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共同性的類型、凝聚機制與形成過程

張淑娟

(大連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4)

對歷史作長時段觀察，不難發現中國幾千年的發展史總體上呈現為多元不斷凝聚為一體的歷史趨勢，有一些核心要素不斷推動這一歷史進程的演進。中華民族共同性就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共同性是中華民族形成的前提和發展的基礎。同時，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是持續的歷史過程，隨著現代國家建設步伐加快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不斷推進，凝聚共同性已成為各領域的共識和共同行動。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按照增進共同性的方向改進民族工作，推動新時代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1]。學術界對“中華民族共同性”的直接討論較少，谷苞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通過三篇文章專論“中華民族的共同性”，指出共同性在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中的關鍵性作用[2-4]。麻國慶通過對費孝通民族理論生成邏輯的研究提出，“分”“合”之上的“合之又合”是中華民族共同性不斷疊加凝聚的基本過程[5]。郝亞明從要素重疊的視角討論中華民族的共同性，提出共同性是中華民族形成與維持的首要基礎[6]。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礎上，從基本概念入手，以中華民族共同性分類為基礎，分析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機制，并從中華民族復合性生成的過程把握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增長。

為便于后續論證，在此先對涉及的基本概念進行簡要說明?！爸腥A民族”在本文中有兩種含義，一是指中國境內的各民族，二是指整體意義的、與現代國家相對應的民族整體?！爸腥A民族共同性”就是指各民族的共同性，“中華民族復合性”中的“中華民族”則是整體意義和實體意義的民族，是一個民族實體。共同性(共性)的基本內涵是指不同事物所共同具有的普遍性質[7]458。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性是多元一體格局得以形成、演進和不斷凝聚的基礎。其中“共同性”中“共”的基礎是“多”，在“多”中尋求“共”，在“共”的基礎上求“同”?！肮病北硎径鄠€事物同時用力，表明各組成部分的在場性，“同”表征一體或整體的方向性和趨勢，“多元一體”是“多”凝聚為“共”，進而升華為“同”的一體。中華民族的共同性即包含各民族的共同點，也涵蓋在各民族共同點之上，由中華民族整體性和實體性升華而來的普遍性，此外還包括以中華民族為基礎的政治共同體提供的公共資源和可能的發展空間。機制有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表示行動或過程的名詞……描述某個明顯的、客觀的與有系統的事物”[8]288，揭示事物自然發展狀態及其規律性是一個自然過程，具有非制度性特征;另外一層含義則表示一種創造的行動[8]288，“泛指一個工作系統的組織或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7]600，是在尊重事物發展的規律和運行機理的基礎上的人為安排，這一安排是制度性的。本文論及的主題“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既指中華民族共同性生成的規律與內在機理，也包括推進中華民族共同性凝聚的政策措施和具體舉措，因而文中所談“機制”包含非制度性和制度性兩方面的內容。

1 中華民族共同性的類型

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指出：“我們偉大的祖國，幅員遼闊，文明悠久，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先人們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也是我國發展的巨大優勢?！盵9]4同時，他從四個方面對各民族的歷史貢獻作出概括：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9]4-6。這一概括從戰略高度再次積極肯定和回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也對中華民族共同性作了歷史性概括。為便于后續分析，本部分先對中華民族共同性進行簡要分類。

1.1 中華民族共同性的縱向分類

一是繼承的共同性。共同體歷史上提供的可共享的公共資源與可能空間、各民族重疊的要素、各民族的共同創造，都可稱為繼承的共同性。上述“各民族共同開拓遼闊的疆域；各民族共同書寫悠久的歷史；各民族共同創造燦爛的文化；各民族共同培育偉大的精神”都屬于繼承的共同性，這些共同性是珍貴的歷史遺產，為后續共同性繼續生成提供基礎和條件?！安还茉鯓?，考察民族-國家的時候要是無視了先于它而存在的帝國這一基礎概念，就不僅無法理解它的起源，而且無法理解它的未來。因為民族-國家即便是通過否定帝國而生成的，卻還保持著以前帝國時代的共同性?！盵10]41-42繼承的共同性是中華民族得以延續的基礎，也是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合法性的基礎，要正確理解和把握現代國家就離不開對歷史遺產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客觀的歷史書寫與描述是基礎中的基礎。

二是凝聚的共同性。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過程中，在繼承歷史遺產的基礎上國家不斷增加共享資源，不斷增加各民族單元重疊部分，不斷累積各民族的共同創造，這稱為凝聚的共同性。凝聚的共同性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偉大實踐之中，體現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勢之中，體現在民族平等原則的確定、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制定和施行、各項民族政策的實施之中。同時，這種共同性也體現在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構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五個認同”教育的實踐中。西部大開發戰略、興邊富民戰略、人口較少民族扶貧、東部扶持西部、全國支援西藏和新疆、脫貧攻堅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推動，使中華民族共同性不斷增加。就本質而言，繼承的共同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也需要不斷凝聚與再凝聚、生產與再生產，成為凝聚新的共同性的素材和條件。政治力量凝聚共同性的能力和水平則更具決定意義?？傊?，沒有繼承的共同性就不會有今天，沒有當下凝聚共同性的努力也不會有未來。

1.2 中華民族共同性的橫向分類

一是歷史上各民族在自然交往交流中產生的共同性。如伴隨各民族不斷遷徙融合過程，族際通婚使各民族在血緣上“經常在發生混合、交雜”[11]33，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同時，與民族遷徙融合相伴隨的頻繁的文化交流，使各民族在語言、風俗習慣、生產生活方式、經濟關系和民族心理等方面出現普遍性特征，這些普遍性特征表征為文化，“文化不是生理遺傳的綜合體”[12]16。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的深層次內涵來自文化。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真正把人們維系在一起的是他們的文化，即他們所共同具有的觀念和準則。如果一個民族不把諸如共同血統遺傳作為一種象征，也不把它作為口號，而毋寧把自己的注意力轉向那個把自己的人民結為一體的文化，強調它的長處和優點，同時又承認在不同的文化中發展起來的不同的價值，那它就會用現實主義思想取代那種因其誤引方向從而是很危險的象征主義?！盵12]18無論是各民族通過通婚在血緣上的混雜，還是文化上的交流學習，經過長期的族際交往最終形成“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11]17。

各民族自然交往交流產生的共同性與自古以來占主導地位的開放和包容的文化觀直接相關，“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的文化理念直接影響了邊疆民族的生計選擇和政治行動。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有兩種族際觀念：一種是防御性和封閉性的“族屬觀”，其典型表述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另一種是開放和包容的“文化觀”，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后者無疑占主導地位?！昂嫌^族類的與文化的兩種特質，族類的觀念并不及文化的觀念之深入人心。歷代學者雖然隨時注意種界的差等，卻一向更強調教化的意義。由文化而泯除種界的區別，是自先秦以來政治理想的傳統?！盵13]178這種開放包容的文化觀成為中華民族共同性在數量上不斷增加、在深度上不斷深入的粘合劑和推動力量。

二是國家意志塑造的共同性。國家推行全民族共享的公共文化、統一編撰成文標準的民族史、確立單一疆域的經濟和法律秩序、構建現代國家象征等都可稱為塑造的共同性。如秦統一后，“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以及統一度量衡、設立郡縣等政策的推行為大一統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西漢建立后，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主張，努力在思想上實現統一；歷史上官修史書的傳統從盛唐正式確立并逐漸成為定制，以此鍛造共同的歷史、共享政治記憶成為傳統；新中國成立后，頒布憲法和法律，進行社會主義經濟改造，確定首都、國旗、國徽和國歌，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等都屬于國家意志塑造的共同性。社會自發交往交流產生的共同性是自下而上的過程，國家意志力量推動產生的共同性是自上而下的過程，二者交織互動共同推動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形成與演進。當然，中華民族共同性還可以分成有形的共同性和無形的共同性，在此不再贅述。對中華民族共同性進行分類便于理解共同性的內涵，也便于進一步對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機制進行分析。

2 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機制

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凝聚要經歷從個體到群體、從社會自發到政治力量推進、從量變到質變，不斷沉淀和累積的漫長過程。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共同性具有不同的特點，凝聚機制也比較復雜，既包含自然過程也包含人為干預。中華民族共同性的生成和維系既是縱橫交錯的復合過程，也是自然過程與人為過程交織互動的結果。與中華民族共同性分類相對應，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機制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

2.1 歷史書寫與能動構建互動統一的凝聚機制

歷史書寫與能動構建的互動統一和中華民族共同性的縱向分類相對應。歷史書寫的使命是對繼承的共同性進行梳理和闡釋，不僅要描述歷史現象，還要通過考古發現、歷史文獻和民族志進行深入挖掘和整理，探究歷史現象背后的規律和內在邏輯，分析歷史發展背后的推動力量，最終能站在全局高度對推動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力量進行系統闡述。

其一，歷史書寫要確定描述的理論框架和基本原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面臨復雜的國內外挑戰，既然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就要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域下確定描述的理論框架和基本原則。這就要在全新的框架下對中華民族進行歷史書寫，對民族單元的書寫要納入這一整體框架，將對民族單元研究作為民族學研究的組成部分，如此才能保證歷史書寫原則的一致性和時間上的連續性，才能確保中華民族共同性凝聚的大方向。費孝通、陳連開等老一輩學者早就指出民族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把民族研究和民族學的對象限于少數民族自有它的缺點。缺點在于把應當包括在民族這個整個概念中的局部過分突出，甚至從整體中割裂了出來。中國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數民族，勢必不容易看到這些少數民族在中華民族整體中的地位以及它們和漢族的關系?！盵11]49將民族單元特別是少數民族研究納入中華民族研究的宏觀框架既符合歷史，也會對民族理論研究和民族工作實際具有方向性指導作用。

歷史書寫包含豐富的內容，如疆域史、中華民族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民族關系史、各民族史等。歷史書寫以繼承的共同性為主要對象，既包含對各民族自然交往交流規律性的描述，也包含政治力量形塑的客觀敘述，即對歷代中央政府、少數民族政權和地方政權制度設計和政治安排的說明，反映歷史自身的規律性。同時，對中華民族共同性進行系統梳理，并不意味著回避歷史上的民族矛盾甚至民族沖突，矛盾和沖突是民族關系的組成部分，否認它就是違背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呂思勉在1935年出版的《中國民族演進史》序言中就明確指出：“中國現在，就是包含著好幾個民族的。諸少數民族，對于主要的漢族，以往的關系是如何？現在的關系是如何？談民族問題的人，都應該忠實敘述。為要求各民族親近起見，團結起見，將已往的沖突，和現在未能一致之處，隱諱而不能盡言，未免是無謂的自欺?！盵14]254科學的態度應該是在忠實全面敘述歷史上民族關系的基礎上，深入挖掘整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中促進民族共同性增加、民族關系不斷趨于團結和中華民族整體性不斷加強的因素，而這些共同性恰恰是中華民族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連綿不斷的歷史基因和文化密碼。另外，應加強中華民族史、民族關系史的多視角研究，從而進一步夯實中華民族共同性這一研究主題。

其二，在歷史書寫和民族關系現狀基礎上的能動構建。在歷史書寫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鞏固和深化中華民族共同性，從而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這以凝聚的共同性為主要對象。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面臨復雜的國際安全形勢，社會主要矛盾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需要重新思考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一方面是理論上的構建，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民族工作的主線，在此框架下加強內涵、構成要素、演進機制和基本特征等中華民族相關議題研究；加強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加強新時代民族理論政策研究；加強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道路研究；加強經典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研究；加強民族團結及進步創建實踐研究；加強民族國家建構理論與實踐研究，等等。另一方面是實踐上的構建，通過發展經濟、社會和文化等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動民族團結進步事業；通過學校教育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強化國家認同；通過各類文化宣傳加強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傳播和普及，推動民族精神的重塑和提升；通過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增強全體人民的國民身份認同，推進國家構建內涵發展；通過不斷擴大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人們的民族身份認同和國家認同，等等。

中華民族共同性的維系和凝聚既需要進行歷史書寫，也需要能動構建，二者都是對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凝聚與再凝聚，描述是前提和基礎，構建是延伸和擴展?！氨３置枋鲆曈蛳碌摹餐w’半徑與構建視域下的‘共同體’半徑的同步性，保持兩個‘共同體’邊緣變化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保持二者的良性互動，實現兩個‘共同體’的高度契合是我們努力的方向?！盵15]同時，二者關系又具有相對性，今天的建構是明天的描述，二者辯證統一。當然，共同性也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要動態理解和把握中華民族共同性。

2.2 歷史方位與目標互動統一的凝聚機制

歷史方位與目標的互動統一和中華民族共同性的橫向劃分相對應，中華民族所處的歷史方位是凝聚共同性的出發點。歷史方位涉及“從哪里來”“現在何處”和“到哪里去”三個方面，本部分僅以“現在何處”即新時代為原點，分析各民族交往交流自發形成共同性的內在邏輯，及其與國家力量推動下共同性生成力量的契合。中華民族共同性的討論雖始于族際關系，但共同性一定是從個別性開始，即以民族單元的形成為起點。民族單元形成于相對封閉的生存空間，并經過漫長的生成過程?！吧鐣P系具有兩面性，它既發生在個體之間……同時也超越了個體范圍?！盵16]26傳統在個體之間呈現，傳統又能超越個體而傳播和擴展，傳統似乎可以不依賴個人而一直存在下去。實際上，個體是傳統延續和擴展的一個中間環節，個體是傳統得以存在和延續的主體，一種傳統要反復被肯定才能不斷延續和擴展。傳統經過反復強化，以文化標識的民族身份固定下來。民族關系是社會關系的一種，隨著族際交往日趨頻繁，民族之間相互影響不斷加深，在這過程中一個民族的個性可能發展成為各民族的共性，即范圍的不斷擴展，這種普遍性在歷史發展中不斷深化和升華，特別是經過政治力量的有力推動上升為一種國家意志或者民族精神。當然，也有相反的情況存在，如果沒有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有力的保障，共性也可能萎縮為個別民族的個性，部分甚至全部消失。這一過程既可能是自然過程，也可能是人為過程。

新中國成立后，各民族的生產生活與社會主義制度逐漸融合在一起，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下，民族平等、民族區域自治等主張在實踐中得到落實，為各民族交流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各民族迎來經濟文化繁榮的同時，共同性也不斷增加。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出、發展和不斷鞏固，不斷消解狹隘民族主義的負面性。同時，國家加強政治統一建設和文化統一建設，“一方面是政治統一的建設，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實施，在建立以民主制為基礎的現代國家政治體制的同時，使國民完成從臣民向公民的轉變，從對君主和神權的忠誠向對民族國家的忠誠的轉變；另一方面是文化統一性的建設，即通過制度、政策和教育宣傳等手段促成國內文化的同一化和以國家為中心的統一民族認同，一個國家一種文化”[17]。國家通過制度設計塑造共同性，同時通過教育引導促使共同性不斷增加。同時，要明確中華民族的共同性不是要壓縮各民族展示民族個性和多樣性的空間。習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中指出：“我們講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體包含多元，多元組成一體，一體離不開多元，多元也離不開一體，一體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動力，兩者辯證統一?！盵18]“多元”和“一體”相互成就，若只有“多元”會呈現“一盤散沙”的局面，只有“一體”將會喪失生機和前進的動力。因此，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互嵌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的建設，推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強族際關系紐帶是指導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則。在國家政策層面積極推進的同時，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們受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出現了大量人口流遷的情況，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的機會大大增加，也推動了共同性的不斷凝聚。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目標之一是凝聚共同性。無論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其核心目標是增加中華民族共同性，消除阻礙中華民族共同體凝聚的障礙。如前所述，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面臨復雜的國際形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試圖通過各種手段阻礙中國發展，插手中國事務，干涉中國內政。中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關鍵時刻，國內面臨各種突出的問題與挑戰，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也發生變化。這一發展階段需要提出新的思想回應時代挑戰、凝聚共識、增強國家認同、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在這樣的背景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運而生，成為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僅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幾代中國人的共同夢想。因此，凝聚和增進中華民族共同性是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識，凝聚中華民族共同性由此成為共同行動。探究中華民族共同性凝聚的內在邏輯和規律不僅包括凝聚內容的更新和重構，也包括凝聚機制的更新和調整。同時，內容與機制的交叉和互動不斷推動中華民族共同性的進一步凝聚。

3 在中華民族復合性生成的過程中把握中華民族共同性

上述中華民族共同性凝聚機制的討論，主要關注的是“多元”走向“一體”的趨勢，即從各民族單元的視角來觀察中華民族整體性的歷史演進。中華民族的演進還有另外一個側面，即從中華民族整體性的視角來審視“一”對“多”的凝聚?！爸腥A民族”作為整體性認知和“整全型人格化身”在不同階段為各民族單元的歷史選擇提供基本價值和政治導向，而共同性的成長和鞏固搭建起“多”與“一”的橋梁，從而抵制和消解中華民族凝聚的內部張力，逐漸沉淀和積聚出中華民族社會生活的價值基礎和基本原則。因此，立足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主體性立場是理解中華民族共同性生成的基礎，在中華民族復合性不斷復雜化及其連續性基礎上把握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凝聚。在中華民族演進過程中，民族國家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關鍵性外來因素推動中華民族最終實現現代性轉變。同時要注意，中華民族復合性的生成是動態的過程，具有鮮明的過程性和階段性，與此對應，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凝聚同樣具有過程性。

中華民族是復合型民族[19]，或稱為“復合民族”，是指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和不可分割的相互聯系的眾多單一民族的集合體[20]。也有學者稱為“復合性民族”，“指內部包含層級結構的民族……是眾多民族的結合體，出現了整體與單元(或曰分支)的層級結構”[21]191-200。周平在與西方現代民族的對比中也指出中華民族的復合性特征：“中華民族除了具有現代民族的一般本質和特征，還有自己獨特的本質和特征，體現出突出的復雜性?？梢?，中華民族是一個復合性的民族……成為一個兼具共同性與差異性、政治性與文化性、個體權利性與整體命運相同性質的共同體，體現為一個國民共同體與多族聚合體結合、政治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結合、國民個體權利與民族命運共同體結合的復合性現代民族?！盵22]上述研究從不同視角理解中華民族的復合性，是對中華民族復合性的靜態觀察，而中華民族復合性特征的形成和不斷獲得具有過程性。如果能夠動態把握中華民族的復合性，將中華民族族體的整體演進與中國文化傳統及其凝聚力傳承和發展、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呈現視為主軸，將各民族自然發展及其統治力量的政治選擇視為變量，同時將近代以來外來的主要政治理論視為關鍵性外來因素，從多元視角理解和把握中華民族共同性及其凝聚機制更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中華民族復合性獲得過程是把握中華民族共同性凝聚機制的鑰匙。

中華民族是民族實體，具有復合性特征，其復合性可概括為緊密相連的兩個方面。一是實體結構上的復合性，當下的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單元構成；二是內涵上的復合性，以實體結構復合性為基礎，體現為內在生成邏輯與構成要素的復合性，即以民族單元構成要素為基礎，又有別于民族單元的構成要素和形成機制，形成了傳統與現代結合、東方與西方融合、兼具“國家”與“民族”的雙重使命的獨特內涵。兩方面共同構成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增長點,推動中華民族共同性凝聚機制的進一步生成。

3.1 實體結構上“一”對“多”的凝聚

民族是人類集體的存在方式，在相對封閉的空間民族才能形成，民族單元如此，中華民族亦如此。從民族過程的視角審視中華民族的歷史連續性，地理位置的相對隔絕為中華民族的生成提供了條件?！皬暮暧^地形上看，中國被一系列自然屏障所環繞：其北部、西部和西南分布著北方林地、沙漠和高山，東部和東南為大海?！盵23]27反過來，“龐大而封閉的歷史舞臺”[24]24為內部各民族的生成和交往融合創造了條件，也為獨特的文化生成提供了舞臺。以漢族為核心建立的中原王朝及其文化理念為起點，中國傳統文化總體的特點可概括為兩個：一是血緣家族和祖先崇拜，為社會生活提供道德秩序和倫理精神；二是政治上的“大一統”思想，為政治生活提供基本遵循和方向。雖然中華大地上有廣袤的土地，地理環境存在差異，各民族語言、風俗各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25]74。但并不妨礙“修其教”與“齊其政”，同時“不易其俗”“不易其宜”，開放包容的文化態度又為大一統思想的擴展和延續提供了可能，中國傳統文化表現出強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染力。生活在邊疆地區的各民族無不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染，中國傳統文化構成了中華民族千年延續不斷的精神內核。至清代中期，隨著清王朝統治疆域的基本確定及行之有效的民族融合政策的推行，為現代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近代嚴重的民族危機，傳統的族屬觀念不斷被消解，以既定疆域為邊界的中華民族觀念不斷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確立。

無論是考古發現、歷史文獻還是民族志無不證明中華民族具有多元特征，從歷史發展的視角看，漢族不僅僅吸收其他民族成分，也不斷滲入其他民族。因此，不僅在血緣上逐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民族的遷徙流動和融合形成大雜居、小聚居、交錯雜居的局面，在語言、風俗習慣、生產生活方式上也相互影響。在這片土地上，有些民族產生、發展、消亡，最終融入其他民族，又有些新的民族產生，其中有些較強大的民族如蒙古族和滿族還建立了全國性政權?！爸腥A文明延續不斷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蠻夷戎狄從邊緣走向中心的發展動能?！盵26]費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講演中指出：“我將把中華民族這個詞用來指現在中國疆域里具有民族認同的十億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元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它們雖則都稱‘民族’，但層次不同?！盵27]這一經典敘述是當下中國民族結構的理論呈現。雖然“中華民族”這一詞匯的出現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和現代國家構建關系密切，但從發生學的視角看，中華民族作為民族實體有幾千年的發展史，其內部結構具有多元性。在中華民族發展的不同時期，民族單元的數量、規模和特點都會有差異，有些民族產生，有些消亡，有些融入其他民族，有些民族幾千年持續發展，具有動態性。但是“多”是有形的，是基本事實；“一”有時是無形的，但一直都在場，“一”對“多”在實體結構上的凝聚貫穿整個中國歷史進程。

3.2 內涵上“一”對“多”的凝聚

在內涵上中華民族復合性是指以實體結構復合性為基礎，體現為內在生成邏輯與構成要素的復合性，即以民族單元構成要素為基礎，又有別于民族單元的構成要素和形成機制，既有自然凝聚也有政治整合。同時，隨著中華民族族體的演進，內涵上的復合性同樣具有過程性和動態性，會不斷復雜化。關于民族的內涵，長期以來我國將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作為認識和處理民族問題的主要依據之一，斯大林對民族定義是根據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蘇聯民族狀況和革命形勢需要提出來的，不能有效反映和概括有幾千年民族交往歷史和豐富民族傳統的中國民族狀況。學術界對重新定義民族的呼聲很高。因此，2005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給民族下了新的定義：“民族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一般來說，民族在歷史淵源、生產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以及心理認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宗教起著重要作用?！盵28]10-11這一界定對民族構成要素采取列舉的方式，并對宗教因素作出特殊說明，具有很強的概括性和適用性。也有學者將民族的構成要素分為原生性成分、次生性成分兩種，將共享的文化、歷史疆域、祖籍地、共同記憶、宗教信仰等視為原生性成分，而將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利益、情感視為次生性要素和建構性要素[19]。顯然，上述民族界定是針對我國各民族單元而言的。

中華民族中的“民族”顯然有別于上述民族內涵，有學者認為，中華民族中的“民族”已經是民族一詞的轉義[29]。對于一個多民族國家，如何處理和把握作為內部構成的民族單元與國家層面的中華民族在內涵上的區別與聯系，顯然要回到近代?；仡欀腥A民族共同體理論建構的過程，不難發現彼時的民族精英一方面提出單元民族的構成要素，另一方面將這些要素作為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援引的基本素材，使民族單元的生成邏輯“為其論證提供思想資源、想象空間與具體模式”[30]。從根本上講，中華民族與單元民族在構成要素、形成機理和社會功能上都存在差異，但是在理論初創時民族精英試圖搭建起兩個層次民族之間的橋梁，實現“創造性轉換”，從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建構創造條件。因此，近代民族精英對中華民族的論證，“并沒有忽視和偏廢通常被今人所提及的那些民族構成要素，如共同的地域 (或稱領土)、血統聯系、語言溝通、風俗、生活方式、政治法律制度 (包括平等的公民權)，以及經濟生活、共同的民族自我意識、歷史記憶、文化心理素質 (或國民性)，等等”[31]275-276。不可否認，雖然中華民族與單元民族在構成要素和形成機理上存在差別，各民族的形成發展和民族之間廣泛的交往交流、遷徙流動會使共同性不斷增多，這些共同性正是構成中華民族的要素。因此，中華民族的復合性特征不僅體現為它是各民族的統稱，其構成要素具有復合性特征，還體現在傳統與現代相結合、東方與西方相貫通、兼具“國家”與“民族”的雙重使命三個方面。

其一，中華民族內涵復合性之東方與西方貫通。中華民族在近代由“自在”民族實體發展為“自覺”民族實體，實現現代性轉變與關鍵性的外來因素直接相關。近代中國是面臨嚴重民族危機的多民族國家，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性轉變最主要的外來因素有兩個：一個是民族原則為核心的民族國家理論；另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二者為中國現代國家構建提供了理論框架、建國原則和資源配置的基本方式。經過百年努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一方面，中國是一個多民族構成的現代民族國家，因而中國具有民族國家所具有的特征，又具有民族成分相對單一的民族國家所沒有的特殊結構和特點；另一方面，中國是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了一套既有中國歷史文化特征，又體現社會主義實踐關懷的處理民族問題的原則及政策措施。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的中華民族與社會主義制度、現代國家制度實現深層次融合。

其二，中華民族內涵復合性之傳統與現代相結合。中華民族是在民族單元基礎上形成的更高層次的共同體，千百年來，特別是在近代經歷歷史性轉變，中華民族已經是命運共同體、政治共同體、社會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形成共同性的身份本身就構成了傳統，這些傳統一方面內化為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倫理價值和行動準則，即“民眾日用而不自知”，同時又形成重要的政治資源和政治傳統，形成巨大的歷史慣性，成為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重要力量。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面臨來自外來文明的巨大挑戰，中國傳統文化與新儒家一樣面臨著“上不著天(傳統)，下不著地(現代)”[32]2的尷尬處境?！艾F代新儒家所面臨的是西風東漸，傳統的價值系統不斷解體的局面。面對一味‘菲薄固有’、自賊自戕和民族自尊、自信的喪失，以及所謂‘文人’‘名士’們拋卻自我、茫無歸著和‘一意襲外人膚表’的膚淺蕪雜，新儒家懷著強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機意識和使命感，致力于傳統文化精神價值的弘揚、發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盵32]1現代新儒學的抗爭和堅守使儒學在新的歷史境遇中依然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顯然，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歷史延續的組成部分和中華民族身份的表征主體性一樣特征鮮明?！斑@個時代所亟需的是，通過世俗的形式，重新將宿命轉化為連續，將偶然轉化為意義?！盵33]13民族認同作為一種體現歷史連續性的認同，這一特質決定了其最適合承擔起這樣的歷史使命，強調歷史與當下的內在關聯，因此將民族視為“義務共同體”[34]23，其“來源于互酬性交換”[10]5，不僅有義務完成祖先們未竟的事業，也有責任將其推向更美好的未來，在此意義上民族又是“倫理共同體”[34]24。習近平指出：“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和家庭成員的關系，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里不同成員的關系?！盵18]“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都不能少?！盵35]這些表述彰顯了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和價值關懷，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關于民族問題的解讀。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繼續前行的動力，意味著不能忽略中華民族現代性內涵，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相對應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都是中華民族現代性內涵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三，中華民族內涵復合性之兼具“國家”和“民族”的雙重使命。從中華民族的縱向發展看，中華民族在近代實現自覺是在與“他者”的交鋒碰撞中實現的，同時與現代國家相結合。當然，中華民族實體性的獲得不僅與現代國家的建立有關，更來自漫長歷史演進的自然生成和政治形塑?！爸腥A民族”這一詞匯在1902年被梁啟超提出后，經歷了“標準化、通俗化、政治化、衍生性”[36]365-366，完成了從新詞匯到新概念的轉變，成為具有強大動員力和凝聚力的現代民族符號。在當前語境下，中華民族認同在內在氣質上也具有復合性特征，中華民族兼具“民族”和“國家”雙重功能和使命，也因為如此，有學者稱其為“國族”或“國家民族”。毫無疑問，“中華民族”從20世紀初到后來在內涵上的轉變，有深刻的政治原因，中華民族一詞的生命力來自民族精英政治實踐的需要及政治智慧。中華民族規定了共同性凝聚的邊界，也規定了共同性凝聚的高度，是現代國家建設的有力支撐。從“中華民族共同性”到“中華民族復合性”本身就是各民族在發展中不斷凝聚的結果，中華民族共同性的凝聚是“多”到“一”，這是“表”；中華民族復合性是“一”對“多”的凝聚，這是“里”，二者在實踐中實現統一。

4 結語

中華民族共同性在橫向上可分為各民族自發形成的共同性和政治力量塑造的共同性，縱向上可分為繼承的共同性和凝聚的共同性。與上述分類相對應，其凝聚機制可分為歷史書寫與能動構建的互動統一、歷史方位和培育目標的互動統一。上述過程都呈現為從“多”向“一”的發展過程和基本機制。中華民族是具有復合性特征的民族實體，在實體結構上的復合性體現為幾千年來有些民族產生、發展和消亡，有些民族融入其他民族，有些民族雖經歷挫折依然保持了連續性等復雜的歷史過程。因此，以今天中華民族生存疆域為基礎回溯中華民族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在不同歷史時期構成中華民族的民族單元會有所不同，但是多民族的狀況沒有改變，這是不爭的事實。中華民族在實體構成上處于動態之中，而中國傳統的政治理念是中華民族保持幾千年未曾中斷的精神命脈，也是理解中華民族歷史連續性的基本線索。中華民族內涵上的復合性是在幾千年發展中不斷獲得并不斷復雜化的，每一次外來文化和思想的傳入都要與中國傳統文化實現對接和深度融合，才能進一步推動中華民族的發展和凝聚機制的生成。因此，中華民族復合性呈現為“一”對“多”的凝聚。

中華民族共同性凝聚經過復雜的歷史變遷，以祖先崇拜和血緣家族為社會生活的倫理基礎和道德準則，以“大一統”為核心的天下觀作為共同性要素推動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演變，至近代中國被置于主要由民族國家構成的國際關系體系之中，“中華民族”詞匯提出本身就表達了各民族對統一性和共同性的強烈追求。在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是一個”就成為克服中華民族共同體凝聚張力的極端表達。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民族的概念已經等同于國家”[23]19，費孝通將我國的民族關系格局概括為“多元一體”。新時代以來，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基礎上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上述歷史趨勢和時代需要的最新表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僅是民族工作的主線和“綱”，也確立了中華民族共同性凝聚的方向。因此，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傳統的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講，以“大一統”天下觀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的一部分就呈現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中。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增進共同性的重要步驟，既反映“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國情，也彰顯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核心內容，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方向，借鑒和超越了多元文化主義，成為新時代凝聚中華民族共同性的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