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視角下西安地區文明根脈探析

衛 雪，胡寶月

(西安文理學院 歷史文化旅游學院，西安 710065)

西安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為都歷史悠久。千年積淀的歷史文化遺產是西安最獨特的資源，加強文化建設，傳承歷史文脈，推進文旅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造中華文明的根脈城市和傳承中華文化的世界級旅游目的地，是西安市“6+5+6+1” 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重點之一。西安地區史前文明燦爛豐富，從老官臺文化到仰韶文化到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數量多，延續時間長，發展脈絡清晰，文化內涵豐富，特別是西安太平遺址的新發現，其下限可以進入到夏紀年，進一步說明西安地區在實證我國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占據重要地位。

一、不間斷的西安史前文明史

西安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開始較早，該區域內的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已經基本建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文明曙光初現。全新世末次冰期結束后進入冰后期的升溫期，距今8 000—7 000年前關中地區的年平均氣溫與現在相近[1]。西安地處關中平原核心區域的河谷地區，地勢平坦、水資源豐富，在氣候溫度適宜的情況下十分適合發展農業。西安地區這一時期的定居農業文化——老官臺文化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脊虐l現與研究表明，老官臺文化已經進入鋤耕農業階段，遺址面積雖然較小，文化堆積也較薄，但相較于新石器時代初期文化內涵已較為豐富[2]。這一時期文化內涵豐富、面積較大的遺址如半坡遺址(部分堆積)、零口遺址(部分堆積)、白家遺址(主要堆積)均分布在西安渭河南北兩岸的二級階地之上。

第二階段文明之火擴張。距今7 000—5 000年關中平原進入全新世最暖期，年均氣溫比現在高 1℃—2℃，年降水量比現在多150—300毫米[3]。氣候溫暖濕潤，水熱條件適宜，中國史前各區域均進入農業大發展時期。中國史前分布范圍最廣、延續時間最長、影響最為深遠的仰韶文化即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文化，一般將仰韶文化分為半坡類型、廟底溝類型、半坡四期類型前后相繼的三個大階段，其中廟底溝類型階段是仰韶文化最繁盛時期。仰韶文化時期，西安地區的古文化遺址均分布在渭河南岸的二級階地之上。

西安半坡遺址是中國考古首次大規模發掘的一處史前聚落遺址，是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典型遺址。半坡遺址是一處環壕聚落，布局完整，居住區、制陶區、墓葬區分布明確，文化內涵豐富，在陶器上還發現有數量較多的刻劃符號[4]。該遺址位于西安涇渭兩河交匯處西北的一級臺地上，遺址總面積超過 100 萬平方米，文化內涵包括廟底溝類型和半坡晚期類型兩個階段，以廟底溝類型遺存為主。遺址發現的大型環壕、西門址、中心區域人工水利設施(1)參見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高陵縣楊官寨新石器時代遺址》，載于《考古》2009年第7期；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發掘簡報》，載于《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6期。及大型墓地(2)參見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廟底溝文化墓地發掘簡報》，載于《考古與文物》2018年第4期。等遺跡現象，清晰勾勒出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時期大型聚落的整體布局。楊官寨遺址是關中地區目前所知面積最大的仰韶時代中晚期環壕聚落，對于認識仰韶文化中期聚落布局與社會結構具有重要意義，很可能是打開西安地區史前城址研究的關鍵。

仰韶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時空范圍最廣、影響最深的考古學文化，在其最鼎盛時期表現出了十分明顯的擴張性。根據目前的研究可知[5]，仰韶文化是以渭水流域為核心向外擴張的，其影響范圍空前之廣，向西越過隴山直入河西走廊，打開了中國與歐亞地區交流的通道；向東直達中原腹地，與鄭洛地區的文化交織融合，催生出龍山時代的燦爛文明；向北深入河套地區，西南直至四川盆地西北部。仰韶文化典型文化因素在這一擴張過程廣泛傳播，促成了“最早的中國”一體化的早期形成。

第三階段文明之光延續。距今五千年左右全新世大暖期結束，孢粉分析表明全國范圍均發生了降溫事件[6]。關中地區受到降溫事件的影響較大，氣溫的降低導致植被草原化，作物生長周期變短，阻礙了農業的進一步發展。仰韶文化鼎盛時期形成的多元一體格局被打破，開啟了龍山文化滿天繁星的時代。中國北方石城城址和中原夯筑城址的出現，點亮了早期國家起源的曙光。與其他區域龍山時代燦爛的城址文明相比，關中地區這一時期顯得略有些沉寂。雖然在來自西、北方向馬家窯文化、常山下層文化的影響下形成了陜西龍山文化，但這一時期西安地區的遺址數量急劇減少，且未發現大型城址，從文明進程的角度來看，陜西關中地區在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后相對于其他區域似乎衰落了，出現了文明的斷裂。但是，2021年西安太平遺址的發掘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線索，指明了西安文明前進的新方向。太平遺址位于西安市西咸新區灃東新城斗門街道太平村東，是一處客省莊二期文化時期大型環壕聚落遺址，年代約為距今4 150—3 700年前(3)參見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考古博物館《西安太平遺址》，載于《考古年報》2021年，第17-18頁。。2021年3月開始發掘，清理西南轉折處的環壕，發現玉器、卜骨、陶牌飾和陶鈴等遺物，特別是陶鈴這一類器物，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和河南新密新砦遺址也有發現，而這兩處遺址分別被認為是堯都和早期夏都。這說明其中太平遺址絕不是一處普通的聚落，應是具有一定級別的中心聚落。

綜上所述，西安地區史前文明從距今8 000年開始，就如星星之火在黑夜中閃爍，然后以燎原之勢向周邊擴張，成為中國早期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核心區域。西安地區在仰韶文化廟底溝階段就已經出現了大型中心環壕聚落，進入到龍山時代，西安太平遺址的發現說明關中地區似乎仍然保留了環壕聚落這一傳統聚落形態，這與北方地區的石城傳統和中原地區的夯筑城址不同。從現有考古發現可知，西安太平遺址具備了高等級中心聚落遺址的應有要素，是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中心區域的一處重要遺址，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該區域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意義和地位。

二、從史前文明中心聚落到西周漢唐都城的建立

夏商時期西安地區的遺址數量驟減，僅在遠離渭河河道的臺塬地帶有個別遺址分布，這一現象可能與距今四千年左右的古洪水事件有關。全球性的降溫造成氣候狀態不穩定，降水異常引發了古洪水事件[7]。洪水頻發導致這一區域不適宜居住，原住人群向外遷徙。雖然夏商時期的遺址發現很少，但是西安太平遺址的年代約為距今4 150—3 700年前，其下限可以進入到夏紀年，成為探索陜西夏文化的重點遺址。

西周時期，西安地區重新成為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脊虐l現的豐鎬二京分別位于西安西南郊灃河的東、西兩岸，經過多年的考古工作，我們對豐鎬二京的范圍、內涵都有一定的認識。從公元前11世紀前后至公元前770年，西周文王、武王建都豐鎬，二京歷時三百余年。漢唐長安，同名異地，相去不遠。漢長安城位于渭河南岸一級階地之上，由漢朝營建，開封建王朝建都西安之始。漢長安城的修建集皇權重威于一體，是西漢盛世的縮影。及至唐朝，以隋大興城為基礎營建唐長安城，貫徹“建中立極”的思想，占地84平方千米，規模宏大，布局嚴整，是中國封建王朝鼎盛時代的見證。除漢唐兩大帝國之外，還有新莽王朝、東漢獻帝、西晉愍帝、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都曾在西安建都立國。正所謂“千年古都，常來長安”，不負十三朝古都之名。

三、從中心聚落到王朝都城的考古學解讀

要深入了解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就要從體現文明的物質載體入手。就中國文明而言，其物質載體包括城市、金屬器、文字三大要素，其中城市的出現與國家的形成緊密相連。中國文明的城市從史前中心聚落逐步演變到夏商周三代都城，再到封建王朝的都城，其在選址、布局形制等規劃理念上一脈相承，這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特點[8]。

(一)西安地區史前到歷史時期中心區的變遷

梳理目前的考古資料可知，西安地區史前到歷史時期聚落分布的中心區域存在明顯的變化。仰韶文化時期，西安地區的聚落數量較多，分布密集，等級分化較為明顯，從面積超過50萬平方米的特級聚落到面積僅幾萬平方米的普通聚落均有發現。仰韶文化時期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渭河南岸與灞河兩岸這一范圍內，相當于今天西安市的東部區域，中心聚落也在這一區域之內。龍山時代聚落數量有所減少，仍主要分布在渭河南岸與灞河兩岸這一范圍內，特級聚落西安太平遺址位置則位于灃河東部，中心聚落的位置向西遷移。夏商時期受洪水災害的影響，聚落數量極少，僅在遠離渭河河道的南部黃土臺塬地帶有個別發現。西周時期隨著氣候與自然環境的穩定，聚落數量有所增加，零散分布在灃河、浐河、灞河等河流兩岸，豐鎬二京作為西周都城位于灃河兩岸，相當于今西安西南部。進入漢唐封建王朝，西安地區的聚落數量就十分密集了，主要分布于現在渭河兩岸，即今西安偏北區域。作為都城的長安在漢唐同名異地，但是相距不遠，漢長安城位于今西安市西部偏北區域，唐長安城位于今西安市中部略偏北區域。

綜上，西安地區從史前仰韶文化時期到漢唐時期中心區域的變化可以從兩個方面分析：一是聚落數量的變化。仰韶文化時期聚落遺址數量較多、分布密集，龍山時代開始減少、分布相對稀疏，夏商時期數量驟減，晚商到西周時期聚落數量又有所增加，到漢唐封建王朝時期，聚落數量空前繁多，分布極為密集。二是中心聚落或都城位置的變遷。仰韶文化時期中心聚落主要分布在西安地區的東部偏南區域，龍山時代中心聚落向西遷徙，西周時期都城選擇偏西安地區西南區域，漢唐時期都城選擇偏西安地區北部區域，從史前到漢唐整體呈現由東向西、由南向北遷移的趨勢。

(二)中心區域變遷原因分析

從自然地理因素來看，首先是氣候對聚落數量的影響。環境考古學的證據表明西安地區史前時期曾有過多次氣候冷暖波動，包括仰韶升溫期、仰韶最暖期、龍山降溫期三個大的階段[1]，史前聚落數量的變化與氣候的冷暖有直接關系。龍山降溫期引發的洪水事件時間長、影響大，直接導致了夏商時期的聚落急劇減少。到西周以后氣候趨于穩定，西安地區的聚落逐漸增多，到漢唐時期成為沃野千里之地，聚落數量空前，分布十分密集。其次是地形地貌對中心區域位置的影響。水源無論是對中心聚落還是都城都十分重要，因此在保證聚落安全的情況下，逐大型河流而居是古代城市選擇的基本條件。根據地質學研究，可知渭河河道在西安區域內由北向東流去，河道在西安地區南、北黃土臺塬之間發育演變，并表現出由南向北移動的趨勢，尤其是全新世形成一級階地后，河道北移速度明顯變快[9]。西安地區中心區域從史前到漢唐整體呈現由東向西、由南向北遷移的趨勢，這與渭河河道的北遷有著密切關系。

從人文地理因素去考慮，則首要是交通因素。河流除了能夠解決生活和生產用水需求外，對外交流的交通便利也是中心聚落和都城位置選擇的重要參考條件。仰韶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時空范圍最廣、影響最深的考古學文化，在其最鼎盛時期表現出了十分明顯的擴張性，在當時生產力極為落后且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沿著河流行進似乎是較為穩妥的選擇。進入到歷史時期，作為國家都城，交通必然是統治者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渭河作為黃河重要的支流所起到的作用毋庸置疑。除此之外，西安四周河網密布，交通的便利是其他很多區域所不及的。

綜上所述，西安地區從史前到歷史時期一直是建立中心聚落和都城的最佳地點，作為文化、政治、經濟中心這一區域大致不出“三河一山”(北至渭水、南到秦嶺北麓、西到灃河、東到灞河)的范圍。而這一范圍正是現在西安主城區的范圍，由此可見，西安地區自距今8 000年前就是中國文明的重要區域，星星之火呈燎原趨勢，到仰韶文化對周邊區域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從史前中心聚落到西周豐鎬再到漢唐長安，極致體現了中國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也說明了西安地區在中國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實證我國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