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藥物計量名再論黑水城出土醫藥方來源

鄢梁裕 崔 為

在古代，統一的度量衡能夠促進國家的經濟發達與商業繁榮。同時，對西夏度量衡的研究，前輩學者都進行了一定的前期研究①史金波認為：西夏的度量衡和中原地區一脈相承，是以尺寸、斗升、斤兩來計算的（史金波：《西夏度量衡芻議》，《固原師專學報》2002年第2期，第9頁）；陳炳應從貨幣與度量衡聯系起來來推測西夏度量衡制度（陳炳應：《西夏的衡制與幣制》，《內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第250頁）；梁松濤認為：西夏度量衡和中原地區一脈相承，西夏在醫藥文獻的衡量單位上亦深受中原醫學的影響。在西夏藥方中除了常用一些規范的衡量單位外，部分非衡量單位也時常出現在西夏文藥方中（梁松濤：《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藥文獻非計量單位的考察》，《中國民族民間醫藥雜志》2012年第2期，第73頁）。，針對已公布的黑水城醫藥文獻的底本來源，本文認為還有幾個未完全厘清的疑問：其一，部分醫藥方在傳世中醫文獻中查閱不到；其二，部分已考證底本來源的藥方，在計量名與用量上存在差異；其三，部分藥方常規與非常規計量名混用。本研究不揣冒昧，在前輩學者的論述基礎上，將對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藥方中藥物計量名的使用情況進行梳理分析，嘗試從計量名的時代流變進行新的剖析，為西夏醫藥文獻中部分藥方來源性質判定提供一些新思路，不足之處，敬請指正。

一、西夏對中原醫藥度量衡的借鑒

宋代是中醫藥度量衡的分水嶺。宋代以前，隋唐醫家沿用漢魏衡制，唐代《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以及日本丹波康賴同時期編撰的《醫心方》引用六朝、隋、唐醫家方，皆采用漢魏衡制，即斤、兩、分、銖制①張繼：《中醫傳世和出土文獻度量衡用語探析》，《中國臨床研究》2014年第12期，第1536頁。。而到了宋代，由政府頒布的《太平圣惠方》中記載：

古方藥味多以株、兩，及用水皆言升數。年代綿歷浸遠，傳寫轉見乖訛，或分兩少而水數多，或水數多而分兩少，輕重不等，器量全殊。若不別其精粗，何以明其取合。今則加減合度，分兩得中，削舊方之參差，合今時之行用……其方中凡言分者，即二錢半為一分也。凡言兩者，即四分為一兩也。凡言斤者，即十六兩為一斤也。②［宋］王懷隱編：《太平圣惠方》，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第29頁。

同樣由宋政府官修頒布的《圣濟總錄》記載：

吳人以二兩為一兩，隋人以三兩為一兩。今以新法斤兩為則。③［宋］趙佶等編：《圣濟總錄》，人民衛生出版社，1962年，第173頁。

可知宋代對醫藥行業度量衡進行了新的改革，此外，在景德年間（1004—1007）劉承珪創制的“戥秤”或稱“戥子”，即一兩秤和一錢半秤，使錢以下權衡單位的量值更為精密準確。加上當時宋代藥物稱量的工具還有大秤、小秤④張瑞賢等：《宋代藥物非衡量計量單位的考察》，《中國中藥雜志》2008年第21期，第2576頁。，因此造成了宋代在藥物稱量上存在等秤和大小制并用的情況。這也與隋唐兩朝大小制并用，醫用度量衡則一般采用小制有所不同。

然而史籍記載，宋代度量衡稱量器有過多次改動，如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因太府寺舊藏砝碼“一錢至十斤共五十余種，輕重無準”，故下詔重申統一度量衡；景祐二年（1035）李照奉詔改制，作7件標準度量衡“度式”以用作斗、斛、石這類大容量的稱量⑤張瑞賢等：《宋代藥物度量衡單位的考察》，《中國中藥雜志》2008年第19期，第2268頁。。根據張瑞賢先生等人的研究⑥張瑞賢等：《宋代藥物非衡量計量單位的考察》，《中國中藥雜志》2008年第21期，第2576頁。，這幾次對度量衡稱量工具修訂多為大體量容積制。此外，自宋代開始，中醫方劑的劑型有了一個重大變化，即由原來的湯劑改成了煮服散劑⑦宋延強：《金元四大家對經方50味常用藥物的臨床用量研究》，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23頁。，藥量使用減小，由此也導致了方劑藥量很少見用到大容積的情況。所以，宋代度量衡多次變動并未對醫藥度量衡產生大的影響。

基于宋人對醫藥度量衡的變革，故在藥物計量名稱的使用上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如宋以前的“兩”，到宋代就演變為“錢”①張瑞賢等：《宋代藥物度量衡單位的考察》，《中國中藥雜志》2008年第19期，第2268頁。。并且藥物質量單位除仍用16兩為1斤外，其他單位也都采用了比較科學的十進位制②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61頁。。所以，在宋代官修醫典中度量衡的使用就基本固定為十進制和“斤、兩、錢、字、分”為常規計量單位名。

西夏建立政權后，雖然軍事上與中原沖突不斷，但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從未中斷過，在此期間，西夏在“自言慕中國衣冠”③［元］脫脫等：《宋史》卷四八五《夏國傳上》，中華書局，1974年，第14001頁。思想的影響下，大量采納和借鑒了宋代中原先進的思想和技術，以醫藥為例，宋代《續資治通鑒長編》載：

丙戍，以國子監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求。④［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七，真宗景德四年十月庚申，中華書局，2004年，第1502頁。

可見當時西夏曾向中原求取醫藥書冊，那么是否就藥物度量衡的制度也一并借鑒？

就目前已公布的黑水城文獻中，涉及醫藥文獻的文書共有32個編號，分別收錄于《俄藏黑水城文獻》⑤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0—242頁?！队⒉睾谒俏墨I》⑥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國國家圖書館：《英藏黑水城文獻》第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9頁?！吨袊睾谒菨h文文獻》⑦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國家圖書館、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甘肅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2007年。等書中，經過學者的整理研究⑧鄢梁裕：《黑水城出土文獻中的藥物研究》，寧夏醫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第3頁。，現有醫藥方共計92個。這92個醫藥方所使用的藥物計量名與中原醫藥計量名有著很大的關聯，以西夏文醫方為例，醫方中“ ”，漢文可譯作“兩、付”；“ ”，漢文可譯作“錢”；“ ”漢文可譯作“升”⑨［西夏］骨勒茂才著，黃振華等整理：《番漢合時掌中珠》，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頁、第46頁。。此三類計量名在宋代官修醫典中亦有記載，且使用頻次最高，故此類計量名在醫典中稱為常規計量名。

關于西夏的度量衡制度，史金波先生以斗、斛為例，從出土西夏光定卯年（1219）借貸文書中“借麥一斛五斗，每斛利五斗，一斛五斗的利是七斗五升，本利共二斛二斗五升”⑩史金波：《西夏度量衡芻議》，《固原師專學報》2002年第2期，第10頁。，結合現代度量衡制度來大致推測西夏的度量衡制度，初步認定了西夏與宋代在十進制的使用上是基本吻合的。

從藥物常規計量名使用的錢、兩、斤而言，西夏在使用和換算上也繼承了中原。在《文?！分袑λ未Ｒ幩幬镉嬃棵板X、兩、斤”的換算有記載：“”，譯為“十黍一鎰，十鎰一銖，六銖一錢，四錢一兩，十六兩算一斤?！雹倮罘段模骸断臐h字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651頁。其中“”，漢文可譯“錢”；“”譯作“兩”；“”譯作“斤”②孫伯君：《西夏語名量詞考論》，《民族語文》2014年第2期，第35頁。。故《文?！匪缘摹八腻X一兩，十六兩算一斤”實則與宋《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所載：“其方中凡言分者，即二錢半為一分也。凡言兩者，即四分為一兩也。凡言斤者，即十六兩為一斤也?！毕嗤?。此外，《文?！分械摹啊保ㄊ颍啊保ㄦ劊啊保ㄣ彛﹦t與唐代藥物計量名稱相同。

綜上，西夏在度量衡的換算上基本借鑒了中原宋代的十進制，同時，在計量名稱上保留有唐宋兩個時期的計量名稱，由此可見唐宋時期計量名標準化過渡影響著西夏度量衡的制定與運用。

二、西夏對藥物計量使用的創新

結合前期學者研究③于業禮認為，黑水城醫藥文獻底本來源除中原醫學之外，還涉及遼、金、回鶻及其他古代少數民族的醫學內容（張如青、于業禮：《出土西夏漢文涉醫文獻研究述評》，《中醫文獻雜志》2017年第1期，第68頁）。梁松濤認為，目前對黑水城西夏文醫方的文獻底本來源大概可分為四類：一來源于唐宋官修醫書，二來源于金元時期名家醫方，三為西夏本民族特色醫方（梁松濤：《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藥文獻底本來源及特點》，《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第154頁）。，目前對黑水城西夏文醫方的文獻底本來源大概可分為四類：一來源于唐宋官修醫書，二來源于金元時期名家醫方，三為西夏本民族特色醫方，四為其他古代少數民族醫方。西夏人在醫藥文獻的計量運用上并不是一成不變地照搬硬套，史金波先生認為西夏建立政權以后，雖一方面承制了宋代度量衡制度，另一方面也在進行著自己的修改主張④史金波：《西夏度量衡芻議》，《固原師專學報》2002年第2期，第9頁。?？上У氖?，在出土的西夏法律文書《天盛律令》中對于“度量衡”制度的記載已經缺失，故無法直觀地了解西夏度量衡制度改革的內容。但從醫藥計量的使用而言，西夏人的確有所創新。茲舉一例以說明：

俄藏編號Инв.No 4979醫書，第7-2行，為治痿醫方，此方經梁松濤考證⑤梁松濤：《黑水城出土4979號一則西夏文醫方考釋兼論西夏文醫藥文獻的價值》，《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12年第8期，第54頁。，與《醫心方》中所收錄《千金方》的“治陰痿精薄冷方”，以及宋代林億等校正的唐《備急千金要方》中“治陰痿精薄冷方”同源，今將西夏文藥方對譯為漢文并將三者條文進行對比（見表1）。

表1 治陰痿精薄冷方劑量對比

日本所著《醫心方》成書于北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全書共三卷，書中收錄中國醫典204 種，其中近一半醫典在中國已經亡佚，故此書中所收錄之醫書對于國內醫典輯佚?？庇兄匾饬x①李浩：《〈醫心方〉版本源流系統淺識》，《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第101頁。。梁松濤先生認為因《醫心方》所引之方出自唐本《備急千金要方》，未經宋代校正醫書局校正，故保存了部分唐貌，而宋本《備急千金要方》經校正后，在計量上仍與《醫心方》中唐本《千金方》相同，西夏文醫方雖在藥物配伍上有“五味子”而無“鐘乳”，但從行文和主治來看和《醫心方》收錄的唐本《備急千金要方》同源，所以西夏文醫方來源應該為已佚的唐本《備急千金要方》②梁松濤：《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藥文獻整理與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99頁。。

從文字內容來看，宋本《千金方》刪改“治痿而不起，起而不大，大而不長，長而不熱，熱而不堅，堅而不久，久而無精，精薄而冷方”為“治陰痿精薄而冷方”，同時，在配伍上有“五味子”而無“鐘乳”，梁松濤認為是校正醫書局“有意為之”③梁松濤認為，此段文字為淫言穢語，故在校正醫書局校對時刪去（梁松濤：《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藥文獻整理與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32頁）。。其實，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一，宋代校正醫書局校正醫書之弊④黃龍祥：《試論宋代校正醫書局私改醫書之弊》，《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1997年第4期，第43頁。；二，宋人好改古籍文字。顧千里《思適齋集》載：

今之所貴于宋本者，謂經屢寫則必不逮前時也。然數之失真，亦每由于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見而改舊文。⑤［清］顧廣圻撰，黃明標點：《思適齋集書跋》序四《重刻〈古今說?！敌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4頁。

故造成了宋本《千金方》與唐本《千金方》的文字差異，本文雖認同Инв.No 4979醫書治痿方底本來源是唐本《千金方》，但還有一個問題始終未解決，便是兩者之間劑量的差異，除蓯蓉三兩不變外，其余相同藥物的計量都有所減少，故造成劑量差異可能還有其他原因，根據前文對西夏和宋代度量衡制度的借鑒，本文認為還有兩種原因：其一，或為西夏人在翻譯傳抄相關漢文醫書時的抄寫訛誤造成；其二，在傳抄翻譯漢文醫藥方時，抄錄者并非把中原藥方的劑量原封不動地對譯過來，而是有意識地根據本國度量衡制度對醫方進行了改造。雖然從內容來看，西夏當時的醫藥發展明顯受中原醫藥書籍影響，但如若是第二種原因，說明西夏人在藥物計量轉換上是有所創新的，體現出中原醫藥文獻在西夏流傳過程中的嬗變特色，同時側證了西夏對宋代度量衡制度的創新與變革。

三、計量名“把”的使用與分析

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方中，除了上述常規計量名外，也夾雜著一些非常規計量名。見有“”，漢文譯作“把”；“”，漢文譯作“?！?；“”，漢文譯作“根”①［西夏］骨勒茂才著，黃振華等整理：《番漢合時掌中珠》，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頁、第46頁。，這一類計量名在宋代官修醫典中使用頻次很低，有的甚至沒有。而黑水城卻有部分醫方中使用了非常規計量名的“把”字，經統計，共有6個醫方中在部分藥物或全部藥物的劑量上都用了“把”，現將這6個醫方對譯為漢文后析出（見表2）。

表2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藥方涉及計量“把”的藥物

對于上表各醫方中涉及“把”的藥物品種和特性來看，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特性，既有植物，也有礦物；既有種子果實，亦有根、莖、葉。

查閱歷代中原醫典，在藥物計量使用“把”字的情況還是比較豐富的，最早可追溯至漢代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后又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其中《傷寒論》文見：

傷寒解后，虛嬴少氣，氣逆欲嘔，竹葉石膏湯主之。竹葉 二把，石膏 一斤，半夏 半升、洗，麥門冬 一升、去心，人參 二兩，甘草 二兩、炙，粳米 半升。①［漢］張仲景著，何麗春校注：《傷寒論》，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27頁。

又《金匱要略》載：

還魂湯方……又方韭根一把 烏梅二十個 吳茱萸半升，炒 上三味，以水一斗，煮之。②［漢］張仲景：《金匱要略》，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8年，第70頁。

根據對醫典的查閱梳理，在宋代規范藥物計量名前，醫學專著中大量使用到“把”的時間段集中在晉唐之間，以晉代葛洪《肘后救卒方》③［晉］葛洪撰，汪劍、鄒運國、羅思航整理：《肘后備急方》，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6年。和唐代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后又分為《千金要方》④［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年。和《千金翼方》⑤［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年。兩書）、唐代王燾《外臺秘要方》⑥［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年。三部著作為代表，其中《肘后救卒方》涉及13個方，《千金要方》涉及44個方，《千金翼方》涉及23個方，《外臺秘要方》涉及23個方，以孫思邈撰《備急千金要方》所載最多，共計67個方。以上書中所用到“把”作為計量名的藥物，多為植物類藥物，如“蔥一把，韭根一把，竹葉兩把，霍一把，香茅一把，紫蘇兩把，生茅根一把”等，另也見有“鹽一把，雞毛灰一把”這類顆粒粉末類的藥物。從藥方服用方法來看，大多數為取新鮮生用，如《千金翼方》載：

水毒方搗蒼耳取汁，服一升，以綿沾汁滓，導下部中，日三。又方：取蓼一把，搗取汁，服一升，不過三服。

又方：取藍一把搗，以洗面目身令遍。⑦［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年，第437頁。

宋及之后官修醫書，如《太平圣惠方》《圣濟總錄》，除了收錄引用唐或唐以前的醫書所載方外，雖然仍有零星使用“把”作為計量名的現象，但多數為從一些亡佚的醫書中摘錄，未有校改之貌，遂保留了一定的原始面貌。但是，宋及以后非官修的醫書中，卻仍見有大量以“把”作為計量名的方子出現，其中以明代居多，通過對這些醫書類型的判斷，多為個人所著的經驗方，醫案類，例如《薛氏醫案》《先醒齋醫學廣筆記》等，這類醫書中用“把”作計量名的藥物特征，仍然與唐代醫書中使用的情況類似，大部分為新鮮生用的藥物，以明代《薛氏醫案》為例：

忍冬藤，生取藤葉一把，入砂器內爛研，入白酒少許，調和稀稠得宜，涂縛四圍，中心留一口，泄其毒氣。①［明］薛己等撰，張慧芳、伊廣謙校注：《薛氏醫案》，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年，第1081頁。

此外，還有一種情況為用日常所見的調料，如明代《萬病回春》載：

蒸法治腎氣虛弱，脾腎府三經受風寒濕，停于腿膝，使經脈凝滯而不行，變成腳痹，故發疼痛。此能和榮衛、通經絡。川椒（一把）蔥（三大莖，切）鹽（一把）小麥麩（約四五升）酒（一錢）；治吹乳仙方用蔥一大把搗成餅，一指厚攤乳上，用炭火一罐覆蔥上。須臾汗出，腫痛立消。②［明］龔廷賢著，朱廣仁點校：《萬病回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第420頁。

由上述文獻記載可知，宋后期“把”已少見于官修醫書而多見于個人著述，分析緣由，可推斷為：

雖然早在漢代就有將“把”作為計量名詞用于醫藥計量的現象，但從發展來看，歷代醫藥方書記載中，“把”實質是一個口語色彩濃重的計量語，日常生活中，人們常說“一把鹽、一把菜、一把蔥……”這些語言都不能有一個精確的定量，但是，生活中卻依舊在使用這類詞語，而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個體也能通過自己的主觀意識來把握度量，體現了一種經驗特性，就因為這種較強的個體間的差異性，致使官方在計量單位的制定過程中，把類似于“把、桶、根、塊”等這類口語化濃重，具體量化度模糊的非常規計量單位淘汰。且從藥物來看，用“把”作為計量的藥物多為新鮮藥物，藥店醫館很難提供，需要自行去采摘，在古人不能找到專業藥物稱量工具的特殊情況之下，日常百姓多以手為秤，進行一個粗略的估量，這種現象在古今社會很常見，如“抓一把茶，抓一把鹽等”，而官修醫書需要校正醫書局進行校對，對用法用量都有嚴格的標準，所以就逐漸淘汰這類沒有具體量化的計量名詞。

古今社會，常見有民間口頭流傳的經驗方、土辦法來治療疾病，這類流傳度廣，且口語化的方子在藥物的選擇上也是隨取隨用，就近取材，因無度量衡工具的輔助，做不到精準化，致使部分醫家把這些民間醫藥方收錄進自己書中時，為了避免在不知道精確計量的情況下增大或減小計量而誤導他人，只能保留了這種口語化計量名的形式進行記載。故在非官修的醫書收錄的經驗方就常常使用“把”這類非常規計量名詞。

綜上，在宋之前“把”這個計量名詞就已廣泛使用了，但自宋代對前朝醫藥度量衡進行改革后，校正醫書局對傳世醫典進行了官方的校訂，大幅更改了諸如“把”這一類口語化色彩濃重，且無法標準化的計量名詞，所以在宋代官方醫書里舍棄了“把”的使用，但在個人著作及明代的民間藥方中還見有“把”的使用。以此西夏藥方中的計量名“把”可能反映了這樣幾個可能性：第一，在醫藥度量衡的使用上，西夏借鑒了中原宋王朝的制度，但是，從已考證出處同源的夏漢醫方之間劑量的差異來看，西夏對于宋代醫藥度量衡制度并不是完全照搬，也保留了自己本民族的一些習慣，所以在醫方傳抄時仍繼續使用了“把”；第二，結合“把”在中原使用過程中民間流傳性和口語化的特征，推測西夏文醫藥方帶有“把”的藥方也有可能是流傳于民間的經驗方，所以這類醫方在計量名稱的使用上并不像官修醫書那樣嚴謹；第三，從“把”在晉唐時期漢文醫典中普遍使用的現象亦可推測，這一類使用“把”的西夏文醫方或是摘抄于宋以前已經亡佚了的藥方。

四、再論西夏醫方來源

學者在對黑水城醫方來源判定時，研究方法多為：文字辨識結合傳世古籍進行對比以求其源頭，再進行深入分析，這種方法能夠解決絕大部分醫方的問題，并得出絕大部分醫方受到了中原醫學影響的觀點①史金波認為：“在遠離西夏統治中心的邊遠城市中有這么多西夏文醫書、醫方，證明西夏的醫藥、醫療已經具有很高的水平，主要是受中原地區傳統醫學的影響?！保ㄊ方鸩ǎ骸段飨纳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00頁）梁松濤、張如青、于業禮、等亦認同此觀點，參見梁松濤：《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藥文獻底本來源及特點》，《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第154頁；張如青、于業禮：《出土西夏漢文涉醫文獻研究述評》，《中醫文獻雜志》2017年第1期，第66頁。，然而依舊有一部分藥方存疑，現結合前文分析和觀點，試從計量名的時代流變進行新的剖析。

結合學者已有的考證，確有文獻底本來源于唐宋及以前時期的醫典，且方中依舊存有“把”這一類宋以后少見于官修醫書中的非常規藥用計量名。本文基于前文的研究，認為這種使用非常規計量名的醫藥方可能是保存了部分唐宋或唐以前未經校正局校正的醫藥文獻中計量單位的原貌，可以作為西夏文醫藥方漢文底本來源年代判定的一條依據。

對于造成部分藥方常規與非常規計量名混用的現象，結合唐宋官方對醫藥度量衡變革的影響，針對這一類醫方，可以推測宋代度量衡單位的標準化過渡在西夏時期流傳的醫方中有所體現。

但是學界亦存在另一種觀點，即有絕大多數醫方為當時黑水城某個寺院保存的民間零散醫方的雜抄①聶鴻音認為，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西夏政府曾經采取任何手段推動了本國醫療事業的發展，現存大多數醫方抄本并非西夏本土的醫學著作，而只是黑水城某個寺院保存的民間零散醫方的雜抄（聶鴻音：《從藥名異譯論西夏醫方的性質》，《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3期，第55頁）。。這種觀點提出是基于黑水城藥名異譯論的角度。而本文從藥方中非常規計量名“把”的使用分析，卻與這一觀點不謀而合。對于沒有漢文傳世文獻對應的藥方，在其他佐證的情況下，雖然可以從計量名的時代特色，推測這部分藥方可能來源于中原及大致的抄錄年代。但結合前文，類似于“把”這類口語色彩濃重，且沒有標準化的計量名，同時在宋代及之后又多見于民間醫方的特點，或為當時黑水城某個寺院保存的民間零散醫方的雜抄，并非西夏或者中原當時存世著作中所記載的藥方。

此外，從文獻載體來看，醫方多抄錄于書葉或經文空白、裱紙之處，或一紙單方，一紙多方，未見有系統性、成冊性的醫典，結合出土時多為寺院佛塔中所得②趙彥龍、石月蘭：《西夏文書種類探析》，《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第76—84頁。，更加證明了絕大部分藥方是帶有目的性、選擇性的隨手抄錄，而這類藥方不一定都會被傳世醫書所記載。

綜上所述，從黑水城出土醫藥文獻中計量單位使用情況來看，中原與西夏之間有著密切的醫藥交流。西夏醫藥文獻深受中原醫學影響，而這種影響不只是藥物的影響，同時還有藥物度量衡使用的影響。本文以計量名“把”為切入點，雖然在黑水城西夏文醫方中涉及“把”的藥方并不占多數，但通過對史料的分析，可發現唐宋時期醫藥度量衡制度的過渡影響著西夏，并在存世的醫方中有所體現；而對于在研判推測西夏文醫藥方來源時，結合類似于“把”這類口語色彩濃重，且沒有標準化的計量名而言，其實并不一定可以從傳世醫典中找到其出處，或為當時黑水城某個寺院保存的民間零散醫方的雜抄。

（致謝：本文在撰寫和修改過程中得到了寧夏醫科大學中醫學院惠宏教授以及審稿專家的指導與幫助，謹致謝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