大；六部侍郎正四品，入院后可升為六部尚書，此后遷轉照尚書例；中書舍人正四品，以兼權直學士院者較多，其在院期間的遷轉升至翰林學士為止，出院后也可入執政，但與六部出身的學士院官不同的是，中書舍人晉升宰執的幾率更小，而以突發事件出院的概率較大；給事中正四品，其入院后遷轉可自此升翰林學士，此后授執政?；蜃越o事中升任六部侍郎，再升為尚書，再升執政。其下如起居舍人、起居郎等除授院官者較少，一般升任至侍從官即出院[8]。

秦檜專政時期(1141—1155年)，出于秦氏個人利益和實際政務的需要，學士院官選任人員品階較之此前為低，從而為其任用親信打開方便之門。從除授遷轉角度而言，本階段學士院官雖仍以侍從官群體，特別是權六部侍郎、中書舍人為主(中書舍人自1147年王镃病死后不再授，至高宗親政后恢復)，但同時，學士院官也開始任用較低級的其他朝官，如秦檜執政末期的湯思退入院時為秘書少監，沈虛中為國子司業等。按《紹興官品令》，權六部侍郎從四品，以權侍郎入院者可自此落權字，升至正四品入侍從。而入院時并非侍從官的學士院官，升轉方向主要是進入侍從官群體，如湯思退自秘書少監(從五品)入院后，先除起居舍人(小侍從)，又升權侍郎，升正任侍郎，至二十五年六月秦檜死前升任執政。沈虛中由國子司業入院(正六品)，升權侍郎后出院。這體現了學士院在秦檜獨相時期主要以執行實際事務(或所謂“備員”)為主，而并不太注意傳統的延續。到了秦檜死后的高宗親政時期，學士院基本上恢復了紹興和議前的除授慣例。

除官制角度外，在總結高宗朝學士院官的參與政治生活特點時，也可以歸結出如下幾點特征：

(一)學士院官較北宋更多地介入了皇權與相權的權力爭奪

學士院介入政治爭端并非稀奇，但由于北宋皇權穩固，學士院官作為天子私人，大規模介入政治斗爭較少，而多以個人原因參與黨爭，很少會有明顯的集體性傾向。但在秦檜專政時期，由于高宗的皇權被秦檜架空，學士院官因此向相權傾斜。對秦氏施政有利的學士院官，多由此晉升執政。如勾龍如淵在任院官期間為秦檜獻計，于紹興八年(1138年)自薦為御史中丞出院，彈擊秦氏政敵，后入為參政[9]2250。范同因與秦檜策劃排擠樞密使張俊而升任翰林學士，后在紹興十一年(1141年)七月為參政等[9]2261。而秦檜死后，高宗重新確立皇權專制，以故學士院官重新開始傾向皇權，如草擬晉封建王(即后來的孝宗)詔而獲得高宗賞識的楊椿，于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三月除參知政事[9]3156。因其并無政治才能，被時人譏為“收敕參政”[9]3337。

(二)高宗朝學士院官已逐漸廢弛院內職守與傳統

以被高宗譽為“真學士”的綦崇禮草秦檜罷相詔為例。紹興二年(1132年)秦檜第一次罷相時，高宗“謂崇禮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薇比?，將安歸？又檜言：‘臣為相數月，可使聳動天下?！駸o聞?！缍Y請御筆付院，上即索紙書付崇禮。崇禮退，未至院而麻制已成。翌日制責檜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于二策。岡燭厥理，殊乖素期?！盵9]999-1000此詔使秦檜大為憤恨。不但復相后追索將此前詔書銷毀。而且當綦崇禮死后十余年，臨死前的秦檜還念念不忘當年的一箭之仇，追索當年御筆[9]2693。綦崇禮女婿也因此幾乎喪命[10]。而分析罷相詔的起草過程時，應注意以下細節：

首先，詞臣在行詞前，大多要請示皇帝行詞用平語或褒責語。作為延續數百年的王言之司，學士起草內制時，應秉承皇帝旨意而作褒貶是一個朝野皆知的政治默契。但到了南宋，對于宰輔如秦檜而言，其個人風格則會最終導致對學士院官的打擊報復。此時的內制用語，不但表現出君主對受詔者的個人情感，也會很容易將草詔者拖入政治斗爭中。

其次，雖然北宋時亦有學士承皇帝口諭寫就御筆，再回院草詔的故事，但綦崇禮請御筆赴院這一環節則并非純為演繹故事，而是防止一旦秦檜復相，自己成為替罪羊的自保之計。御筆一旦由高宗寫就，則可明確證明綦崇禮是受皇帝欽命所寫詔書。這也是為什么綦崇禮會長期保留高宗御筆并傳給后人的重要原因，以故秦檜想要對綦崇禮后人打擊報復之前，先要收繳御筆，所幸欲興大獄秦檜迅速死去，這才避免了一出慘劇發生。

最后，綦崇禮受御筆歸院，未至院而白麻已成。固然有其才思敏捷之故，但也體現出崇禮本人對于文書起草上的機密意識淡薄，甚至不講鎖院宿直之制。北宋時遇有大除拜，學士必須鎖宿院中，待次日早晨宣讀完畢方可開院回家。而綦崇禮竟于此不甚在意。而關于泄露信息這一觀察絕非孤例，如紹興末年起草對金宣戰詔“詔未降一月之前，市人皆能誦其詔文?！盵11]除此之外，剽竊、尋租院外人士草詔等事亦屢見不鮮。如王曮草秦檜《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圣統加恩制》剽竊熊彥詩語[12]。學士院在起草沈該、萬俟卨拜相詔時假手士人陳豐等事[13]。這表明，學士院在日常工作中已將唐以來遵守的“四禁”之“漏泄之禁為急”逐漸流于虛文[14]。

(三)本期的學士院官在履行職能時多僅重視詞章

古人言文如其人。但對于南宋初期的學士院而言卻并非如此。例如汪藻草李綱罷相制，文中極肆攻擊之語。后有人問汪藻：“內翰(汪藻)頃有啟，賀伯紀(李綱)拜相云:‘…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冑以見國人?！c今謫詞一何，反也？”汪藻直言：“某此啟自直一翰林學士。渠不用我，故以后詞報之?！盵15]而面對李綱姻親的翁彥國時，汪藻在行貶官詞時不惜罔顧事實，肆口謾罵，指其“汝本茶山駔儈之徒”[16]。時論更加嘩然，翁彥國其家六世進士及第，其父又曾為胡瑗弟子。汪藻如此行詞，對內制的公信力顯然是一種削弱。

從四六文體的角度而言，汪藻之文明澈高爽，敷陳指斥時仍多豪邁之氣。前文所提到的《賀李伯紀拜相啟》中“士訟公冤”“帝從民望”兩聯不僅被其摘出夸示吳曾曰“作四六要當如此”[17]。清人亦對其內外制賦予了極高評價：“詔令所被，無不凄憤。激發天下，傳誦以比陸贄。說者謂其著作得體，足以感動入心，實為詞令之極”[18]。由此足可看出，“文如其人”的原則并不適用于此時的學士院官。

二、孝宗朝皇權對學士院的調控與其地位的進一步衰落

南宋學士院仍仿前代舊例，位于皇城之內，從地理位置上看似乎仍然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高、孝宗兩朝也屢次下詔，修繕學士院、調整宿直、重視學士院官的遷轉與品級等所謂“殊禮”，以尊崇學士院官。但這些表面上的優待與待遇并未能改變其政治地位日益衰落的整體態勢；并沒有最終使學士院地位重振如北宋承平時；到了孝宗朝后期，學士院開始更加明顯地走向沒落。

如果以乾道八年(1172年)確立左右丞相制度來作為孝宗朝分期的話，那么孝宗朝前期，學士院官除授仍延續高宗朝慣例，即以侍從官中的六部長貳、給事中、二史、外制等入院為官。本期學士院官中，品級已高者，其參與政治的效果與積極性便更加有了保障。如史浩為孝宗師，“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盵6]12066并很快晉升宰執。入院品級較低者，也可能因獲得孝宗賞識而迅速升遷，如梁克家紹興三十年(1160年)入仕，乾道四年(1168年)十一月以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至次年(1169年)二月為簽書樞密院事，首尾九年自白身晉至執政，靠的是“遇事不可，必執奏無隱”的議論風格[6]11812。而如蔣芾乾道元年(1165年)正月以起居郎兼權直院，七月除中書舍人兼直院，二年(1166年)五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其晉升速度也十分驚人。孝宗重視實務，以故乾道年間曾問胡沂：“翰苑闕官，誰可？”胡沂以汪應辰、周必大、龔茂良對。孝宗表示贊許道：“是皆不徒能文者”[19]?！安煌侥芪摹钡脑u價使得此后汪、周皆為院官。而周必大，龔茂良最終成為宰輔?？梢娦⒆诔捌?，學士院官參與政治的機會和能力都有了顯著提高。

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二月，由于加封曾覿、任用張說為執政一事，孝宗對學士院官的態度經歷了一個重大轉折。由于“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覿)、龍(大淵)、張(說)、徐(本中)之門者?！盵20]以故張說入為執政，一定會導致其黨借機進入中樞并迅速升遷，擠壓在朝官員。這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滿。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詔。而孝宗則將莫濟、周必大二人處以嚴厲處分:“上批王曮，疾速撰入(莫)濟、(周)必大予宮觀(詔)，日下出國門”[6]11967。

在此之后，學士院官的選拔更多地集中在秘書省，入院官品級較秦檜時期則更為降低。這些低等級院官，在入院之后即授以更低級別的新名號——學士院權直。相較直學士院、權直學士院的中高級朝官或侍從官選用標準，學士院權直的品級降低到了令人十分驚訝的地步。如秘書省正字崔敦詩、校書郎趙彥中、秘書郎熊克等為學士院權直者，據《淳熙官品令》，秘閣修撰從六品，秘書省著作郎從七品、正字從八品、校書郎從八品等。孝宗中后期的秘書省地位也并不如北宋時館閣官清要，僅僅被視作撰述之司。當時作為儲才之所的是偏向經濟事務的六院四轄官。以故此時的學士院官選任標準，更多地趨向于要求文章辭藻的草擬而已，大大削弱了參謀顧問這一職能的發揮空間。

不僅如此，在孝宗朝后期的翰苑缺人時，孝宗也更多地傾向于任用不知名而容易掌控的低等朝官。以熊克為例，淳熙九年(1182年)七月，學士院闕官時，孝宗曾問右相王淮：“卿見近日有作四六者乎？”王淮以陸游等數人對。孝宗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爾?！敝档米⒁獾氖?，孝宗所求并非陸游等時望能文者，而是“未知名者爾”。王淮因而舉薦熊克，孝宗遂除提轄文思院。熊克的驟然進用，引起了首相趙雄的懷疑?！拔磶?熊克)召試(學士院)，故時，學士院發策，率先示大略，試者得為之備。趙乃以諭周子充(周必大)云：‘此非佳士也?！藢以煺埱髥柲?，子充不答。及對策，(熊克文字)殊略?？舜笠詾楹?，故在玉堂，每當子充制詔，輒無美辭。后(熊克)竟出知臺州?！盵21]

熊克的驟然進用，與其曾與曾覿有所往還，引起了首相趙雄與參政周必大的不滿[6]13143。最終，趙、周二人將熊克借故出院?？梢?，在面對熊克的人事任命上，孝宗與王淮出于實用角度，決定任用熊克任學士院官，而趙雄與周必大出于對佞幸政治的反感和對于政府除授規程的維護，最終將熊克排擠出院。從這種角度上說，熊克本人的命運，實際上體現了君相在朝野政治勢力上的消長。

從職能角度上來說，孝宗朝學士院官的職能上，較高宗朝相比有所縮小。孝宗重視效率、獨斷的個人風格，使得其相比傳統的文官體制，更傾向于使用如曾覿、龍大淵等佞幸易制者任事。以故學士院官參決顧問之職責，其實更多尋租給了佞幸。而參謀顧問與執行之權落入佞幸之手，使得孝宗時士人多附著于佞幸門下，甚至出現了如葉衡等依靠佞幸十年自選人入為宰相之例子[6]13691。而反過來說，孝宗的崇尚實務，使得其統治前期，雖也表現出一派崇尚文治之態。但乾道八年后，學士院官的除授開始偏向使用秘書省官，對于學士院官的人選上亦并不帶有予以重任之想。例如淳熙十一年(1184年)時，內外制之責只由陳居仁一人處理時，孝宗反倒頗為陳氏能力而感到滿意：“向來中書(舍人)或用三人，今內外制獨陳某一人當之，略不見其難?！盵22]在這種思想影響下，學士院日漸淪為文字之司，其參與政事和升遷之路變窄便順理成章了。

三、寧宗、理宗朝學士院官日漸淪落為權相政治的附庸

孝宗確立的皇權專制體制，雖終孝、光宗兩朝被基本沿襲，但在紹熙末年皇位發生更迭后，由于寧宗的智力問題不足以承擔政務，最高權力很快落入掌握著內批之權的韓侂胄手里。而此后通過政變上臺的史彌遠，又因與掌握著皇權的楊皇后形成了合作關系，使君相關系在史彌遠當政的二十余年，形成了類似秦檜專政時的政治聯盟關系；而由于皇權的衰落，學士院的日常工作也開始長期出現向相權傾斜的趨勢。

孝宗末年，時人對翰林學士和御史中丞已有“此二官不常置”的評價[23]。而到了寧宗朝，學士院官在此時升任正任學士乃至執政的可能性，由于入院官品級低下，和普遍聲名不佳而大大降低。二入、三入院者方有可能因資歷而轉為正任學士，而進入執政行列者則更少。這說明，學士院的衰落，在寧宗朝開始加速。實際上，不但是學士院官升任執政十分少見，連升任翰林學士者也被寧宗視作“久不見此官矣”而頗為驚異[6]12047。而隨著一時盛名的學士如倪思、樓鑰等人在嘉定年間紛紛殂謝，學士院官的晉升通道也逐漸縮緊。至理宗時，除一些知名人士如趙汝騰、李韶、真德秀等外，翰林學士已并不多見除授。

南宋后期的學士院官，因政治生活的實際需要和典章混亂，導致入院為官者品級十分復雜。從現存史料上看。進入學士院者自六部尚書、侍郎，到低等級如國子司業、秘閣校理等皆有。學士院官在人事任用上出現了不拘官品高低而雜亂無章的特征。相較此前歷朝較為明顯的時代特征，寧宗時期學士院官更趨向于政治事件的需要而變得很難從官制方面分析。這表明，寧宗朝學士院官進一步淪落為政治斗爭的被卷入者和犧牲品。

從業務水平角度來說，學士院在南宋中后期所起草文書數量上依然繁多，但質量上卻經歷了一個十分明顯的滑落過程。韓侂胄執政時期，由于慶元黨禁對文教事業的摧殘，不少朝官借攻擊道學派或攀附韓氏進入學士院，使得學士院起草文書的水準大幅下降。至其執政末期，學士院所草內制水平已低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祖宗朝，毎有武功恢拓之事，必曲赦其境。罪無輕重，咸除之…開禧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逆曦底(抵)戮，亦用曲赦。惟此年之制，不以赦，不以德音。首尾如赦文，而惟用都省札子。后仍以‘詔示’結尾，詞又自雜犯、死罪巳下并放，古今無此式也?！盵24]原本用于新占領區的德音、赦書之文，此時竟用于已為宋二百年故境的四川。且除此詔收尾外，全文基本上謄抄了尚書省札子。并且關于赦免對象上，亦將原本不該赦免的犯人也列入了赦免之列，足見此時的學士院人浮于事之風的嚴重。而這種風氣，也使得地方勢力對內制逐漸輕忽，如安丙、楊巨源殺吳曦后，堂而皇之地“宣密詔，安丙權宣撫使，巨源為參贊軍事?！倍鴮嶋H上，“是曦已誅，而朝廷未知也?！盵25]僅將內制視作工具而已。

史彌遠專制時期，其初雖亦將一些知名人士，如樓鑰、真德秀等人延攬至學士院，但實則對學士院亦不甚重視；而到了其地位穩固后，幾乎將之視為無物。以致“昆命元龜，使宅百揆”這種原本用作禪讓之文的語言出現在用以褒獎史彌遠的內制上。而當秉公執言的倪思提出異議后，起草者陳晦詭辯一番，朝廷反倒將倪思予以降兩官的懲罰[26]。這也體現了史彌遠的專權跋扈，與其對于朝野之口的鉗制。以致理宗朝的學士院官魏了翁在回憶嘉定年間時不無遺憾地總結道：“方改元更始之初，海內拭目，以觀太平。豈謂一韓方斃，又生一韓?！盵27]由此可見，史彌遠基本上延續了韓氏架空皇權、鉗制輿論的專制之風。

史彌遠死后，理宗親政，由于輿論影響力越來越重，學士院所草內制往往將學士院官置于風口浪尖。如史嵩之罷相后，學士院官劉克莊所草罷相制口吻，因沒有符合反史嵩之勢力的期望，而遭到大加伐撻：“肅讀麻制，私切有疑…為陛下之喉舌，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盵28]159可見，此時的士大夫群體早已將學士院官視作替宰相發言的口舌之司而已，絲毫不對其抱有任何尊敬之心。

此后，理宗雖于景定五年(1264年)五月講求故事，通過恢復宿直制度，講求殊禮，與牟子才等學士院官唱和詩文等，意在重振學士院之地位。但學士院早已衰落已久，且隨著理宗于當年年末死去，智力缺陷的度宗即位。朝廷日常政務運行文書，主要由宮中女官與賈氏所掌握的內批來完成，以致咸淳三年(1267年)劉黻曾論：“臣睹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盵6]12247在此情境之下，知名的學士院官如王應麟者，反倒成了十分突兀的反例而為人訝異“一詞之出，士大夫傳寫殆遍，綸言以蘇軾比之。孰謂宋祚將亡，而有斯人也耶？”[29]賈似道掌權十余年間，學士院基本沒有承擔起顧問與參與時政的職責。更多的是賈氏所安排之“聚流俗工為四六者，日夜歌功頌德，比之周公，以致亡身危國而不知?！盵30]153從保存在《咸淳遺事》中的記載來看，此時的內制大多浮誕虛妄，為了夸耀賈似道而空有對仗而已，并無什么可取之處。因為內制起草，必事先向賈似道‘呈稿’以獲取認可，否則根本無法頒行?？上攵?，“呈稿”制度幾乎將輿論與文書發布管控在了一個十分狹窄的范圍內，而南宋學士院與南宋政權，也最終在日益窒息的時局之下走向滅亡。

四、結語

從高宗朝開始，學士院官品級除授日漸降低，權直官增多，正任官減少。他們逐漸廢弛院內職守與傳統，更多人僅具詞章文采。到孝宗朝更低品級的學士院權直出現，皇權對學士院官調整和控制增多，其參決顧問之責讓位給佞幸之臣。再到南宋后期學士院官成為備位的玩偶，進一步淪落為政治斗爭的卷入者和犧牲品，宋人對學士院觀感日益惡化。通過對南宋學士院衰落過程的分析，筆者總結出以下結論：

第一，學士院的衰落原因與南宋政治運作模式有關。統治者并不重視傳統與故事的延續，對于內制的效用也并不重視，而是更重視施政效果與權術。例如高宗罷楊存中兵權前一日，召學士楊椿草制，并對侍從道：“可令密(趙密，代楊存中任者。)于未宣麻以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兵衛，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語移時，而代者巳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嘉祐甫善處事，可以為法?！盵9]3150以衰弊之神策軍故事引為典故，絲毫不顧及大臣與皇帝體面，僅將內制作為一種事后追認的文書而已。高宗對待大臣之刻薄寡恩，與對待內制的玩弄輕視可見一斑。

第二，學士院的衰落與相權膨脹有關。正如魏了翁于端平年間上封事時所云：“迨四十年來(指寧宗即位后)，則事日益異。而其大要，則內制失之先，外制失之后。凡皆牽制于柄臣，而不得于其為。內制得朝廷，將有除拜必擇其可以嗾使者，而后用之。如王德謙、蘇師旦節鉞之除，當制之臣皆于未兼直前先稟風指，未宣鎖前先呈制草。其余制誥亦莫不然。至于近歲，又非前比，往往兩學士各為一制?；蚪浽紫嗤扛?，取其一為宣布，裁其一為答詔。相承既久，而人不為異，此內制失之先也?！盵28]235可見學士院草詔、顧問之職責的沒落，是學士院地位衰落的根本原因。通過魏了翁的評論，也可以推斷出整個寧宗朝的學士院大致工作情形：韓侂胄時期，學士院官往往先得意旨，在入院前即將草稿呈交，入院時不過稍加修改以應付故事，然后發布。史彌遠時期，則變成先以兩學士院官分別草稿，此后經宰相或其親信略加裁剪即成。這一制度后來演變成賈似道時期的“呈稿”?？傊?，此時學士院官的工作，并不以皇帝為服務核心看待，而是更多地秉承來自掌握權力的佞幸或宰相的意旨。

第三，學士院的衰落并非單獨源于政治，也有學風的影響。如易祓在葉適不愿做學士院官而以不通四六為辭時，頗為驚詫道：“院吏自有見成本子，何難？”[31]由于道學于嘉定年間與史彌遠集團的合作后成為顯學，詞章學術迅速衰落。學風不振，使得士人文化素質大幅下降。如曾從龍曾言“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祇，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綴緝雖繁，氣象萎爾?！盵6]12548學風頹廢，士風不勁，也使得史彌遠對詞章人才的儲備和培養并不重視，使詞科罷廢長達數十年。南宋后期對學士院“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的看法并非是空穴來風[32]。而公信力的喪失，使得內、外制對中央與地方政府，對社會中下層的號召力也因此完全喪失。宋末“然當紀綱大壞之余，強藩大鎮惟思叛國以圖富貴。其肯聽其辭命，以赴危難乎？”[30]75南宋政權在學士院為賈似道的歌功頌德與內憂外患中走向了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