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報刊1934-1936年間紅軍長征報道研究

王川 智凌燕

摘 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在20世紀30年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這一歷史壯舉受到了英國報刊的關注與跟蹤報道?；仡櫰鋵τ诩t軍長征報道的基本脈絡，總結其報道內容與報道特點，可以發現，剔除英國報刊的偏頗立場、新聞消息不準確、用詞不當等因素，其對紅軍長征的報道，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對國際社會進一步了解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

關鍵詞：紅軍長征;英國報刊;報道;影響

中圖分類號：D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448（2022）01-0097-09

一、引言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取得的長征偉大勝利，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史、軍史、中國近代史上的壯麗篇章，還是20世紀人類歷史的偉大傳奇。學界關于紅軍長征的研究成果豐碩。據不完全統計，從1934年至今有關長征的書籍約2萬余種。中國知網（CNKI）的數據表明，1953年以來“紅軍長征”為關鍵詞的文章已達1.3萬余篇。相對而言，國外人士對紅軍長征早期報道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目前學術界就外國報刊報道紅軍長征的研究較薄弱，尤其是研究外國報紙報道長征的文章更少。因此有學者認為“英美等國報刊關于紅軍長征的報道與評價問題，目前學術界有關研究還不充分”[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紅軍長征史》一書指出，許多外國人士眼里的紅軍長征是偉大的軍事創舉，他們向國外讀者介紹了紅軍長征，使國外社會了解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世界影響，其價值應充分肯定[1]（P448）;丁曉平《世界是這樣知道長征的：長征敘述史》一書系統梳理了早期中外人士長征著作的創作、編輯、翻譯、出版和傳播，解讀了長征走向世界的傳播歷程[2]。姚群民的《紅軍長征早期報道述論》一文分析了1934年10月至1940年中外書刊報道長征的內容、特點及其流傳情況，認為國外關于紅軍長征最早的宣傳報道是陳云的《英勇的西征》[3];韓洪泉《長征文化海外傳播述論》一文提出，長征對外傳播大致經歷了起步階段（1934-1949年）、發展階段（1949-1978年）、繁榮階段（1978至今）三個階段，其內容涵蓋全方位宣傳長征、多維度研究長征、零距離體驗長征等方面[4];陳日濃《長征的早期對外傳播》一文按時間先后列序了國內外有關長征的早期報道者：陳云、范長江、薄復禮、埃德加·斯諾等，歸納了他們報道長征的時效性、真實性、多樣性、深刻性、史料性等特征[5];楊才林《論紅軍長征的早期國際傳播》一文指出報道紅軍長征時期的早期作品的主題，在于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長征“正名”，這一時期的傳播有國際人士合作、親中共人士幫助傳播（或由中共黨員秘密組織傳播）、陳云向共產國際的報告、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籌劃四種途徑[6]。趙巳陽主編《獻給世界的壯麗史詩：外國人看長征》一書指出：“在長征初期，有關中國共產黨長征的報道極少見諸海外報刊，外國媒體幾乎無法對中共和紅軍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盵7]（P4）蕭軍《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紅軍長征》提到：1928-1936年西方有關中國共產主義的報道都是模糊不清和籠統概括的，西方媒體對紅軍長征的報道也較少[8]。事實上，當時西方媒體報道紅軍長征并不少，只是國內學界的研究不多。

那么，長征期間，西方媒體怎樣報道紅軍長征呢？1936年紅軍尚在征途時，曾與紅軍一起生活了18個月的英國傳教士勃沙特（R.A.Bosshardt，薄復禮）在英國出版了《神靈之手》，記錄了他對長征的所見所聞[9];1937年10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突破重重困難來到陜北，采訪了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及紅區的軍民，最后在英國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介紹了紅軍長征的真實情況，描寫了紅軍強渡大渡河、翻雪山、過草地的艱難情景[10];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于1937年來到延安，采訪了紅軍總司令朱德，留下了長征親歷者口述的紅軍成長發展史、長征歷程的眾多細節[11]。除了這些突破了國民黨新聞封鎖，有機會真正了解共產黨，與中共建立友好情感的親共人士對紅軍的宣傳報道外，當時世界范圍內新聞媒體對紅軍長征的報道也日漸增多。

英國作為20世紀的世界強國，在亞洲有著廣泛的殖民地，因此也異常地關注遠東及中國的局勢變化。因此英國報紙報刊作為主要的新聞媒介也頻繁地報道了中國紅軍的情況。英國報紙對紅軍長征的報道，是研究長征的第一手資料，能清晰地反映出紅軍長征在當時是如何在歐洲乃至世界傳播開來，也能為后來研究紅軍長征提供重大事件細節上的印證，具有重要而獨特的價值。如以英國主流媒體泰晤士報為例，在泰晤士報數字檔案數據庫中，設定“中國”“共產黨”為關鍵詞，檢索1934年7月至1936年12月時段，共得新聞報道141篇，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內容構成及比重，可見圖1，在長征期間《泰晤士報》對中國紅軍的關注度高，共有35篇新聞報道，占總數量的25%，由此可見當時英國報刊關注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生存與發展。

為了保障分析英國報刊紅軍長征的報道的全面性，就必須保障語料的全面性、代表性。故本文以英國大英圖書館的英國報紙檔案數據庫（British Newspaper Archive）、英國泰晤士報數據庫（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為基礎性資料。這兩大數據庫收集的報刊涵蓋了英國各地區、階層、黨派的約1 500種報刊，4 000多萬頁。其中，1934年10月至1936年12月有關中國的報道近14萬篇，本文采用關鍵詞為“China（中國）”“Chiang Kai-Shek（蔣介石）”“Communist（共產黨）”“Mao Tse-Tung（毛澤東）”，所提取的信息數據見表1。

本文以1934年7月至1936年12月為時間段，選取長征前后2到3個月的時間區間，盡可能全面地反映當時英國報刊對于長征整個過程報導的全貌，梳理英國報刊報道紅軍長征的脈絡，系統歸納英國報刊報道紅軍長征的特點。

二、英國報刊關于1934-1936年間紅軍長征報道的基本概貌

梳理英國報刊報道紅軍長征之發展脈絡，紅軍長征這一大事，在長征初期并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1934年10月當紅軍主力踏上長征之路時，當月的英國報刊并沒有報道這一事件，直到11月3日《泰晤士報》才用短短數語予以報道：“在過去兩周的激烈抵抗后，共產黨損失慘重，國民黨政府軍已占領汀州府或長汀，準備越過福建邊境向共產黨施壓。共產黨已經從瑞金撤離，準備向西南撤退，目的是進入粵北和湘南山區，最終到達貴州和四川?！盵12]（P11）舊說以為美國《紐約時報》11月9日的報道最早，但是《泰晤士報》11月3日的報道比之提前了6天，這應該是迄今所見的西方媒體關于長征的最早報道。但可以說當時的英國媒體乃至國民黨政府并未弄清紅軍的戰略意圖。6天后，該報繼續報道：“共產黨約4萬人正從福建和江西向西遷移，他們一邊走一邊搶劫，準備穿過貴州到四川建立蘇維埃政權?！盵13]（P13）

《泰晤士報》外的英國其他報刊也都陸續報道了紅軍長征?！睹咳锗]報》[14]（P16）《諾丁漢晚報》[15]（P5）《蘇格蘭人報》[16]（P11）在11月13日都報道稱“國民黨軍隊占領江西瑞金，蔣介石終于取得了勝利，在中國中部與中國政府軍抗爭六年的共產黨終于垮臺了，只剩極少的一些小隊正向湖南和關東兩省分散”，反映出這一時期西方世界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長征認知的局限性。半個月后，《貝爾法斯特電訊報》說“蔣介石已經宣布中國內亂的日子已經過去，共產黨已經被清洗，只剩一小群流動的共軍分裂成小隊，向西面和南面逃離，但很快就會被消滅”[17]（P3），之后《樸茨茅斯晚報》《英國信使報》《貝爾法斯特新聞報》亦相繼進行了類似的報道?？梢婇L征初期因國民黨的新聞封鎖，英國報紙信息來源單一，呈現給民眾的只是一團亂象。

1934年11月下旬，紅軍接連突破三道封鎖線，在湘江血戰后，紅軍12月1日渡江西進?！短┪钍繄蟆吩?2月5日報道稱“國民黨軍隊在湘桂邊境與共產黨軍隊發生了激烈的戰斗，有1萬多名紅軍傷亡，2千多名紅軍被俘;2萬名紅軍試圖渡過湘江，又有1千多名傷亡，紅軍損失慘重”，“共產黨人正從江西撤退，政府軍在湘南防御，以阻止他們進入湖南”[18]（P13）。

長征期間，由于處在國民黨嚴密的新聞封鎖之下，當時的中國和世界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紅軍長征的認識與了解，因國民黨的輿論誤導而存在著種種懷疑、敵對的看法。1935年初，紅軍西渡赤水后，2月2日《每日先驅報》報道：“共產黨軍隊約3萬人正從貴州北部進入富裕的四川，四川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當地軍閥間的矛盾吸引了共軍，似乎共產黨在有利的條件下，比之前他們所謂的失敗更加強大了?！盵19]（P2）可以看出，英國媒體面對復雜的局勢，對國民黨的輿論宣傳產生了懷疑。3月13日該報進一步提出了質疑：“中國中部到底發生了什么？共產黨是真的被推翻了還是只是撤退？整個事情好像謎團”，“政府軍經過多年沒有結果的努力，雖然去年秋天在江西推翻了共產黨，但蔣介石似乎并沒捕獲共產黨的主要軍隊?！盵20]（P15）3月底，《每日鏡報》面對出現的質疑，也對當時共產黨的處境做了報道，提出中國的形勢越來越復雜，不應該只聽國民黨的一面之詞，應該派出英國的記者去江西等地實地了解情況[21]（P12）。

1935年中央紅軍主力南渡烏江后，為順利進軍云南，佯攻息烽，主力進至狗場（今久長）、扎佐地域，前鋒逼近貴陽。4月5日《約克郡晚郵報》以“紅軍擊退政府軍”為題報道了當時的情況，稱“政府軍在貴州與‘紅軍’作戰，政府軍約3 000人在戰斗中喪生，政府軍撤退到距貴陽30英里外”，“南京政府一再宣布即將消滅紅色威脅，但迄今為止都沒能真正消滅，共產黨在一個地區撤退，卻總是在另一個地區又爆發”，“多年來政府軍一直致力于打擊共產黨，但結果似乎不是像南京政府所宣稱的那樣他們在‘逃亡’，他們只是進一步撤退到內陸，并擴大他們的活動。幾個月前，政府軍聲稱取得了勝利，但事實證明，這種說法至少為時過早”[22]（P9）。與此同時英國地方性報刊，如《蘭開夏晚報》《諾丁漢晚報》《萊斯特晚報》《考文垂電訊晚報》等19家報社均予以報道，足見國民黨軍隊的貴州撤退引起了英國媒體的普遍關注，加深了他們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質疑。

隨著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國內抗日運動更加高漲，英國報刊報道中國的篇數大增，但多集中于何梅協定、中日關系、汪精衛遭槍襲等事件。故英國報刊自4月廣泛報道了國民黨軍隊貴陽撤退消息后，對紅軍的報道數量逐漸下降，《泰晤士報》在臘子口之戰后提到“政府軍對付紅軍正在緩慢地取得進展。蔣介石已經清除了湘南、貴州、四川的紅軍。目前共產主義軍隊分布在湖南西北、湖北西南、甘肅東南、陜北”，但并沒有提到紅軍進入甘肅，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防守。

1936年中央紅軍已到達陜北，同時抗日救亡運動高漲，英國政府更加關心其遠東利益，尤其是12月底西安事變的發生，英國有關中國的報道猛增，但是報道紅軍長征則相對減少。1936年2月5日《泰晤士報》報道了傳教士海曼（Mr.A.Hayman）的消息：“海曼在貴州被共產黨控制，并與1935年11月18日獲釋后一直在上海休養……身體和記憶力逐漸恢復，他向記者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盵23]（P13）4月18日《每日先驅報》報道了英國傳教士薄復禮被中國共產黨俘虜18個月后獲釋，說“薄復禮參加了為他舉辦的告別宴會，共產黨領導人肖克對薄復禮說，他們已經改變了對外國人的態度，將來他們應區別對待外國人”[24]（P3）。之后薄復禮寫了回憶錄《神靈之手》在英國出版，成為西方最早介紹紅軍長征的著作。1936年12月《每日先驅報》特約記者艾德加·斯諾以“紅色中國的‘真相’”為題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后來這些文章原稿收錄進了他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英國報刊長征報道的新聞來源，不是僅限于國民黨的官方報道，而是新增了在華傳教士、記者等報道，如《泰晤士報》2月5日登載了傳教士海曼自述的長征經歷，4月3日登載了甘肅傳教士撤離的自述，傳教士告訴英國記者當紅軍到達甘肅時受到了當地百姓和軍閥的熱烈歡迎。1936年7月《東倫敦觀察家》則報道了紅軍各主力渡過黃河并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堵截[25]（P6）。隨著不斷有親歷長征的傳教士和外國記者到中國采訪，關于紅軍的報道逐漸具有客觀性，這些文章和新聞報道的發表，有關中國紅軍長征的“謎團”才逐漸被揭開。

據筆者查閱的英國全國性報刊《泰晤士報》《每日郵報》《每日鏡報》《每日先驅報》等，另有地方報刊《諾丁漢晚報》《貝爾法斯特報》《伯明翰晚報》等，雖然對紅軍長征報道評論達百余篇（次），但也可以看出長征初期很多新聞內容不準確，用詞不當，甚至有的觀點立場存在明顯偏見等問題。到了長征中期，隨著革命態勢的發展，有些報刊開始對國民黨官方宣傳產生懷疑，直到后期，如《泰晤士報》關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紅軍力量發展社會原因的分析、國民黨“追剿”紅軍長征過程中地方軍閥與蔣介石政府之間的矛盾與爭斗情況的報道，《每日先驅報》對西方傳教士薄復禮誤遭紅六軍團扣留及其被釋經過情形的報道等，均相對客觀地勾勒了紅軍長征的大致面貌，這使得英國報刊上出現了一些較為及時客觀的報道與評論。

三、1934-1936年間英國報刊關于紅軍長征報道內容的分析

英國報刊對于當時中國共產黨與長征的新聞報道，向讀者解讀了中共是什么樣的黨、紅軍是一支什么樣的隊伍、紅軍長征的真相是什么、中共的抗日主張是什么等問題。剔除其不客觀的成分，可以說，這些報道間接地粉碎了國民黨以及親國民黨媒體對中共和紅軍的污名化宣傳，間接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一）對于中國共產黨性質的認識

1934年9月《環球報》報道：“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本質上具有土地革命的性質，共產黨帶領農民獲得土地，使他們的經濟狀況得到改善?！盵26]（P22）1935年2月《每日先驅報》發表《比起日本侵略，蔣介石更害怕共產黨》一文，文章指出：“共產黨代表了廣大農民的利益，而蔣介石是大企業家、金融家利益的喉舌?！盵27]（P6）該報3月13日稱：“共產黨沒收土豪地主的土地，將契約和租約燒毀，不論性別，將土地重新分配”，“共產黨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是農民革命的產物，在共產黨的帶領下農民獲得了土地，組織了自己的政府和軍隊，他們為保衛土地，進行了激烈的戰斗”[20]（P15）?！短┪钍繄蟆?935年3月22日在一篇報道中將共產黨比作太平天國，雖然這種比喻不恰當，但它提到“共產黨幫助窮苦的農民擺脫軍人、腐敗官員和貪婪地主的壓迫。他們把從地主那里獲得的財產分給窮人”[28]（P13）。4月12日該報報道“共產黨有自己的旗幟、軍隊、印幣機、宣傳局等，他們是社會主義體制的政黨”[29]（P17）。

從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對外實行反帝、對內實行土地革命、爭取實現民族獨立和民主政治的主張。當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口號調整為：“擁護中央政府，在南京領導下加速和平統一，實現資產階級民主，組織全國人民抗日?！盵6]《每日先驅報》1936年6月20日登出以“中國共產黨向蔣介石提議加入抗日戰爭”為題的新聞，呼吁立即停止內戰，召開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代表之間的和平會議，組成抗日統一戰線[30]（P9）。同年9月26日《蘇格蘭人報》指出“面對日本不斷進攻，共產黨人一再提出與蔣介石共同抗日，但蔣介石始終態度不明”[31]（P13）。這些報道客觀地反映了歷史真相。

（二）對紅軍隊伍組成的觀察

紅軍到底是一支什么樣的隊伍？正如1936年12月30艾德加·斯諾在《每日先驅報》上發表的《紅色中國的“真相”》一文中所問：“如果是在1935年宣布的那樣，南京‘消滅了共匪的威脅’，那么今天‘紅軍’在中國最具戰略意義的西北地區占據了一個更大的統一領土，這一事實說明什么？”[32]（P8）英國多家報刊在1935年的紅軍新聞中紛紛質疑，如果紅軍真的是“無知的農民”，為何南京政府耗費大量人力物力進行“圍剿”，卻并不能完全消滅他們。

1934年7月《每日先驅報》就指出：“紅軍非常高效，可能有100 000人。他們沒有大炮、坦克、飛機，只有步槍和機槍，但他們的紀律和精神都很好。他們的指揮官很有智慧，尤其是賀龍和朱德，他們制定了一種以機動性和奇襲為基礎的非常規作戰戰略，讓蔣介石派來對付他們的每一個正規軍都感到困惑?！盵33]（P15）1935年3月，該報面對復雜的局勢與國民黨官方片面的宣傳，試圖為民眾解釋到底紅軍是一支什么隊伍，在報道中，它以“不只是土匪”為題解釋道：“如果你認為‘紅軍’只是從事燒毀村莊和偶爾抓捕傳教士的掠奪團伙，你就不會了解紅軍。江西省和鄰近地區的‘蘇維埃共和國’是一個有組織的政府，人口超過50，000，000。紅軍隊伍和南京軍隊一樣紀律嚴明，但缺乏飛機和重炮。在人們可以稱之為傳統老式的戰斗中，他們證明了自己是足以和蔣介石軍隊抗衡的?！蔽恼逻€講道：“在美國和意大利空軍的幫助下，國民政府建立了一支空軍。這些飛機大多是用中國的愛國人士為抗擊日本帝國主義而出錢贊助蔣介石購買的。蔣介石卻用這些武器來打擊紅軍，可效果并不好?！盵20]（P15）4月6日《約克郡報》這樣報道共產黨和紅軍：“與其他大多數政黨不同，共產黨是有效率的，人民在他們的政權下得到了比以前更好的治理。他們的軍隊也是有效率的，而且指揮得很好?！盵34]（P7）

從以上的報道可知，雖然當時能真正了解共產黨和紅軍的外國人士不多，但是在報道中也屢次談到紅軍是一支高效的，紀律嚴明的隊伍，是一支靈活應變的隊伍;雖然武器裝備都不夠現代化，但卻是一支能與國民軍隊抗衡，能打硬仗的隊伍;同時也是一支擁有出色軍事人才的隊伍。

（三）對于紅軍長征的多種猜測

“1934年，各個根據地的紅軍離開根據地進行長征，是‘左’傾，冒險主義導致的一個后果，也是在強大的國民黨軍隊的瘋狂進攻面前被迫采取的軍事行動?！盵1]（前言P3）長征之初，對于這一軍事壯舉的原因眾說紛紜，紅軍長征是逃跑，還是戰略轉移？是失敗，還是勝利？對于當時人們的疑問，從長征期間英國報刊的報道中也可尋找到答案。

1934年《每日郵報》報道：“蔣介石的軍隊將紅軍趕出了他們長期占領的山區，紅軍被迫分成小隊向湖南擴散?！盵14]（P16）可以看出紅軍的長征是被迫的。1935年2月《每日先驅報》提到紅軍長征時說：“由于糧食，特別是鹽的缺乏，使得共產黨沒辦法在蘇區繼續生活，希望逃到富裕的四川?！边@里提到了紅軍長征跟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有關[19]（P2）。3月該報繼續報道說：“如像1934年南京政府宣稱那樣‘包圍土匪，一擊殲滅’的話，那他們的行動是失敗的。因為靈活的‘紅軍’從他們的包圍中溜走了。一支隊伍在賀龍將軍的領導下向西移動，另一支隊伍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向南移動，他們正在長途跋涉，似乎向西行走了五六百里，可是戰爭似乎還沒有結束?！盵20]（P15）在這篇英文報道中，用到了“Long March”這個詞，雖然此時“Long March”并不是作為一個專有名詞出現，但卻是第一次在英國報刊中用“Long March”即長途跋涉來描述長征，而不是往常慣用的“flee（逃亡）”“retreat（撤退）”等詞匯?！吨Z丁漢晚報》4月5日新聞報道：“共產黨紅軍并沒有如國民黨宣稱的那樣被消滅，也并非國民黨宣稱的逃跑，紅軍只是在撤退，并且撤退中實力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盵35]（P7）說明長征并不是失敗的潰逃。正如艾德加·斯諾所解釋的那樣：“紅軍長征是無疑一場戰略撤退，但不能說是潰退。因為紅軍終于到達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無損，其軍心士氣和政治意志的堅強一如往昔?！盵10]（P202）之后海倫·斯諾在《續西行漫記》中也寫道：“1934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和第五次‘圍剿’使紅軍失利，于是，中國革命的蘇維埃階段也失敗了。與此同時，蘇區外的勞工運動也同樣遭到摧毀。共產黨決定放棄他們的蘇區，盡力保全紅軍。于是，這個軍隊跋涉二萬五千里，到達西北，目的是開始中國革命新階段，即反對日本的反帝統一戰線階段?！盵36]（P39-40）

四、英國報刊關于1934-1936年間紅軍長征報道的特點

（一）長征初期報道的失真性

1933年9年，蔣介石調集百萬軍隊對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由于此時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導，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導致反“圍剿”作戰接連失利，還錯失了打破敵人“圍剿”的良機，使紅軍完全陷于被動地位，中央蘇區和革命根據地日漸縮小，黨和紅軍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為保存實力，紅軍被迫長征，長征伊始，國民黨對外實行嚴密的新聞封鎖，對內進行種種污名化報道，不斷惡毒攻擊共產黨和紅軍為“赤匪”“共匪”，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在新聞傳播方面基本處于失聲狀態，長征的真實狀況得不到客觀報道。國民黨《中央日報》每天均登載紅軍消息，內容多是“朱毛匪部西竄”“國軍乘勝追擊”之類，以誣蔑紅軍為題[37]。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沒有外國人士與共產黨領導人有過直接接觸，或向外部世界報道過他們，外界很難了解到共產黨和紅軍的真實情況。梳理長征期間的英文報刊，筆者發現幾乎沒有就有關毛澤東和他領導的運動進行過專題報道，當時的人們似乎并不知曉毛澤東。因此在無法對中國蘇維埃地區進行實地考察的情況下，英國報刊缺乏獲取有關紅軍蘇區確切資料的渠道，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傳聞，而不是憑借實據。因此圍繞這一問題所作的報道，都只能是猜測，失真也就成了必然。例如1935年5月14日《每日先驅報》報道了“朱德陣亡”的新聞：“朱德在戰斗中陣亡的消息得到了充分證實。許多天來，蔣介石的軍隊追擊正在崎嶇的慶州山脈中進行撤退的朱德和他的戰友們。據說戰友們把朱德的尸體放在一個臨時擔架上，擔架上掛著紅旗?！盵38]（P9）接著該電訊又宣稱紅軍，倉皇逃竄，潰不成軍。

因為在長征的初期，英國報刊報道紅軍長征常常是在對事實真相近乎全然無知的情況下，依據傳聞、國民黨的不實宣傳等為新聞素材進行報道的，英國民眾也無法分辨真偽，在這樣的情況下，廣大英國民眾也因英國報刊的不實新聞報道而對共產黨產生敵意。

（二）長征中期質疑新聞報道的真實性

國民黨在國統區乃至世界上，實行了嚴密的新聞封鎖制度，不允許任何有關共產黨的正面報道出現，并到處散播他們所捏造的有關共產黨和紅軍的謊言。雖然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打擊和抑制共產黨的作用，但由于國民黨所對外宣布的有關共產黨的消息自相矛盾，且國民黨只手遮天、自說自話，因而無法讓世人信服，特別是國內外有識之士對于國民黨單方面的宣傳，更是疑惑重重。英國不少報刊例如《每日先驅報》《每日鏡報》《泰晤士報》等都對國民黨的新聞宣傳產生了疑問，例如共產黨損失慘重，每天死傷無數，紅軍兵力所剩無幾，但按照國民黨的說法紅軍應該早就被消滅了，可是為什么紅軍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還有不斷壯大的趨勢？英國報刊對國民黨的質疑不斷加深，但苦于國民黨對共產黨根據地實行了嚴密的封鎖，外國觀察家們沒有機會深入紅色中國了解情況，因而這些問題和疑惑也就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

隨著中國共產黨傳播自覺性的確立，讓世人了解紅軍、讓世界知道長征的自發意識逐漸萌芽，中國共產黨通過派陳云到共產國際介紹紅軍長征事跡、創辦海外報刊、組織新聞力量宣傳報道長征等形式，逐步擴大長征的宣傳。通過親中共人士的幫助，出現了一些能如實反映紅軍政治、經濟、組織結構等情況的新聞，甚至有的報刊贊揚了紅軍組織紀律嚴明，行動高效。

（三）長征后期報道的客觀性

由于國民黨嚴密的新聞封鎖，再加之長征開始，限于客觀條件與環境的制約，中共無法開展長征的對外宣傳工作，因此大部分的新聞報道都只是聽憑國民黨的一面之詞，并不客觀，但隨著國民黨自相矛盾的新聞報道不斷出現，越來越多的英國報刊對國民黨的宣傳產生了懷疑，正是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反而激發了一切正義人士為尋求真理的反抗，而共產黨人也想方設法地想打破新聞封鎖，因此，出現了一批仁人志士創造機會和條件，沖破封鎖，以解答自己及世人心中的疑惑。如傳教士薄復禮被紅六軍團扣留親歷長征，寫下來《神靈之手》，最早向西方披露紅軍長征的真相;隨后艾德·加斯諾、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在長征結束后相繼為尋求真相，不畏艱險前往蘇區采訪紅軍領導人。

正是在這種堅持真理的信念下，他們向世界人民傳遞出了有關共產黨和紅軍長征的真實情況，打破了國民黨嚴密的新聞封鎖，也使得英國報刊對紅軍長征報的信息渠道多樣化，他們向報社提供了有關紅軍長征的行記、采訪、評論等不同體裁的新聞素材，從而使得英國報刊能夠從不同的政治立場和觀察視角，針對不同的讀者群體，運用豐富多樣的報道形式逐漸增進人們對共產黨和紅軍的正確認識，逐步讓紅軍長征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這個時期，英國報刊有關紅軍長征的新聞報道逐漸趨于準確、客觀。

五、1934-1936年間英國報刊關于紅軍長征報道的影響

長征本是紅軍在反圍剿失利后被迫采取的戰略轉移行動，蔣介石調集了各路軍隊企圖消滅紅軍，紅軍在數萬里轉戰中蒙受了巨大損失。但是，與軍事實力下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政治影響力在國統區乃至世界范圍內，卻得到了明顯的提升，為之后的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這一局面的形成，與長征期間國外的新聞報道有很大關系。

（一）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幫助世界認識當時中國的政治現狀

長征之前，由于環境與條件的各種制約和信息渠道的單一，國際社會對于中國的政治形勢的認識片面，對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了解有限，兼之國民黨對共產黨實行了嚴密的新聞封鎖和查禁政策，因此有關共產黨和紅軍的報道都是在國民黨的操控下形成的，西方世界也沒能真正了解紅軍長征，隨著世界局勢和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這樣的新聞報道引起了英國報刊媒體的懷疑和指責，一批有識之士也想盡辦法去了解共產黨和紅軍的真相，并向世人介紹他們所看到的、認識的共產黨和紅軍，如1936年艾德加·斯諾赴陜北采訪后回到北平，他在專著出版前便以特約記者的身份，將“紅色中國的‘真相’”一文（相當于該書各章節的原稿）從1936年12月至1937年4月連續數月發表在《每日先驅報》上，他的文章引起了廣泛關注，受到了英國人民的好評。

隨著英國報刊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長征的連續報道，有效瓦解了國民黨所散布的有關共產黨和紅軍的謠言，重塑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形象，贏得了國內外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使得英國民眾逐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隊伍是一支紀律嚴明、戰斗力強、不畏犧牲的隊伍，是一支為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而奮斗的隊伍，使得英國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日益客觀、真實，有助于國際社會認識中國政治現狀。

（二）傳播和宣傳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推動和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

紅軍長征期間，英國報刊的報道在前期主要集中于報道紅軍長征的路線、與國民黨的斗爭等，但隨著日本的進一步侵華，中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不斷高漲，英國新聞媒體的報道也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從經歷長征到投身于民族抗戰的歷程。例如《蘇格蘭人報》在1935年6月21日報道：“在不到三個星期的時間里，日本在中國就擁有了一個比英格蘭和威爾士大一倍的省份，并且在更大的內蒙古察哈爾省獲得了控制權。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政府明顯的親日政策遭到了人們的反對，中國共產黨和他領導的隊伍開展了大量的反日宣傳?！盵39]（P13）此時正值“一二九”運動前，抗日浪潮高漲，中國共產黨提出抗日主張，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利益，與國民黨的政策主張形成鮮明對比。1936年英國報刊逐漸開始頻繁報道中國共產黨抗日，《每日先驅報》在4月18日報道：“面對日益高漲的反日情緒，日本不斷敦促國民政府成立中日反共戰線，如果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提議，那么他們將使中國的每一個愛國人士都團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下?！盵40]（P13）

隨著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進入關鍵時期，1936年6月《每日郵報》《泰晤士報》刊登了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透過英國報紙報道中共的抗日主張，可以看出黨為了統一戰線的形成的艱辛努力，也反映出黨不斷適應變化的局勢，調整戰略目標，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和獨立的艱苦奮斗。這在國際社會樹立了積極的形象，從而使英國乃至世界看到中國共產黨及紅軍成為抗戰的中堅力量。

（三）突破了民族地域的界限，鼓舞了人類共同的解放事業。

英國報刊對紅軍長征的報道，雖然存在立場不同、用詞不當、說法不確等問題，但仍對紅軍長征的國際傳播做出了貢獻，鼓舞了為解放事業而不斷努力的全世界各國人民。紅軍長征的報道是一份難能可貴的教育素材，使國外民眾從中認識到中國共產黨、認識到紅軍長征，從中吸取經驗。在反法西斯斗爭進行到最艱難的時刻，西班牙的年輕戰士讀到長征相關事跡后說：“中國紅軍奮斗的故事，激起了我們國民的巨大熱情”，“我們從長征中學習到了堅定的信念、英勇的精神。今天，我們也要以中國人民為榜樣，甘愿播灑熱血，為保衛我們國家的領土完整、國家獨立、捍衛自由和國際和平而努力奮斗”[37]。

六、結語

在紅軍長征時代，報紙是時效性最強的新聞媒介，是世人了解信息最重要的渠道，直接、間接地影響著讀者的觀察與判斷。當時英國報刊報道紅軍長征，不僅有來自國民黨的宣傳，也有來自像薄復禮等親歷過長征的西方傳教士的自述，或者有西方記者對紅軍長征的觀察，還有像艾德加·斯諾、海倫·斯諾等深入陜北蘇區，以自己親眼所見、親身所感而寫下的對紅軍長征的認識，他們的文章、專著或者采訪內容都是他們以第三視角對紅軍的記錄，有利于國外社會認知長征?？梢?，從國共兩黨的角度之外的外國新聞媒體視角去研究紅軍長征，不僅可以大大擴展對長征史料的收集，也將豐富和拓寬長征研究的視野和領域，推動長征研究的深化。

綜上所述，英國報刊對中國紅軍長征的報道，不僅推動了英國民眾對中國社會的了解，還影響他們對中國形象的形成與構建，更重要的是，報刊的報道還反映出英國政府如何解讀長征和對中國局勢的看法以及政策傾向，這或許是英國后來成為西方國家之中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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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ports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in British Newspapers from 1934 to 1936

WANG Chuan1，2，ZHI Ling-yan1，3

（1.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207，China;

2.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6，China;

3.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won a great victory in the long march in the 30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This historical feat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and follow-up reports of British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Reviewing the basic context of its report on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and summarizing its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it can be found that if the biased position of British newspapers，inaccurate news and improper words are excluded，its report on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has broken the news blockade of the Kuomintang to a certain extent.It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Red Army.

Key words：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British press;report;influence

（責任編輯 周子翼

）

收稿日期：2021-09-07

基金項目：

四川省社科規劃重大項目“近代以來四川涉藏革命文獻整理與集成”（SC20ZD008）;四川師范大學“雙重”培養項目。

作者簡介：

王川（1969-），男，四川樂山人，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歷史文化研究;

智凌燕（1981-），女，山西靈丘人，西南民族大學講師，四川大學2019級專門史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