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父親鄭易里和艾思奇伯伯的友誼

鄭 璀

我不知道父親鄭易里和艾思奇確切的相識時間，但是我知道他們倆是最知心的朋友。父親（1906年生）比艾思奇（1910年生）大4歲。父親對他十分尊敬，讓我們稱呼艾思奇為“艾伯伯”。

相識相知

1924年，父親從昆明成德中學畢業，考入北京農業大學農藝系讀書，他心懷實業救國的理想，一心要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他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新滇社”。為了求得先進的科學知識，父親于1926年到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即現在的日本工業大學）紡織系留學。東京附近的大崗山是旅日華人的聚居地，父親在那兒找了一處云南同鄉聚居的地方住下，并組織了“新滇社”東京分社。

鄭易里夫婦合影，1935年攝于上海

1927年，艾伯伯也赴日留學，他跟我父親住在一起。艾伯伯很快成為“新滇社”東京分社的骨干，他們一起學習、討論，心懷革命理想，探討中國革命的方向。我父親跟艾思奇意氣相投，不久就成了好朋友。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濟南慘案”，一天之內殺害中國軍民一千多人，甚至殘殺了中方特派交涉的蔡公時先生等人。日軍的侵略罪行引發了民眾的反日浪潮，在日本的各界華僑和留學生也都義憤填膺，中共東京特別支部發起了千人大會，憤怒聲討日軍野蠻的侵略罪行。父親和艾伯伯志同道合， 毅然拋棄這來之不易的留學機會，與廖承志等一行六人一起乘船回國。

再次相聚

1928年底，父親在昆明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中共云南地下黨省委書記王德三的秘書兼財務委員會委員。這段時間我父親跟艾伯伯的聯系也中斷了。

1930年，由于叛徒的出賣，整個中共云南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省委的絕大多數人被捕犧牲。我父親僥幸逃脫，歷盡千辛萬苦來到上海。在我的二伯父鄭一齋的授意和支持下，父親在上海法租界法大馬路（今金陵東路）開設了“長沙商?！?，專門批發云南土特產，同時為二伯父在昆明的商號“景明號”進貨。父親出入都是一派西裝革履的商人模樣，利用自己做生意的有利條件，掩護、救助了不少從云南逃出來的中共地下黨員，同時繼續進行“反日大同盟”的工作。

鄭易里伏案寫作中，1954年攝于北京家中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艾伯伯到上海，在泉漳中學教書。這所中學是由中共地下黨人領導的，革命氛圍甚濃。就這樣，兩個好朋友在上海又相聚了！

1933年秋的一天，一個瘦骨嶙峋、衣衫破舊的高個子來找我父親，我父親仔細看，才認出是他在成德中學的好友黃洛峰（我稱他為“黃伯伯”），剛從監獄出來。我父親了解情況后，便帶著黃伯伯買衣服、洗澡、吃飯，然后去找艾伯伯。恰好艾伯伯的房東還有一小間空房，黃伯伯就租住了下來，跟艾伯伯搭伙吃飯。晚上我父親只要有空，就會去他們那里，三個好朋友湊在一起議論時局，無話不談，倍感親切。

共同冒險

那時候，中共黨組織搞宣傳活動的主要形式之一是舉行“飛行集會”，即選擇人群集中的地方發表演講、散發傳單，以達到傳播革命思想、動員革命群眾的目的。當軍警吹著警哨趕來時，所有人立即飛快地四散逃跑。當時我父親開的商棧位于外灘高樓大廈背后，相對僻靜。他和艾伯伯偶爾參加在外灘舉行的“飛行集會”，遇到危險時，他們很快就跑回商棧，兩個人一邊喝茶一邊下棋。等外面軍警、特務都撤了，一切歸于平靜時，艾伯伯再安全地返回住處。

自從1931年顧順章叛變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嚴重，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經常在“飛行集會”中被捕，我父親也經歷過一次危險。一次父親在散發傳單時不小心被抓，警察把他帶到先施公司后面的警察署里審問，他堅持說自己沒參加“飛行集會”，只是路過，看見別人發傳單，不知是什么內容就拿著看，覺得沒意思就扔了。警察拿他沒辦法，關了三四個小時后便放了父親，這次遭遇算是有驚無險。當時我父親和艾伯伯曾探討過這種宣傳方式是否對革命有利。后來，中共中央在1937年白區工作會議上正式取消了這種宣傳方式。

攜手戰斗

1934年11月10日《讀書生活》雜志（半月刊）創刊，李公樸先生是雜志社社長，艾伯伯是主編。他們每周舉行一次聚餐會，邀請七八位積極投稿的文化界進步人士參加，其中就有我父親。大家邊吃邊議論國內外的時事問題，以便約稿。

1936年初，在李公樸先生的倡導下成立了“讀書生活出版社”。李擔任社長，繼續出版進步書籍并發行《讀書生活》雜志。當時出版了兩本影響很大的書，即《大眾哲學》和《新哲學大綱》。前者是艾伯伯寫的，他選擇人們身邊經常遇到的事，用通俗的語言闡述其中的哲學原理；后者是艾伯伯和我父親合譯的，是中國第一本系統講解馬克思主義的譯著。這兩本書一出版就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青睞，以至于供不應求。那時，我父親和艾伯伯顯然有著共同的愛好——研究哲學、社會科學，更有著共同的理念——宣傳科學的革命思想，啟迪民眾、武裝民眾。在“讀書生活出版社”這個宣傳革命思想的陣地上，他們并肩戰斗十年，友誼也更加深厚了。

共渡難關

1936年11月23日發生了“七君子事件”，李公樸先生被捕了！“讀書生活出版社”頓時群龍無首，又失去了資金來源，面臨倒閉。艾伯伯是“讀書生活出版社”的主編，又是中共地下黨員，“讀書生活出版社”是中共地下黨組織宣傳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不能倒閉，于是艾伯伯和我父親商量，看我父親能不能出錢把“讀書生活出版社”支撐起來。我父親明白在當時的形勢下出版社對革命的重要性，二話不說拿出3000元法幣，解了出版社的燃眉之急，并還清了內外債務，安定了人心。這時，他們又不約而同地想到請他們共同的好友黃洛峰出任出版社的經理。黃伯伯欣然同意，并重組出版社，由我父親出任董事長，主要負責籌錢、出版、編輯等工作，艾伯伯仍任主編。他們共同商定了出版社的經營方針：（一）翻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首先出版馬克思的《資本論》；（二）編輯出版高級理論刊物；（三）編寫出版哲學、社會科學通俗讀物。此時，他們正是充滿活力的革命青年，準備大干一場了。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日寇進逼上海，中國軍民同仇敵愾，抗日情緒十分高漲，一批批革命青年奔向延安。8月份，艾伯伯也要去延安了，臨行前的晚上，我父親去與他告別。他們是多年來學習和戰斗與共的好友，現在一個即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一個仍留在險惡的白區，以后不知何時才能相聚，更不知各人的命運將會如何。兩個人敞開心扉有說不完的話，不知不覺談到了凌晨1點，只好依依惜別。我父親走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回想著剛才的一切，完全忘了戰時夜晚實行宵禁的規定，結果碰上巡捕被帶走，在巡捕房坐了一夜才獲釋。自此一別，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個好友才在北京再聚首，分別十幾年的漫漫長夜終于過去了。

遺憾永別

1950年我父親隨三聯書店遷京，隨后又調到華北農業研究所（現在的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住在新街口附近。那時候艾伯伯已在頤和園對面的中央黨校工作了。每年兩家人至少要互訪一兩次，有時還一起去飯館吃飯。每逢中秋節，只要艾伯伯收到云南老家寄來的火腿月餅，他總要分送一些給我們家。我父親把火腿月餅蒸一下，讓火腿變得酥軟，火腿肥肉里的油滲透到全部餡料中，然后切成小塊，全家分食。那時候我不到10歲，覺得那月餅的味道真是太香了！自此，我就常常盼望著中秋節艾伯伯來我家。

我印象中，艾伯伯不愛閑聊，來訪時一般都是跟我父親打聽老朋友的情況。他們不談工作上的事，以至于我都上大學了，還不知道中央黨校招收什么樣的學生。直到艾伯伯去世很久以后，我自己也當老師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來中央黨校是培訓黨的高級干部的學校，艾伯伯就是這批黨的高級干部的老師。給這樣的學生講課，既要理論結合實際，又不能隨便發揮，更不能出半點錯誤，更何況在哲學方面有不同的觀點在爭論，黨校內部的矛盾也很復雜，可以想見艾伯伯在工作上、精神上的壓力有多大！有時候他們兩個人根本不說話，默默對坐，坐上半個小時都不說話，你看著我，我看著你的。來訪而寡言，彼此心照不宣，從而得到精神慰藉，看來這就是他們表達感情的方式了。這才是真正的知心朋友??！

1962年我讀大學二年級，政治課的內容是哲學，用的教材就是艾伯伯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艾伯伯來我家時，我就向他請教一些想不明白的問題。艾伯伯總是耐心地、深入淺出地解釋，使我受益匪淺。能夠直接得到艾伯伯的指教，我是幸運的。辯證唯物主義給我一個正確認識世界的思想方法，讓我能夠樹立正確的世界觀，讓我知道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個方面，有好和不好、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發揚正面、克服反面才能前進，才能看到希望，才能用積極的心態面對生活。這本教材我一直留著。上世紀90年代，我寫了一篇論文：《化學教學中的德育》。我總結了化學教學中滲透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知識點，論文獲得北京市化學會二等獎。我感恩艾伯伯！

我父親在哲學方面雖然沒有艾伯伯那么專業，但是辯證唯物主義在他的思想中也是深深地扎了根的。1960年我很不情愿地被分配到師范學院學習，父親說：“當老師好，有寒暑假呀！”我工作以后覺得教師這個職業壓力太大了，一個人面對幾十甚至上百個學生，長出三頭六臂來都不夠用。即使有寒暑假，也要忙著把下學期的課準備出來，不然等到一開學，好多事情像幾座山似的壓過來，根本沒時間備課了，所以也沒覺得寒暑假有什么好。若干年后我結婚生子才嘗到甜頭：別人家的孩子放假了，沒有父母陪伴，而我卻能陪著孩子一起度過寒暑假！父親70歲左右偶有心絞痛，醫生提醒他警惕冠心病，父親卻說：“冠心病是幸福病，死得快，痛苦小?！备赣H這種積極面對挫折和困難的心態是我要努力學習的。

晚年鄭易里與女兒鄭璀，1999年春攝于北京景山公園

艾伯伯當了中央黨校的副校長后，工作更繁重了，雖然他忙里偷閑地練書法、打太極拳、聽音樂給自己減壓，但是還是在中年就患上高血壓和冠心病。1965年艾伯伯第一次發心肌梗死住進阜外醫院，他打電話給我父親，說想吃云南的東西，我父親買了兩個云腿罐頭去看望他。1966年3月，艾伯伯第二次心梗住院。那個年代通信十分不便，老百姓家里沒有電話，要找人需打公用電話、請看電話的人傳話，要不就給單位打電話。3月22日，艾伯伯辦公室給我父親單位來電話，說：“老鄭，艾副校長讓你看看他，想你了！”恰好那天我父親外出，電話是同事接的。第二天回單位后，同事告訴他有這個電話，我父親馬上跑到醫院，不料已經太晚——艾伯伯已長眠不醒。我父親后悔得不得了，總是責備自己，說：“唉！我當時為什么不在所里呢！”那一年艾伯伯56歲，知心好友的過早離世令我父親十分心痛，難過了很長時間。

艾伯伯去世后，我父親還經常和我們提起艾伯伯的事情。他常說的一句話是：“唉，他死得太早了！”短短一句話，道出多少懷念和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