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小名家文章的世俗取向
——《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選文的角度與標準

莊國瑞

(內蒙古師范大學 文學院， 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通俗的、涉及日常生活應用的類書與其他以編纂文學資料、歷史事實等方面內容為主的類書相比，出現較晚，以今天仍然保存下來的類書來看，這一類型的類書宋代才出現，“學術界一般認為民間日用類書最早出現于南宋中后期，且在宋元之際大量編行，形成一個編纂高峰期”[1]198。宋刊本《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按：存世唯一宋刊本藏于日本靜嘉堂文庫)[2]127-135就出現于這一時期，是海內外存世較少的宋代編纂成書的民間日用類書的一種，而且也是目前所知最早有編纂成書年代且保存完整的宋代民間日用類書。全書六十八卷，宋熊晦仲編撰，陳元善作序，作序時間是“己未(1259年)正月元旦”，說明此書應該編成于是年。該書“自甲至癸，分為十集。甲集則專舉諸式之大綱，乙至癸則旁分品類之眾目，井井具有條理”[3]卷首。每一門中一般先是事實，其后基本按箋表、書劄、啟事、答式、小簡、古風、律詩絕句、詞曲排列，收文多載全篇。

《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從其編纂目的來說，是為了給當時社會的普通大眾提供應用交際文劄、詩篇的模仿學習范本，編纂出發點是考慮“近年兩坊所刊翰墨啟劄多矣，類皆得其一而遺其二，詳于此而略于彼，未免有漏網之失”[3]卷首，作者想編一部涉及門類與資料搜集更全面的類書——“所謂截江網者，取一網打盡之義云爾”。從總體選文角度來說，“應用性”是《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選文的基本角度，這種“應用性”具體來說就是：“實用”——直接為民間事務性、交際性活動服務；“常用”——所選文劄涉及的內容大多是應用頻次較高的類別；“多型”——選文類型齊全，照顧到各種場合、各種身份、各種對象的交際應用表達。

基于總體編選角度，其選文標準也就基本明確了。第一，選文以時間距離較近、大家所熟知并推崇的文人的作品為主，這樣便于接受且與當時社會應用的實際情形更為貼近。符合編纂者自己所說：“近日名公之啟劄，皆網羅而得之?！盵3]卷首該書選文以南宋為主(按：明確是唐代作家的僅見李商隱一則，北宋作家僅見司馬光一則)，但“近日名公之啟劄”，選入的一流文人的作品并不多，標注作者姓名的作品中，出現的南宋名家有汪應辰、韓元吉、楊萬里、范成大、朱熹、葉適、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劉克莊等，楊萬里在大名家中算出現頻率較高者，但總體上作品出現頻率高的是名氣顯然不如以上諸人的方岳、李劉、王邁、戴埴等。

第二，選文以駢文為主，主要涉及表、啟、箋、劄、簡、疏等。主流文學史對于駢文的介紹一般一筆帶過，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我國文章的發展向來以散文為主，實際上駢文的應用場景非常多，或者可以說自兩漢駢文孳乳生發以來，封建時代的讀書人縱然不是人人常寫駢文，但無人能脫離駢文環境，會寫是一種基本要求，因為日常應用事務性文劄多以駢文為主。特別是魏晉以來，更成為政務及社會中廣泛應用的文體，“自六代以來，箋啟即多駢偶，然其時文體皆然，非以是別為一格也。至宋而歲時通候、仕宦遷除、吉兇慶吊無一事不用啟，無一人不用啟，其啟必以四六，遂于四六之內別有專門，南渡之始古法猶存，孫覿、汪藻諸人名篇不乏，迨劉(按：指李劉)晚出，惟以流麗穩貼為宗，無復前人之典重，沿波不返，遂變為類書之外編，公牘之副本，而冗濫極矣”[4]1396。宋代駢文應用場景極多，北宋諸大家駢文自佳不必說，南渡初有汪藻、王安中、孫覿、綦崇禮等人，之后有洪適、楊萬里、陸游、周必大等，后起者有真德秀、劉克莊、李劉、方岳、王邁等人，但越往后，中小名家實際上在立意、格調、手法上已難追大家，普通文人更毋庸論及，只足應付日用罷了。

第三，選文文辭水平基本為中上之作，并不十分追求新異，而是要求流利通脫典雅工致，巧妙切合事機最為重要。所選作家中突出者如方岳(1199—1262年)，字巨山，一字元善，號秋崖，又號菊田，徽州祁門(今屬安徽)人。紹定五年(1232年)進士，授淮東安撫司干官。淳祐中，以工部郎官充任趙葵淮南幕中參議官，調知南康軍，后因觸犯湖廣總領賈似道，被移治邵武軍。后知袁州，因得罪權貴丁大全，被彈劾罷官，起復被用知撫州，又因與賈似道的舊嫌而取消任命，后隱居不仕，有《秋崖集》(四十卷)及《深雪偶談》(一卷)傳世。方岳之文被選數量在所有作家中居于首位，多達74篇，就在于其因事為文，雅善隨事鋪陳，巧為用典，無論是朝堂應對之言辭，還是日常交際往來，上至升遷拜除謝恩辭免表章，下至官衙僚屬朋儕往來，各類書劄均可謂雅致練達，暢行無礙。

其《除樞密兼參知政事督視軍馬謝表(代趙相公)》云：“假鉞而督諸軍，曾微威望；進班而聯二府，有靦恩徽，制書不許于辭難，事任凜如于履薄。臣聞自昔艱難之會，聿求經濟之材，使盡護于戎昭，用借籌于廟勝，故能出入將相，注意安危；內外修攘，兼資文武。學力則有若臣浚之剛大，智名則有若臣鼎之高明，必惟斯人，始稱上意。如臣者，器不足以適時用，識不足以燭事機，仲淹胸中之百萬兵，何能為役；富弼河朔之十三策，多見謂愚。徒以父教之忠仰，累圣知之誤，遂躋兩地，倏粵再期。適軍書飛羽之秋，敢安駑劣；顧幕府重帥之任，曷稱鷹揚。茲蓋伏遇皇帝旋轉乾坤，輯寧海宇，非賢罔乂，謹一日萬幾之微，無競維人；斡三軍五兵之運，肆令愚陋張我皇威，臣敢不遵奉明謨，布昭圣武，惟當鞠躬而后已，其責在臣，若夫成功則不知，惟天祚宋?！盵3]甲集卷一《除南康軍到任謝表》云：“戍期偶縮，請從置散之宜；詔旨弗俞，并下趣行之令。聿臨邦域，已布教條。臣嘗按輿圖歷觀郡國，非不枵然大也，莫若廬山之高，其斯宜若小，然徒得臣熹而重。故凡五老之山水妙天下，政以四書之義理在人心，雙朱輪奚所道哉，一白鹿足為重矣！何俗吏念不到此，使是邦為之薾焉。而臣少不如人，晩未聞道，必恭敬梓，無亦曰互鄉之童，于樂采芹，要曾是文學之掾。夫何憂患，未遂瞻儀，于今十八稔而與世風波，終以二千石而識山面目，幸哉承學，主此藏書，茲蓋恭遇皇帝表章六經，厲精庶政，意儒先所至，猶庶幾鄒魯之遺，凡規式之垂，皆發揮河洛之秘，以故頓增于地望，諒惟簡在于天心，乃者慨拊髀而思之，蓋有不旋踵而栟去，使承其乏，見謂非材，臣敢不師仰仁賢，奉行寬大，豈曰前車覆后車戒，固無健決之能，將使懦夫立貪夫廉，則有典刑之在?！盵3]己集卷一前表為代趙葵所作，以“謙抑盡忠”為立論角度，通過對比張浚、趙鼎、范仲淹、富弼之謀略功業，強調自己平淡無奇、難堪重任，然后表達雖才無所長，但愿竭盡忠誠報效知遇之恩。從被升遷的大臣的角度來說，其言慎其情誠，非常得體。后表為方岳自己到任南康軍的謝表，立論角度為“崇文尚道”，開篇不談自己，而是談南康軍因朱熹曾任知軍并講學興學，而成為儒道文華薈萃之所，“雙朱輪奚所道哉，一白鹿足為重矣”，以興學白鹿洞之舉贊揚朱熹彰顯儒道之功；“于今十八稔而與世風波，終以二千石而識山面目”寫自己歷經宦途，能到任此處十分榮幸；“意儒先所至，猶庶幾鄒魯之遺，凡規式之垂，皆發揮河洛之秘”則從皇帝的角度，寫皇帝也贊許此地有鄒魯遺風，風俗儀典皆能得圣賢所傳之精髓。此數句對仗工整用事恰切，表意精準文采斐然，如果將兩表相比，可以說后表的藝術性更高。

同賀一人，方岳可以寫得有區別，而文采不減。如《賀葉秘書》云：“宣室興思，道山入直，獨提麟筆，兼史氏之三長，寖近鰲扉，異元都之再至。毎嘆南省第一人之選，胡為東藩半刺史之淹，盍歸乎來，公論則爾，恨見之晩。上意可知，茲特起于借途，會立登于要路。某辱居榜下，毎在談間，石渠天祿之得人，為斯文喜，巖暝林扉之留我，有老圃存。敢竊問于行期，容重陳于別悃?！盵3]己集卷二《代賀葉秘書》云：“對揚芝璽，論選蓬山，揚雄之校秘書，恍驚昨夢，蘇軾之可著作，甚稱上心。賁然來思，升自此矣。恭惟胸吞云澤，手覽斗魁，束三傳而抱遺經，合是獲麟之筆，不十年而起徒步，遄歸浴鳳之池，人皆曰然，恨見之晩。某舊親談麈，慨想顱犀，文不在茲，既為吾道之賀，君子至止，亦寫我心之思?！盵3]己集卷二這樣的簡劄，如果由普通文人撰寫，連寫兩書，恐怕會詞窮，但方岳不僅語言精工，而且淵雅博學，句句有典，且所用典故皆為與“秘書”職務或任職之地有關之典，若“道山”“麟筆”“史氏三長”“鰲扉”“元都”“南省”“蓬山”“石渠天祿”“鳳池”等，其他若引揚雄、蘇軾比況其才干，以“談麈”“顱犀”渲染其風采，均極恰切，從表達仰慕贊賞之情來說，兩封賀書可謂難分軒輊，同樣精彩。

與擔任相同職務、同在一地的官員往來，表達類似意思的書劄，也可以寫出不同的狀態。如《回張學正》云：“某與滁人游，瑣瑣愧一經之陋，有賢者在，瑯瑯記三篋之遺。蔚然秀峰，得此益友。恭惟某官，鄙學傳于黃石，換仙骨于赤松。兩上鄉書，毎為子大夫之首，幾年侯泮，久傾眾朋友之心。惟領袖之非，難必紀綱之自肅。子帥以正，何嫌乎同隊之魚，人得而輕，則必有敗群之馬。欲覘所學，奚止于文，愿言淡墨之題，式快飛黃之迅，某自知其拙見謂之迂。冠者五六人，遄共詩書之樂，山行六七里，喜聞翰墨之香。不頌而規，乃予所望?！盵3]己集卷四《回趙校正》(按：四庫本作《回趙學正》)云：“某問訊二三子，雅聞趙日之溫，緬懷六一翁，遄奉郇云之麗。士氣振矣，我心寫兮。伏惟某官，蘭猗猗而自香，菊鮮鮮而獨秀。少日雕蟲之賦，慨壯夫之不為，今者伯魚之詩，幾古人之可到。靖惟吾道，匪在陳言，蓋此心即堯舜之心，其所學必周孔之學，儒之為貴，君豈茍云。若徒疲精于摛章繪句之間，何以得意于含英咀華之外。斯文關百圣之統，覬明辨之，盛名題千佛之經，特余事耳。某了無器局，奚以范模，人之患在為師，其惟斂衽，古之學者為己，當共書紳。深幸得朋，毋忘規我?！盵3]己集卷四這里方岳所與往來的張、趙二人均為滁州學官，這兩封回劄，均以表達佩服對方學識高超、品行事業卓有成效為主旨，以求切磋規正為收束。但寫來詞句用典皆不重復，面貌各異，前者強調張學正為士子領袖，既善文而又儒風瀟灑；后者強調趙校正詩藝精深且用心于傳承儒道。雖是同類型的文章，這樣的筆觸，讀來卻不令人生厭。四庫館臣評價方岳：“才鋒凌厲，洪焱祖作《秋崖先生傳》，謂：‘其詩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為之，語或天出?！芍^兼盡其得失。要其名言雋句，絡繹奔赴，以駢體為尤工，可與劉克莊相為伯仲?！盵4]1404這一評價與如上諸文相印證，可謂言不虛發。方岳駢文之佳，與他自身經歷有很大關系，曾在趙葵幕中，常為代筆，歷練成熟，后任官多職且交游廣泛，酬酢往來，益顯精工。由以上幾則例子可以看到，無論大小書劄，方岳寫來都得心應手，絕無重復忸怩之態，即便是代人應答之作，也能從事主的身份、地位出發，肖其聲情態度，從容應對。

還有李劉(1175—1245年)，字公甫，號梅亭，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嘉定七年(1214年)進士，歷官寶章閣待制?！皠⑵缴鸁o他事可述。惟以儷語為專門，所著有《類稿》《續類稿》《梅亭四六》，今皆未見?！盵4]1396可見李劉的文章在當時是比較流行的，所編文集也有多種，但后來皆散佚。四庫全書收其《四六標準》(四十卷)，為其門人所編，明代孫云翼為作箋釋。駢體文發展到南宋末年已徒具形式、平庸泛濫，但李劉所作“頗為隸事親切，措詞明暢，在彼法之中猶為寸有所長，故舊本流傳至今猶在，錄而存之，見文章之中有此一體為別派，別派之中有此一人為名家，亦足以觀風會之升降也”[4]1396。李劉作為當時名家，類書編纂者自然不會忽略，從入選篇章中的確能看出其特點，如《春秋發舉謝啟》有云：“仰破屋而抱遺經，嘖會心之無幾，裹粗繒而隨舉子，嘻免俗之未能。邂逅吾味之偶同，摸索此君之小異。欲棄雞肋，復美羊腔，人驚喝盧得雉之危，我抱志目中眉之愧。常謂選舉所以籠豪杰，安知亦足銷豪杰之心。場屋謂之興賢能，或者疑為老賢能之術。士任重而道遠，辰去速而來遲。鄧高密愿效尺寸之心，笑人寂寂，禇彥回少過三十之念，便已囂囂。蓋欲乘感會之風云，豈堪送瀟灑之日月。某至愚不肖，甚賤且貧。每懷萬物皆塵土之思，頗念吾道非曠野之物。五歲日記萬言，實希蹤楊文公之辭章，復妄意晏元獻之科目?！盵3]丁集卷四這一段用典較多，但能恰當地寫出自己少年即有志于道，不忍自棄其才，且于困頓之中不墜青云之志。李劉交往廣泛，與人贈答之作較多，多篇生日回謝啟劄被收錄，佳句頻現，《謝都大賀生日詞啟》：“歌鐘二四(按：四庫本此處作“肆”，考察文意，此處“肆”意為組、排，用于懸掛的鐘磬。應以四庫本為確)，和諧魏絳之聲。騋牝三千，教習開元之舞。寬望秋先零之念，賜陽春寡和之章?！薄吨x漕使賀生日詩啟》：“篤車馬笠之盟，不挾貴，不挾長。問斗?；?，無以名，無以懷。七言撮白玉之丹，一字重黃金之價?！盵3]庚集卷三如與僧道往來，亦能巧用相關典實，《謝道士賀生日詩啟》：“勞我以生，能嬰兒之除滌。游方之外，笑老子之婆娑?！薄吨x禪僧賀生日詩啟》：“拖泥帶水，若為還我之未生。賞月吟風，更愧情人之相訪?！盵3]庚集卷三由以上詞句皆可看出作者才華橫溢、獨具匠心，四庫館臣推重，要非無因。

王邁(1184—1248年)亦是當時作手，字實之，號臞軒居士，興化軍仙游(今福建莆田仙游縣)人，嘉定十年(1217年)進士。調南外睦宗院教授，召試學士院，改通判漳州，應詔直言，為臺官所劾，淳祐中知邵武軍，卒贈司農少卿，有《臞軒集》(十六卷)存世?！缎戮幫ㄓ脝灲亟W》錄其詩文較多，文皆駢體，但以氣寫意，少陳詞庸俗之態。如《詞賦再舉謝啟》有云：“伏念某箕裘晩出，門戶早衰，綴文幾至于嘔肝，苦學惟知于嘗膽。十年以前之志，豈信富貴之在天，累戰不利之余，方知窮達之有命。開門授業，仰屋著書，謂若無所用于一時，亦將垂不朽于千載。屬槐花之近目，陟覺激昂，認楊葉之舊穿，未知中否。賦不工于吐鳳，墨誤點以成蠅。設非以后場而見收，幾乎為文衡之所棄。荊山之璞獲售，合浦之珠復還。親望因得以少寬，朋舊亦憐其才遇?！盵3]丁集卷四此數句，寫出了自己矢志求學之艱苦、科考不中之惶惑、收徒授書之辛勞、得考官甄錄之喜悅，辭彩聲情皆佳?！锻洗蟊O》有云：“士平日大言，莫乘人之一障。公孤忠自許，屹然為國之長城。更州麾于房山岳水之區，駕使軺于秣陵繁昌之地。營壘用命，獰鷹虓虎之膽寒。邊陲聞風，驚妖之影遁。元戎開大幕府，名勝為猶賢勞。二人同心，千里對面。一拔而得溫造，如獲鸞鴻。十反而訪州平，視為龜蔡。雖才高賴以為列城之重，然名盛亦能來群兒之讒?！边@一段夸贊一位封疆大吏品格忠誠及其邊陲建功、擢用賢才等事，文辭典故恰當，更妙處在行文有氣勢，一貫而下。王邁少負才名，為人有氣節，劉克莊贈詩有“策好人爭誦，名高士責全”[5]101之句，今觀其文劄辭情一致、文氣暢達，亦可想見其人風采。

《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選文以南宋中小名家文章為主，實際上說明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他們的文章對于世俗社會來說更加適用，應用更為廣泛，他們是“當時名家”，類似于今天很多暢銷書作者或網絡文學達人，暢銷書或網絡文學在未來歲月并不一定會成為經典，但在當下迎合了民眾的需求。在當時亦如此，一流文人的文劄書啟水平很高，多數在行文、用典、言事方面有自己的獨特性，甚至能以高妙之筆把自己真切的人生經歷也表達于應用文劄之中，民間實在難以摹仿。比如宋六家雖以古文知名，也有很多精彩的駢文應用書劄，但顯然與民間實際需要相距較遠，典型者莫若蘇軾，如其《謝量移汝州表》：“只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絏之中。憔悴非人，張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于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已死；饑寒并日，臣亦自厭其余生?！盵6]656這樣的駢文無人不嘆其對仗工整、貼切入骨，但試問幾人模仿得來？社會中的普通人僅需流暢通俗、文句有精彩之處、與中下層生活情況貼近的文劄即可，方岳等人的作品正符合流暢、切合事實、便于應用、便于模仿的特點。而這樣的特點反過來也表明這些作家的創作取向與世俗生活結合得更為緊密。事實也是如此。比如方岳、李劉、王邁等人皆曾為官，也做到了中上層官員，但觀察其文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缺乏獨到的學術與國事見解，除王邁《臞軒集》中有兩卷關于漢代的史論外，方岳《秋崖集》、李劉《四六標準》中無“論”體。一般來說，面對儒家道統的傳承，多種學術流派的競爭，主流大家往往有論說文章，發表自己的見解，或者直接有解說經典的作品，北宋大家皆是如此。南宋一流文人也是如此，除去專門的學術著作，就文集來說，朱熹《晦庵集》(一百卷)中有論《書》《易》《禮》等經典，以及講論各流派、各名家學術，辨析各種理論問題與概念的文章，所占篇幅多達十卷。呂祖謙《東萊集》(四十卷)，有八卷論及宗法、婚禮、葬儀、祭禮、學規、官箴、讀史等問題。陸九淵《象山集》(三十六卷)中有《易說》《論語說》《孟子說》等，還有多卷涉及具體儒學問題。此外面對偏安局面、宋金戰和等問題，南宋大家的文集中一般均有經世治國的系列性研究文章，如楊萬里有《千慮策》[7]3413-3540，包括《君道》《治原》《國勢》《論兵》《人才》《刑法》《民政》等多篇，辛棄疾有《美芹十論》[8]1-58《九議》[8]69-94，陳亮前后有《中興五論》[9]17-24《上皇帝四書》[9]1-16，葉適《水心別集》[10]631-829煌煌十六卷系統探討了治國方略與實施策略等。中小名家持身為官也基本以儒道為主，但在學術上多無專精領域，基本沒有專門研究性、論述性的文章。對于國事，也是遇到朝廷下詔，遇到具體事件，或者自己本職所應涉及者，則上書論奏，并無系統性的思想?？梢哉f，他們更面向于具體事務，更面向于世俗社會，這當然是需要與必要的，也成為他們創作的顯著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