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政治演變進程中的部落因素解析*

杜 軍

【內容提要】 阿富汗的政治演變與部落社會密不可分。部落締造出了阿富汗近代首個以普什圖族為代表的部落制國家，同時開啟了阿富汗民族國家構建的歷史。不論是君主制、共和制，還是塔利班時代，均可看到部落體制對阿富汗社會變遷和國家治理產生的影響。部落與不同時期的國家政權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二者常常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雖然長期遭遇戰亂，阿富汗的部落至今依然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本世紀初，阿富汗在內外力量的主導下開啟了國家重建和民族和解進程，部落因素仍不可忽視。隨著阿富汗局勢的演變，受部落影響的塔利班實現了自我變革以及再度崛起，與此同時，部落也留下了深刻的塔利班烙印。歷史反復證明族群與部落是阿富汗社會的核心紐帶。塔利班再度執政后凝聚民族共識、構建統一和諧穩定的阿富汗仍是一項長期且艱巨的任務。

阿富汗是一個由多民族構成的、具有鮮明部落社會色彩的伊斯蘭國家，其歷史處處充斥著自身獨特的地緣政治地位、多民族互動、部落社會、伊斯蘭教，以及外部勢力干涉等因素?！坝捎跉v史的原因和地理環境的限制，在阿富汗個別原始現象長期存在，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部落就是這種現象之一。在阿富汗歷史上，它一直試圖重登歷史舞臺，因而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政治因素?！?1)孟慶順：“試論阿富汗杜蘭尼王國的性質”，《西亞非洲》，1987年第6期，第60頁。普什圖部落是阿富汗部落社會的主體，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部落組織。部落社會不僅是阿富汗最重要的社會組織，而且還是政治認同的基本來源。(2)閆偉、劉偉：“部落問題：阿富汗國家重構的制度困境與社會危機”，《南亞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4頁。

從國家內部層面上看，自近代阿富汗民族國家建立以來，其國家形態一直保有深深的普什圖部落烙印。(3)1747年建立的杜蘭尼王朝普遍被視為阿富汗民族國家形成的開啟階段。部落制(Qawm)(4)“Qawm”一詞來源于阿拉伯語，其意思為“家族、以地方為基礎的穩固結構”。與國家加強中央政府職能之間形成了復雜的關系，成為阿富汗近代國家構建的一個核心問題。

阿富汗的民族構成較為復雜，各主要民族生存和繁衍的重要單元均依托區域性和封閉性較強的部落，例如作為阿富汗第一大民族的普什圖族是最典型的部落族群。廣義上，阿富汗的部落社會泛指其國內基于傳統而形成的以部落為單位、以宗族為紐帶的各個民族共同體的生存空間。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具有半獨立性或較大的自主性，每個單元內都具有維持該單元有效運行并得到成員一致認可和遵守的各種機制和基本規則。對于大多數阿富汗人而言，他們的部落代表著政府。(5)Alexander Charles Guittard，“Qawm：Tribe-State Relations in Afghanistan from Darius to Karzai，” Boston College Electronic Dissertation，2001，p.2.在中東地區歷史發展進程中，以部落民主制為核心的治理制度經過幾千年發展最終保留下來，演變至今成為當前中東地區政治體制中特殊的部落文化模式。(6)劉錦前：“當前中東政局新發展中的部落文化因素分析”，《世界民族》，2014年第6期，第22頁(7)“中東”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中東主要指西亞地區，而廣義的中東地區范圍與界限較為模糊?？煞褐肝挥?歐、亞、非三大洲接合部的北非和西亞地區。作為亞洲重要樞紐國家阿富汗也屬于廣義上的中東國家。而這種結構在阿富汗具有濃厚的歷史傳統而且極具廣泛性。

阿富汗是扼守中亞、南亞和西亞的門戶，因而具有極其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這一獨有的地緣政治特性成為阿富汗發展易受外部影響的重大因素。在阿富汗近代國家構建和發展進程中尤其不能忽視外部因素，特別是大國因素對其滲透與影響。由于部落社會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外國勢力對阿富汗的干預策略中也包含了與各地方部落勢力的互動和聯系。部落社會與阿富汗的政治演變及發展進程息息相關，以部落社會的特征與發展脈絡作為觀察阿富汗政治發展進程的視角，能夠為觀察和分析阿富汗問題的歷史與現實提供特有的思路與解決相關問題的路徑。

一、近代以來的阿富汗部落與國家 (1747—2001)

(一)君主制時期的部落與國家

部落體系由若干個家庭串聯而成的宗族組成，它像是塑造阿富汗歷史發展的一套模具，將一切歷史文化囊括其中。這種部落社會的傳統深刻影響了阿富汗君主制的特質。

在阿富汗歷史上，杜蘭尼王朝是第一個把所有阿富汗人聯合在一個國家之中的王朝。部落首領作為政治領袖，在遇到國家危機時，以傳統的方式聚集在一起，招募他們的部落力量，并帶領他們團結一致，共同對抗入侵者。這種傳統的方法使阿富汗的汗王或部落首領在1747年通過支爾格大會(或議事機構)選舉普什圖族阿卜杜勒部落的艾哈邁德汗為君主，建立了近代阿富汗國家。(8)Nassi Jawad，Afghanistan：A Nation of Minorities，London：The Minority Rights Group，Brixton，1992，p.9.阿富汗王國的建立是部落首領自愿聯合的直接結果，他們在民眾和宗教領袖的支持下獲得了合法地位。(9)Louis Dupree，Afghanistan in the 1970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Inc.，1974，p.14.1747年杜蘭尼王朝的建立是一個分界線。此后，“阿富汗”不但是用來界定所有普什圖部落，而且是用來界定包括生活在阿富汗土地上各民族、各部落的國家名稱。(10)彭樹智、黃楊文：《中東國家通史·阿富汗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128頁。

阿富汗在建構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難以回避的難題是如何平衡具有深厚根基的部落傳統和代表阿富汗民族的國家政權二者之間的關系。君主制時代中央政府的實際運行往往要在多重因素中維持平衡。雖然直到20世紀40年代后期,由于國家進口了現代化的坦克與飛機,阿富汗國家軍隊才變得強大到足以擊敗一般的部落起義,而這種優勢只持續了30年,隨著70年代后期反抗親蘇政權的斗爭和軍隊叛亂而崩潰。此后,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成功地壟斷整個阿富汗的武裝力量。(11)Antonio Giustozzi, The Army of Afghnistan：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 Fragile Institution, London: C. Hurst & Co.,2016, pp.124-131.因此,發軔于近代的阿富汗部落型國家呈現出兼具部落特色與古代帝國治理遺產的二元形態。

君主推行各項措施尤其是改革需要構建國家與部落權責共識和力量平衡。(12)在阿富汗歷史上當然也不乏具有政治抱負且敢于突破部落藩籬的君主。例如，19世紀末期拉赫曼成為阿富汗近代化根基的奠基者，20世紀初的阿馬努拉一度引領阿富汗步入現代化國家建設的行列。二者都試圖打破部落社會的約束，推行“強干弱枝”的政策。拉赫曼推行將南部的普什圖族向中北部強制移民和遷徙的政策，從而對部落分布及民族構成產生了較大的沖擊，從整體上對阿富汗部族體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開明君主的阿馬努拉曾經仿效西方及中東新興國家土耳其，推行過富國強兵的現代化改革，然而由于他在國家與部落利益平衡和妥協方面缺乏長遠的思路和理念，導致其改革以失敗而告終。二者往往呈現出相互利用或相互合作的態勢。政府為了實施更加有效的管理采取強制措施在二者之間建立了協調和溝通的橋梁。

君主制時代的歷任統治者都試圖打造一種集“阿富汗民族與普什圖文化”于一體的廣泛性民族認同。阿富汗普什圖民族身份本身雖然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但從來未能以強大的民族主義姿態要求普什圖人完全忠誠。部落和宗教忠誠一直并且依舊非常重要。國家的貧困狀況和農村人口對教育的冷漠使阿富汗無法模仿其他民族的現代化模式，通過廣泛的農村公立學校系統灌輸明確的普什圖民族主義。(13)Anatol Lieven，“An Afghan Tragedy：The Pashtuns，the Taliban and the State，”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63，no.3，2021，p.12.

(二)蘇聯入侵引發阿富汗部落國家關系的變化

1973年7月17日，阿富汗發生軍事政變，由蘇聯支持的親貴達烏德推翻查希爾王朝，成立阿富汗共和國。隨著蘇聯的全面滲透，阿富汗不可避免的被蘇聯深度控制。阿富汗立國的“外交中立”政策難以維系，其封閉的地理環境、脆弱的經濟基礎及對外資的極度依賴造成蘇聯對阿富汗全面介入與控制，最終蘇聯于1979年12月全面入侵阿富汗，并建立了親蘇政權。

蘇聯對阿富汗的占領和控制不僅改變了普什圖族的核心地位，同時也對部落體制產生了沖擊和影響。一方面，大量難民營的出現沖擊著原部落格局。蘇聯的占領以及與抗蘇勢力的戰爭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和難民潮的出現。大量普什圖族，尤其是位于巴基斯坦的普什圖族部落被難民營取而代之，這一狀況對普什圖部落的結構產生重要影響。(14)Jonathan N Amato，“Tribes，Pashtunwali How They Impact Reconcil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Efforts in Afghanistan”，Master Degree Thesis of Arts of Georgetown University，16 April 2010，p.15.原普什圖族部落所依賴的地區、聚落和血緣親屬集團被戰爭破壞，各部落賴以運行的載體和環境不復存在。另一方面，宗教勢力的崛起削弱了傳統的部落體制。在阿富汗部落社會中，“大家長”(即“馬利克”或“汗”)和宗教領袖“毛拉”共同掌握著部落的權力。掌握世俗權力的大家長是溝通國家和部落的重要的媒介。他們既是部落的最高領袖，同時也是政府在各部落的代表，具有政府官員的身份。君主制時代統治者往往通過部落的大家長實施間接統治。反蘇戰爭爆發后，國內各部落成為各類宗教性質的反抗組織動員的對象。原來的治理體系已被親蘇政權所取代，各部落最高首領的家長制受到政府的約束或取締。掌握宗教權力的毛拉等宗教階層在難民組織中成為唯一的權力代表。奉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德奧班迪”(Deobandism)及“薩拉菲主義”(Salafism)組織掌控著大批難民營。這些組織也成為溝通難民與外界，以及外界提供物資和人道主義援助的唯一管道。毛拉因而成為掌握各種權力的領袖。(15)Ibid.

在反蘇戰爭期間，作為阿富汗鄰國的巴基斯坦成為阿國內各類“穆賈希丁”(Mujahedin，意為“圣戰者”)的重要援助國。大量阿富汗普什圖人因戰爭而逃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本土扶持各類圣戰者組織，以物質和宗教并舉的政策對抗阿富汗的普什圖民族主義。巴基斯坦在國內成立了許多與阿富汗難民有關的宗教學?；蚪逃龣C構。

巴基斯坦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將宗教做為對抗阿富汗意識形態武器，使得毛拉成為部落核心。獲得宗教政治雙重權力的毛拉采取措施改造原有的部落體制，其中最典型的做法是削弱部落支爾格(16)“支爾格”(Jirga)是阿富汗歷史悠久的沖突解決機構。在普什圖語中為“議會”或“國民大會”。支爾格被視為“長老大會”，由“受人尊敬的人”和非正式的政治領導人參與，通過對沖突或爭端各方有約束力的決定來解決問題。案件的解決方式依據為伊斯蘭法和普什圖族的習俗。的地位而提升舒拉(17)“舒拉”(Shura)在阿拉伯語中意為“協商”, 通常指穆斯林通過相互協商來決定內部事務。在阿富汗舒拉特指宗教階層以理事會或公民投票的形式組織的協商會議。舒拉經常用于組織清真寺、伊斯蘭組織的事務。的作用。這些措施打破了各部落間原有規則所設立的界限，將各成員以非部落和宗教情節的范式加以整合。

(三)內戰與塔利班政權時期的部落與國家

1989年2月，蘇聯從阿富汗撤軍，阿富汗很快陷入內戰。多元化的族群爭權模式的開啟旋即加劇了阿富汗的動蕩。1992年4月24日，在聯合國斡旋下，阿富汗各主要武裝派別在喀布爾舉行談判，準備組建臨時政府。各派最后簽署了《白沙瓦協定》，成立過渡政府。(18)美國和巴基斯坦支持的東部普什圖地區軍閥?？笋R亞蒂爾未參與。難以彌合的派系分裂與沖突，裹挾著民族與宗教矛盾的軍閥混戰拉開帷幕。這一局面直到1996年塔利班崛起而結束。

塔利班上臺后又推行了一系列極端政策，公開反對阿富汗的傳統部落體制與阿富汗民族主義認同。這不僅與部落體制難以調和，而且極端保守和反現代。其反部落的基本政策正是反蘇戰爭以來由巴基斯坦支持的以宗教對抗民族主義政策的延續。

然而，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塔利班面臨著各種突出的問題。長期以來，塔利班政府脫離阿富汗傳統，其以濃厚的意識形態為導向的政策難以獲得認同和推廣。與北方聯盟的長期對抗和孤立的發展環境，反部落政策造成部落與塔利班的沖突成為塔利班執政的重大挑戰。因此，在塔利班運動崩潰和純伊斯蘭教社會建設思潮出現危機之后，阿富汗社會的部分普什圖族重新開始回到了傳統部落組織形式上來。(19)汪金國、王國順：“論阿富汗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部落癥結”，《貴州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第23頁。

二、阿富汗部落與民族和解進程(2001—2021)

(一)后塔利班時代的和解進程

2001年美國主導的多國部隊聯合退守北部的“北方聯盟”(Northern Alliance)發動阿富汗戰爭，一舉推翻了塔利班政權。戰爭勝利后，阿富汗建立了新的民族聯合政府。隨著以塔吉克族等非普什圖族為代表的北方聯盟入主政壇，普什圖族居主導地位的格局從此結束。此后，阿富汗在以美國為主導的“北約”組織協助下進行新政府的重建。2001年底《波恩協議》的簽署正式確立了阿富汗的政治和平進程和重建進程。與此同時，被推翻的塔利班殘余勢力退守在阿富汗邊境及山區，繼續與阿富汗政府鏖戰。

2010年4月阿富汗政府提出名為“和平支爾格”的重構和平計劃，擬邀請國內各部落以及反政府組織代表以和談的方式共商國是。阿政府旗幟鮮明地提出“以和談促和解”代替軍事對抗的新思路。面對嚴峻的安全形勢和族群對立的問題，政府多次向塔利班拋出和解的橄欖枝。安全計劃的嘗試最終在解決阿富汗問題的專門會議中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和解計劃不僅成為解決安全問題的新方案，而且與和平過渡路線圖有機的結合起來。這既體現出阿富汗政府施政思路的靈活，也體現出民族和解的宏觀視野下解決阿富汗問題的決心。

后塔利班時代阿富汗的和解進程包括兩大主題。一是與塔利班組織進行政治談判，爭取在國家建設和決策中達成諒解和共識。(20)Ashley J.Tellis，“Reconciling with the Taliban?Toward an Alternative Grand Strategy in Afghanistan，”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9，p.2.二是“采取措施讓地方反叛勢力的指揮官以及追隨者重新回歸融入阿富汗社會”。(21)Office of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Afganistan and Pakistan，“Afganistan and Pakistan Regional Stabilization Strategy，”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Updated 15 February 2010，http：∥www.states.gov/documents/organizaion/135728.pdf.前者多針對塔利班及其他抵抗組織的高層，后者主要針對抵抗組織的中下層成員。雖然他們參加塔利班的動機和原因各不相同，但和解意味著使他們重新融入阿富汗社會，如何為他們提供各種社會生活與安全保障則是關鍵。

(二)部落機制與阿富汗政府主導下的民族和解

和解問題一直是后塔利班時代阿富汗政治進程中的一大主題。部落體制依舊能發揮政府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無法替代的作用。阿富汗的部落體制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受國內外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發生了一些明顯的變化。尤其是在經歷了塔利班的伊斯蘭化政策影響之后，各部落的宗教屬性及其影響大大加強，同時其世俗層面的政治屬性也被顯著地削弱。部落體制雖然屢經戰亂沖擊和破壞，無法和政府部門直接對接，然而部落體制仍具有難以替代的社會效應。

首先，部落首領、長者等部落高層能夠在和解進程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部落首領歷來在各部落中居于核心地位。族群首領或重要的非官方長老是以聚落為基礎的傳統領袖，他們關心的是自己聚落的福利，而不是其他。雖然這些非官方的部落和社區領袖大多不擔任公職，但他們是阿富汗政治體系中的重要成員。(22)N. Nojumi，The rise of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Mass mobilization，civil war，and the future of the region，Palgrave Macmillan，2002，p.5.在國家重建與和解時期，部落在阿富汗的地位也經歷著恢復和重塑。部落中的首領和長者在重新樹立部落權威的過程中擔任政府與塔利班組織之間的中介和調解者角色。阿富汗政府于2005年成立了“國家獨立和平與和解委員會”(PTS)，該組織專門負責與塔利班高層接觸與談判，各部落首領以及宗教領袖成為重要的見證者和溝通者。政府代表在部落高層構建的和談平臺上就他們未來的身份和境遇展開談判。假如他們接受政府的出價，這些反叛者將會獲得一式三份的證明信。一份自留，其余交與政府與北約。(23)Antonio Giustozzi，Koran，Kalashnikov，and Laptop：The Neo-Taliban Insurgency in Afghanist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pp.206-207.部落首領曾在政府與塔利班談判中扮演著溝通渠道的作用。

其次，部落曾在實施塔利班成員身份改造及其社會融入計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放棄對抗轉而擁護政府的塔利班成員接受改編，僅僅意味著赦免環節的結束。隨后他們還將面臨重新融入社會的長遠挑戰。除政府外，部落在為接受和平改造的前塔利班成員提供庇護、防止原組織的騷擾以及打擊報復等方面作用顯著。塔利班的宗教屬性較為突出，將前成員納入部落機制后能夠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加強其對部落和族群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淡化其意識形態特性。

再次，普什圖瓦里(24)普什圖瓦里(Pashtunwali)是普什圖社會特有的道德準則總稱，也可被稱為“普什圖法則”。參見張敏：《阿富汗文化和社會》，北京：昆侖出版社，2007年，第177頁；錢雪梅：《普什圖社會的政治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84-85頁。與支爾格機制在民族和解和國家建設中的作用不可忽視。普什圖瓦里作為習慣法，是部落運行的重要依據和規范，對塑造部落成員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即使是宗教特性極為突出的塔利班也深受普什圖瓦里的影響。塔利班組織曾與“基地”組織過從甚密，在面對美國政府的警告時也不愿與其劃清界限，塔利班的思想和行為根源顯然與部落習慣法中庇護原則息息相關。在塔利班看來，若交出“基地”組織與其領導人，不僅有悖于普什圖瓦里的規則，同時也影響其公共形象，不利于組織的團結與穩定。塔利班組織的擴大也和普什圖瓦里中的復仇原則有關。許多普什圖人認為北約軍隊清繳塔利班的行動不僅違背了普什圖習慣法，而且也傷害了民眾的情感和榮譽觀。因此，依普什圖習慣法規定，他們有權拿起武器為受到侮辱和喪生的家人報仇，而同情、支持塔利班組織是他們復仇的唯一選擇。

普什圖瓦里的應用是部落習慣法中的平等原則與寬恕原則的體現和貫徹。在所有普什圖人看來，部落習慣法是他們心目中期盼的理想，甚至那些沒有嚴格執行習慣法的群體也對它極為重視。(25)Jonathan N Amato，“Tribes，Pashtunwali How They Impact Reconcil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Efforts in Afghanistan”，Master Degree Thesis of Arts of Georgetown University，16 April 2010，p.23.習慣法中處處體現著普什圖人追求的內核，即榮譽。所有成員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捍衛集體或者個人的榮譽。彼此之間的競爭以及結仇的雙方進行較量的終極目標都關乎榮譽。在國家的和解進程中，普什圖瓦里的作用可以體現為平等原則的強調和調解手段的實現。平等與調解兩大功能曾經發揮過改造塔利班中下層成員的重要作用。以平等為基礎，支爾格或舒拉發揮其爭端調解機制的作用，既寬恕對手又維護了榮譽。

部落首領、普什圖瓦里和支爾格在普什圖部落體系中形成了有機的整體。在國家建構層面，參與和解進程的各方對吸取以往支爾格與現代國家制度融合的經驗極為重視，最終仍以大支爾格會議作為制定阿富汗新憲法及推舉領導的機構。而在偏遠的山區和農村，民眾往往更加信任基層支爾格的作用。微觀層面的事務只需經地方或部落支爾格調解即可。在部落民眾看來，前政府機構往往效率低下且腐敗不堪。從阿富汗的歷史可以看出，大支爾格在政局穩定時極為有效，這也使人們選擇將大支爾格作為戰后恢復秩序、走向和平的重要工具。(26)蒲瑤：“支爾格：阿富汗解決重大問題的傳統社會組織”，《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第47頁。

然而從結果看，和解進程取得的效果并不明顯。2001年以來，美國無視阿富汗的歷史與現實，強行在阿富汗推行“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其對阿富汗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民主化改造”最終遭遇“水土不服”。由于北約成員內部矛盾重重，而美國當局無暇關注阿富汗，塔利班似乎找到了戰略良機。他們試圖將西方人拉入持久戰，這一策略在某種程度上取得了成功。(27)〔巴〕艾哈邁德·拉希德：《塔利班》，鐘鷹翔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15年，第243頁。西方政府與相關組織清剿塔利班的軍事行動最終也遭遇挫敗。美國從最初的野心勃勃到后來的戰略收縮，直至最后完全撤軍，這一系列挫敗使阿富汗重建與民族和解歸于失敗。

一方面，阿富汗政府與塔利班都將部落視為拓展地區認同和拉攏對象，各普什圖部落的認同始終在二者之間搖擺不定。自2002年以來，美軍一直試圖利用部落來打擊塔利班。特別是在霍斯特地區采取的舉措較為典型。為了利用當地部落對抗塔利班，駐加德茲的美軍成立了駐扎當地的第一個“省(級)重建隊”(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 Team，簡稱“PRT”)。其性質是小型軍民單位，主要是協助省和地方政府更有效地治理和提供基本安全、醫療衛生等服務。其年度預算為數千萬美元，重建計劃賦予當地指揮機構能夠與地區部落交涉，并參與管理地方農業等方面的重要項目。

另一方面，塔利班組織并未因政權更迭而退出歷史舞臺。戰爭結束后，阿富汗逐漸形成了西方支持的阿富汗新政府、以非普什圖族為主的北部反塔利班民兵以及塔利班三股力量并存的局面。失去政權的塔利班成功地在南部普什圖部落地區站穩腳跟，甚至能有效的彌合敵對部落間的分歧，有時以殺害或恐嚇的方式向反對他們的部落長老施壓，試圖反抗的部落在所轄范圍之外的活動能力因此受到了極大限制。地方部落被迫與塔利班達成利益妥協，塔利班允許各部落從省重建隊獲取資金。作為回報，各部落許諾塔利班武裝可自由穿行于各部落地區。部落地區既是阿富汗政府重建與改造的對象，同時也成為塔利班蟄伏與積蓄力量的平臺。隨著國內形勢向塔利班有利的方向發展，依托部落實施變革與發展的塔利班實現了崛起。

三、塔利班再度掌權與和解進程(2021年至今)

2021年4月，美國總統拜登宣布駐扎在阿富汗的2500～3500名軍隊將在同年9月11日前撤離阿富汗，受到鼓舞的塔利班在短短一個月時間內勢如破竹，并在8月16日宣布再次掌控阿富汗。部落體制在塔利班重掌權力后體現為二者相互結合及相互影響的新格局。

(一)部落格局影響下塔利班的革新與重組

阿富汗戰爭后，塔利班再次退居南部山區及阿巴邊境，尤其與南部普什圖部落構建了緊密的關系網絡。長期在阿富汗山區普什圖族聚居區深耕與經營對塔利班而言至關重要，能夠在反美斗爭期間迅速融入地方并反客為主，把部落地區發展成抵抗運動的大后方。

首先，部落促成了塔利班的“更新換代”。部落地區的人口結構與格局受塔利班影響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再度執政的塔利班成員發生了更新換代。塔利班的第一代組織來自普什圖南部的村落,最初意識形態似乎是1979年以前南部普什圖人村莊生活規范的復制品。(28)Anand Gopal and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Ideology in the Afghan Taliban，”AAN Thematic Report，January 2017，p.11.塔利班的第二代成員并非直接與蘇聯作戰的一代。相反，他們出生于巴基斯坦難民營，其父輩在蘇聯入侵阿富汗期間離開阿富汗前往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出生的新一代在那里接受宗教學校教育，并從設在那里的圣戰組織中學會了戰斗本領。(29)Ahmed Rashid，Taliban：The Story of the Afghan Warlords，London：Pan Books，2000，p.208.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被稱為“新塔利班”，他們被認為更傾向于在阿富汗尋求政治合法性，而不僅僅是維護伊斯蘭改革運動本身。其意識形態主張將伊斯蘭教和政治治理有機結合。2001年后，他們不再把自己描繪成穆斯林狂熱者，而更多地描繪成敬畏神明的民族主義者，試圖將不信教的外國人驅逐出該國。他們利用農村人口的懷疑，即喀布爾政府及其國際支持者試圖將外來的價值觀強加給他們，回避舊的熱點問題。他們淡化了先前對嚴格遵守薩拉菲派伊斯蘭教義的要求，并暗示如果再次獲得權力，他們將不會像以前那樣嚴苛地對待其他教派。(30)Thomas Barfield，Afghanistan：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327.

其次，部落為塔利班的“影子政府”提供了有利的生長土壤。自失去執政權后，塔利班以高效的地方治理填補了阿富汗政府無法觸及的底層權力網絡。阿富汗政府的地區治理一直較為薄弱，部落地區民眾對地方行政機構由于治理缺失、低效和腐敗造成的不安全感深感沮喪和恐懼。脆弱的治理體系使得南部部落地區日益疏遠中央政府，認為中央政府受到非普什圖人領導人的影響，造成各地區的利益分配不公，并對政府與西方聯合實施的治安舉措的意圖和有效性缺乏信任。

隨著阿富汗內部沖突的加劇，塔利班在南部山區建立了名為“奎達舒拉”(Quetta Shura)的武裝組織，憑借南部地區的“影子政府”逐步擴大勢力。當地人越來越多地轉向塔利班法庭，他們認為塔利班法庭比腐敗的官方系統更有效、更公正。(31)Rubin Barnett，“Saving Afghanistan，”Foreign Affairs，vol.86，no.1，2007，p.6.塔利班構建的治理機構較為隱蔽，其發揮的區域治理效能往往不為外界所知，卻能時刻與阿富汗中央政府構成兩條并行不悖的平行網絡。在傳統的普什圖部落看來，雖然國家的作用至關重要，但也非常有限。除了領導人民抵御入侵者之外，它還要對部落糾紛進行裁決，從而防止這些糾紛形成永久性的戰爭狀態。(32)Buzkashi Whitney Azoy，Game and Power in Afghanistan，Philadelphia，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2，p.103.塔利班通過提供一系列社會服務維持一種“影子政府”，并顯示出招募戰斗人員的非凡能力。一般來說，塔利班作為一個組織，在結構上和意識形態上最準確的描述是雙重性的。(33)Thomas Ruttig，“How Tribal Are the Taliban? Afghanistan's Largest Insurgent Movement between its Tribal Roots and Islamist Ideology，” Thematic Report，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AAN)， Kabul，no.3，2010，p.125.一方面，可以觀察到一個垂直的組織結構，它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影子國家”的形狀；另一方面，塔利班的橫向網絡也是如此，反映了其在分化的普什圖部落社會中的根基。(34)Thomas Ruttig，“How Tribal Are the Taliban?”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AAN) Thematic Report，Kabul，no.4，2010，p.22.就這樣，塔利班分子有了稅收制度、影子行政系統、快速發展的(移動的)司法系統(35)作者在著作中所指為非正式地位的“巡回法庭”。和(模擬的)貨幣。塔利班似乎可以宣稱自己是卡爾扎伊政府的替代者，至少在各省是這樣?？梢钥隙ǖ氖?，他們所擁有的是使阿富汗無法治理的力量。(36)〔美〕塔米姆·安薩利：《無規則游戲：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鐘鷹翔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53頁。

最后，塔利班的組織結構與意識形態能夠在維持固有理念的基礎上實現一定程度的改革。塔利班吸取了失敗的教訓，展現出空前團結的面貌。深厚的宗教信仰、對異教徒入侵者的仇恨和堅定的毅力，最重要的是這種團結和紀律使塔利班在喀布爾國家的派系和腐敗勢力中占據優勢，并使它在政府和抵抗運動中發揮傳統而重要的作用。(37)Anatol Lieven，“An Afghan Tragedy：The Pashtuns，the Taliban and the State，”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63，no.3，2021，p.23.為了樹立在部落地區的權威與威信，塔利班的意識形態基礎具有了更加包容開放的新形態，新理念使他們不再將宗教行為規范作為信仰虔誠與否的唯一評判標準。

(二)阿富汗部落的“塔利班化”

阿富汗的部落格局在美塔對抗時期不斷受到兩方沖擊。相比而言，塔利班對于部落體系的影響與改造更加深刻。當前阿富汗在塔利班統治下部落體系呈現出新的面貌，即出現了所謂“部落的塔利班化”。部落體系在塔利班沖擊下實現了自我革新，重新構筑起更強大的基層網絡體系乃至于身份認同重塑。這一狀況將伴隨塔利班執政而長期化。

塔利班重塑了部落地區的政治秩序與規范，在掀起的抵抗運動中一直致力于對鄉村秩序與規范的改造。

第一，抬高宗教勢力的權威，壓制當地原有的部落首領。塔利班通過與部落互動及交往逐漸將原部落長老的角色邊緣化，宗教階層參與部落公共事務決策的作用得到了極大提升。由于每個村莊都有一個毛拉，這也使塔利班有能力系統地深入到每個普什圖村莊，以確保其命令得到遵守。這是除阿富汗以外其它(或巴基斯坦，甚至印度)國家從未實現過的。(38)Ahmed，Millennium and Charisma Among Pathans：A Critical Essay in Social Anthropology，London：Routledge，1976，pp.53-54.塔利班推行分化瓦解策略，注重拉攏妥協派，恫嚇、打擊親政府的部落。在少數反對塔利班的部落，經過塔利班分化滲透之后已不具備反塔的實力。塔利班還通過“影子政府”進行裁決糾紛、利益分配、治安管理等治理方式，逐步削弱原部落支爾格或舒拉的權力。

第二，淡化普什圖瓦里的影響，以潛移默化的方式緩慢植入伊斯蘭主義理念。普什圖瓦里是普什圖族傳統風俗習慣和民族傳統的見證而被世代傳承，承載了濃厚的“榮譽觀”，彰顯出特色鮮明的“血親復仇”“殷情好客”“賓客至上”和“獨立平等”等理念。雖然普什圖瓦里不是一套成文的規范，但它仍是一個結構復雜的文化體系，其中的價值觀、行為準則和習慣法關系密切，相互交織，涵蓋了普什圖部落社會的方方面面，為普什圖人描繪了一幅理想的生活圖景。(39)暢紅：“淺析阿富汗普什圖瓦里的內涵與功能”，《世界民族》，2018年第1期，第73頁。

塔利班扎根南部山區之時，力圖用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取代部落傳統禮儀與文化。普什圖部落雖然信仰伊斯蘭教，但本地化的特征較為明顯，然而塔利班宣揚的宗教則強調向伊斯蘭世界的“普適性原則”看齊。普什圖人恪守的“血親復仇”與“保護賓客”的理念在塔利班的恫嚇與威脅之下難以運行。塔利班的強大武裝使被害者親屬無力復仇，殺人者得以逍遙法外，“血親復仇”的古老法則被打破，部落共同體的法律和感情基礎遭到動搖。(40)錢雪梅：“美國與塔利班，誰能改造阿富汗？”，2022年3月25，https：∥new.qq.com/omn/20220325/20220325A0D42900.html，2022年4月13日。普什圖部落內原有的文化習俗與價值觀不斷經受著塔利班統治帶來的沖擊。生活方式是慣例化的實踐，這些慣例被整合進服飾、飲食、行為模式以及為遇見他人而設計的舒心環境等習慣中，但是鑒于自我身份認同的動態性，被遵守的那些慣例會以反身性方式等待改變。對生活方式的選擇或創新，會受到諸如群體壓力、標桿式角色以及社會經濟大環境等因素的共同影響。(41)〔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中的自我與社會》，夏璐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76頁。塔利班對普什圖部落的文化傳統與規范產生的影響可能會伴隨其執政地位的確立發生更加顯著的變動。

塔利班運動已嵌入部落社會，同時也在不斷適應部落社會的新變化。但這并不是說塔利班完全是一場部落運動，它一定程度上也超越部落社會。阿富汗戰亂將原有的社會權力結構打破之后，部落社會陷入無序狀態，塔利班重構了部落社會的秩序，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對部落社會的整合和超越，并向后者提供了急需的安全與秩序。(42)閆偉：“從‘塔利班’到‘新塔利班’——伊斯蘭復興在阿富汗部落社會的形構與表達”，《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3期，第118頁。

塔利班未來執政仍面臨著一些顯著的挑戰。對新型轉型國家來說，戰爭風險尤高，這些國家缺乏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推行穩固的規則以規范人民的政治參與并增強國家權威。(43)〔美〕杰克·斯奈德：《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沖突》，吳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20頁。面對戰爭的摧殘國家仍面臨貧困與人道主義危機。目前，阿富汗的人道主義狀況十分嚴峻，獲得必要且充足的國際援助成為塔利班施政的物質基礎，經濟援助往往又與其在國際社會得到的承認直接相關。

塔利班在南部實現了他們的大部分目標，其影響力毋庸置疑。然而塔利班未來可能會面臨許多部落及族群的抵抗，特別是在北部，但他們不會像美國所嘗試的那樣，試圖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44)Jeremy Suri，“Why Afghanistan's Tribes Beat the United States，”16 August 2021，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8/16/afghanistan-taliban-tribes-state-withdrawal/，14 November 2021.雖然塔利班并非由單一化的普什圖人構成，即使它通過呼吁宗教保守主義在其他民族中獲得了大量的支持，但其領導層仍以普什圖族為主，并被其他民族視為普什圖族的代表。(45)Thomas Ruttig，“Negotiations with the Taliban，”in Peter Bergen，Katherine Tiedemann(eds.)，Talibanistan：Negotiating the Borders Between Terror，Politics，and Relig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435-436.面對塔吉克、哈扎拉、烏茲別克等認同度較低的非普什圖族群，如何應對民族、宗教信仰多元問題，凝聚共識，成為塔利班更大的挑戰。塔利班前一個執政周期的統治表明，以民族(普什圖族)為中心的統治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是不會持久的。這個國家以前即使是在所謂的阿富汗民族的“偽裝”下，也經歷過重大的族群對抗。兩個多世紀以來，幾乎所有的執政黨都來自人口占多數的普什圖族。(46)Ahmad Rashid，“Afghanistan：Ending the Policy Quagmir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4，no.2，2001，pp.395-410.能否與其他非普什圖民族及其部落實現和諧共處,成為考驗塔利班執政實效的試金石之一。正視阿富汗部落與多元族群的基本國情，繼續促進民族和解仍將是一項長期且艱巨的任務。

小 結

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曾對國家有如下的經典定義,即“國家是一種在一個給定范圍領土內(成功地)壟斷了武力合法使用權的人類共同體”。(47)〔德〕馬克斯·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顧忠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74頁。這一狀況實際上在阿富汗從未出現過,即使是重新奪權的塔利班也概莫能外?？v觀阿富汗近代以來的歷史，迄今為止的任何政權都無法實現其社會既“清晰可辨”又“盡在掌握”之中。阿富汗的部落傳統影響根基深厚，國家建構的歷程處處體現著部落制度的烙印和痕跡。制度的最初出現是為了歷史上不確定的原因,其中某些制度存活并得以流傳開來，因為它們能滿足某種意義上的普遍需求。(48)〔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毛俊杰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36頁。部落社會與政治史的演變緊密結合在一起。以普什圖人為核心的君主制度首先在部落體系與伊斯蘭教的共同影響下誕生，各君主的統治權威的擴展與部落權益的維護之間形成既斗爭又融合的格局。共和制時代部落體制因內外因素沖擊受到了一定的削弱。本世紀初國際社會與阿富汗新政府重建及和解進程啟動后，部落仍是最突出的國情特點。塔利班的發展壯大離不開部落因素的影響，塔利班再度執政后的阿富汗仍需在國家重建和民族和解問題上繼續探索最適宜的發展路徑。族群和部落作為阿富汗社會核心紐帶的地位，迄今從未被超越，國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在阿富汗都未能真正彌合族群和部落界限，在可預見的將來也難有真正長期有效的替代品。(49)錢雪梅：《國家智庫報告：阿富汗的大國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63頁。美國參與經營阿富汗國家構建失敗的案例再次說明，照搬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制度根基并不牢固?；诰o密聯系的親屬網絡而形成的部落格局經過歷史的檢驗，既有歷史的傳承，也有對時代變革、外來勢力的應對與適應。整體而言，經過歷史和現實的部落社會比對，內外環境的綜合作用使得當前的阿富汗部落社會既有歷史的遺存，同時也與以往存在明顯的不同，部落社會無疑為我們長期關注阿富汗的歷史與現實問題提供了一個具有連續性的參考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