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數據勞動
——對數字資本主義批判中生長性數據的一種思考

蔣志紅， 江 堯

(1. 西南大學 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所， 重慶 400715； 2.西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重慶 400715)

丹·席勒在其《數字化衰退：信息技術與經濟危機》中指出：數字資本主義“逐漸成為能夠承載不斷演變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的新的支撐點”[1]6。而數字資本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核心概念，就是數據①。一直以來，數字勞動研究主要落腳在主體批判上，如物質勞動與非物質勞動之爭、網絡活動是否及何種程度上受到資本剝削、數據安全及隱私和監管等問題，數據則被稱為“一般數據”并在數字勞動的框架下進行分析。國內外學術界一般從三種意義和范圍上分析數字經濟：要么以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為批判范式對數字勞動進行批判反思，將數據作為所有網絡信息抽象出的一個整體存在的“一般數據”，并進行價值創造與價值交換的分析；要么直接將每個用戶的網絡活動痕跡總稱為“一般數據”，將其作為“一般智力”在網絡時代新的表現形式來討論；要么將數據界定為被大公司和平臺憑借權力無償占有的那部分集體性的數字資本，從而進一步探討社會主義解放的可能性?？梢钥闯?，“一般數據”在數字勞動的框架下可能是簡單總和的代稱，抽象整體的表達，或者是被有意選擇的部分。但是數據這個名詞的內涵與外延本身是模糊不清的，具有厘清的必要性。而要對數字資本主義進行反思與探索，對數據的清晰化處理是必不可少的環節：數據或者說資本追逐的可以創造價值的數據究竟為何？其價值創造與交換又何以可能？這些都是我們真正理解數據與數據勞動，進行深刻的資本主義批判不可跳過的重要課題。

一、 以數字勞動為名對數據研究的三重遮蔽

丹·席勒曾說：“數字資本主義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態：信息網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與規模滲透到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成為資本主義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與動力?！盵2]5而對數字資本主義的批判反思，則多集中于以“數字勞動”為名的概念與形式、內容與危害的經驗式闡述：要么試圖用概念和界定來直接定性和批判數字經濟的剝削性與資本性；要么利用具體案例來分析數字經濟在隱私、監管、權力和責任，以及剝削勞動上的具體體現；要么利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對數字經濟進行批判性思考。但無論是哪一種分析路徑，都未曾將數據作為主角進行抽絲剝繭的分析。在一些理論中，數字勞動的開展領域不僅涵蓋了商品經濟的生產與再生產和傳統的雇傭資本關系，也包括了新興的以數字、數據及傳媒平臺為載體和形式的生產與消費、自愿與被迫的多重現實，即“它包括了關于數字媒體的存在、生產、傳播和使用所需的所有形式的有酬及無酬勞動”[3]6，但無論落腳點是勞動時間與消費時間之爭，還是自由與異化的探討，抑或是部分剝削還是全部剝削，其研究焦點都是作為活勞動的主體及其主體性。數據簡單粗暴地作為一個未被分割的整體形式、一個不清晰的環節而被遮蔽了。

第一重是泛化的數字勞動概念對數據的遮蔽。具體說來，有學者認為一般數據并不是具體的某種數據，它代表著所有數據的抽象層面。數字化時代的典型特征是將一切都數字化并轉化為可以進入云計算界面的數據，而這種數據的抽象形式就是區別于雜亂碎片的一般數據?；谝话銛祿?，今天的異化已經實現了從馬克思和盧卡奇批判的異化與物化(versachlichung)[4]到數字異化(datafied alienation)的轉換。哈特和奈格里將數據作為馬克思的“一般智力”引申出來的一個集體匯集概念，指出，“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未來的一個點上，勞動力被科技、傳播和語言的力量所穿透。一般智力是一種集體的、社會的智力，它是由匯聚起來的認識、技術和知識創造出來的”。另一類學者則從“數字勞動”所指代的運用了數字技術的具體活動出發，認為一般數據是每一個用戶數字活動所生產出的總體。必須指出的是，這里的生產概念和范圍從意大利自治學派開始已經得到了很大拓展，從物質性生產延伸到了非物質的領域，譬如人的搜索、點擊、購買、視頻、游戲等網絡活動，都被視為數據生產中最基礎的工作。

有觀點認為，一般數據是被數字資本私人占有并從中獲利的部分。這種語境下的一般數據從一開始就不是個體的產物，而是在龐大數據構成的平臺中不加區分糾纏在一起的共同意志與偏好的體現。在這個層面上，一般數據在本質上就是集體性的(collective)體現，但這種集體性被資本擁有者無恥地占有了。由于這種私人占有，原本共同性的數據變成了為某個公司、某個個體牟取利益的工具。因為這種私人占有關系，一般數據變成了數字資本，而如今數字資本為數字資本家贏得了巨大權力的同時，也單方面強行侵入了人們的工作和私人領域。例如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的鄧肯·麥肯等人撰寫發表的題為“數字經濟的權力和責任”的系列研究報告②就展現出了對數據被掌控的不滿與批判?？傮w而言，無論是以上哪種界定和范圍劃分，都未能清晰地展現出數據本身的應有之義，可見，這種對數據有意無意的模糊在以往的數字經濟研究中根深蒂固。

第二重遮蔽是利用勞動過程三要素理論來反思數字勞動時所形成的對數據的遮蔽。馬克思指出，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包括有目的的勞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在數字時代，智力工人成為主要勞動者；勞動資料即數字技術，以及手機、電腦等終端生產工具；勞動對象變化為圖像、文字、創意、經驗、信息等抽象性的數據。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對于勞動主體異化的探究擁有長久的熱情，但是卻忽視主體以外的因素，這一特征在數字時代中也不例外：以哈特、奈格里為代表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創造價值的勞動不再是傳統的物質勞動，而是作為生產者的主體的智力、發明與創造等活動；泰拉諾瓦雖然錯誤地將網民的活動定性為免費勞動，但仍舊堅持主體的智力、發明、創造等活動才是互聯網價值創造的來源；?？怂挂矊ⅹM義上的數字勞動定義為以數字技術為終端的社交媒介領域的用戶勞動。國內學者有的將數字勞動定義為將網絡用戶的腦力勞動作為手段，產出數字信息產品的工業、農業、知識等的活動[5]；有的認為數字勞動是互聯網用戶運用數字技術，在賽博空間及其周邊領域內開展的生產物質產品與非物質產品的活動[6]；有的則將重心放在數字資本上，分析勞動力主體與資本結合的四種主要形式[7]。

雖然這種承認網絡活動也是創造價值的活動，但這種研究習慣，即在勞動過程中忽視可以產生價值的數據的重要性，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加拿大傳播學者斯麥茲在《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盲點》中，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從葛蘭西、法蘭克福學派到威廉姆斯、阿爾都塞——都沒有注意到的電視經濟從隱秘的角落拉到了臺前，表明前人都是單純地批判意識的工業化，而未曾從物質論的角度分析“受眾商品”。但遺憾的是，或許是由于時代的限度，他未將數據的分類、形式和增殖機制從“受眾商品”中描畫出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進行資本主義批判反思時，將人看作同時具有消費主體與勞動客體兩種屬性的“產銷一體者”的這種傳統，自特拉諾瓦《免費勞動：為數字經濟生產文化》將其提出為“免費勞動”后，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加速下，最終演變為在世界范圍內掀起對數字經濟領域的生產與剝削問題的研究熱潮。但以上種種根植于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道路的擴展與延伸，都著重于探尋數字技術在資本的驅使下滲透進社會所有維度后的意識形態批判和生命政治治理，以及對未來社會主義的構想，并未真正解開數據為何及何以成為數字時代生產的核心勞動對象和生產資料的謎題。

第三重遮蔽是指在生產力貢獻中對數據分析的遮蔽。馬克思曾說：“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盵8]26而“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作用物的力量……取決于科學的一般水平和技術進步”[9]782—783。隨著技術與數字經濟的發展，數據作為馬克思所說的作用物成為生產力的助力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只不過這種助力對社會政治經濟有多大程度的影響，還未能被正確地看待。在將數據放置于資本循環和增殖過程中進行地位與貢獻的分析時，主要有兩種觀點，一類從生存論的視角，將數據視為技術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新“石油”。這類學者認為，在數字經濟條件下，數據作為生產力要素應擁有與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相似的地位：數據在數字資本主義尤其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技術掌控下，雖然無法自主創造出新的物質產品作為商品，但其提高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的功效是毋庸置疑的，認為“對于這些生產過程來說，決定生產率高低的是數據信息及其傳送這一技術手段”[10]。另一類觀點將數據視為生產要素的同時，認為數據直接創造價值。但遺憾的是，這種也并未揭示出具體創造價值的環節。生產要素理論的早期雛形可以追溯到威廉·配第和布阿吉爾貝爾：“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的要素”[11]66，“財富和隨之而來的稅收除土地和人類勞動之外，沒有其他來源”[12]199。隨著生產力尤其是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信息由于其自身的5V特性③對生產力的基礎性與持續性的作用而從生產力諸因素中分離出來，成為生產力中的一個獨立因素而展現自己的發展優勢。但即便如此，也沒能正確衡量數據在生產力中的貢獻?？梢钥闯?，不論是否認可將數據作為一種可與老牌生產要素同等重要的生產要素，兩種觀點都承認了數據在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價值增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與此同時，都未細究是數據的哪一部分在哪個環節的過程中產生或增殖了價值。而在尋找數據是何時何地產生了何種變化以便吸引資本之前，有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需要厘清，即數據價值的產生與增殖是所有散碎信息整體同時在網絡中發揮作用的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那到底什么才是資本需要和渴求的數據？這就必須先對數據進行一個嚴謹而科學的劃分。

二、 原始數據、生長性數據和數據尾氣

要理解何為數據勞動，首先要了解數據的構成。舍恩伯格在其《數據資本時代》中描述資本的衰退時，明確表示，數據“像鹽和金幣一樣”具有價值，且“人類的未來就是一個知識與見解的未來”[13]256。正如?？怂顾?，數字資本主義是權力極不對稱的不公平社會。要對數字資本主義進行批判性反思和揚棄，必然要先厘清數據到底分成哪些種類，其分類依據又是什么，就是要明確在數字經濟下主體被資本占有和掌握的東西，其本質與特征到底是什么，通過什么途徑，這些被占有物得以顯現成有價值物從而吸引資本的占有，并使得個體主體深陷束縛之中。

傳統意義上的數據一般以“數字”的形式存在，但自從電子計算機問世以來，數據的內涵發生了變化，視頻、音頻、各類文件及人們的交易信息等很多內容都被納入數據的范疇。通過研究國內外相關文獻可知，對數字經濟的分析多以“數字勞動”為主題，使用這一概念的確能對分析數字經濟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但這就遮蔽了數據需要分類討論及并未分類的問題。例如人們上網和使用互聯網社交媒體等行為，通常都被認為是消費行為、社會交往行為及休閑娛樂行為，在以?？怂沟摹笆鼙娚唐贰睘榇淼臄底謩趧友芯恳曈蛑?，這些行為被認為是為互聯網平臺提供和生產出了使用價值。?？怂钩幸u達拉斯·斯麥茲的“受眾商品”概念并指出，這些行為生產出了“受眾”這樣一個商品，因此這些行為其實是創造價值的“數字工作”。又例如將目光聚焦于時間分類和產生價值的角度：蘇特·加利(Sut Jhally)和比爾·李凡特(Bill Livant)提出的“觀看即勞動”的觀點、艾琳·米漢(Eileen Meehan)提出的“受眾分級”(ratings)概念，以及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提出的“控制性商品”(cybernetic commodity)概念[14]。

但問題在于，關于數據本身的謎題無論是在上述哪一種探究路徑中，都掩蓋了個人主體作為活勞動所進行的網絡活動是否及何以被資本剝削的問題。例如：所有網絡活動產生的所有數據都能產生同質同量的價值嗎？還是說產生價值的只是部分活動或部分數據？到底是哪一部分活動與數據？應該如何界定與分離？這部分活動與數據是如何成為有用數據產生價值與交換價值的？這些問題尚沒有一個標準的解答。本文認為，作為用戶痕跡的體現，以及作為價值與交換價值來源的數據是解答這一系列問題的重點。因此首先要厘清的就是數據這一名詞下被掩蓋的數據分類。

數據應根據其來源、范圍、作用等分為原始數據、生長性數據和數據尾氣三個組成部分，而未進行分類和操作的單個數據都只是偶然的、無序的、原子式的數據碎片。原始數據是來源于資本利用各種物質性手段如電腦、手機等智能設備，以及投入雇傭勞動者和電力等生產要素進行搜集、儲存的所有個體主體在網絡上進行活動的痕跡碎片的集合體。其特點在于全面但雜亂無章。生長性數據則是不僅擁有價值與交換價值，且其價值不是一次固定再無更改的，而是可在交換過程以及主體痕跡更新中不斷重復產生價值甚至增長價值的數據，同時它的形成與增殖需要原始數據作為前提條件。數據尾氣則是原始數據中，無法被納入現有任何平臺或者算法從而成為有用數據的信息碎片，或者在資本凝視中不具有處理價值的數據逸散。這部分數據的特點在于，雖然無法在資本框架中產生價值和交換價值，但作為個體主體的真實痕跡，代表了個體主體有意無意的意識展現，是擁有和數據身份結合進行主體解放與超越的可能性因素。那這三者究竟是誰產生及如何產生價值的呢？

首先，作為原始碎片或初級材料的數據是不具有價值和交換價值的。正如馬克思所說，“沒有一個物可以是價值而不是使用物品”[15]31?！坝杏眯浴弊鳛樯嬲撘暯羌皩嵺`維度，無論在資本主義世界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都是不可替代的價值衡量標準之一，不僅是衡量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尺度，也是評價數據是否具有價值與交換價值的依據。沒有用的東西不可能具有任何價值。網絡用戶在互聯網活動中產生和留下的原始數據本身是繁雜、參差不齊的，且原始數據無法直接運用于產生價值和交換價值：從內涵區別上，不是所有的數據都能轉化為產生價值與交換價值的數據生產要素；從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來看，生產數據、將有用數據篩選轉化為數據生產要素、將生產要素作用于社會生產和再生產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組成部分的不同步驟，是彼此區分但又環環相扣的三個環節與階段；在作用性質上，數據只有轉化為數據生產要素才能投入社會生產與再生產，也就是作為生產的原始材料參與社會生產和流通領域。因此，未經處理的原始數據碎片不具有價值和交換價值。

其次，原始數據集合包里分離提煉出的生長性數據才是價值與交換價值的重要來源之一。本文認為，生長性數據分為兩種：一類是經由平臺及其算法對作為初級材料的原始數據進行搜集、儲存、清理、篩選、整合五個步驟后，產出的作為數據產品或者說數據商品存在的生長性數據，這是處于資本邏輯與特殊算法邏輯共同作用下，利用主體的網絡活動痕跡碎片進行按需構建形成的；另一類則是作為同樣歷經上述五個步驟，但由于不斷收到用戶新的活動痕跡，從而以不斷進化和豐滿的數據身份而存在的生長性數據。數據身份自誕生起就脫離于個體主體的掌控卷入資本的漩渦，從而異化于個體主體。前一類生長性數據由于經過特殊處理后剔除了雜亂的數據因子，從而轉化為可以直接投入社會生產的生產要素存在，不僅具有物質性的“有用性”，也具備作為生產要素的流通性。因此，其價值和交換價值就自然顯現了。這類數據本身也可以作為產品和商品，在不同平臺和企業間進行交換與買賣，實現其價值在流通中的進一步增殖。后一類生長性數據即數據身份，也具有第一類生長性數據所擁有的有用性，以及交換領域實現增殖的特性，但是，相對于第一種產品型數據來說，數據身份擁有獨特的兩條生長路徑，從而得以擁有更高和更持續的價值增長，即作為相對獨立的數據主體，在個體主體并未使用網絡及產生網絡活動痕跡時，自主穿梭于賽博世界進行與其他數據的溝通交流，交叉變化，實現其數據的增長；與此同時，作為個體主體的意志延伸(雖然是在資本與算法框架下的有限意志)，數據身份會持續接收到個體主體源源不斷的活動痕跡的“澆灌”，從而實現數據生長，因此其價值與交換價值也在源源不斷地增長。

最后，數據尾氣則是在資本邏輯中沒有產生價值與交換價值，但反而因此具有解放的可能性的自由數據。任何數據的出現與整理都離不開人的活勞動。在數據勞動中，活勞動將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智能設備、電力等生產資料的價值也折算轉移到數據產品中，疊加為數據的價值和交換價值了。其結果可用公式表達為: W=x+c+v+m④。其中，W為最終價值，x為原始碎片數據，c為生產過程中不變資本的價值，v為可變資本價值，m為生產出的剩余價值。數據尾氣，就是在這個鏈條中被資本邏輯無視的資本世界“逃脫者”。實際上，數據尾氣同樣來源于提供者提供的數據碎片，且是未被篩選的原始碎片，但卻是非結構性的、不清晰的乃至不可被現有算法衡量的數據碎片，是在經歷了上述原始碎片數據轉化為數據產品或者生長性數據所必需的五個步驟——搜集、儲存、清理、篩選、整合——之后的數據渣。它們被資本拒之門外，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在實際運用中，數據只有被算法中介后才能為資本帶來價值。這種被拋棄的狀態卻恰恰是一種自由的狀態，是一種可以掙脫資本控制的社會主義式自由，代表了數據提供者的真實動態與真實想法，也就是說，數據尾氣由于其相對于資本來說的“無價值性”，并未被資本邏輯納入其中，但又是數據產生者的真實需求反映，這使得它具有逃出資本牢籠、代表主體多元性的利益訴求的可能性，具有主體解放的可能性。

由于本文主要目的是對數據研究進行基礎性的正本清源，揭示出數據作為數據勞動甚至數字經濟價值增殖點的重要地位及特征，對于數據創造價值的具體展開則將在之后接續。數據的分類已然明晰，那以它為基礎的數據勞動是什么呢，與數字勞動是等同的嗎？答案是否定的。既然如此，數據勞動與數字勞動的區別是什么呢？這是本文接下來要闡明的另一個重點。

三、 何為數據勞動

首先，數據勞動是作為新的異化形式而存在的。如?？怂顾f：“在當代資本主義生活中，網絡已成為一個形塑當代資本主義生活， 并同時被形塑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技術體系?！盵16]646也像尼古拉斯·卡爾曾感慨的那樣，網絡勞動“是現代的佃農制度”[17]38。數據生存方式在智能技術的加持下，已然成為當今人們重要的生產與生活形式，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支配邏輯，依然是法蘭克福學派長久以來的批判傳統所堅持的批判對象：資本主義在哲學與經驗世界的無限延伸導致的人與社會的物化和異化。安德魯·芬伯格(Andrew Feenberg)⑤在對盧卡奇的物化理論進行再闡釋的過程中，將物化的商品邏輯擴展為技術邏輯，以期將其放置于技術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中掙脫束縛。他明確將盧卡奇的物化概念理解為社會世界的“事物化”。將社會理解為一個“由人類的勞動和他們的生活再生產之間流動的相互交往組成”[18]111的過程，而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中，這些交往只能由“物性邏輯”構成。這種物性邏輯對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其政治經濟領域的支配，并沒有因為商品形式與勞動形式等在當代的演變而在數據時代消失，反倒由于其物理不可見性和網絡滲透的深廣而在數據空間野蠻生長，其力量顯現越發隱秘但強大。芬伯格將其描述為：“資本主義的經濟范疇強加于社會世界的每一個方面，將社會進程凍結成僵化的形式，抵御大眾的自主性?！盵18]113數據時代的主體雖然多了一個“數據身份”，但從根本上看，仍舊深陷資本主義的物化陷阱，未曾逃離出馬爾庫塞所說的“單向度”的社會而成為自由人。同時，芬伯格認為，現代技術既是構建物化的原因，也隱藏著超越物化的可能。這意味著在數據時代，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和對社會主義進行暢想，都離不開對數據與數據勞動的正確認知與把握。

目前“數字勞動”的概念界定，來源于對具體勞動形式的概括，而非勞動對象和內容的更新，據此界定的“數字勞動”不應等同于“數據勞動”。數字勞動(digital work)中的“數字”(digital)源自拉丁語“digitalis”，被引入英語體系后在17世紀50年代指的是“與手指有關”的活動，1938年開始意思增加為“使用數字”，特別是在1945年計算機出現后更是如此，自1960年起則更多地運用于錄音或廣播上?？梢?，數字勞動并非一開始就是特指在平臺算法下處理電腦數據和大數據網絡運用而發明的專用名詞。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數字勞動研究，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是基于對帶有數字特征的勞動形式的概括來定義的，而非聚焦于針對數據進行生產這種勞動內容的更新來界定的，這很明顯應當予以區分。如現代自動化的農業和工業，機床控制和智能生產，展現了在勞動過程中以數字為形式的生產方式變革，但這并未改變生產制度本身，未曾改變資本雇傭生產方式對人的吸血本質。

因此，“數據勞動”的界定不應以是否有數字形式參與生產來進行，而應該根據使數據勞動成為數據勞動的更深層次的生產內容來界定。本文認為，是其中作為新的生產資料使資本主義積累和剝削鏈條得以延續的“新石油”——數據——及針對它的操作，才使得“數據勞動”成為區分于其他只是利用了數字工具卻并未跳脫出傳統制度束縛的舊勞動形式，成為生產力增長的新希望。由此，為明晰界限，本文區別于蒂齊亞納·特拉諾瓦(Tiziana Terranova)以互聯網用戶無償、自愿的網絡行為所提供的“免費勞動”來界定的“數字勞動”；特勒貝·朔爾茨(Trebor Scholz)用互聯網上的休閑、娛樂和創造性的無償活動并命名為“玩勞動”來代指的“數字勞動”；以及克里斯蒂安·?？怂箤挿旱貙ㄐ畔⑼ㄐ偶夹g行業(ICT)整個價值鏈上所涉及的各種勞動全部納入的“數字勞動”。將“數字勞動”中，以數據作為勞動資料，針對數據本身進行操作，以使數據信息成為數據資本，使數據資本具有交換價值和價值得以可能的相關工作人員及其勞動、數據處理設備，以及數據處理平臺和算法的總體界定為“數據勞動”領域。在此不過多涉及將所有網絡主體尤其是網民個體作為數據生產者是不是勞動、有沒有受到剝削等的深入探討。

其次，數據勞動應是將生產領域中所有現實性存在，利用網絡算法進行數據操作，使其成為勞動對象與勞動材料的勞動。其中生產領域中的現實性存在不僅指在生產和操作中涉及的人、事、物等物質性的現實性存在，還包括知識、情感等非物質的現實性存在。數據操作主要指針對數據進行的收集、儲存、篩選、提取、增減、整合等。數據勞動所包含的領域應為數據本身、相關勞動者及其勞動、數據處理工具(算法、設備、平臺等)的總和。數據勞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與數字勞動相交且有重合領域的集合。之所以說數據勞動與數字勞動是部分重合的，是由于二者的勞動主體、內容與形式以及遵循的經濟邏輯等有相同點，但數據勞動有區別于數字勞動的新特征。

我們認為，二者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

數字勞動者不一定是數據勞動者，數據勞動者一定是數字勞動者。作為二者看似完全重合實際仍是相交狀態的重點領域，勞動者也就是個人主體無論在數字勞動還是數據勞動中都不可或缺。區別在于，數字勞動者可能只是借助設定好程序的自動機床進行切割工作的傳統雇傭工人，其工作內容與形式都并未處于網絡空間，生產可進行操作和買賣的數據從而創造數據價值；數據勞動者則必然是利用可收集或處理數據信息的智能設備，身處賽博空間進行數據的產出、收集、儲存、篩選、提取、整合等步驟的主體，二者的工作內容與形式有著根本上的區別。

數字勞動是絕對的材料消耗型勞動，數據勞動是一定程度上無材料消耗⑥的增殖勞動。從共同點來看，二者雖然都依賴于技術尤其是網絡和數字技術的發展來組織社會生產和再生產，但數字勞動仍舊是以勞動者和雇傭關系為支撐核心，數字技術及其載體只是作為人類器官職能的延伸而存在，就像是數字時代的新式鋤頭。數據勞動則不同，數據勞動的勞動對象是電腦、手機、各類媒體傳播APP，甚至某種具有特定目的的算法等有形和無形的數字技術產物。它不同于傳統農業和工業的消耗型生產資料，是以網民的網絡活動產生的數據——不論是偶然的、個別的還是篩選和整合過的——為勞動材料的，其優勢不僅在于5v，其自身不會因使用次數產生任何消耗的特性，使得數據在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擁有更強的增殖力。正如馬克思所說：“作為生產資料，它的耐久性，是它的使用價值的直接要求?！盵9]789數據的耐久性是其他生產資料永遠無法比擬的，數據并不像傳統的物質性生產資料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產生損耗和減少，相反，它作為生產要素的價值還會隨著新平臺新數據的不斷交會和補充，以及算法的不同而增殖。

數字勞動是有酬勞動，數據勞動是有酬、有償或二者相結合的勞動。從勞動的結果來看，數字勞動者中的雇傭工人及其工資仍隸屬于傳統資本經濟制度，這一部分本文不過多探討，重點在于數字勞動中的數據勞動部分的酬勞。本文認為，數據勞動為有酬勞動和有償勞動的結合體?！俺辍痹跐h語中是指用財物酬謝、給出力的人的報酬，其本質還是以勞動力換取金錢；“償”的本義指“歸還”，引申指“抵償”，又引申指回報、實現、愿望得以滿足。數據勞動者中有酬的部分，一部分以傳統雇傭勞動的形式存在，一部分以不固定的數據產出者的形式存在，相同點在于都進行了數據勞動且得到了報酬；而有償勞動更多是指拍攝上傳vlog、抖音刷視頻等無酬的產生數據的勞動，這部分勞動無酬，但有滿足感與快樂等情緒回報，這種積極正面的情緒回報，也是數字勞動沒有而數據勞動所特有的勞動補償。

最后，數字本身并不等同于數據。人與事物的方方面面被拆解和被納入數字范疇中，作為數字信息被數碼系統對應進網絡世界，經過整理后成為數據。數據可以反映物質的存在形式，數字則代表了物質存在的數量。數字最開始只是用來表示數目的書寫符號，以及文字的指稱，最為人所熟知的則是發源于古印度并傳向世界的阿拉伯數字。我們今天所探討的所謂數字時代，數字勞動乃至數據勞動，都是以這種阿拉伯數字演化發展后的應用得來的。公元500年前后，隨著經濟、政治以及佛教文化的興起和發展，印度旁遮普的天文學家阿葉彼海特在簡化數字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他把數字記在一個個格子里，如果第一格里有一個符號，比如是一個代表1的圓點，那么第二格里的同樣圓點就表示十，而第三格里的圓點就代表百。這樣，不僅是數字符號本身，而且它們所在的位置次序也同樣擁有了重要意義。在被阿拉伯人采用之后，這種古老的計數方式與數字符號，在公元10世紀由教皇熱爾貝·奧里亞克傳到歐洲，并于公元1200年左右被普遍應用。

隨著數學不斷發展至今，數字早已不再是單純表示數目的符號，而是在互聯網和電腦等現代技術的加持下，成為一種將人的身體、經驗、情感、偏好等所有方面分解成可用數字表示的信息，并以不同的編碼方式進入數據世界，呈現為一個整體的原始數據包的過程。這是由于在相應的記數系統中，數字位置決定了它所表示的值。例如“3”這個數字：在十進制數37中，它表示的值為30(十進制)；在八進制數23中，它表示的值為3(十進制)；在八進制數37中，它表示的值為3×8=24(十進制)。當人們的經驗與偏好等信息被拆解、對應成可被編碼進互聯網世界的數字信息，再進入相應的平臺，經過一系列的操作過程，產生的才是今天我們討論的被生產和消費甚至剝削的數據。這些數字信息通過數字系統實現了將物質世界對應進網絡世界。數字系統又稱數碼系統，是使用離散(即不連續的)的0或1來進行信息的輸入、存貯、傳輸等處理的系統。相對的非數碼(模擬信號)系統使用連續的數值代表信息。雖然數碼的表示方法是分離的，但其代表的信息可以是離散的(例如數字、字母等)，或者連續的(例如聲音、圖像和連續系統的其他測量等)。這樣，現實世界的信息就成功進入賽博空間，并成為數據。

結 語

借由厘清生長性數據從而進一步提出數據勞動，這實際仍是在資本世界的“變”中尋求“不變”的努力。自工業革命時代起，對資本主義及工具理性的批判反思就從未斷絕，變化的只有資本主義的具體生產方式及組織形式，這在被德國稱為“工業4.0”的新時代中也是一樣。因此，在正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原則下，對于數據和數據勞動的正確把握，是馬克思主義者們不應跳過的一步。

首先，將生長性數據從數據分類中清理出來，是在網絡時代中認識與改造世界的前提條件之一。正如丹·席勒預言的那樣：數字經濟作為以數據為核心和基本支撐的資本發展新形式，其中個人主體、平臺與算法、數據三者構成了缺一不可的三足鼎立之勢，將世界生產和生活全部裝進了資本的大網。就像美國的阿爾溫·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明確指出的那樣：“計算不再只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盵19]15因此對其進行批判性反思不能僅僅局限于探討主體在其中的作用與角色，對構成其支配網絡的另一只“腳”，也就是對數據的探究，以及延伸出的數據勞動的分析，都理應受到足夠的重視，才能全面厘清數字經濟的資本邏輯與剝削邏輯，從而探索主體的自由和超越的可能性。

其次，區分數字勞動與數據勞動，不僅是理論的需要，也是實踐的要求，具有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雙重的必要性。將數據勞動從數字勞動中區分出來，一方面，有利于理清二者概念的邊界，更好地對數字資本主義進行理論的批判。雖然也有部分學者在反思數字資本主義時，幾乎已經能看見數據勞動的臉龐了，但對于數字勞動的數字的迷信和涉及疆域的泛化，以及未能明晰數字勞動與數據勞動的本質區別，還是使得他們未能建構出真正的數據勞動的理論體系，我們此次的嚴格區分，為建構真正的數據勞動的理論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從實踐維度來看，只有區分開二者的內涵外延并掌握數據勞動的本質特征，才能更好地應對和反思數字資本主義，并進一步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息化建設的經驗，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向世界展示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同時“自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0]，為探索人類的未來開拓新的視野。

最后，開創共產主義的數字未來，在數據勞動的基礎上實現個體的自由全面發展。正如中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第一條所說，要“保障數據安全，促進數據開發利用”。數據勞動依托的互聯網雖無法具現為看得見摸得著的物體，但是可以以電腦、手機等智能設備為中介進行感知，人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參與主體，因此數據勞動并未完全脫離物質性的范疇。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范式來看，剩余價值學說對數字資本主義的批判依然具有合法性和真理性。這就要求我們在從政治經濟學、人類學、生命政治學等視角對數據勞動和作為生產要素的數據等問題進行辨析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思考如何在不進行科技倒退的前提下將數據、數據身份及個人主體，從賽博蜘蛛網的掌控下解放出來，避免被數據平臺的資本邏輯規訓而異化為無個性的“常人”，實現數據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

注 釋：

① 本文認為，數字資本主義的批判領域中不僅有數字勞動也有數據勞動，二者有明顯的區別，但為了保持文本的和諧性，前面部分暫時沿用“數字勞動”的稱呼。

② 該系列由4篇研究報告組成：麥肯撰寫的《數據獨裁的崛起：數據收集》(TheRiseoftheDataOligarchs：DataCollection)，瓦林和麥肯撰寫的《誰在監控工人？數據、算法與工作》(WhoWatchestheWorkers？Data，AlgorithmsandWork)，麥肯、霍爾和瓦林撰寫的《由計算控制·算法的興起》(ControlledbyCalculations·TheRiseofAlgorithms)，麥肯撰寫的《數字權力者：技術壟斷的問題與權力》(DigitalPowerPlayers：TheProblemandthePowerofTechMonopolies)。

③ 大數據的5V特性：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樣)、Value(低價值密度)、Veracity(真實性)。

④ 此處公式表述是為突出數據碎片參與生產形成價值的過程所用，暫不涉及數據碎片應是可變資本還是不變資本的討論。

⑤ 安德魯·芬伯格(Andrew Feenberg，1943—)為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當代代表人物之一，致力于技術批判理論的研究，代表作《盧卡奇、馬克思和批判理論的來源》及“技術批判三部曲”：《技術批判理論》(1991)、《可選擇的現代性——哲學和社會科學中的技術轉向》(1995)和《質問技術》(1999)。

⑥ 這里用“一定程度上無材料消耗”來進行限定，是為了暫時不糾結對主體的工資、精力甚至勞動力再生產等付出和電腦手機等有形固定資產的折舊損耗等，以突出數據作為數據勞動的勞動對象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