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防洪系統探析

楊 弋

水是人類賴以生存不可或缺的物質，但水患和防水問題也一直貫穿著人類文明發展史。自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到周代末期《管子》中關于城市防洪理論的提出：“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闭f明我國是最早注重防洪問題的國家之一，歷漢唐至明清我國在城市防洪方面積累的豐富實踐經驗構建出一套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為后人深入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實的文獻和考古資料。迄今，吳慶洲先生的《中國古代城市防洪研究》是對我國自古以來城市防洪進行系統介紹、梳理的代表性著作，其余研究成果皆是對各大城市防洪措施、制度的相關研究。

墓葬作為城市的一個縮影，其防洪排水問題的探討，卻因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資料匱乏，一直以來深入化、系統化研究不夠，多是對某一單一墓葬①段清波：《秦始皇陵園考古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3—51頁；宋磊：《明定陵的排水系統》，《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六輯，2007年，第596—605頁?；驖h代某一類型墓②劉照建：《西漢崖洞墓防排水設施發現及研究》，《文博》2011年第1期，第59—63頁；劉尊志：《漢代中小型墓葬的排水溝及相關問題，《文物春秋》2019年第3期，第9—20頁，第53頁。的梳理和研究。像西夏陵這樣的大型墓葬群防洪問題的探討僅限于對1號、2號陵的場地防洪扼要的概述③余雷：《“以形論時”——西夏王陵營建時序探析》，《西夏研究》2018年第1期，第61—70頁。，基本處于空白狀態。2013—2015年，借助西夏陵申遺的契機，我們對西夏陵57.6平方公里的保護范圍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踏查，不僅界定了遺址區現存墓葬的數量為帝陵9座、陪葬墓271座，還對各陵墓的地理位置、布局結構、建筑形制等做了數據采集。調查期間，新發現部分帝陵及陪葬墓周邊有人工挖掘的排水溝和堆砌的防洪墻①史金波、李進增：《西夏文物·寧夏編》，中華書局，2016年，第1—1332頁。。再結合近半個世紀西夏陵的考古發掘及調查研究成果，使西夏陵防洪系統研究逐漸深入。本文擬以考古資料為基礎，對西夏陵防洪系統做淺顯分析和探討。

一、賀蘭山沖溝西夏陵段分區概況

西夏陵遺址坐落在銀川市西郊賀蘭山東麓的洪積扇上，地勢開闊平坦，西高東低，海拔高度為1140~1219米，位于榆樹溝（遺址區南）和甘溝（遺址區北）這兩條發源于賀蘭山的大型洪水溝之間。遺址區內主要分布著4條較大的洪水溝，由南向北依次為大石頭溝、大臘塔溝和小臘塔溝的匯流溝、山嘴溝、泉齊溝（圖1）。這4條洪水溝溝口四周呈放射性向東形成一些小的沖溝，并以主溝溝口為圓心、徑流長度為半徑，形成扇形漫流區。遺址區內陵墓的選址避開了這些明顯的沖溝，多位于沖擊較小的漫流區內。

圖1 西夏陵地形地貌及陵墓遺址分布圖

西夏陵依據上述地形特征和遺存分布情況分為4個區域，由南向北依次為Ⅰ區、Ⅱ區、Ⅲ區、Ⅳ區，各區之間以沖溝為界：Ⅰ區位于最南端，屬于榆樹溝漫流區，占遺址區的32.3%；現存1號和2號帝陵，66座陪葬墓。Ⅱ區包含大石頭溝和大（?。┡D塔溝2個洪水漫流區，占遺址區總面積的42.6%；現存3號、4號帝陵，67座陪葬墓。Ⅲ區包含山嘴溝以南的漫流區，占遺址區總面積的12.3%；現存5號、6號帝陵、118座陪葬墓。Ⅳ區位于最北端，包括山嘴溝以北的漫流區，及泉齊溝洪水漫流區，兩區處無大型溝道；現存7號、8號、9號3座帝陵，20座陪葬墓，1處大型建筑遺址。

二、西夏陵防洪系統的分類

囿于文獻和考古資料的闕如，對于西夏陵各陵墓墓室防洪排水設施在此不做討論，只針對現已探明的地面防洪設施加以探析。另外帝陵中8號陵和9號陵只遺存陵塔，其余附屬建筑皆已不存，亦不在此考量范圍內。

西夏陵地處賀蘭山東麓山前洪積扇區，年降水量雖少，但短時降雨集中、量大，極易暴發山洪。這對其防洪系統的建設提出了較高的要求?，F根據西夏陵留存的防洪系統是否隸屬于陵墓自身建筑結構，將其分為陵墓自身防洪系統和墓外專用防洪系統兩大類。

（一）陵墓自身防洪系統

墻體

古人筑墻，主要目的是抵御外敵入侵，具有很強的軍事防御作用，其實很大程度上還兼具防洪的功用。追溯到洪水泛濫的堯舜時期，帝堯任用四岳推舉的鯀治理洪水，“鯀乃大興徒役，作九仞之城”①［清］康基田編著，杜士鐸等點校：《晉乘蒐略》卷一，三晉出版社，2015年，第13頁?！磅呏且孕l君，造郭以居人”②［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九三《吳越春秋》，中華書局影印，2018年，第933頁。，可見修墻筑城的目的也是抵御洪水侵犯，保一方君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西夏陵遺址區內各帝陵及陪葬墓修建的墻體也不例外，既是封建君王對“事死如事生”禮制的遵循，陵園建筑按生前奢華宮殿規格、形制來設計建造，筑有高大的城墻、宮墻，這些墻體應用到陵園里又賦予了它另一重使命——防洪。西夏陵各墓葬所存墻體可分為內城墻、月城墻、外城墻三種。

1.內城墻

按《西夏文物·寧夏編》帝陵應稱為陵城墻，且7座帝陵皆有此墻；陪葬墓稱作墓園墻，有132組（陪葬墓有一域多墓的現象）189座陪葬墓有此墻，占陪葬墓總數近70%。內城墻是陵墓核心墓室的圍墻，多呈縱長方形，帝陵是由篩選得較為純凈的黃土夯筑而成，陪葬墓的土質就粗糙得多，夯筑的黃土中多含有大量礫石，有近1/3的內城墻直接用石頭壘砌。夯筑的墻體兩壁用草拌泥打底抹平，外施墻皮，帝陵為赭紅色，陪葬墓為白灰墻皮。墻體頂部由板瓦和筒瓦建成兩面坡屋面，檐口裝有瓦當、滴水用以排水，以防墻體受雨水沖刷而受損。從已考古發掘的3號陵③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銀川市西夏遺址區管理處：《西夏三號陵——地面遺跡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72—267頁。和6號陵④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銀川西夏遺址區管理處：《西夏六號陵》，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36—352頁。來看，其陵城墻墻基寬度分別為3.55~3.65米、2.65~3.15米；殘存高度分別為0.8~3.7米、1.3~4.25米；面積分別為29520平方米、24435平方米。陪葬墓的墓園墻較之帝陵要低矮得多，墻體厚度在1米左右，殘存高度已不可辨，多呈土埂狀，面積最小的約120平方米。唯現存陪葬墓規模第三大，墻體保存狀況最為完好的МΙΙΙ-093的墻基厚度達3.4米，殘高3.2~4.7米，面積為16766平方米。

2.月城墻

月城是依附在內城之南的小城，多為橫長方形?，F討論的7座帝陵均有月城墻，陪葬墓有月城墻的共28組43座。月城內主要布列著石像生群，呈左右對稱分布，帝陵多為4~6列，陪葬墓為2列。由此可將月城墻視為陵墓內石人像及石瑞獸的“圍護者”。其做法和用料與相應的內城墻一致，只是體量和高度上略低。3號陵和6號陵月城墻墻基平均厚度分別為2.45米、2米，面積分別為6760平方米、5423平方米。陪葬墓月城墻保存狀況不如帝陵，以月城墻范圍最大的МΙΙΙ-107為例，其內城墻南北長118米、東西寬103.3米，面積12189平方米，墻基厚1.5米；月城墻東西寬38米、南北長41米、墻厚約1米，面積1558平方米。

3.外城墻

外城墻是建在陵墓最外層的墻體，唯存有內城墻的陵墓才有可能有外城墻結構。它的出現使相應的陵墓構成雙城垣結構，多了一層防洪保障體系。帝陵中除3號陵和4號陵沒有外城墻，其余5陵均有，且結構分為封閉式、半封閉式兩種。封閉式外城墻將整個陵園內各單體建筑均包容其中，1號陵和2號陵、7號陵均為此結構。5號陵和6號陵為半封閉式外城結構，均無南墻。5號陵外城墻較為特殊，于陵城東、西、北中部（門址處）又向外凸出，形成“幾”字形；整體來看，外城墻只將陵城罩于其內，未延伸至月城。6號陵外城東、西墻基本延伸至月城南端終止，從而構成半封閉式結構。陪葬墓有外城結構的皆位于Ⅲ區，共5組9座，均為半封閉式，即沒有南墻。

從現存狀況來看，外城墻都很低矮，僅為埂狀。1號、2號陵的外城通過局部解剖得知，墻體中部用黃土夯建，再于其內外兩側包砌厚度為0.25米的石塊，將夯土護于其內；墻寬2米，殘高0.4米?，F考古發掘過的外城墻僅6號陵一座，其做法是先用較大且較規整的毛石壘砌墻體內外兩側邊，中間填以毛石塊和廢棄的碎磚瓦，再用黃土填縫并經適當的踩踏或夯筑而成。6號陵外城北墻墻基寬2.6米，殘高最高處1.2米，兩側邊所用毛石直徑為40~50厘米；東墻和西墻基寬2.2米，殘高最高處分別為0.5米、0.7米，兩側邊所用毛石直徑不超過20厘米。陪葬墓的外城墻未經發掘過，從地表看多為石塊堆砌而成。

墓道封土

墓道封土為墓道上方高高隆起的“魚脊梁”式填土，是西夏陵遺址區內現存墓葬特有形制，有別于中原歷代其他陵墓。封土為北寬南窄、下寬上窄、北高南低之勢。3號陵墓道封土全長42米，底寬8~19米，高出地面0.42米，脊面寬1米左右①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銀川西夏遺址區管理處：《寧夏銀川市西夏3號陵園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2年第8期，第25—40頁。。陪葬墓從僅有的發掘簡報МΙΙΙ-107（原編號101）②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西夏遺址區101號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5期，第38—41頁。和МΙV-001（原編號108）③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西夏遺址區一〇八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8期，第71—76頁。來看，墓道全長分別為40.5米、16.4米，深21米、12.5米。所有墓葬封土皆用碎石砂礫土與較大的石塊混雜填充，內夾雜有大量殘磚、碎瓦。中原墓葬的墓道雖也長而深邃，但皆隱而不現。西夏陵高高隆起的墓道封土可將雨水迅速引向兩側，使墓道不受雨水傾灌，具有極強的防洪防水功效。

（二）墓外專用防洪系統

除具有防洪功能的帝陵和陪葬墓的各類城墻以外，遺址區內還有多處防洪工程遺址。這些工程遺跡是西夏為了避免和減少山洪對陵墓的沖刷破壞而在墓葬外修建的專用設施。形式有防洪墻，有排洪溝；方法有堵有導；外觀有曲有直；位置有共用有獨用；不一而足。

1.防洪墻

西夏陵遺址區內現存防洪墻一般選擇在地勢較高，洪流湍急的區域建造。其共性是皆為石塊加黃土壘砌而成，與外城墻較為相似，但其修建的規模、規整度、質量又要稍遜于同等級墓葬的外城墻?，F墻體多已坍塌成略高于地面的小?。▓D2）。

圖2 MII-028、029防洪墻

帝陵僅1號、2號陵、4號陵發現有防洪墻。1號、2號陵防洪墻為共用，修建于兩陵的西側，由南北相接的兩段構成。北段與2號陵外城墻基本平行，相距近100米，長約440米；南段向東南方向折進，長約511米，一直延伸至1號陵外城西南端以外93米處。4號陵因坐落在賀蘭山山坳里，北側山體高低起伏不平，季節性洪水由西北向東南傾瀉，沖刷出幾道較深的溝壑，匯流至陵園北端，故其北墻外共發現3道防洪墻，與北墻大體相平行，長度分別為89米、88米、57米（圖3）。最外圍的防洪墻因緊鄰山體，受水患影響最深，故高度最高，在1米以上，另兩道漸低。

圖3 1號陵、2號陵和4號陵墓外專用防洪設施示意圖

陪葬墓共有23組38座有防洪墻（表1），其中僅МΙΙ-022和МΙΙ-025沒有墓園墻，其余皆有。陪葬墓防洪墻多位于墓園外西北部，或為一道單獨的北墻（西墻），或為倒“L”形，或為半包圍狀的倒“U”形，將墓葬北半部圍合在內（圖4）。位于墓園西北側呈一道獨立的防洪墻，多處在墓葬較密集區域的上方，將自西北而來的洪水引入西南下方的自然沖溝，使其東側集中的墓葬免受洪水沖刷。位于墓園北側的防洪墻也多長于墓園北墻，以便將洪水引向墓園兩端。陪葬墓防洪墻不似外城墻那么中規中矩，前后寬窄不一，且走向也不甚筆直，有夾角的也多為鈍角，隨意性較大，防洪墻墻體基寬一般0.4~1.4米不等，故未將其歸入陵墓自身結構體系。

表1 防洪墻遺址統計表

圖4 MIII-020、021和MIII-093防洪設施示意圖

2.排洪溝

排洪溝現發現不多，僅有6條。這6條排洪溝主要用于防御一座以上的墓葬不受洪水的侵擾，保一片區域的安全，并非僅對單一葬墓實行防護。其做法是直接于地面向下開挖成溝渠狀，四周未見磚瓦等建材鋪墊以起到加固作用，工程簡易（圖5）。

圖5 MII-028、029人工排洪溝

帝陵只有1號、2號陵西側存一條共用的排洪溝，位置緊貼兩陵的防洪墻，成為這兩座帝陵西側外圍的第一道防護線。其走勢與防洪墻一致，只是向東南延伸的長度有所縮短，總長約646米。

陪葬墓排洪溝共5條，大體皆是自西向東走向。МΙ-052和МΙ-053兩座墓園北側開挖一條共用排洪溝，長57.5米、寬1米、深0.2米。

МΙΙ-001~003、МΙΙ-004~006、МΙΙ-007~008三座墓園大體自西向東依次排列，其北有一自西向東沿3座墓園北墻蜿蜒靠近的排洪溝，長300余米，寬11.6米，深0.5米。此溝被МΙΙ-004~006墓園東端一由西北向東南走向的天然沖溝斷為兩部分，排洪溝上游積聚的水流自然匯入此溝。МΙΙ-001~003的西南部還筑有防洪墻，二者對這片墓葬形成雙重防護。

另3條排洪溝基本南北相鄰，位于МΙΙ-014~МΙΙ-040墓葬非常集中的區域，將自西北高地而下的洪水引導而下，至東側無墓葬區域，使這片墓葬免受洪水之害（圖6）。北邊兩條排洪溝將東西排列的兩座墓園МΙΙ-028~029、МΙΙ-025夾護其中，兩條排洪溝長度分別為435米、581米。這兩座墓園北分別筑有各自的防洪墻，形成兩道防洪屏障（圖2）。最南端排洪溝較短，長151米，東端與中間排洪溝相接，二者合力成為南部大片沒有墓園墻墓葬的外圍屏障。

圖6 MII-014~MII-040附近三條排洪溝分布示意圖

三、西夏陵防洪系統的特點

西夏陵的修建是因襲、借鑒唐宋時期陵寢制度的產物①［明］胡汝礪纂修，管律重修，陳明猷點校：《嘉靖寧夏新志》卷二《寧夏總鎮·陵墓·李王墓》，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9頁。。西夏王朝的統治階級不惜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修建規模浩大、工程繁巨、裝飾華美的長眠之所，內容涵蓋地形堪輿、工程建筑、埋葬方式、祭奠禮儀、陪葬制度等方面，以此作為推崇皇權、加強統治的一種手段。作為陵墓建造體系的一部分，西夏陵防洪系統的修建也深深地烙上了中原漢王朝的思想觀念，具備以下幾個特點。

（一）規劃設計上，擇“高敞地”以防水

為了防水，秦漢時期的陵墓在修建之初，就有選擇“高敞”之地的規劃意識。還是布衣出身的韓信將其母葬于“高敞地”②［西漢］司馬遷：《史記》卷九二《淮陰侯列傳》，中華書局，2016年，第2629—2630頁。，西漢諸帝陵皆選于長安城附近的咸陽塬、白鹿塬、少陵塬這樣的黃土臺塬上，發展到唐代“因山為陵”，都是歷代陵墓選址“高敞地”這一防水意識的突出表現。后晉時期夏州定難軍節度副使劉敬瑭墓志銘中載：“以其年七月十四日，備葬于城東濁水嶺，高岡之禮也?！雹鄱沤ㄤ洠骸饵h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6頁。黨項拓跋政權的高級將領采用的“高岡之禮”與“高敞”之地概是一脈相承。西夏建立政權后，黨項族的上層階級將自己的陵墓選建在賀蘭山腳下，正與古代擇“高敞地”以防水的規劃意識相契合，并具備如下優勢：

首先，西夏陵遺址區西側東北—西南走向的賀蘭山綿延250多公里，海拔在1500~3200米，成為阻擋阿拉善高原寒流的天然屏障，所形成的焚風效應使山體東麓雨量稀少，年均降水量僅180~220毫米，而年蒸發量達1000~1500毫米。這種干燥少雨的氣候條件利于陵墓的長久保存。

其次，賀蘭山溝壑縱橫，在寧夏境內分布有20多個大溝口，主要集中在山體中段和北段。西夏陵所處的山體南段，較大的洪溝自南向北主要有榆樹溝、大石頭溝、沙齊溝、大小臘塔溝、山嘴溝和泉齊溝等，這些溝口的洪水流量相對較小，是賀蘭山山洪危害較輕的地段，有效地降低了洪水對陵園的危害。

再者，陵墓所在的山前洪積傾斜平原屬老年性堆積的干燥剝蝕山地，土壤沙化嚴重，地表為細碎的砂礫層，深層以礫石粗砂為主，土壤保水性差，地下水位深，具有優越的地質條件，可以有效地避免地表水對陵園建筑的侵蝕，還可防止地下水對地宮安全的威脅。

（二）采取措施上，阻斷和疏導并用

西夏陵所處位置雖具有年均降雨量少的特點，但也有大面積暴雨少而集中的特點，極易發生山洪。西夏陵修建時，采用阻斷和疏導兩種措施以防洪。阻斷是于墓葬內外修建各類墻體將暴雨時節形成的突發性山洪攔截其外，確保地宮的安全。墻體既包括陵園自身建筑體系的內城墻和月城墻，部分陵墓于其外加筑外城墻，最為直接的是修筑簡單易行的防洪墻，形成多重防護。對于地勢較為低平，四周又缺少自然沖溝的陵墓區，在墻體不能完全阻斷洪水的情況下，又實行人工開挖溝渠以疏導的方式來防洪。這些措施看似簡單，但效果顯著，是西夏陵屹立近千年而不倒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建筑外觀上，規整與隨意相結合

同樣是墻體，陵園自身防洪系統的墻體從建筑工藝、材料選取、施工質量等方面看要遠遠優于墓外專用防洪系統的墻體。也就是說陵墓的內城墻、月城墻、外城墻的建造要比防洪墻更加嚴謹、規范，多使用不易就地取材的黃土，不似防洪墻使用的都是隨處可見的賀蘭山洪積扇區的分化石。即便有的陵墓外城墻亦為這些分化石所砌，但其選取石塊的規格大小、砌筑的規整度明顯強于防洪墻。防洪墻修建的隨意性較大，它只要達到防洪目的，不在乎外觀的曲直、墻體的寬窄比例。

（四）等級劃分上，復雜與簡單相區別

從西夏陵的防洪體系也可看出西夏時期黨項上層社會嚴格的等級劃分制度。帝陵的各類墻體其體量、規格、建造工藝、材料使用上都要優于各類陪葬墓；陪葬墓之間也存在著上述較大的差異，等級高的規模與帝陵接近達上萬平方米，有內外城、月城、碑亭、闕臺等附屬建筑，最簡易的無墓園墻僅存一冢，有的即使有墓園墻，也是石塊所壘砌。

從墻體材料選取來看，帝陵夯土墻選取的黃土要比陪葬墓的純凈得多，其含砂量更為貼合工程學上的最佳配比，以降低含水率防止墻體開裂造成坍塌，是而帝陵的夯土墻多有遺存。陪葬墓黃土中的含砂量多超出這一配比，導致現存狀況不容樂觀，僅МΙΙΙ-093這一大型陪葬墓尚存一定高度的墻體，其余皆多為土埂。陪葬墓規模越大，結構越復雜，墻體保存的土埂也越高，說明其材料選取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帝陵的外城墻砌筑比陪葬墓精細很多，選取較大且規整的石塊修筑堅固的內外兩邊，其內再隨意填取石塊和黃土。陪葬墓的外墻多為石塊壘筑用黃土直接勾縫，不如帝陵牢固。

再從防洪溝來看，未修建防洪溝的帝陵，其地理位置也較優越，附近有天然的大沖溝成為泄洪屏障，如3號陵附近有臘塔溝，5號、6號陵緊鄰榆樹溝；陪葬墓多靠共用的防洪墻，輔以簡易的排洪溝以防水患。這些都體現了明確的等級制度。

四、西夏陵防洪體系研究的意義

西夏陵作為西夏王朝的帝王陵寢，是留存至今規模最大、等級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西夏遺存，可見證11—13世紀在東亞黃河上游的河套地區至河西走廊西端一帶廣袤的農牧交錯地帶，曾經存在過一個由黨項族統治的多民族政權——西夏，以及這一政權所特有的一系列文明與文化特征。作為西夏陵構成要素的一部分，對其防洪體系的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一）為帝陵營建時序提供參考依據

西夏陵“仿鞏縣宋陵而作”①［明］胡汝礪纂修，管律重修，陳明猷點校：《嘉靖寧夏新志》卷二《寧夏總鎮·陵墓·李王墓》，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9頁。，而宋陵研究者據文獻考證，認為宋陵有“兆域四周植籬（以棘、枳橘等為之）為界”②郭湖生等：《河南鞏縣宋陵調查》，《考古》1964年第11期，第564—579頁。之制度，即“宋陵則在陵臺外先作神墻一重，再作枳橘之籬一重，又于兆域邊緣圍枳橘一周或密植‘嘉木’數重”③馮繼仁：《北宋皇陵建筑構成分析》，《考古學研究》1994年，第230—243頁。。這與西夏帝陵作為重要防洪設施的城墻有內、外城相吻合。雖然3號、4號陵僅存一重內城，但界定其范圍的4座角臺之間很有可能以“籬”為墻。因西夏滅亡后，陵園無人守護，這些用于植籬的樹木自生自滅，出現如今無域墻的現狀。

任何一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要經歷一個探索的過程，由簡單向復雜逐漸演進，西夏陵亦不例外。西夏陵的初創者先以唐宋陵之制為藍本，搭建起陵墓的基本框架，對于最外圍的“墻體”，沿用了同時代的宋陵作法，只以“籬”為墻。在后期使用中，3號陵內城北墻、東墻等都有洪水沖毀的豁口，“成為歷年排泄的通道”④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所、銀川西夏遺址區管理處：《西夏三號陵——地面遺跡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8頁。；4號陵于北側修有3道防洪墻，仍出現多處洪水侵襲浸泡坍塌的現象。洪水強大的破壞作用，為后期營建者提供借鑒，將實用價值不大的“籬墻”更改為可以攔截洪水的土石墻，進而半封閉式的外城應運而生。隨著經驗的不斷積累，制度的日臻完善，最終形成全封閉式的外城，將陵墓的重要建筑均納入防洪保護范圍之內，不僅實用性強還兼具美觀的效果。

西夏陵所處的特殊氣候和地理位置，對陵墓防洪提出更高要求，使外城存在形式不斷趨于合理化，由3號、4號陵“籬笆”式的外墻，發展為5號、6號陵半封閉式的土石外城，最后演進為1號、2號、7號陵全封閉式的土石外城，這一發展演變規律成為西夏帝陵修建早晚的一個重要參考依據。此推論與余雷先生⑤余雷：《“以形論時”——西夏王陵營建時序探析》，《西夏研究》2018年第1期，第61—70頁。從陵墓規劃設計組合關系推斷西夏帝陵營建時序不謀而合。

（二）對西夏陵現代防洪規劃的編制具有指導意義

西夏陵的各類遺存能夠較為完好地保存至今，與其修建者充分考慮優越的地理位置及在洪災發生時水流量較大區域建立的引導和防護設施密不可分，這些共同構建了西夏陵的防洪體系。當然，西夏陵的防洪體系并非盡善盡美，隨著時間的推移，多數防洪墻體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坍毀，一些防洪溝及遺址區內的天然泄洪溝均受到洪水的沖刷和泥沙的淤堵，保護能力受限。加之近年極端天氣頻發，過去百年一遇的自然災害，現在幾乎年年都會遇到。尤其2021年北方先后出現破歷史紀錄的罕見持續降雨，對河南和山西兩個文物大省的古跡遺存帶來巨大威脅①徐秀麗：《聞“汛”而動扎實做好文物防災減災工作》，《中國文物報》2021年10月15日，第1—2版。，為西夏陵的防洪防汛工作敲響了警鐘。這些都將使西夏陵現代防洪規劃的編制提上日程，對遺址現存主要破壞因素“山洪沖刷”制定全面防災治理措施，以提升西夏陵的保護管理能力，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提供重要保障。

隨著近年遺址區普查結果的不斷更新，并據現存防洪設施的分布特征及近幾十年山洪暴發特點，已分析出西夏陵洪水危害主要體現在各洪水溝和漫流區交界處的匯流溝道，對臨近遺存可能造成的沖刷，以及漫流區小型溝道發育對遺址造成的局部、緩慢侵蝕。為下一步要開展的《西夏陵防洪專項規劃》提供了指導思想：首先，西夏陵防洪從整個遺址區的角度全面考慮，以“源頭治理”和“陵區疏排”為主旨，遺址區原有的防洪溝、防洪墻，或修補，或加砌，保證洪水期的疏導排泄。其次，遺址區的防洪體系要同賀蘭山自然保護區的建設即生態建設和植被建設緊密聯系在一起，與賀蘭山東麓防洪體系相協調，統盤治理修建，保障遺址區文物賦存環境風貌的和諧統一；同時，加強防洪監測和預警機制，避免洪水對遺址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三）增加了西夏陵這處大遺址的真實性和完整性，為其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提供重要的學術支撐

真實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遺產的兩個重要原則，在《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②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政府間委員會世界遺產中心編，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譯：《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2017），httр://www.icomoschina.org.cn/uрloads/download/20180323155730_download.рdf，第17—19頁。中對其有明確規定。這兩個原則既是世界遺產申報和遺產價值評估的標尺，也是遺產保護和環境整治所需依據的關鍵。

2016年之前，有關西夏陵的田野調查和公開發表資料中提及的西夏陵遺存清單為各個墓葬、北端建筑遺址和磚瓦、石灰窯址，一直未關注過陵園修建之初同時考慮的地表排水和阻隔水的專用防洪設施。西夏陵近年開展的文物普查，將這些專用防洪設施做了科學細致的調查、研究，并收錄至《西夏文物·寧夏編》及《西夏陵申遺文本》中，加大了遺存的完整性，西夏陵全部遺存要素得以真實完整地展現，豐富了大遺址保護內容，有助于全方位科學地制定保護規劃。西夏陵這一真實存在的防洪系統，見證了西夏陵修建者對賀蘭山東麓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水文條件較高的認知水平，是反映當時城市規劃制度和思想的一個縮影，為西夏陵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突出普遍價值的提煉提供了又一有力佐證，成為申遺的重要學術支撐。

西夏陵已于2012年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2017年被公布為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我們期待更多與西夏陵相關調查研究成果的問世，能助力這處承載著西夏獨特藝術、歷史、社會和科學價值的大遺址早日榮登世界文化遺產之列，讓世人更加深刻地認識它的重要價值，也讓黨項這個消逝的民族被世人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