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預重整之程序構建

趙小芹，秦瑞鑫

（東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吉林長春130117）

基于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推動以及優化營商環境和挽救困境企業的需求，早在2016年8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就在《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破產審判職能作用服務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的意見》中明確，“在法律允許的框架內，積極支持債權人、債務人、戰略投資人、管理人為挽救企業所作的預重整等相關工作，營造有利于破產挽救的良好司法環境”。在總結地方法院預重整經驗的基礎上，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中正式提出，“探索推行庭外重組與庭內重整制度的銜接”。2019年6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十三個部門聯合制定的《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指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展改革委、司法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等按職責分工負責，研究建立預重整和庭外重組制度。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中指出，“繼續完善庭外重組與庭內重整的銜接機制，降低制度性成本，提高破產制度效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許多企業陷入債務危機，我國地方法院對預重整的探索也隨之加快了腳步，適用預重整的案件數量大幅增加。2020年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二）》中指出，“引導債務人通過庭外調解、庭外重組、預重整等方式化解債務危機，實現對企業盡早挽救”。在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探索推行庭外重組與庭內重整制度銜接的決定之后，有關預重整的學術研究論文的數量迅速增長?？梢哉f，我國預重整制度的發展是以政策文件為先引，各地方法院先行實踐探索，相比之下，對預重整的理論研究卻相對滯后，理論準備亦有不足，部分地方法院雖然較早地進行了關于企業預重整的司法實踐，但由于目前我國對預重整的基本理論問題尚未達成共識，對預重整的性質和形式等問題的認識不同，對預重整的程序構建就很難達成一致。未來在我國破產法中引入預重整制度，一方面需要對預重整基本理論進行充分的討論和研究，另一方面還要結合我國具體的實際，對預重整的程序進行構建。

一、預重整程序構建之基礎理論

從近期我國各地法院發布的預重整案例，以及陜西、深圳、淄博、遂寧等地方法院制定的關于預重整的規范性文件來看，目前我國各地法院適用預重整的程序存在一定的差異，這背后也反映出了地方法院之間對預重整基本問題的認識分歧較大。在我國欲構建統一的預重整程序，需要先從預重整的基礎理論入手，對預重整的內涵、性質與形式等問題進行梳理和澄清，以此為預重整程序的構建搭建理論基礎。

（一）預重整的內涵

以聯合國《破產法立法指南》對預重整的界定為例，預重整是使受到影響的公司債權人在重整程序啟動之前自愿重組談判中談判商定的計劃發生效力而啟動的程序。[1]然而，《破產法立法指南》中對預重整的界定并非基于我國預重整實踐，由于經濟制度、法律傳統和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使聯合國《破產法立法指南》的界定并不適合直接作為我國預重整的概念。

國內對于預重整較具代表性的概括是，“預重整程序,是指在申請重整之前,債務人與債權人通過法庭外協商制定重整計劃,并獲得債權人多數同意后，借助重整程序使重整計劃發生約束全體債權人的效力，以早日實現債務人復興的一種拯救機制”[2]188。但這一概念并未明確司法機關是否介入預重整過程，其僅在時間上明確了預重整在申請重整之前，在目的上強調預重整是實現債務人復興的拯救機制。預重整程序的主旨是通過法庭外協商制定重整計劃并獲得債權人多數同意，借助重整程序使其發生約束全體債權人的效力。

2018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第22 條將預重整界定為庭外重組與庭內重整制度的銜接。我國地方法院大多將預重整界定為：受理破產重整申請前，法院指定臨時管理人協助相關利害關系人擬定預重整方案的程序。例如《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預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試行）》第1 條規定：“本意見所稱‘預重整’系指為了準確識別重整價值和重整可能、降低重整成本、提高重整成功率，人民法院以‘破申案’號立案后、受理重整申請前，指定臨時管理人履行調查債務人資產負債情況、監督債務人等職責，并由臨時管理人組織債務人、債權人、出資人、意向投資人等利害關系人擬定預重整方案的程序?！?/p>

整體上看，不僅國內外對預重整的界定有所差別，國內關于預重整的概括也不盡相同。一方面，國外的預重整由于司法權與行政權介入相對較少，與我國現實情況不符，不能拿來直接為我國所用。另一方面，國內法院對預重整的界定要么過于寬泛，將預重整界定為庭外重組與庭內重整制度的銜接；要么過于狹窄，將預重整限定在人民法院主動適用的情形之下。本文認為，以預重整的制度目標為核心，結合我國預重整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可以將預重整的內涵表述為：對具有重整原因的企業，經當事人申請和人民法院決定，在申請重整前由債務人、債權人、出資人、重組投資人等利害關系人擬定預重整方案，以提高重整成功率的一種破產挽救程序。

（二）預重整的性質

我國理論界對預重整性質問題的認識尚無定論，有的學者在考察域外預重整實踐后認為，預重整制度是以自治性為主的制度，具有“野蠻生長”的特質，商業環境是什么樣子，預重整制度就“長”成什么樣子，預重整制度會因不同國家商業環境及商業發達程度而存在差異。[3]125有的學者則認為預重整是一種兼具“庭外債務重組”與“司法重整”性質的困境企業拯救模式[4]116，即兼具司法介入與私人自治兩種屬性。本文也認為，預重整應兼具司法介入與私人自治兩種屬性。首先，預重整具備兩種性質的優勢。第一，預重整相對重整程序更加靈活，并且各方當事人可以在正式重整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第二，預重整相對庭外重組更加穩定，預重整過程中由于司法機關的介入，一方面可以保障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使預重整程序的運行更加穩定。其次，預重整中兩種性質互補。第一，私人自治的不確定性可以由司法強制力進行彌補；第二，具有強制效力的司法介入因當事人之間達成共識而在效率上得以提升。不難看出，預重整一方面兼顧兩種屬性的優點，另一方面克服了兩種制度的缺陷。因而要充分發揮預重整的制度優勢，就要讓預重整的兩種屬性在其各自領域發揮作用。在預重整的程序方面，由司法機關主導，以方便日后與正式重整程序的對接，提高重整的效率；在非程序方面，應更加注重當事人之間的私人自治，避免司法機關的過度干預，保障預重整的自由和公平。

另外，探討我國預重整的性質時還需注意行政機關對預重整的影響。在我國預重整個案中，出現了政府領導專門指示批示的情況，例如深圳市福昌電子技術有限公司重整案中，當時的深圳市政府領導作出專項批示，要求妥善處理、積極挽救。也有地方政府為更好地推動預重整工作，實施“府院聯動”而出臺相關文件，對法院和政府的工作進行安排，并且同時成立企業破產處置府院聯動工作領導小組的情況。例如《萍鄉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印發萍鄉市企業破產處置府院聯動機制工作方案的通知》中規定，“小組由市政府常務副市長擔任領導小組組長，市法院院長擔任副組長，市法院與政府相關部門單位分管負責同志為小組成員”。政府作為行政權力機關介入預重整并非“無理取鬧”?，F階段適用預重整的企業大多是涉及人數眾多或產業規模龐大等影響力較大的企業，這些企業的重大變動容易對社會穩定產生影響，出于維穩的需要，企業在進行預重整的過程中，政府會起到協調和保障的作用，助力企業預重整的順利實施。因此，政府部門介入預重整是為了統籌協調，更好地解決企業破產處置工作中民生保障、社會穩定、財產接管等各種問題，防范并化解重大風險，為維護社會大局穩定、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良好條件，而非對預重整進行負面干預。當然，“府院聯動”并非預重整的專利，這種聯動在我國其他法律制度中也有體現，這是我國預重整與國外預重整的不同之處，也是我國預重整特有的優勢之處。但即便地方政府會對預重整和重整的成功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預重整的程序構建也不應將政府納入其中，因為政府的作用在于預重整的社會效果方面，而非預重整的程序本身，預重整只兼具司法介入與私人自治兩種屬性。

（三）預重整的形式

作為預重整發源地的美國，按照重整程序啟動前,已經債權人表決同意的重整計劃在整個重整計劃中的占比對預重整的形式進行劃分，在美國的重整實踐中存在三種以重整為導向但先在庭外進行的重組方式：一是“預先打包重整”,是指債務人已經制定了重整計劃并進行了表決,在提出重整申請的同時提交重整計劃、信息披露聲明、符合條件的投票證明。法院在啟動重整程序后,審查并裁定是否批準重整計劃。二是“部分預先打包重整”,是指在重整程序啟動之前,已經向確認債務人重整計劃所必需的部分(而非全部)債權人征求對重整計劃的同意。三是“預協商重整”,是指在重整程序開始前,債務人沒有征集到任何確認債務人計劃所必需的債權人或者利益相關者的同意意見,但是債務人和全部或者部分主要債權人或股東達成了“重組支持計劃”[5]70。

英國預重整的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1986年《英國破產法》規定的公司自愿安排，主要內容為債務人公司的董事聘請具有破產職業者資格的人作為被任命人，而后公司董事起草解決公司困境的提案，并將該提案與公司事務聲明交給被任命人，由被任命人召集公司和債權人會議考慮是否同意提案，一般經批準的提案對有權投票的全部債權人具有約束力。二是通常與管理程序結合使用的“預重整出售”，主要內容為在管理程序中由公司管理人主導的對公司業務出售，其目的在于降低管理程序成本，提高后續程序效率。

日本預重整的主要形式為事業再生ADR 制度，該制度規定于日本《產業競爭力強化法》之中，其為了實現企業早期再生，通過專家機制有效協調債權方和債務人，以減輕雙方負擔，使債務人的融資更加靈活化。通過第三方參與及非公開的方式，提高事業再生效率，一方面避免了純粹私了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避免了嚴格法律程序對事業發展的影響。[6]47

我國預重整可以分為庭外預重整與庭內預重整。庭外預重整是指，在人民法院立案前，債務人、債權人、重組出資人、股東等利害關系人自行達成預重整方案后，向法院提起重整申請的程序。例如中國二重集團及二重重裝破產重整案中，在法院立案前，金融債權人委員會與債務人企業已經協商達成了預重整方案，法院受理重整申請后，審查并批準通過了該預重整方案。庭內預重整，是指人民法院立案后、受理重整申請前，在臨時管理人的組織下債務人、債權人、重組出資人、股東等利害關系人擬定預重整方案，進而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請的程序。庭內預重整又可進一步分為破產清算轉重整程序期間的庭內預重整與庭內重整前置程序的庭內預重整。破產清算轉重整程序期間的庭內預重整是指在破產清算轉重整案件中的預重整。庭內重整前置程序的庭內預重整是指在已經受理重整案件中的預重整。我國這種對預重整的分類方式可以直接對接預重整所適用的不同程序，方便預重整與其他程序更好的銜接。但由于庭外預重整并非在法院的指導下完成，在與重整對接時往往面臨法院的全面審查，效率難以保證。從保證預重整效率的角度出發，結合具體的實踐情況，我國更適合采取庭內預重整。另外，通過裁判文書網與Alpha法律智能操作系統進行檢索，對無效信息進行篩選后得到數據，從2012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采用預重整形式的公司共有117家，其中97家公司采取了庭內預重整形式。在2019年進行預重整的公司中采取庭內預重整的公司占比為65.5%，而2020年進行預重整的公司中采取庭內預重整的公司占比高達93.0%。由于檢索平臺的信息來源受限，實際采取庭內預重整的公司占比應低于筆者統計數據，但隨著各地預重整的相關文件相繼發布，由法院主導的庭內預重整成為我國預重整主流的趨勢明顯。

整體上看，美國的預重整在債務人與債權人的合作下完成，而英國和日本的預重整在具有專業資質的第三方主導下完成，這些預重整形式與我國法院主導的庭內預重整并不相同，與我國的庭外預重整也存在差異。但國外預重整的經驗對我國預重整的實踐仍然具有借鑒意義。例如，在我國庭內預重整實踐中，法院會最大限度地尊重當事人自治，促使債權人與債務人合作完成預重整。在江蘇首例上市公司預重整案（中南紅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預重整案）中，法院即嘗試在預重整過程中采用第三方輔助預重整的制度——引導人制度，即債務人聘請法律顧問擔任預重整引導人，引導人在預重整過程中運用自身專業技能，積極協調各方當事人，為庭內重整的順利進行打下堅實基礎。

二、我國預重整模式的立法選擇

為保障預重整與重整程序的順利對接，進一步提高預重整效率，結合我國當下的預重整實踐，我國在未來采取庭內預重整模式是更為合適的立法選擇。在采用庭內預重整的前提下，預重整可被賦予一定的強制性效力，這不僅有利于保障債權平等這一重要原則，而且有利于更好地維護社會利益，發揮預重整的司法屬性。在此基礎上，構建以法院為主導的預重整體系，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在預重整過程中的維穩與協調作用，將進一步推動預重整的順利實施。

（一）我國預重整應采取庭內預重整

將我國預重整采取庭內預重整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庭內預重整有利于預重整與重整程序的高效銜接。由于庭內預重整自始至終都是在法院的指導下運行的，一方面法院可以指導并監督整個預重整過程，另一方面法院在對預重整方案進行審查時可以相對簡略，因此在保障預重整與重整程序的銜接、提高預重整的效率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例如，溫州河田集團有限公司預重整轉重整案，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河田集團有限公司的預重整進行法律指導與監督，對預重整與重整程序銜接、重整計劃草案預表決、投資人的引進方式等多個重大事項提出了專業意見，重整程序的核心步驟大多在預重整過程中已經完成，司法處置周期大幅縮短，實現了預重整與重整程序的高效銜接。該案從受理到通過重整計劃，審理時間僅用了39天。

第二，法院主導的庭內預重整有利于預重整程序的穩定推進。企業預重整的過程中往往面臨來自債權人、企業職工、企業投資人等各個方面的阻礙，庭內預重整在法院的指導下，更可發揮“府院聯動”的效用，在多方面進行統籌協調，為預重整的順利進行提供保障。例如，杭州祐康系十家企業合并破產重整案中，為了順利實現預重整，在整個預重整過程的重要節點上，法院和管理人以及債務人的工作人員等多次召開溝通協調會，穩定職工情緒、落實安全生產，2018年底祐康食品公司產品年銷售額達4億元，2020年底祐康品牌得以挽救。

第三，我國各地方法院的預重整實踐絕大多數為庭內預重整形式。雖然國外一些國家預重整的主要形式為當事人自治或第三方機構主導的庭外預重整，但我國目前并不具備相關條件，而且，目前我國各地方法院出臺關于預重整的文件大多將預重整限定為庭內預重整，例如《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破產案件審理規程（試行）》《四川省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破產案件預重整審理指引（試行）》和《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預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試行）》等。

第四，實踐中采取庭內預重整的公司的后續發展整體上要好于采取庭外預重整的公司。筆者通過天眼查平臺對上述數據中2019年1月1日以前進行預重整的公司進行檢索，其中采取庭內預重整仍然存續的企業占比91.7%，采取庭外預重整仍然存續的企業占比60.0%。除此之外，筆者通過該平臺對這些存續公司的自身風險數量進行整理，發現采取庭內預重整的公司自身風險數量平均為161個，而采取庭外預重整的公司自身風險數量平均為334個。

（二）明確預重整的強制性效力

預重整程序的啟動應具有限制債務人個別清償和中止其他執行程序的效力，預重整強制性效力的法理依據主要有：

第一，債權平等原則。由于進入預重整程序的企業已經陷入了債務危機，其具備破產原因或破產可能，即不能清償或者不能清償之虞。為了平等保護全體債權人的債權，應當避免在預重整過程中的債務人對個別債權人的清償，對此可以參照我國破產法第16 條的規定，明確人民法院受理破產預重整申請后，債務人對個別債權人的債務清償無效。

第二，維護社會利益的立法宗旨。企業預重整并不是僅僅著眼于預重整過程中各方當事人的利益，更是著眼于企業的存亡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影響。這些大型企業一旦倒閉，將會導致企業營業價值和社會經濟價值的重大損失，而且在這些企業就業的勞動者也會面臨失業，上下游企業、行業生態和地方經濟等也會受此影響。因此，應盡可能地保障企業的預重整和重整成功，讓企業能夠生存和繼續發展下去。預重整和重整程序同樣具有維護社會利益的價值本位，也是破產法優先實現和保障的立法價值?？梢詤⒄瘴覈飘a法第19條的規定，明確人民法院受理預重整申請后，有關債務人財產的執行程序應當中止。

第三，庭內預重整的司法屬性。庭內預重整程序需具備重整原因和當事人申請實質和形式兩要件，以及人民法院審查受理方可啟動，庭內預重整具有明顯的司法屬性特征，其是預重整啟動具有法律效力的直接依據。預重整程序若缺少強制力的保護，不僅難以平等保護各方債權人利益，而且難以達成預重整的制度目標，實現破產法維護社會價值的立法宗旨。正如有學者指出，“在預重整制度中，無論是否所有債權人都通過預重整方案，只要此方案被法院批準就能產生約束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法律強制力”[7]669。除此之外，賦予預重整啟動的強制效力也有利于債務人獲取重組投資人信任，得到投資人的融資，提高預重整的成功率。

（三）預重整程序應以法院為主導

從我國預重整實踐來看，不同地區預重整的主導主體并不統一，其中有的是以法院為主導,有的是以政府為主導。在法院主導模式下,法院決定采用預重整并指定臨時管理人組織債務人、債權人、出資人、意向投資人等利害關系人擬定預重整方案，例如蘇州國華科技有限公司預重整案、溫州河田集團有限公司預重整轉重整案等。在政府主導模式下,形成政府主導、法院指導監督、管理人具體參與的良性互動機制，例如溫州河田集團有限公司預重整轉重整案、中國二重集團及二重重裝破產重整案等。

預重整主導主體與預重整程序主導主體并不相同，我國預重整主導主體的不統一并不妨礙對我國預重整程序的主導主體的探究。預重整程序的主導主體是在整個預重整中決定預重整程序發展，對整個預重整的程序影響最主要的主體。預重整程序主導主體的確定問題將會影響整個預重整程序的制度安排，即預重整程序應當圍繞誰來構建。在我國預重整實踐中，無論是法院主導還是政府主導，法院總是一方面決定預重整的啟動、審查、臨時管理人的指定以及預重整與其他的程序銜接，另一方面肩負著法律指導與監督工作，就預重整過程中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提出意見。例如，湖北省十堰市五堰商場股份有限公司預重整轉重整案中，十堰市中級人民法院先暫緩或中止涉及五堰商場的訴訟與執行，并且指定了湖北山河律師事務所擔任預重整期間的臨時管理人保證預重整的順利進行，后全面審查五堰商場的申請、預重整工作情況并且聽取了各方意見，合議庭充分研究后認為五堰商場存在重整可能，符合受理重整申請的條件，裁定受理五堰商場的重整。綜上，我們認為我國預重整程序的主導主體應為法院，我國預重整程序構建應以法院為主導。

三、預重整程序的基本架構

以庭內預重整模式為前提，以法院主導預重整為基點，可以對預重整的基本程序進行構建。由于預重整一方面要對接后續的重整程序，另一方面又要保證自身效率，所以在預重整基本程序的構建中應秉持“當嚴則嚴，當簡則簡”的理念，對于預重整的啟動、預重整管理人的產生、預重整方案的制定等方面應嚴格把控，對于法院審查受理的過程則可以相對簡化，對符合重整條件的公司可以直接轉入重整程序，對符合破產條件的公司可以直接宣告破產。

（一）預重整的啟動

我國破產法中規定重整的啟動條件為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的，或者有明顯喪失清償能力可能的。預重整作為破產重整的前置程序，其啟動的標準應當與破產重整的標準相一致，以利于其與破產重整的銜接[8]96，這是預重整啟動的實質條件要求。我國預重整的申請主體一般為債務人、債權人或者出資額占債務人注冊資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資人，申請條件一般為該企業具有重整價值與重整可能。事實上，我國多數地區預重整的啟動要求高于重整程序啟動要求，這一點在預重整的適用主體方面體現得十分明顯。目前，在我國部分地區適用預重整的主體至少要滿足人數眾多、債權債務關系復雜、生產規模龐大、具有重大影響幾個條件之一。例如，《四川省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破產案件預重整審理指引（試行）》第3條，“債務人具備重整原因，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請人可提出預重整申請：（一）債權人人數眾多、債權債務關系較為復雜的；（二）債務人企業規模較大，或在該行業或對該區域經濟具有重大影響的；（三）需要安置職工數量較多，或其他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四）直接受理重整申請可能對債務人生產經營、信譽等方面產生負面影響的”。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法院在裁定預重整之前還要求舉行聽證會。例如，《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預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試行）》第2條，“重整申請受理審查期間，債務人書面申請適用預重整程序，并書面承諾接受預重整程序中臨時管理人的調查和監督、履行預重整相關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組織債務人、重整申請人、主要債權人、出資人及意向投資人等利害關系人參加聽證會，對是否適用預重整程序進行審查”。但預重整的啟動標準高于重整制度的啟動標準并不存在法理基礎，規模較小的企業實行預重整同樣可以提高重整效率。因此，隨著預重整在我國的不斷發展，預重整應逐漸適用所有企業。

（二）臨時管理人的產生

臨時管理人要具備管理人資格。我國預重整實踐中臨時管理人一般需要在當地管理人名冊中選取。但是在臨時管理人指定的方式上，各地方法院的做法有所區別。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指定臨時管理人是參照當地破產案件管理人選任工作的辦法執行；佳木斯市中級人民法院指定臨時管理人是通過隨機方式在全省管理人名冊中選??；四川天府新區成都片區人民法院、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人民法院規定既可以參照當地破產案件管理人選任工作的辦法執行，也可以在債務人及其出資人、主要債權人或者有關主管部門推薦的已編入破產案件管理人名冊的機構中指定；四川省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優先以利害關系人協商的方式確定臨時管理人，協商不成的由法院指定。根據我國破產法的相關規定，管理人由法院從管理人名冊中指定，即我國管理人的選任方式為由人民法院指定。由于預重整的性質要求，預重整要在程序框架內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私人自治屬性，適當地賦予利害關系人對臨時管理人的選擇權。一方面可以保障預重整的私人自治屬性，讓當事人作出對其有利的安排；另一方面由當事人協商選舉的臨時管理人更容易獲得各方的配合，更容易展開預重整工作，提高預重整的效率。因為當事人協商選舉臨時管理人并不一定會成功，相反可能在協商這一階段浪費時間，影響整個預重整效率，所以在選取臨時管理人階段的必要之時需要一定司法介入，推動預重整的運行。因此，我們認為臨時管理人的產生方式，應優先以利害關系人協商的方式確定，協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按照破產案件管理人的指定方式確定。

（三）預重整方案的制定

在重整過程中，未經法院批準的重整計劃稱為重整計劃草案，然而目前我國各地方法院對在預重整過程中形成的“預重整計劃草案”尚無統一稱謂。例如，《齊齊哈爾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預重整案件的若干規定》與《佳木斯市中級人民法院破產案件預重整暫行規定》中將其稱為預重整方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企業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試行）》中稱為重整方案。整體上看，重整方案與預重整方案兩種提法在我國預重整實踐中都較為常見。若使用“重整方案”一詞則易與“重整計劃”混淆，并且在預重整過程中擬定重整方案也存在邏輯上的矛盾。因預重整方案既能使其與重整計劃相區分，又能體現出其產生于預重整階段，所以“預重整方案”一詞顯然更為準確。

不同于我國重整計劃草案的“誰管理誰制作”原則，在我國預重整實踐中，預重整方案的制定主體一般為債務人，臨時管理人負責促進利害關系人之間的協商，協助債務人擬定預重整方案，并且通過召集前述人員參加會議或通過書面方式征集對預重整方案的意見，這種制度安排主要是考慮到債務人相對了解自身狀況，可以提出切實可行的預重整方案，以提高預重整的拯救效率。臨時管理人作為利害關系人之間的聯絡人，更適合協調各方推動預重整方案的擬定。此外，在各地法院制定的預重整工作指引中，對預重整方案的內容都作了相關規定，而且主要內容基本相同，在此就不加以贅述和討論了。

（四）法院的審查受理

因為庭內預重整是在法院的指導監督下進行的，所以其審查受理的過程可以相對簡便，受理時間不必過長。我國破產法中并未明確規定審查批準重整申請的時間，但在我國預重整實踐中，對于適用預重整的案件，部分地方法院規定在收到臨時管理人提交的預重整工作報告之日起十日內作出是否受理申請的裁定。例如，《四川天府新區成都片區人民法院、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人民法院關于印發〈預重整案件審理指引（試行）〉的通知》第13條，“本院應于收到臨時管理人提交的預重整工作報告之日起十日內作出是否受理重整申請的裁定。裁定不予受理重整申請但查明債務人具備破產原因的，可以告知申請人依法提出破產清算申請”。另外，從此規定的后半段也可看出，當法院裁定不予受理重整申請時，預重整可能會與破產清算程序銜接。由于申請重整的條件與申請破產清算的條件基本相同，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地方法院裁定不予受理重整申請但查明債務人具備破產原因的，可以告知申請人依法提出破產清算申請。因為庭內預重整完全是在法院的指導監督下進行的，加之法院已經對重整申請進行了審查，此時的法院已經比較了解債務人的相關情況，所以部分法院在一方同意進行破產清算的情形下，對符合條件的債務人可以直接宣告破產，對于不同意進行破產清算的，法院裁定不予受理該破產案件。例如《四川省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破產案件預重整審理指引（試行）》第22 條第2 款，“裁定不予受理重整申請但查明債務人具備破產原因的，法院應當征詢債務人、債權人意見是否申請破產清算。一方同意進行破產清算的，依法裁定轉入破產清算，對符合條件的還可直接宣告破產；不同意破產清算的，裁定不予受理該破產案件?！睆男实慕嵌瘸霭l，在一方同意進行破產清算的情形下，對符合條件的債務人可以直接宣告破產的做法值得肯定。

四、結語

預重整與重整的銜接是預重整程序構建的最后一步，其主要涉及兩方面內容：一是臨時管理人向管理人的轉換，二是預重整方案的效力延伸。

臨時管理人向管理人的轉換。在我國預重整實踐中，有的地方法院規定預重整臨時管理人可以直接轉換成管理人，除非臨時管理人存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規定》第33 條、第34 條規定情形的，或者存在不能依法、公正執行職務或者有其他不能勝任職務情形的。有的地方法院規定預重整臨時管理人優先轉換成管理人；有的地方法院根據臨時管理人履職表現決定是否轉換為重整案件管理人。一般情況下，多數法院在主觀上傾向由臨時管理人擔任重整程序的管理人，這不僅可以保障重整的效率，而且在臨時管理人是由當事人協商確定的情況下，這種做法也是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現。因此，可以原則上規定預重整臨時管理人可以直接轉換成重整程序的管理人，但存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規定》第33條、第34條規定的情形，或者其他臨時管理人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職務的情形除外，對此經由債權人會議申請或者人民法院依職權決定，可另行指定管理人。

預重整方案轉化為重整計劃草案。預重整本質上是將重整程序中的一些規程提前，預重整方案轉化為重整計劃草案，是預重整方案效力的自然延伸，亦是預重整制度效率價值的集中體現。在我國預重整實踐中，管理人可以預重整方案為依據擬定重整計劃草案，并提請法院召開債權人會議進行表決通過。因為預重整方案作為債權人、債務人等利害關系人協商的階段性成果，其已經代表了協商過程中各債權人的意志。與重整計劃草案不同，預重整方案雖沒有表決過程，但預重整方案中有關權利人權益保護內容會更加優化。因此，宜采用地方法院的規定，重整計劃草案的內容與預重整方案內容一致或有關權利人的權益更趨優化的，有關出資人、債權人對預重整方案的同意一般視為對重整計劃草案表決的同意，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重整計劃草案對協議內容進行了修改并對有關權利人有不利影響，或者與有關權利人重大利益相關的，受到影響的權利人有權按照企業破產法的規定對重整計劃草案重新進行表決；

（二）預重整方案表決前債務人隱瞞重要信息、披露虛假信息，以及預重整方案表決后出現重大變化的，受到實質性影響的權利人有權按照企業破產法的規定對重整計劃草案重新進行表決。

總之，我國應當以法院為主導建立起預重整程序的基本框架，并在這個框架之下最大限度地保障當事人自治，以此為基點，才能夠對我國預重整作出整體性理解和制度安排，進而為預重整程序正式引入我國破產法確定基本方向。預重整制度在我國開花結果，不僅需要借鑒域外預重整的制度規范和先進理念，更需要根據我國的現實環境進行培育，需要我國立法、司法與理論界的積極推動，政府、法院與當事人之間生機勃勃的互動，預重整才能在我國健康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