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開通是否抑制企業避稅

張偉杰

一、引 言

高鐵標志著中國的交通運輸不斷走向現代化。根據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的統計，到2020年底，我國高鐵運營里程占世界高鐵總里程的69%，覆蓋95%以上的超百萬人口城市①新華每日電訊：《我國百萬以上人口城市高鐵覆蓋率超95%》，http://www.china-railway.com.cn/xwzx/mtjj/xhs/xinhuanet/202109/t2021092 4_117119.html。目前，我國提前建成了“四縱四橫”高鐵網，正加快建設“八縱八橫”高鐵網，高鐵成為中國的代表性成果。

根據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地理距離和區位優勢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高速鐵路有效打破了地理空間壁壘，使得資源要素尤其是人口和信息在區域之間的流動更加便捷，影響著國民經濟與生活的各個方面。避稅是企業進行稅收籌劃以減輕稅負的活動，是現代企業投資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務界和學術界廣泛關注的重點問題。企業的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稅收征管環境都會對企業避稅決策產生影響。從內部治理機制來看，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企業開展避稅活動產生了一系列代理問題（葉康濤和劉行，2014[1]；蔡宏標和饒品貴，2015[2]）。避稅活動加劇了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可能導致管理層實施機會主義行為。作為衡量信息不對稱程度和代理沖突嚴重性的常用指標之一，距離影響著資本市場上利益主體所獲信息的數量和質量，高鐵開通打破了城市間的地理屏障，方便了人口和信息的流動，降低了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進而可能抑制企業的避稅行為。從企業的外部稅收征管環境來看，地方政府間可能會因為招商引資而展開稅收競爭，由此引發的典型現象是降低本地稅收執法的力度，進而引發企業大范圍的避稅和逃稅。高鐵開通后，地區資源要素流入增加、市場規模擴大，能夠吸引更多的企業投資，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難度降低，可能提高稅收執法的力度，進而抑制企業避稅。綜合上述分析，本文預期高鐵開通后，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地方政府稅收執法力度提高，進而抑制企業避稅。

本文的研究貢獻主要有以下兩方面：首先，從企業避稅視角為高鐵開通對微觀企業行為的影響提供了補充證據；其次，拓展了企業避稅影響因素的研究。高鐵開通提供了一個多期錯層的準自然實驗，能夠據此可靠地考察經濟主體間距離變化對企業避稅行為的影響。

二、文獻評述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評述

1．高鐵開通的經濟效應

高鐵開通經濟效應的研究可從宏觀和微觀層面展開。從宏觀角度看，多數研究認為高鐵開通能增加資源要素流入，促進經濟發展（Donaldson 和Hornbeck，2016[3]；劉勇政和李巖，2017[4]）；龍玉等（2017）[5]的研究指出，高鐵開通提升了沿線城市對風險投資的吸引力；周玉龍等（2018）[6]的研究發現，高鐵開通改善了沿線城市的基礎設施條件，可能刺激開發商之間的競爭，從而推高商業用地的價格；王群勇和陸鳳芝（2021）[7]的研究認為，高鐵開通的“引流”效應產生了規模經濟效應，大大提高了企業的能源利用效率。

從微觀角度看，一方面，高鐵開通壓縮了經濟主體間的時空距離，企業利益相關者獲取信息的成本降低，能夠有效緩解企業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趙靜等（2018）[8]的研究表明，高鐵開通提高了企業壞消息被曝光的可能性，能夠有效抑制經理人隱藏壞消息的能力和動機，企業的股價崩盤風險隨之降低；楊青等（2019）[9]的研究發現，高鐵通車后分析師獲取企業“軟信息”的成本降低，能夠發布更加準確的企業盈余預測；蔡春等（2019）[10]的研究認為，高鐵通車后，審計師獲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審計工作的速度加快，上市公司的審計延遲會顯著減少；郭照蕊和黃?。?021）[11]的研究顯示，高鐵開通增進了投資者對公司私有信息的了解，公司的權益融資成本顯著降低；金智等（2021）[12]的研究發現，高鐵沿線城市申請上市的公司數量顯著增加，公司的上市申請也更容易通過。另一方面，高鐵開通能顯著提高資源要素跨區域的流動性。諸竹君等（2019）[13]、吉赟和楊青（2020）[14]的研究發現，高鐵開通加快了地區間的創新要素流動，企業開展的創新活動增加；Giroud（2013）[15]認為，高鐵開通后增加了地區市場的吸引力，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難度降低；蔡宏波等（2021）[16]的研究表明，高鐵開通改善了城市的經濟條件，居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提高，迫使政府加大環境整治的力度，污染型企業的入駐難度攀升。

2．企業避稅的影響因素

已有對企業避稅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從企業內部和外部視角展開。從企業內部視角來看，葉康濤和劉行（2014）[1]的研究認為，企業開展避稅活動降低了企業的信息透明度，會引發一系列委托代理問題；Desai 和Dharmapala（2006）[17]的研究發現，管理層薪酬激勵能夠縮小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利益偏好差異，進而抑制管理層激進的機會主義避稅行為；陳駿和徐玉德（2015）[18]的研究指出，較高的內控質量有助于緩解企業避稅決策中的代理沖突，減少企業激進的避稅行為；蔡宏標和饒品貴（2015）[2]的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能夠改善公司的內部治理環境，限制管理層的機會主義避稅行為。從企業外部視角來看，Rego 和Wilson（2012）[19]的研究指出，企業激進的避稅行為可能導致較高的被審查風險，如果被稅務部門發現，企業需負擔額外的成本；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20]的研究表明，降低稅收執法力度是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的重要表現，可能導致企業避稅行為增加，造成國家稅源流失；孫雪嬌等（2019）[21]的研究發現，柔性稅收征管能夠向外界傳遞官方對企業認可的信息，會對企業產生激勵效應，進而規范企業的納稅行為。

綜合來看，高鐵開通對宏觀經濟和微觀企業行為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而企業避稅作為全球范圍內都十分普遍的現象，現有文獻卻鮮有涉及高鐵開通對企業避稅的影響，本文嘗試對這一問題及其作用機制和經濟后果進行探討。

（二）研究假設

企業避稅的激進程度取決于避稅成本和避稅收益。在避稅收益一定時，避稅成本提高會抑制企業避稅的動機。本文從避稅成本的角度，分析高鐵開通對企業避稅產生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下面從企業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稅收征管環境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高鐵開通緩解了企業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企業的避稅成本上升，從而抑制企業避稅的動機。根據代理理論，企業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利益不一致，將產生企業避稅決策的代理問題（葉康濤和劉行，2014[1]）。為降低避稅行為被發現的風險，企業一般需要構造復雜的交易，這些交易在降低企業被查處風險的同時，也增加了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可能掩蓋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管理層可能以避稅為由進行盈余管理，或者通過某種方式侵占公司資源。信息透明度對于分析高鐵開通對企業避稅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高鐵具有高效便捷的優點，高鐵開通后，企業外部的利益相關者監督管理層的成本降低，進而緩解企業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趙靜等，2018[8]）。一方面，高鐵開通增加了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獲得信息的數量。高鐵開通降低了交通和時間成本，利益相關者可以更方便地對企業進行實地考查，搜集企業的“軟信息”。而且，高鐵開通后信息傳播的速度更快、范圍更廣，企業利益相關者獲取信息的效率提高。另一方面，高鐵開通也提高了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獲得信息的質量。高鐵促進了人口的流動，而人與人面對面的交流能有效減少信息傳遞的失真問題。企業的利益相關者通過與管理層正面溝通，能更準確地判斷管理層的意圖，并修正之前獲取的公開信息，提高所掌握信息的質量，削弱管理層實施機會主義避稅行為的動機和能力。

其次，高鐵開通后，地方政府稅收執法的力度提升，企業的避稅成本增加，進而抑制企業避稅。從企業外部的稅收征管環境來看，我國的稅務尋租現象非常普遍（張敏等，2018[22]）。地方政府為了提高所轄地區的經濟效益，彰顯其政績水平，往往采取稅收優惠措施吸引企業投資。我國的法定稅率調整權歸屬中央，地方政府只能通過降低稅收執法力度來吸引投資，但這會誘發企業的避稅行為。而高鐵開通減少了資源要素的流動障礙，改善了資源在地區之間分布不均的局面，提升了沿線城市的區位優勢，地方政府可引入的資本和企業增加，招商引資的難度降低。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會提高本地區稅收執法的力度以增加財政收入，企業將面臨更嚴厲的稅收征管環境，避稅行為被查處的風險也更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高鐵開通后，企業的避稅行為減少。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我國的高鐵建設自2008年開始迅猛發展，同時2008年我國開始實施新《企業所得稅法》，企業面臨的稅收環境趨于一致。此外，平行趨勢檢驗需要設置高鐵開通前后三年的虛擬變量?；谝陨峡紤]，本文將樣本期間確定為2008-2017年。根據公司注冊地在樣本期間內是否已通高鐵，將樣本劃分為處理組和控制組。參考孫文浩和張杰的研究（2020）[23]，本文還對樣本進行了如下處理：（1）剔除2008年前開通高鐵的城市②2008年之前開通高鐵的城市為秦皇島市、葫蘆島市、錦州市、盤錦市、鞍山市、沈陽市。；（2）剔除金融業樣本；（3）剔除利潤總額和所得稅費用小于等于0 的樣本；（4）剔除ST、*ST、SST、PT 類公司樣本；（5）剔除數據缺失樣本。最終的樣本公司數為1668 家，公司年度樣本觀測值10321 個。本文對全部連續型變量進行了1%的縮尾處理。

公司層面數據來自CSMAR 數據庫，宏觀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獲取上市公司注冊地首次開通高鐵年份的方式為：（1）從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網站查詢高鐵開通的新聞資訊，并將每條高鐵線路途經的站點匹配到各自所在的地級市。同時參考蔡宏波等（2021）[16]、卞元超等（2019）[24]學者的研究，若地級市有多條高鐵開通，取首次開通年份作為其開通高鐵的時間，若地級市于年底開通高鐵，取第二年作為其開通高鐵的時間。（2）將公司注冊地與各地級市首次開通高鐵的時間匹配，得到公司注冊地首次開通高鐵的年份。

（二）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

為研究高鐵開通后企業避稅行為的變化，本文構建了多期DID 模型：

模型中的i 和t 分別代表企業和年份。被解釋變量Yi,t表示企業i 第t年的避稅程度，分別采用會計準則意義上和現金流意義上的企業避稅程度指標度量（ETR；TA_CETR）。HSRAfteri,t是“是否通高鐵”（HSR）與“通車前后”（After）的交乘項。Controlsi,t為其他影響企業避稅程度的控制變量。μ 為年度固定效應，γ 為公司固定效應，θ 為城市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模型中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為β，衡量高鐵開通后企業避稅行為的變化，如果β 為負，假設H1 得以驗證。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為企業避稅程度。實際所得稅率為衡量企業避稅程度的常用指標（Hanlon 和Heitzman,2010[25]），一般包括會計所得稅率和現金所得稅率。參考李吉園等（2020）[26]的研究，企業的會計所得稅率（ETR）=（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息稅前利潤。ETR 越低，說明企業的避稅程度越高。借鑒劉行和趙曉陽（2019）[27]的做法，企業的現金所得稅率（CETR）=（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期初應交所得稅-期末應交所得稅）/利潤總額，并用企業實際適用所得稅稅率（ATR） 對其進行調整，即TA_CETR=ATR-CETR。TA_CETR 越高，反映企業的避稅程度越高。

2．解釋變量

核心解釋變量為“是否通高鐵”（HSR）與“通車前后”（After）的交乘項（HSRAfter）。虛擬變量“是否通高鐵”（HSR），處理組取1，控制組取0；虛擬變量“通車前后”（After），高鐵通車后取1，通車前取0。

3．控制變量

本文參考蔡宏標和饒品貴（2015）[2]、李吉園等（2020）[26]、劉行和趙曉陽（2019）[27]的研究，在回歸中控制了公司特征因素和地區宏觀因素。主要變量及其定義見表1。

表1 主要變量定義

（三）描述性統計及組間均值差異檢驗

表2 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ETR 的均值為0.173，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0.803 和-0.471，說明企業間會計所得稅稅率存在較大差異。TA_CETR的中位數為0.002，說明多數企業的實際稅率低于適用稅率。HSR 和HSRAfter 的均值分別為0.864 和0.578，說明86.4%的樣本來自已通高鐵城市，57.8%的樣本來自高鐵開通之后。

表2 描述性統計

根據表3 的均值差異檢驗結果，高鐵開通后企業會計所得稅稅率（ETR）顯著提高，而企業現金流意義上的避稅程度指標（TA_CETR）沒有顯著變化，初步說明高鐵開通抑制了企業避稅，具體情況有待后文進一步研究。

表3 組間均值差異檢驗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4 報告了基準回歸結果。第（1）列和第（3）列只控制了年度、公司和城市固定效應，結果顯示，第（1）列HSRAfter 的系數顯著為正，第（3）列HSRAfter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高鐵開通后企業的避稅行為減少。第（2）列和第（4）列除控制年度、公司和城市固定效應外，還加入了所有控制變量，結論仍成立。

表4 高鐵開通與企業避稅

（二）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

借鑒汪瓊等（2020）[28]的做法，設置Year-3、Year-2、Year-1、Year0、Year1、Year2、Year3 等 虛 擬變量，分別表示高鐵開通前三年、開通前兩年、開通前一年、開通當年、開通后一年、開通后兩年、開通后三年，分別與HSR 相乘，用模型（2）進行平行趨勢檢驗。表5 第（1）列顯示平行趨勢檢驗通過③為節省篇幅，后文只報告被解釋變量為ETR 的結果，被解釋變量為TA_CETR 的結果備索。。

2．替換避稅程度的衡量方式

本文參考蔡宏標和饒品貴（2015）[2]的研究，以“會計- 稅收差異”（BTD）衡量企業的避稅程度。BTD=（利潤總額-應納稅所得額）/年初總資產，其中，應納稅所得額=（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費用）/名義稅率。表5 第（2）列顯示結論仍成立。

3．安慰劑檢驗

假設高鐵開通的時間提早1年，設置高鐵開通時間虛擬變量HSRAfter2，加入模型（1）進行安慰劑檢驗。表5 第（3）列顯示HSRAfter2 的系數不再顯著，安慰劑檢驗通過。

4．PSM

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進行樣本配對后重新分析，協變量為模型（1）中的12 個公司特征變量。表5第（4）列顯示結論仍成立。

5．排除其他交通工具和互聯網的影響

參考趙靜等（2018）[8]的研究，在控制變量中加入各省鐵路、公路、水路旅客周轉量、互聯網上網人數和各城市機場客運吞吐量，以上變量均取自然對數。表5 第（5）列顯示結論仍成立。

表5 穩健性檢驗

注：互聯網上網人數的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各城市機場客運吞吐量的數據來源于中國民用航空局網站。

五、進一步分析

（一）高鐵開通對企業避稅的影響在企業間的差異

1．信息不對稱程度的影響

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越高，高鐵開通增加其信息透明度的效果越明顯，對其避稅行為的抑制作用越顯著。參考孫雪嬌等（2019）[21]的研究，用是否“四大”審計和分析師跟蹤人數衡量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按是否“四大”審計、各年度分析師跟蹤人數的中位數把樣本分成兩組后回歸，表6 的結果與預期一致。

表6 信息不對稱程度的影響

2．公司治理環境的影響

高鐵開通后，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監督管理層的成本降低，管理層實施機會主義避稅行為的難度加大。企業的內部治理環境越差，高鐵開通抑制企業避稅的作用效果越顯著。參考蔡宏標和饒品貴（2015）[2]、陳駿和徐玉德（2015）[18]的研究，用機構投資者持股和內控質量衡量企業的內部治理環境，其中機構投資者持股用基金持股比例度量，內控質量用深圳迪博數據庫的內控指數度量。分別按以上指標的年度中位數分組后回歸，表7 的結果與預期一致。

表7 公司治理環境的影響

3．稅收征管強度的影響

在稅收征管強度小的地區，高鐵開通后地區市場的吸引力提升，政府招商引資的需求降低，將提高本地區的稅收執法力度，對企業避稅行為的抑制作用將更大。參考葉康濤和劉行（2011）[29]的方法，各省的稅收征管強度=實際稅收收入/預期可獲取的稅收收入，該值越高代表稅收征管強度越大。按各年所有省份稅收征管強度的中位數分組后回歸。表8 的結果與預期一致。

表8 稅收征管強度的影響

（二）經濟后果的考察

劉行和葉康濤（2013）[30]的研究發現，開展避稅活動降低了企業信息透明度，管理層的代理風險增加，進而降低企業的投資效率。本文發現高鐵開通抑制了企業的避稅行為，根據已有研究，最終應該會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為驗證該預期，構建如下模型：

首先，參考Biddle 等（2009）[31]的做法，分行業分年度進行模型（3）的回歸，以|εi,t+1|衡量企業t+1年的投資效率（Ineffinvi,t+1），Ineffinvi,t+1越大代表企業投資效率越低。投資過度時殘差為正，投資不足時則為負。模型（3）中Invi,t+1代表企業i 第t+1年的新增投資，Invi,t+1=（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現金凈額-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收回的現金凈額-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到的現金凈額-固定資產折舊-無形資產攤銷-長期待攤費用攤銷）/總資產，Salesgrowthi,t為企業i第t年的營業收入增長率。

然后，用投資效率（Ineffinvi,t+1）作為因變量，按照模型（4）進行回歸，并區分投資過度和投資不足進行分組回歸，主要關注的系數是β3。參考劉行和葉康濤（2013）[30]的研究，控制變量選擇企業規模（Size）、資產收益率（Roa）、市凈率（MB）、獨董比例（Outsize）、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董事會規模（Bsize）、兩 職 合 一（Dual）、管 理 層 持 股 比 例（Manho）、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Fund）、產權性質（SOE）、市場化指數（Market）。本文還控制了年度、公司和城市固定效應。

表9 的結果顯示，總體來說，HSRAfter×ETR 的系數顯著為負，并在投資不足組更顯著，說明高鐵開通抑制了企業避稅，最終提高了企業的投資效率。

表9 高鐵開通抑制企業避稅的經濟后果

六、結 語

本文利用高鐵開通的準自然實驗，研究交通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對企業避稅的影響。研究發現，高鐵開通后企業的避稅行為顯著減少，這一結果在信息不對稱程度較高的企業、內部治理環境較差的企業及位于稅收征管強度較小地區的企業中更為顯著；高鐵開通后企業減少避稅行為有助于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