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式文化：實踐拓展與理論聚焦

摘 要：“參與式文化”的實踐與理論發展經歷了“電視劇粉絲文本”“網絡用戶泛文化”的生產階段，正進入“文化的社會化生產與參與式的社會建構”階段?！皡⑴c式”實踐和研究議題不斷泛化，已成為一種社會發展實踐和分析的重要框架。作為一種顯著不同的文化—社會生成模式，該領域的研究應更聚焦于其“社會化生產”機理與核心價值，就公益與私利、開放與壟斷、權力與正義等問題展開論證，以便在政策規劃和實踐中盡早規避由于社會化生產而出現“文化公地悲劇”，以及因資本、權力等導致文化的結構性異化，進而討論如何建構開放、公平、正義、有序的參與式文化生態，不斷優化其作為文化與社會發展動力的作用機制。

關鍵詞：參與式文化;粉絲文化;用戶生產;文化社會化生產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448（2022）01-0089-10

文化與社會總是相互建構的，需要“以一種對文化，特別是對藝術新關系的生產的思考，來創立新的社會形態，觀察和評論當代的生活的形態”[1]（P1）。表現在理論視域中，“大眾媒體—大眾文化—大眾社會”的系列理論即是前一階段社會主流文化生產方式與社會關系分析的宏觀框架。因而，是否也可以找到某種類型的分析框架來解釋當代文化生產的特質與社會變革之間的關系？

當代文化生產最顯著的特征是“網絡化”，互聯網不僅擴容了傳播渠道，復雜了傳播結構，改變了內容生態，而且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生產模式與生產能力，由此也有“網絡社會”的當代特征概括。然而“網絡媒體—網絡文化—網絡社會”的概括雖然顯化了當前文化、社會的結構特征，卻未能充分揭示其機理。相比大眾傳播時代文化的專業化生產，“參與式”機理不僅是網絡文化內容生產的最大特色，而且逐漸形成了高度依賴普通用戶“參與”的全新的以各大互聯網平臺為代表的新文化經濟模式，“參與式文化”的概念也在當前文化發展實踐和理論研究中越來越普遍地被采用。這種“自覺”有無道理，原因為何？這一概念能否準確概括當下文化發展的機制特征？有必要在文化實踐與理論研究兩個維度進行歷史性梳理與考察，從而判斷其作為“文化—社會”分析框架的適用性，以及發展趨勢研判的可靠性。

“參與式文化”是一個概念提出近三十年仍在發展的實踐和理論領域，有著廣泛的“多元內容研究以及不同傳播理論與其內在關系的解讀?！盵2]（P14）鑒于互聯網具有超越傳統的媒介屬性，影響已擴散到社會乃至國家政治經濟的方方面面，網絡參與式文化也早已不囿于狹義文化層面，甚至延展到了雷蒙·威廉斯所指的“全部生活方式”層面。本研究將參與式文化實踐與理論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電視?。┓劢z的文本生產階段、網絡用戶泛文化生產階段、文化的社會化生產與參與式的社會建構階段，以期基于對不同階段實踐發展和理論重點的分析，探討何為參與式文化最核心的機制及其理論發展的方向性問題。

一、粉絲世界的盜獵者潛能

1993年，亨利·詹金斯研究了美國電視劇粉絲基于原文本進行的再創作活動，將其總結為“參與式文化”概念，以指涉“一種邀請粉絲和其他消費者積極參與新內容創作和傳播的文化形式”[3]（P290）。

（一）電視劇粉絲的創作

在此概念最初提出的時代，粉絲文化已經開始挑戰“觀察主體的意識形態地位”，身份邊緣、流動、分散、地下，不被當時的美國主流社會所認同，雖受當時技術條件所限無法統計其數據，但卻是一種具有顯著傳播性的社會事實存在。在當時的美國社會，其真實規模已極為龐大，也出現了極為顯著的文化行為特征與積極的文化作用。以科幻文化為例，科幻粉絲的生產與聚集最早可追溯到雨果·根斯巴克創辦在《驚異故事》（Amazing Stories）上的信件專欄。正是因為作者、編輯和粉絲之間豐富的互動使得科幻小說在20世紀30-40年代成為一種極為獨特的題材。由這一文化發展而來的世界科幻大會自1939年創辦至今，已成為科幻粉絲圈存在和發展的最有力的證明。類似的粉絲創作被冠以“同人”之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給同人藝術提供技術支持和評價的指南性讀物也開始出現，如有關同人音樂的《APA-同音》（APA-Filk）、同人繪畫的《藝術論壇》（Art Forum）、《數據志》（Dataine）等。各種媒體粉絲大會內容逐漸多元化，有同人視頻播映、同人文本閱讀會、同人藝術家研討會等，也為粉絲藝術家展示、銷售提供了一個公共的市場平臺，粉絲畫被拍賣，雜志被出售，表演被上演，錄像被放映，各種杰出成就獎的設立等。

（二）粉絲研究三大框架

早期理論在文化的生產主體、內容形式、生產方式三大方面框定了這一研究領域的基本框架。當時此類文化的生產主體為電視劇粉絲及其群體，因為只有“粉絲”才對原文本有極其深入的了解、期待、意見，有迫切地表達，或將“觀看轉化為某種文化活動”的沖動，“與朋友分享對節目內容的感受和想法”，加入同興趣“社區”的行動。相比傳統受眾，“粉絲”有著顯著的身份認同，往往基于身份而傳播集體信息，共同創作或解決問題[4]（P41）。就內容形式而言，參與式文化是基于大眾媒體所生產文本的再創作。正是某種大眾文化產品的流行，激發了粉絲們對節目的不同創意改寫和文化制作[5]（P87），原文本成為他們自己文化產品的原材料，也是他們社會互動的基礎。

文本盜獵（poaching）是最具特色的生產方式。粉絲作為“漂流者和偷獵者，總是在文本之間穿梭，愉快地創造新的互文連接和并置”[6]（P67），其方式是復制原文本內容，并將其運用到新作品的創作中，他們試圖在商業流通文本的空白和邊緣地帶建立自己的文化。所謂盜獵指一種相悖于主流或體制化版權規則的行為，這構成粉絲作品創作和傳播的主要矛盾。由于侵犯知識產權的可能性，粉絲作品不能通過大眾傳播渠道或其他合法的市場渠道進行傳播，僅在小眾的粉絲圈內傳播。即便粉絲發展成為同人藝術家，也被禁止作品的商業流通，因而進入主流專業媒體藝術世界的機會非常受限[7]（P46），這表明粉絲創作實質性參與生產的機會很少。大多數人都沒有深入文化生產與傳播體系的機會，無權決定大型電影院的播放日程、廣播的內容或者大型連鎖書店書架上擺放的書籍，因此對于制作方信息“完整性”的尊重帶來的后果往往意味著消滅或邊緣化那些反對的聲音。經濟和社會壁壘阻隔了粉絲文化進入文化生產方式的途徑，大部分粉絲“在主導表達狀態中都處于‘未標志、不可讀解且無法象征’的地位”[7]（P25）。

（三）參與的可能性與潛力

可見，詹金斯最初提出參與式文化的概念時的重點是分析粉絲生產的邏輯——“盜獵”和“文本”，并不是嚴格的“參與”和“文化”。雖然書中對“參與”機理的研究僅集中于“盜獵”，但這一概念敏銳地查覺到了某種文化發展結構性變動的潛在力量，并對此進行了極為精準的概念提煉。因而，這一階段全部理論價值可以歸結為“受眾生產力的發現”。粉絲不再是大眾文化中“被動的受眾”，也不只是被動地消費媒體，或“無聲的生產”，而是媒體內容積極的批判者和參與者，對大眾文化進行適當地改造和延伸，生產出新的文化和新的社區，文化生產邏輯從“觀眾文化變成了參與式文化”[4]（P60）。粉絲基于原文本的創作，形成了作者和讀者間對文本所有權、對意義闡釋的控制權的爭奪[7]（P23）。隨著同人文化的發展，也打破了在“職業”和“業余”間明顯的分界，消費生產者（Prosumer）的出現和身份的變遷意味著文化生產結構的松動。這種受眾生產從一出現即顯現出了強大的社會效應。因為低門檻，藝術表達和公眾參與的空間增加了;因為身份認同和社區化，參與式文化在某種形式上能夠將知識從最具經驗的群體傳遞給新手們的非正式指導關系的文化[8]（P3）。特別是越來越多的粉絲成為同人藝術家，從業余轉為專業人士，粉絲文化成為一種“‘轉型的專業性時刻’，粉絲文化生產本身的重要性已遠遠超過了它作為一種專業出版訓練基地的作用”，可能是“從媒體提供的符號原材料上建筑起來的整個文化體系”[7]（P47）。

電視劇時代尚處前數字化文化階段，粉絲除了通過膠印和攝影術等之外，不太可能擁有專業的圖形和視頻制作工具，傳播主要依靠郵寄和參與粉絲大會的方式。在傳播分享方式、可再處理的文本內容、可用的媒體工具、專業的圖形和視頻制作工具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受眾文本再生產，真正在互聯網時代才實現更大的突破，從受眾拓展至用戶，超越盜獵而真正參與，從文本發展成為文化。

二、網絡世界的文化生產泛化

進入網絡時代后，參與式文化突破了“粉絲生產”，以及“基于大眾文化生產的文本再創作”的具體指向，成為網絡社會中文化生成的主流模式，研究的視野也有了極大擴展。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的媒介文化生產，參與式文化實踐中的權力運作，參與式文化對傳播的實踐影響，以及基于相關學科對網絡參與式文化進行的理論性批判等方面都展開了極為豐富的研究[9]（P27）。如果從文化事項和形態出發分析相關實踐歷程，可見有兩種類型的文化實踐相交織演進的并存：一類是粉絲文化行為在網絡空間的延伸和發展，即發生于網絡空間的狹義的文化創作行為;另一類是Web2.0之后的各類用戶網絡參與行為，其意指已擴展到一切經由互聯網的內容生產與傳播實踐。

（一）粉絲文化在網絡空間的繁榮

計算機技術使得參與式文化開始“數字化”發展。作為一個開放的架構，互聯網生成了一種任何人原則上都可以從空間的任何位置訪問和輸入的媒體環境。特別是web2.0階段之后，作為一種文化，粉絲吸收并回應新媒體技術的爆炸式發展，普通消費者有了更為便利的方式對媒體內容進行保存、注解、挪用和再利用[10]（P8）。

粉絲文化、粉絲社區的網絡化發展開始于1990年代末，初期通過網絡論壇和電子公告板等形成了定性清晰、有界，且結構化的網絡，方便了粉絲的創作、分享、傳播、交流[2]（P7），使粉絲文化生產在量和質方面都全面提速。粉絲創作的同人小說、同人漫畫、同人音樂，以及粉絲組織間協作都快速發展。據再創作組織OTW（The Organization for Transformative Works）資料顯示，2013年其平臺“提供了超過380 000個任何可能來源的粉絲小說作品供粉絲在線閱讀、下載、評論、分享和討論”[11]（P543）。

粉絲文化是一種復雜的、多維的現象，它邀請了多種形式的參與和不同層次的參與[12]（P2），例如，許多音樂網站允許用戶創建和共享音樂播放列表，依靠已創建的音樂作品，定制特定風格的電臺。網易云音樂歌單一欄中每天滾動更新的歌單數約在1 295個左右，且不乏收藏、播放、轉發過數百萬的私人歌單。由于專業生產的內容始終是文化再生產過程中重要的原素材，這類基于某一文本的內容再次創作依然是網絡空間最大規模的文化形態。游戲網絡直播行業即是游戲玩家在原游戲基礎上創作的攻略、技術解說、游戲評測等相關內容。圍繞電影產業也延伸出較多的粉絲再創作類型，以字幕組、電影解說、電影雜談等各類片段剪輯和再創作為主。由此可見，互聯網時期粉絲基于大眾文本的再創作行為已極為普遍。同時這類成果絕大部分制作成本極低，多采用非直接售賣，免費收看吸納大規模受眾（流量）以實現二次售賣或流量變現的方式運作，巧妙地避開版權困境，甚至部分地實現了合法化。隨著網絡技術和文化生態的發展，這一形式的文化生產門類式樣越來越多元，生產規模也在不斷擴大。甚至極大限度地調整了“大眾文化”和“新媒體文化”的關系，實現了大眾文化的專業生產與粉絲文化實踐的相互借力和共存。

（二）作為廣義內容生產的網絡實踐

網絡正不斷消解文本創作中原本清晰的各種邊界，文本被無限次、多層級引用、演變，原本的粉絲因再創作成為新的偶像，網絡空間的文化概念很快超越了傳統意義所指，擺脫了對大眾文化的“成品文本”依賴，不再局限于使用大眾文化中的人物、情節來創作相關作品，其實踐已超越了狹義的文化創作，囊括了一切普通用戶生產分享傳播的各類型內容，包括碎片化的個人觀點、言論，任意文字、圖片、視聽內容，即使是自拍這類日常行為，雖然只有“與社區或群體建立有意義的聯系才能夠被認為具備參與性”[8]（P11），但也是普遍意義上的參與式文化形式。

互聯網空間的參與量之大是超乎想象的，形式包括電子郵件、網絡搜索，以及Facebook、Instagram等各類社會化媒體的網絡行為與內容上傳。與傳統社會和大眾社會的文化生產相比，“參與性”被眾多學者認為是互聯網，尤其是Web2.0之后網絡文化的主要特征，因而成為互聯網文化生產傳播中最具解釋力的框架。各類數字及在線文化類研究都有所展開，內容極為多元，成果也較為豐碩。相關研究不再局限于粉絲圈等亞文化社群的文化生產活動，而逐漸與新媒體技術的普及乃至賦權現象相連，社會化發展和運作機理變化成為理論研究的重點。

（三）社會化機理：從雪球文本到集體智慧

網絡空間的文化生產出現了兩種值得關注的運作機制——雪球文本和集體智慧?！把┣蚴健睓C理是指圍繞著特定題材或者內容，把相關的跨媒介敘事和散落的文本碎片滾動整合到一起，形成超越原意義的全新文本。在許多現象級傳播事件中，以及“爆款”推文、視頻等個案中，都可見雪球式文本創作和傳播的機制?！把┣颉钡闹圃爝^程直觀地體現了粉絲與創作者身份的相互融合[13]（P135）。由于生產與傳播的提速，從內容生產到新偶像形成都從盜獵式進入了“雪球模式”，經典文本如漫威系列、哈里·波特等不斷被利用重寫，核心IP會如雪球越滾越大。這種邏輯在偶像與粉絲的互動結構中同樣存在，表現為粉絲在文化再創作中成長為偶像，不斷滾動累積粉絲，持續滾動生成更大的粉絲—偶像群體。這種機制是高度社會化的，普通人可能因一個不經意的文本及傳播事件而快速成為一個很多粉絲關注的“草根偶像”。

另一模式被皮埃爾·列維描述為“集體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由于媒介消費中的接入點正是粉絲參與媒介文本再生產的生長點[14]（P101），每個人作為知識鏈中的一環，一起工作，共同分類、組織、建立信息，以一種自發的協同機制深度參與到互聯網的信息傳播中去[15]（P18）。世界正在被參與式的知識文化所改變，基于網站平臺的詞條、百科、知識共創、共同編輯、共享類型的知識生產不斷更新，以認知、合作和協同三種維度的參與式文化為基本架構，成為當代知識生產最主要的機制?！癥ahoo Answer”“新浪愛問”、網絡百科、詞條創建、編輯等內容生產，顯示出了巨大的社會性知識生產能力。

雪球機制和集體智慧都表明文化生成的社會化機理已成為主流，印證了實踐中網絡空間文化生成在工具、技術、生態等維度的全面社會化趨勢。為了鼓勵參與式文化生產，互聯網平臺在技術層面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社會化改造。平臺提供技術方便用戶內容生產的實例普遍存在，各類搜索引擎不斷豐富可接觸資源的多樣性，實現了文字、圖片、影視、音頻資源的全覆蓋，這種便利的可檢索性極大方便了資料內容的準備。例如美圖、快剪輯等各類圖像、視頻、音樂制作、音頻編輯軟件、配音小程序同時提供有大量的素材，使非專業用戶的文化內容創作更為便易。這甚至引發了一場新的創造性資源發掘和爭奪的競賽，網易、蝦米等音樂平臺不斷推出音樂原創扶持計劃，Bilibili等視頻網站的剪輯大賽等，進一步推動了參與式文化的實踐。傾向于水平整合的媒體集團的經濟趨勢表現為鼓勵圖像、思想和敘事在多種媒體渠道之間流動、共享，并鼓勵更活躍的觀看模式，許多文化機構認識到公開可訪問的數據資源（公開數據）可能創造新的商業模式與機會。英國廣播公司（BBC）后臺項目“開放創新”（open innovation）允許公眾參與開放數據的重用和重組，鼓勵人們利用BBC發布的公開數據進行二次創作。

參與的社會化正顛覆著傳統文化經濟學模式，形成了抖音、Bilibili等為代表的高度依賴網民直接參與生產的互聯網文化模式及相應的平臺經濟，圍繞參與度這一核心競爭力，各類平臺以數據為資源，以“數字勞動”為生產力建構了新的產業結構及盈利模式。特別是大量MCN（多頻道網絡）機構的出現，標志著由普通生產的UGC（用戶生產內容）模式向更為專業的生產體系PUGC（專業用戶生產內容）開始新的整合。

三、生活世界的社會性建構

互聯網不只是內容平臺，也是一切社會信息聯結的媒介，文化創作的征集、對話、溝通、交流、發布、分享、傳播等一切環節都必然地利用網絡資源，經由網絡或向網絡集結。以網絡為基本交流溝通工具的線下藝術及文化創作、傳播等行為自然地出現了結構上的網絡化。文化生產社會結構的網絡化使得在網絡空間高度發展的參與式機制不僅對現實的文化生產、傳播產生了影響，而且影響著作為社會意識的廣義的文化生成，參與式機理真正從文本層面和網絡空間全面進入現實生活世界的文化與社會層面。

（一）參與文化專業性生產

參與式機理正廣泛應用于傳統專業化、制度化的文化生產領域，并以線上線下相融合的方式全面改造傳統文化，成為文化傳承、發展的重要機制。參與式使當代文化生產實現了邏輯倒置，粉絲生產將文化從專業生產邏輯轉向非專業生產邏輯，普遍的參與機制又將這種非專業生產邏輯全面引入文化的專業生產領域，部分復原了大眾文化之前文化生產的最初樣式和傳統。

網絡文學是最早和最典型的社會化、網絡化文化藝術創作的類型。在很多國家，互聯網推動了詩歌復興運動和文學創作的轉型。我國網絡詩歌也經歷了1998-2004年的“詩歌網站和詩論壇”階段，以及2004-2008年的“博客詩”階段，甚至45家重點網絡文學網站的駐站創作者數量已達1 400萬，其中簽約作者數量達68萬人，47%為全職寫作[16]（P9）。網絡文學類型極為多元，而且以IP授權模式為核心，在與電影、電視劇等產業的互動中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產業模式。

新聞領域的變化表現為傳統新聞機構與微博等社交媒體用戶內容生產之間的合作，使生產、復制、發行等環節都大大簡化，這導致對媒介的控制不再完全掌握在專業人士的手中，正將新聞、出版等行業“大規模業余化”。美國甘內特報業旗下90家報紙編輯部甚至以“眾包”形式展開與讀者的合作。

全球草根文化運動中，互聯網既是連接、交往、傳播的工具，也是重要的文化生產關系模型。許多文化藝術項目從設計之初就融入了參與式的生產機制，通過各種形式的眾包或參與設計其作品。經由激浪派（Fluxus）的偶發藝術和行為表演予以理論化的觀眾“參與”，開始變成藝術實踐的常態，藝術作品已經完全融入互動的文化中，藝術家探索著社交性與互動的秘密……，嘗試建立足以生產人際關系的社會性樣式[17]（P22）。

參與式文化生產邏輯在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中再顯活力。詹金斯在觀察桑巴舞時指出，民間藝術家早已掌握了一些參與式學習的核心原則——創造性的表達方式被融入日常實踐中。這種現象在中國也普遍存在，賽龍舟、藏族鍋莊等傳統文化正以各種方式激活和挖掘各類社會主體的廣泛參與。被大眾文化打斷的民俗文化的某些部分，在電子文化時代開始回歸，“不同形態的文化能夠導致或實現不同方面的參與性”[8]（P8）。

參與式文化引發了文化經濟學的深層轉變，見證著參與式經濟和政治文化的加速發展[18]（P3）。參與式機理在制度化維度開始探索解決“版權困境”，以及社會化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開放資源、合理使用（Fair Use）等理念正在更大范圍內被接受與實踐。一些以用戶內容為主的網絡平臺正在探索集體購置版權，以提供給用戶再創作。平臺或網站為便捷和保護用戶生產，正在探索個人版權保護的有效機制，例如微信公眾號版權方面的特別條款，以及國外部分網站對用戶創作版權提供的相關法律、咨詢、談判等業務。社會性生產的投資、收益等模式也在探索中，各視頻網站的流量分成以及內容變現機制也隨著業務類型的不斷豐富而在持續完善之中。

（二）社會建構的參與式顯化

參與式文化的外延正從狹義的文化層面，向雷蒙·威廉斯所界定的“作為整體生活方式的文化”層面拓展，呈現為當前文化和社會的“參與性轉向”[19]（P267）。參與式文化作為“當代知識建構的社會本質”，通過改變公共記憶的形成方式以及某類政治事件的運作模式等，初步彰顯了其顯著的社會建構能力。

參與式文化的社會建構能力源于其本質，即它是一種有著緊密社會性聯結的文化類型。作為特殊的社會群體，粉絲看似私密的觀看行為具有實質性的社會維度，有著極強的社會可見度（social visibility）。粉絲閱讀本身即是一個社會過程，獨立個體通過對原文本的解讀、再創作和傳播，形成身份認同和社群及圈層，使意義的生產不再是單獨、私人過程，而是社會化的公開行為，是一種互動共生性的新型文化生產形式[7]（P251）。社會性經個人闡釋和與其他讀者持續的互動而逐漸成形并加強，社會影響更在于它突破領域劃分，成為社會生活的日常文化，重新詮釋著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領域，與各層次的社會表達和社會訴求高度同構。

參與式文化理論目前使用最為廣泛的領域與公共記憶有關，特別在建筑和博物館實踐中有著廣泛的應用。由于社交媒體造成了遺產話語和實踐的復雜性，被社交媒體塑造的參與式文化可用于深入分析人們如何在不斷的交流中生產、組織和分享各種內容、觀點、信仰、依戀，甚至抵觸，從而繼承經驗，建立新的記憶和身份[20]（P461）。2011年奧地利舉辦的“參與式文化時代的圖書館和博物館”全球研討會即為代表?！氨姲蹦Ｊ奖贿\用于公共文化建設中，例如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的歷史報紙數字化項目曾發動公眾對數字化內容進行轉錄、校對、改正、評論、添加標簽等。

由于粉絲與網民特殊的連接方式，從公共關系領域到政治參與領域，參與式文化都呈現出獨特的社會整合功能。2016年“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中，粉絲在踐行政治話語時具備主動參與性、卓越的組織能力和媒介素養，以及強大的集體認同感，而上述特質與他們參與偶像明星形象建構與維護的日常網絡實踐直接相關[21]（P327）?！皡⑴c”一詞在文化研究和有關參與性政治的政治學和哲學研究之間搭建了橋梁。一方面，網迷群體的實踐已經取代政治，成為中國人日常價值的中心[22]（P46），年輕人通常直接采用來自流行文化的語言，通過參與文化啟發下的機制和實踐來表達他們的社會愿景，獲得“感官共振”的沉浸體驗[23]（P96）。另一方面，社會化工具越來越多地讓群體具有生長在一起且在政治領域采取行動的能力[24]（P234）。因此，詹金斯直接將參與性政治界定為“出于政治目的的文化參與機制”[8]（P161），認為融合文化中的媒介粉絲借助集體智慧形成的知識文化將改變“民族國家的運作方式”。對此，雷蒙·威廉斯甚至樂觀地認為，“技術是漫長革命征途上的當代工具，我們正在走向有文化素養的、參與式的民主”[25]（P151），應通過消費、批評、生產、參與，以及社會聯系，將文化參與的機理發展成為更有意義的公民參與、社區參與和政治參與的一部分，從而實現更好地參與式生存。

四、理論向文化社會化生產聚焦

通過對參與式文化實踐與理論發展的三階段梳理可見，“參與式”用以廣義的文化分析，表明“參與式文化”已成為一種社會發展實踐和理論分析的重要工具。然而，無論其適用范圍有多么廣泛，其被采用的出發點都是對“社會化生產”價值、機制的發現和運用。因此，文化—社會的“社會化生產”實踐仍存在較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實現路徑優化才是應當聚焦和深入研究的理論重點。

（一）文化、社會、參與的關系理性

對于“參與式文化”理論的討論焦點在于將“文化”的意指拓展至社會層面，切入社會這一廣義文化視角的實踐理性源自當代文化社會發展的同構性。

一是文化與社會同構。文化是現代社會建構的重要方面，在文化接觸和文化生產方面都極為顯著。人們從來都是通過文化接觸行為來建構個人身份和社會定位，差別在于由文化生產主體差異而形成的文化類型差異。傳統社會的精英文化生產和大眾社會的專業文化生產都顯著地作用于社會結構。在這兩種文化生產與社會的互動邏輯中，生產與接受有顯著的分割，生產始終決定著接受?；ヂ摼W生態中的“參與”性實踐，突破和消解著生產與接受之間的分割，在文化與社會互動中顯示出了巨大的能量。

二是參與即社會定位。在“參與式文化”研究中，參與是層級化演進的。接觸和涵化作為文化過程的完整環節，在某種程度上所有文化本質上都應該是參與性的。在文化生產小批量、精英化階段，文化接受的可達范圍、速度等都不影響其“賣方市場”格局，受眾在文化生產全過程中的參與度對整體并不重要。內容與渠道雙雙擴容后，文化生產呈現為“買方市場”格局，受眾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的重要性開始顯現，單純的購買、收看等初級參與度決定著特定文化價值的完成和實現水平。粉絲文本以盜獵式進入大眾文化生產體系，在網絡時代實現部分合法化，向傳統藝術領域滲入，真正參與到現代文化生產的制度化格局中。當文化內涵擴大到社會層面，成為當代記憶建構、意識凝聚的主場，這種文化邏輯參與的是社會建構、實踐的真實維度。由于文化與社會、生產與接受的同構，當代人“如果無法對公共生活和文化做出貢獻，也很難在社會中找到讓自己滿意的位置”[8]（P25）。這即是過去被認為是“社會的”問題如今被認為是“文化的”問題的根本原因。

三是概念可相依界定。正是基于二者的關系本質，參與—文化—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在其概念的重新界定中已清晰可見其依從度。在當代，參與的概念更多被解釋為“人們能夠進行集體的或個人的選擇進而對共享經驗產生影響的文化屬性”[8]（P12）。由此文化被重新界定為“一個社區關于事物如何運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何協調的一套共同假設”[26]（P156）。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說，文化可以分為參與性和非參與性兩種，一種文化中的等級制度越明晰，參與性越低，社會分層現象越明顯。

由此可見，“參與式文化”的理論價值需要在考察對象的泛化中不斷地回溯，聚焦于“參與內核”，進而真正發現“社會機制”。在各門類文化實踐和理論研究中，“參與式文化”概念理論的應用正在不斷普遍化，可見其對文化—社會的當下及可預期未來都具有強大的解釋力。

（二）關注社會化幻象和障礙

在“參與式文化”研究的早期，曾有推動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各種樂觀判斷，其機理被很多政府、機構所實踐。然而，現實中對于什么是有意義的參與以及如何實現有意義的參與尚缺乏共識，也存在很多文化社會層面的失序情況，需要形成一套更成熟的治理體系來調整參與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壁壘。

一是加劇的場域斗爭。參與式文化的美好構想是普通人突破文化生產的商品化和專業化的邊界，實現個體自由表達，推動文化社會化的進程。然而全面開放的全民參與仍然是一種理想，資本、技術、利益的極化與集中，使得文化生產領域本身存在的地域性資源競爭、民間/主流話語權爭奪、權力/權利分配、文化能力/資本差異等矛盾都顯著放大，“參與鴻溝”（participation gap）正在不斷修正“數字鴻溝”，可能更進一步加劇文化社會化生產的結構性矛盾。

二是資本的絕對優勢。大眾傳播時代少數媒介機構的文化壟斷被互聯網時代普遍的文本盜獵行為沖擊，普通人文化生產相關的部分權益基本在舊框架中已實現了大多數免責，甚至部分合法化。但這不代表真正公正、合理的文化生產權益結構業已成型。在參與式文化發展的早期，粉絲和媒介之間彼此獨立，網絡時代的用戶依托于平臺，版權問題不僅更為復雜化，而且與文化相關的權力已被獨立出版商、視頻共享網站、合作維持的知識銀行和粉絲創造的娛樂所篡奪[18]（P3），新媒體集團已經直接將粉絲和受眾的參與行為資本化了，“飯圈”從文化形態變為亂象即是典型一例。

三是技術的隱匿控制。參與式文化實踐領域的資本權力被技術邏輯所隱匿，正以一種技術無意識的狀態建構社會。媒介技術與算法自“首次生產”的步驟開始，就已然通過用戶的參與完成了對整套文化體驗的形塑，是帶有后霸權主義特征的權力自組織形式[27]（P996）。經由互聯網的文化與社會的公共參與在本質上應是一種營利性的共生模式，但參與主體的不平等顯而易見，與廣大用戶相對的平臺越來越集中，在技術、資本、管理權限等方面都存有優勢，而生產大量內容的用戶甚至將其日常生活實踐都變成了平臺的利潤之源，這將導致參與式媒體與文化的實踐開始趨向封閉。

四是價值的公私之爭。參與式文化改變了利益結構，需要更為審慎考量其中的價值悖論和價值取向。作為個人創作，參與式文化有大部分出自個人表達的動機，宣泄個人情緒，以個人化的標準傳播個人價值，這就可能使這種文化“陷入僅滿足于個人情緒需求但效率低下的行為模式中”[26]（P178）。暗含“隱喻表達和心理需求”[28]（P175）的個人創作因傳播量大而獲得經濟利益后，其文化價值可能讓位于市場和資本利益。然而，文化在社會范圍的傳播，其社會動機、公用價值和公共價值更為重要，參與式文化框架內，原本個人化的創造性擁有了公共的屬性，卻多被用于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可能成為“文化公地”，社會性生產的認知盈余中可能獲得僅是公用的價值（communal），但對公民（civic）和整體社會并無益處。

（三）優化社會化參與機制

作為期待，參與式文化“包含了一系列針對社會實踐該如何促進學習、賦權、公民行動和能力構建的理想”[8]（P185），有著深遠的時代價值，其實踐的廣度和深度仍在發展中，需要充分發展其核心機理和社會創新，保持開放、對話和可持續性，使其更好地“塑造社會共識和認同”[29]（P117）。

一是重構開放式架構。參與式文化的價值在于促進文化生產、社會建構的社會化，因此應基于公共利益與私有價值的平衡而優化其開放性。參與式文化突破了傳統的“把關人”模式，從先篩選后出版到先出版后篩選，形成了更合理的創作環境和平臺篩選機制。同時創造大量經由社交媒體的人際傳播機會，這種模式需要更細致復雜地考慮傳播控制的中間環節，如果只進行簡單發布平臺端的刪除，就會出現原文本不斷被網民戲仿、接力傳播的社會文化怪象。

二是理順治理邏輯?！霸诰€參與平臺中的各種力量應該從一種開放的符號學治理維度去理解”[30]（P91），需要進一步優化參與式機理，發掘創意社會中商業邏輯與文化邏輯間交融的可能性，調整理順綜合性治理的邏輯。文化創新往往出現在沒有普遍意義上利益關系的時候，一旦成為某種利益的實現與分配的時候，文化創新就會被壟斷，多數人的創造性行為就會轉變成少數人的文化權力[31]（P465）。在草根和參與式文化被資本收編的同時，能看到大量用戶利用商業實現的牟利行為。參與式文化治理不能簡單地割裂文化邏輯與商業邏輯，雖然大部分文化和知識生產在本質上是更偏向社會化而非商業化，但是，文化社會化生產實踐中的商業化現象從生產性機制保護、可持續條件創建的維度看也是一個好的開始。

三是賦能社會化工具?；趨⑴c式邏輯而搭建的社會化工具應進一步綜合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s）、開放存?。∣pen Access）等協議共識，不斷優化參與式文化的技術實現。社會化工具使得社會生活具有高可見度和可搜索性，成為新的社會契約達成、社會資本累積的重要因素。參與式和分布式協同優化會形成一種良性的循環：只有足夠多的用戶想把某一工具或平臺視作協調性資源，才可能共同參與;因為共同的參與，其內容才可能真正地成為共享和協調性平臺。因而，作為社會工具的參與式平臺和媒體，需要不斷更新開放與參與的軟件和機制，才可能跨越話語、技術、政治、經濟、社會治理等方面既有的工具化分割與限制，不斷更新社會文化生成過程中參與的視野拓展、品質提升、模式更新、機制優化，以更深刻地定義“參與式文化”建構的意義，更高效地實現內容賦權賦能。

四是深化素質類教育。文化品質優化與可持續性問題會挑戰參與式文化的發展價值。參與式文化在不同階段都有低俗化的傾向，其整體水平的提升更是一個社會長遠的發展問題。因為粉絲文化的發展必然通過更大粉絲群體的社會規范（social norms）、美學慣例（aesthetic conventions）、解釋協議（interpretive protocols）、技術資源（technological resources）和技術能力（technical competence）來形成的[32]（P43），因此參與式文化應該從內容生產、作用機理等多維度進入政策設計規劃和職業教育體系。同時，更廣義的文化和社會素養的提升更是一個長期而漫長的發展過程，需要基于參與式機理制定、設計更有針對性的戰略框架和政策體系。

五、結語

不可否認，我國很多地方政府的文化、傳播與社會實踐已開始自覺啟動了民眾參與機制，創建自媒體平臺，合理利用網絡活躍群體為地方文化、經濟、社會服務，但還遠未進入前置價值取向并展開總體規劃和引導的層面。參與式文化作為當代最為顯著的文化生產與社會建構模式，如何更好地利用社會化力量服務于文化和社會的優化，成為當代文化社會治理的重大議題。政府作為公共價值協調控制主體，需要調控、糾正各種力量對社會性文化生產的不良控制以及結構性扭曲，應盡可能規避新文化與社會意識建設中的“公地悲劇”，在保證公共價值的前提下統籌開放性與可持續性能力，建構公平、正義、有序的參與式文化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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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ory Culture：Practical Expansion and Theoretical Focus

DUAN 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Guangzhou Research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Image Communication，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 Zhou 510420，China）

Abstract：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ed in the Internet era，so that the UGC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mode of Internet cultural production.As the most significant mod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participatory mechanism again.Based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to adjust individual value and social value and balance the interest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Only in this way we can avoid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structural alienation caused by various interests contention.At the same time，an open，fair，just and orderly participatory ecology should be constructed so that participatory culture can truly become a force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Key words：

participatory culture;fans culture;UGC;socialized production of culture

（責任編輯

陳世華）

收稿日期：2021-09-30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人口結構變遷與文化產業互動機制研究”（18BXW103）

作者簡介：

段莉（1977-），女，甘肅蘭州人，副教授，管理學博士，從事文化產業與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