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系統理論視角下農村留守兒童成長困境與社工介入路徑分析

袁飛 ,馮躍

[摘要]農村留守兒童是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伴隨著城鄉人口流動而產生的特殊群體，受主客觀因素影響，其個人成長面臨著諸多問題。本文從生態系統理論的視角切入，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對農村留守兒童所面臨的成長困境進行了分析，發現當前農村留守兒童主要面臨的成長困境有：在微觀系統上，心理問題嚴重，容易誘發偏差行為;在中觀系統上，家庭結構不完整，學校支持不足以及在同輩交往上存在錯誤傾向;在宏觀系統上，受到社會經濟、政策與文化的制約，“污名化”問題凸顯。面對這些困境，社會工作也要從微觀、中觀和宏觀3個層面出發，采取多元面向的介入策略，助力農村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

[關鍵詞]生態系統理論;農村留守兒童;成長困境;社工介入

[中圖分類號]G669.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843（2021）06-0046-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1.06.008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民逐漸成為我國社會流動的主體，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選擇前往城市，尋找更好的工作和生存機會。然而，受我國戶籍制度和家庭經濟能力等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大部分進城務工人員只能將孩子留在老家交由祖輩或其他親屬撫養，從而形成了一種特殊群體——農村留守兒童。近年來，在國家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的大背景以及社會各界的積極干預下，我國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有所下降，但受歷史因素和現實狀況的影響，其規模依舊龐大。根據《中國農村發展教育報告2019》顯示，2017年我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為1 550.56萬人[1]?？梢灶A見的是，作為我國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特殊群體，農村留守兒童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會持續存在，隨之出現的各種問題也需要社會各界來共同解決。

社會工作作為一項助人自助的專業性服務工作，在幫助界定和解決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和成長問題上能夠發揮積極的影響。2019年，民政部頒發了《關于進一步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體系的意見》，強調“支持社會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心理咨詢工作者等專業人員，針對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不同特點，提供心理疏導、親情關愛、權益維護等服務”[2]?？梢?，社會工作在幫助解決農村留守兒童成長問題上發揮的作用已經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廣泛認可。以此為契機，從“助人自助”的價值理念出發，探索社會工作對留守兒童成長困境的介入路徑，體現社會工作者對于留守兒童的人文關懷，具有極強的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

二、生態系統理論下對留守兒童成長困境的分析生態系統理論關注人與環境的互動，強調人類行為與社會系統各要素之間在環境中的相互作用，并且重視這種相互作用對人的影響[3]。其代表性人物之一查爾斯·扎斯特羅將人類的生態系統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3個層面。其中，微觀系統指處于生態系統中的個人;中觀系統指與個人產生直接關聯的小規模群體，比如家庭、單位和同輩群體等;宏觀系統則是指更大規模的社會群體，比如文化、制度、組織等。這3種系統相互關聯和影響，共同作用于個體的認知和行為。

農村留守兒童的成長問題并非單獨存在的，而是與背后的社會文化、農村發展、家庭與學校教育等多種因素密切關聯，呈現出復雜的特點。要幫助農村留守兒童更好地應對挑戰，就要在各種復雜因素中抽絲剝繭，厘清問題本質，而生態系統理論恰好為我們總結、分析和介入留守兒童成長困境提供了一種綜合性的視角。因此，本文將嘗試從生態系統理論的視角切入，重點對留守兒童在微觀、中觀和宏觀3個系統中存在的成長困境進行分析。

（一）微觀系統

1.自卑情緒強烈，心理健康失衡。兒童時期是個體心理、性格、情感和品格形成的關鍵時期，而家庭在這一階段扮演著重要角色。溫馨和睦的家庭氛圍和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能夠幫助兒童形成積極樂觀的心理品質，從而以更加自信的心態應對生活中的挑戰。然而，與父母的長期分離狀態導致了留守兒童家庭結構的不完整，家庭教育的缺失問題也隨之出現，這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產生了不利影響。一方面，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父母的關注和照料，留守兒童在心理上更容易出現失衡感和不安全感，習慣于將自己封閉起來，因而形成了孤僻自卑的性格。另一方面，身心的快速發展讓留守兒童擁有極為豐富的情緒世界，但又缺乏正確表達情緒的技巧和能力，當他們內心感到壓抑但無法正常排解和宣泄情緒時，往往會以負面的方式表達出來[4]。具體表現為嚴重的敵對和逆反心理，喜歡與他人對著干，甚至會有一定的暴力傾向。這種長期的負面情緒積壓與過于封閉的自我表達，嚴重危害了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如果不及時進行干預和引導，可能會誘發一系列偏差行為。

2.缺乏正確的價值觀念，容易產生偏差行為。由于心智還未成熟，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足，留守兒童容易受到同輩群體和大眾傳媒的影響而沾染不良的社會風氣，從而在道德觀念、價值判斷以及行為規范等方面出現認知偏差。如果外界不能及時予以引導，就容易誘發失范和越軌行為，甚至可能觸碰法律“紅線”，威脅自身成長和社會穩定[5]。社會控制理論認為，人在社會化過程中與他人建立的社會聯系能夠有效防止越軌行為的發生。對于處于成長階段的兒童而言，家庭成員所發揮的控制功能尤為重要[6]。父母的言傳身教在兒童社會規范和價值觀念的形成上起著指導和示范作用，但當父母雙方或一方長期遠離家庭時，這種控制功能就無法得到充分發揮，留守兒童所受到的約束也隨之減少。一般而言，當父母離家后多數留守兒童都交由祖輩撫養。與父母相比，祖輩的教育觀念較為落后，更重撫養而輕視教育，且溺愛孩子的現象十分普遍。當留守兒童出現心理或行為問題時，他們往往由于缺乏對這些問題的敏感性而不能及時發現，同樣也缺乏干預的手段和技巧。長此以往，留守兒童的心理和行為問題將會更加嚴重。

（二）中觀系統

1.家庭結構缺損，親子關系淡漠。留守兒童父母長期在外務工帶來了家庭結構的變化，雖然在名義上留守兒童也擁有完整的家庭，但由于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長期缺席，留守兒童實際生活在一種拆分型的家庭模式之中[7]。這種家庭結構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了家庭功能的實現，尤其是弱化了家庭的養育功能，出現了諸如父母角色缺失、祖輩溝通不暢、家庭教育缺位等一系列問題。有研究顯示，在留守兒童家庭中，有48%的比例為隔代撫養，45%為單親撫養[8]。但無論是隔代撫養還是單親撫養，留守兒童所能獲得的關注和照料都相對有限，無法滿足他們對親情的渴望。雖然留守兒童的代理監護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其父母的養育職能，卻替代不了兒童與父母之間與生俱來的情感和依戀。長時間的分隔兩地無法溝通的體驗，導致留守兒童對父母愛和依戀的需要得不到滿足，極易與父母產生關系上的疏遠，造成親子之間的隔閡。

2.學校教育資源落后，無法提供有力支持。農村留守兒童的部分問題實際上是與農村基礎教育的一些問題相互交織在一起的[9]。出于家庭經濟狀況等方面的考慮，留守兒童大多會選擇在當地的農村學校接受教育，而農村學校較為落后的教學條件意味著他們無法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相較于其他兒童，留守兒童在學校教育方面的問題既有共通性，又有特殊性。一方面，農村學校在教育環境和教學設施等方面都相對落后，教學管理水平較低，對于學生安全、心理和道德等方面教育的關注不足，師資力量也比較薄弱。這種落后的現實條件使得學校教育并沒有給予留守兒童充分的關注和互動。另一方面，部分留守兒童性格內向，平時在學校中與同學和教師的交流相對較少，容易成為班級中的“邊緣人”。由于父母長期不在身邊，其他監護人的精力又相對有限，家庭和學校之間可能會出現因為信息的阻隔而導致溝通上的斷裂[10]。此外，在一些留守兒童所在的學校中，教學進度滯后、超齡就學現象突出等問題也比較嚴重。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制約著留守兒童的發展，同時也意味著寄希望于農村學校來彌補他們家庭教育缺失的想法并不現實。

3.同輩交往中存在兩種極端傾向：自我封閉與沉溺社交。社會支持是指個人的社交網絡為個人提供的幫助與支持，良好的社會支持網絡可以有效減輕社會困境和不良遭遇對兒童的影響，幫助他們更好地適應社會[11]。對于留守兒童而言，因為日常生活遠離父母，同輩群體的支持就顯得尤為重要。健康的同輩交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兒童對于情感的需要，對于親情有良好的替代作用。然而，在留守兒童的同輩交往方面存在著兩個極端的傾向。一方面，留守兒童習慣將自己禁錮在生活的小圈子里，存在嚴重的交往障礙。有學者調查發現，留守兒童在社會交往方面的能力要明顯弱于非留守兒童[12]。這是因為留守兒童自身缺乏安全感和依賴感，并且自卑感強烈，社會交往的意愿和能力都處于較低水平。另一方面，部分留守兒童在交友方面缺乏辨別能力。長期的情感缺失讓他們熱衷于尋找生活中的玩伴，喜歡結交各種“朋友”，從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同輩群體。受限于他們的生活環境和認知水平，在這些群體之中反學校文化盛行，成員之間相互影響，使負面行為不斷強化。這兩種傾向在留守兒童的同輩交往中同時存在，但無論哪一種傾向，都對留守兒童的發展極為不利。

（三）宏觀系統

1.經濟、政策與文化層面的制約。農村留守兒童作為一種“制度性孤兒”，是我國在社會變遷和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的特殊產物，其發展面臨經濟、政策、文化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制約。一是城鄉經濟發展不均衡。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國城鄉經濟發展出現了嚴重的失衡，并且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這種經濟發展的失衡，導致城市占據了大量優質資源，農村在各個方面都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留守兒童在這種環境中生活，其成長空間受到了農村經濟與條件的限制，很難達到城市兒童的發展水平。二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長期以來，我國形成了涵蓋戶籍、教育、就業、醫療等層面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體系[13]。這種相互割裂的制度安排，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很難實現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將留守兒童封閉在農村社區之中。近年來，我國政府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一些城市也陸續放開落戶限制，許多兒童得以前往父母所在的城市落戶入學。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存在給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入學及升學提高門檻、設置條件的現象。這些不公平的制度設計讓這些兒童很難獲得融入感和歸屬感，隨之也出現了社會融入等方面的問題。三是鄉村文化和價值的變遷。傳統鄉村社會是以自然經濟和血緣關系為基礎而形成的一種相對封閉的社會，而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流改變了鄉村社會彼此熟悉的社會結構和守望相助的價值傳統[14]。被裹挾到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的巨浪之中，傳統的鄉村文化開始逐漸走向衰落和解體。對留守兒童而言，傳統鄉村社會的人情網絡和社會聯結是其獲得社會支持的重要基礎，這種鄉村文化和價值的變遷，將會嚴重削弱農村社區對于留守兒童的養育功能[15]，影響留守兒童對鄉村社會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2.對留守兒童的“污名化”傾向。在留守兒童出現并走進大眾的視野后，社會各界圍繞著該群體存在的問題展開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和討論，關于其問題的觀點也構成了社會大眾對于留守兒童群體的基本認知[16]。但這一過程中，也出現了將這些問題刻板化、擴大化甚至污名化的傾向，給他們貼上了“問題兒童”的標簽。這種“污名化”的傾向，會導致留守兒童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弱勢地位，從而形成負面的自我認知和評價，對個體心理健康產生消極的影響[17]。同時，也會讓留守兒童承受更多來自周圍環境和社會的壓力，遭受身邊人的歧視和排擠。誠然，留守兒童可能會面臨諸多風險，但這些風險的存在并不等同于他們就一定會向“問題兒童”的方向發展。事實上，留守兒童自身的抗逆力可以幫助他們抵御留守經歷帶來的風險，從而保持對社會的良好適應[18]。

三、留守兒童成長困境的社工介入路徑探究

留守兒童面臨的成長困境并非其自身存在的問題，而是與其生活環境密不可分，必須將其作為一個整體系統來進行分析。因此，社會工作在介入留守兒童的成長困境時，也要從微觀、中觀和宏觀3個層面出發，采取多元面向的介入策略，最大程度地發揮社工介入的功能。

（一）微觀系統：改變自我認知，提升留守兒童的適應能力

在微觀系統中，社工主要扮演服務提供者和使能者的角色，針對留守兒童個人開展相關服務，幫助留守兒童以正向的視角看待自我，發現并肯定自己的價值，從而促進其自信心的提升。在具體的服務過程中，可以從提高自我認同、改善不良情緒、糾正偏差行為、增強感知支持的能力4個角度進行介入，以提升留守兒童對環境的適應和控制能力。

首先，要改變留守兒童錯誤的自我認知，幫助他們正確看待自身所處的環境和狀況，提高自我認同感。社工要引導留守兒童理解父母在外工作的不易，學會發現和感知來自父母“不一樣的愛”。同時，從優勢視角出發，注意挖掘留守兒童的自身優勢，幫助他們更客觀地了解自己、悅納自己，發現自己的閃光點，激發他們的自信心和成長潛能。其次，面對留守兒童在遇到困難時產生的消極悲觀甚至逆反情緒，社工要及時進行溝通和疏導。通過開展情緒管理輔導等活動，幫助他們掌握接納和應對不良情緒的技巧和方法，學會通過合理的手段來宣泄和排解這些情緒，從而提高管理和控制情緒的能力，減輕負面情緒對個人心理的影響。再次，面對存在明顯偏差行為的留守兒童，社工要對其偏差行為產生的深層次原因進行綜合性的分析，運用個案或小組的工作方法開展有針對性的介入服務。在服務過程中，既要重視對偏差行為的診斷和矯正，也要注重對其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的培養。最后，要提高留守兒童感知社會支持的能力。雖然遠離父母，但留守兒童周圍環境中仍舊有許多可以獲得支持的資源，祖輩、親屬、老師、同輩群體甚至同村居民都可以給留守兒童提供幫助。社工要幫助留守兒童意識到這種社會支持的存在，增強他們對于社會支持的感悟能力，從而在遇到困難時能夠積極尋求周圍環境的支持與幫助。

（二）中觀系統：鏈接系統資源，搭建留守兒童的支持網絡

對于留守兒童的中觀系統，社工在介入過程中要注意發揮家庭、學校和同輩群體等子系統的功能。一方面，社工可以通過介入不同系統中的問題，減少或消除這些環境系統中對留守兒童成長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通過鏈接各個系統的資源，搭建完善的支持網絡。

在家庭方面，社工要與留守兒童父母取得聯系，幫助他們充分意識到家庭養育的重要功能，鼓勵他們平時多用電話或視頻與子女交流，了解子女的日常表現和成長需求。同時，社工可以通過邀請留守兒童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共同參加小組活動，傳授他們親子溝通和家庭教育等方面的方法技巧，提高他們參與家庭教育的意識和能力。在學校教育方面，社工可以通過開展學校社會工作，營造一種“友好型”的校園氛圍，吸引學校教師和管理人員對農村留守兒童的關注。在這一過程中，社工可以作為留守兒童和學校的中間人，既向學校反映留守兒童的特殊需求，也向留守兒童傳遞學校的關懷與照顧。此外，在針對留守兒童的小組活動中，社工也可以將學校教師和其他學生一起吸納進來，給留守兒童一種“和別人一樣”的體驗。在同輩交往方面，社工要加強對留守兒童同輩交往方面的引導，幫助他們樹立正確交友的意識，并為他們同輩交往創造條件。社工可以通過小組工作，把擁有相似性成長經歷或困惑的留守兒童聚到一起，為他們搭建正向成長的平臺，通過有針對性的小組活動，幫助他們在提高交往能力的同時收獲友誼，構建正向的同輩支持網絡。最后，社工要做留守兒童各生態系統資源的鏈接者。當前，留守兒童的生態系統尚處于孤立割裂的狀態，沒有形成良性互動。社工要整合家庭、學校、同輩群體以及社區等方面的資源，通過協調家校合作、開展社區工作等方式增強各個子系統之間的互動，從而將各系統的功能最大化，形成全方位多層面的支持體系。

（三）宏觀系統：加強社會倡導，營造積極健康的成長環境

倡導視角的社會工作認為，社會工作擁有對個人和社會的雙重責任，既要促進在社會環境中個人的成長改變，也要促進社會的改變，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19]。除了努力發掘留守兒童的個人潛能和協調各系統之間的互動外，社會工作還要在社會層面進行倡導，破除阻礙留守兒童成長的制度藩籬，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具體而言，社會工作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社會倡導。

第一，農村留守兒童產生的根源在于我國現行的城鄉二元結構，以及支撐它的一系列制度政策，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就要加強制度創新，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努力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劃分，從而破除限制進城務工人員及其子女流動的制度障礙，促進城鄉資源配置的公平化。此外，政府要加強針對留守兒童的社會福利和保障的制度和政策設計，為他們提供制度層面的保障。第二，重視農村社區的建設，重建鄉村文化，增強留守兒童對農村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傳統鄉土社會相互聯結的文化傳統遭到破壞，留守兒童的社區支持也隨之削弱[20]。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和農村產業，推動鄉村振興，增加農村社區中的獲利機會，讓農村真正能夠留住人。另一方面，也要重建守望相助的鄉村文化，充分調動農村“熟人社會”中的社會資源，搭建留守兒童在農村社區中的支持網絡。第三，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不僅是政府的責任，同樣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參與。無論是學術界、新聞媒體還是其他的一些社會組織，都可以在自己的領域內為留守兒童提供支持，吸引公眾對這一群體的關注。此外，社工也要引導社會公眾正確看待留守兒童面臨的問題，堅決反對針對留守兒童與其家庭的“污名化”傾向，努力為留守兒童營造一種積極健康的社會氛圍和成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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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龐博）

Research on the Dilemma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vention Path of Social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Theory

YUAN Fei， FENG Yu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Left-behind children is a special group in rural areas that arises from the mi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their personal growth is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growth dilemma faced by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theory， from th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and found that the main difficulties faced by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in the micro-system，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re serious， easy to induce deviant behavior; in the meso-system， the family structure is incomplete， the school support is insufficient and there is a wrong tendency in peer communication; in the macro-system， it is restricted by social economy， policy and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stigmatization” has become prominent. In the face of these difficulties， social work should also start from th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adopt a multi-oriented intervention strategy to help the healthy growth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Key words：? ecosystem theory;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growing dilemma;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收稿日期]2021-04-30

[基金項目]北京市教委社科計劃重點項目“京津冀地區流動兒童家庭外遷的整合模式”（項目編號：SZ201910028012）。

[作者簡介]袁飛（1997-），男，山東濟南人，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在讀碩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社會學;馮躍（1978-），女，遼寧葫蘆島人，博士，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類學、青少年社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