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言語行為的理論特征及實踐闡釋*

劉風光 石文瑞

（大連外國語大學中國東北亞語言研究中心，大連 116044；大連外國語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大連 116044）

提 要：政治言語行為的產出和接受具有復雜性和多元性。 在述介和梳理政治言語行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探討其理論特征及實踐范式。 研究發現，政治言語行為是在政治功能導向下，由核心言語行為及其前后輔助言語行為組成的宏觀言語行為，具有多維意義構建功能；施為動詞的明示性、施為語力的雙重性以及語篇結構的程式性是政治言語行為的重要特性；政治言語行為的意義是在明示、隱義和受動取效3 個層面由政治主體與多元受眾共同闡釋的結果。 此外，政治言語行為亦受制于語用規程，進而觸發政治主體與受眾的關系聯結。

1 引言

語言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一切語言交際中都包含著言語行為，即言中有行（Austin 1962，Searle 1969）。 近年來，學界對言語行為進行深入的探討：在理論研究方面，從言語行為的分類（Ludwig 2019）、施為動詞（Searle 2001）以及施為用意（Kang et al. 2013）等方面進一步厘清其內涵；在實踐研究方面，前人主要聚焦于言語行為的跨文化對比（劉風光等2019）、變異語用（任偉2018）及其在不同機構話語中的運作模式（黃萍2014）。 以往研究對政治語境中的言語行為關注不多（周凌2019），理論研究相對零散，主要關注微觀言語行為，如道歉（Murphy 2015，劉風光等2016）、拒絕（洪崗 陳乾峰2011）、建議（Liu， Shi 2019；劉風光等2019）等言語行為的語言特征及其實現方式，卻鮮探討宏觀言語行為的施為與取效；實踐研究多囿于某一政治言語行為的特性與功能，從社會、文化等方面闡釋其動因（Liu， Shi 2019；Kádár， Zhang 2019），但很少觸及政治語境中言語行為施事所蘊涵的言語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以及不同受眾對言語行為的多元闡析。

本文重新審視言語行為理論對動態政治交際語境中宏觀言語行為的解釋力，將言語行為理論與政治交際的多層產出和多元闡釋相結合，探討政治言語行為的理論特征及實踐范式，以推動政治言語行為研究的理論化發展。

2 政治言語行為

2.1 政治言語行為的界定

語言是政治實踐的基本單位（Joseph 2006：17），政治話語是政治交流的工具，而政治話語的研究范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廣義上講，只要話語的交際主題、交際受眾或交際內容其一屬于政治領域，即屬政治話語的研究范疇（Шейгал 2000：33 -34）；狹義上講，政治話語是政府官員通過口頭或書面形式就公眾所關注的問題進行交際時產出的話語（?del 2010），包括政治家演講、政黨宣言、標語口號、宣傳材料及媒體政治性的新聞報道等（Geis 1987）。 本研究認為，狹義的政治話語范疇排除與政治話語機構性相關度不強的研究對象，在內涵與特性上更具典型性，即政治家為實現特定的政治目標，通過語言交際而行使控制權（Fetzer 2013：2）。

言語行為是研究話語交際意義與功能的基本單位。 Chilton 和Schaffner（1997）在政治話語研究中引入言語行為理論，認為該理論中的適切條件，如說話人的權威身份、所屬政治組織的地位及其語言呈現方式等，能夠解釋政治話語中的深層含義。 政治言語行為通常作為特殊對話形式得以構建和接受（丘季諾夫2013），即在政治語境中，政治主體通過對話或獨白的方式構建意義，完成發話行為，多元受眾對這一行為的政治意圖進行識解以實現意義的再構建，最終政治主體與不同主體間性的受眾在協商共建中生成言語行為意義，因而政治言語行為具有非人際性，其目的為在受眾中傳播政治信息、獲得政治認可。

因此，政治言語行為是在政治功能導向下，政治主體受體制性身份的制約于特定政治語境中以對話或獨白的方式產出的話語，是由闡述、指令、表達、承諾以及宣告等微觀言語行為所構成的具有特定政治功能的宏觀言語行為，意在實現建議、宣告、譴責、要求等政治目的。

2.2 政治言語行為的特性

本研究發現，政治言語行為具有以下特性：

2.21 施為動詞的明示性

施為動詞是說話人具體語勢的表現形式， 也是語句施為化的標志。 言語行為結構中出現動詞時， 描述相應動詞語義就是描述該言語行為本身（孫淑芳2001）。 明確的施為動詞既能夠使說話人在產出話語時完成特定的言語行為，又有助于聽話人識解話語的言外之義。 政治話語因其受眾的復雜性和高度公開化的特點，所以特定言語行為的實現多依賴明示施為動詞。 例如：

①2020 年1 月8 日，深圳市人大會議上，市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我代表市政府，向生活、工作受到影響和干擾的市民表示歉意”。

②2017 年6 月14 日，時任外交部發言人陸慷答記者問時表示，“中方堅決反對并強烈譴責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和針對平民的極端暴力行徑，支持巴方打擊恐怖勢力的努力”。

上述實例①為政治道歉言語行為，例②為政治譴責言語行為，“表示歉意”“堅決反對并強烈譴責”等均為明示施為動詞，增強道歉、譴責等言語行為的施事性。

2.22 施為語力的雙重性

施為語力的雙重性指政治言語行為在完成其言外之力指示項的同時還可實施另一類型的言語行為。 Searle（1979：IX）認為，言語行為理論中最常見的謬誤即對施為動詞與施為行為的混淆。 政治話語是政治家傳播政治信息、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 政治言語行為受語境與政治家體制性身份限制，闡述類言語行為在政治話語中呈常態化分布：雖政治話語表層具有不同類別施為語力，其深層均具有表明立場、態度等功能。 因此，政治主體發話時完成雙重施為語力：通過明示施為動詞表達指令類、宣告類等言語行為；為從特定視角進行政治活動（Gee 2000），實施表達政治身份與政治態度的闡述類言語行為。 在政治話語體制的制約下，政治主體及受眾均能夠識別其雙重語力。 例如：

③我國外交部發言人2020 年4 月13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各國疫情防控狀況時提到，“中方多次說過，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給人類帶來的嚴重威脅，國際社會只有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團結合作、攜手應對，才能戰而勝之。 各國應該超越意識形態異同，擺脫各種無端指責和猜忌，尤其是要避免將抗疫合作政治化及甩鍋推責、轉嫁矛盾的做法”。

這一回應表層具有“只有……才能……”“應該”等顯性指令類言語行為特征；同時深層也具有闡釋中國對當前國際抗疫局勢的政治立場的語力。

2.23 語篇結構的程式性

政治話語作為典型的機構話語（Шейгал 2004），具有政治語境特定的推理框架和程序。 政治言語行為的程式性主要體現在3 個方面：人稱指示語、語義形式及言語行為序列的程式性。

（1）人稱指示語的程式性。 Lyons（2000）認為，指示語是以發話人立場為中心，其形式與語境密切相關，即同一指稱在不同語境中會產生不同的意義。 人稱指示語的指代通常是明確且既定的，但在特定語境中，言語行為執行者可通過有意轉換人稱代詞達到特定的移情目的和語境效果。政治言語行為中，政治主體發話時自稱具有集體化程式，通常采用第一人稱復數或集體名詞自稱，鮮少使用第一人稱單數。 通過這一方式，政治主體強化作為政治發言人的體制性身份，而弱化個人身份，以此凸顯政治語境的交際模式與規范，同時增強政治言語行為的權威性。 例如：

④我國外交部長王毅在第56 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提到，“中方的看法是，人類社會已進入全球化時代，我們有必要擺脫東西方的劃分，超越南北方的差異，真正把這個賴以生存的星球看作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我們有必要邁過意識形態的鴻溝，包容歷史文化的不同，真正把我們這個國際社會看作是一個世界大家庭”。

例④中自稱代詞均為“中方”“我們”集體名詞或第一人稱復數，其中“中方”凸顯外交部長所代表的集體立場，而“我們”均指代整個國際社會，強化中國與其他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共同促進全球化的政治主張與情感。

（2）語義形式的程式性。 政治話語在內容呈現上具有規范性（丘季諾夫2013），政治言語行為也具有特定語義規約的實現形式。 政治主體在言語行為實施過程中，語義形式越具程式性，越容易被受眾理解和接受。 因此，政治言語行為往往具有實現其語力的語義形式，通過特定詞匯、句式以及隱喻發出表達、指令等言語行為， 如“嚴重關切”“深表遺憾”“拭目以待”“走……道路”“堅持……戰略”以及“敢于啃硬骨頭”“咬定青山不放松”等。例如：

⑤對美國暫停資助世界衛生組織這一事件，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中方對美方暫停資助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嚴重關切。 作為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領域最權威、最專業的國際機構，世衛組織在應對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發言人未通過直接、明晰的話語進行評價，而借助“嚴重關切”這一語義程式完成闡述言語行為，表明中國的立場。

⑥在浙江省委十一屆四次全會上，習近平同志提出，“為新時代浙江堅定不移沿 著‘八八戰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繼續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

這一政治指令類言語行為通過“沿著……路子走下去”“走在前列”“勇立潮頭”等隱喻實現高度程式化的語力，是政治話語的規約特征之一，通過隱喻傳達指令等言語行為更易為受眾所接受。

（3）言語行為序列的程式性。 政治言語行為是中心言語行為及與其相伴的輔助性言語行為共同構成的宏觀言語行為。 中心言語行為具有實現整體性交際意圖的語力，而輔助性言語行為實現話語序列功能，在緩和或凸顯政治言語行為言外之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例如：

⑦外交部長王毅在第53 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向與會各國提出建議，“無論在哪個時代，大國和睦，世界就能和平穩定；大國交惡，世界就會沖突動亂。 面對當今各種全球性挑戰，大國應當以人類和平發展的大局為重，攜手合作，同舟共濟，為世界各國遮風擋雨，而不能各自為政，獨善其身，甚至相互對抗。 中國歷來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我們愿與世界其他各國和平共處，真誠合作”。

在上述政治話語中，通過言外之力指示手段“應當……而不能”實現建議這一中心言語行為。同時，通過闡述類言語行為，說明當今全球形勢，作出對聽話人有利的語境鋪墊；最后通過承諾類言語行為表達中國對該建議的擁護和立場，一方面緩和政治建議本身的面子威脅（劉風光等2019），另一方面也增強政治建議的語力。 因此，政治建議言語行為前、后輔助性言語行為與中心言語行為共同構成宏觀政治建議言語行為，以實現政治建議的意圖與功能。

3 政治言語行為的實踐闡釋

3.1 政治言語行為的意義構建

政治言語行為的意義是政治主體與受眾在交互中共同生成的結果。 國家、政治家、政治媒體依據其話語角色的轉變既可以作為政治主體，也可以作為受眾；同時，公眾作為受眾，也是政治言語行為的重要參與者。 政治言語行為的意義需通過多方參與者的共同闡析實現，由政治主體和受眾協商而生成。 政治言語行為的受眾無法預判且具有異質性，持不同政治立場的受眾對政治話語參與度亦不同。 因此，政治言語行為的實現是政治主體與不同受眾共同闡析和作用的結果，超越政治話語的本體意義。

3.11 主體發出

政治主體作為政治言語行為的發出者，對政治言語行為的內容、傳播和影響具有一定的主動權。 政治交際具有意向性（Searle 1969），政治主體的話語產出是有目的的，因此除言語行為具體信息的表層呈現，還蘊含著政治立場、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意在對公眾產生潛移默化影響的深層意圖。 此外，政治言語行為的重要性和獨特性不僅體現在言語行為本身，更體現在其目的、效果等方面。 如外交部長王毅在首屆“南南人權論壇”致辭中的建議言語行為：

⑧發展中國家應當把握世界大勢，順應時代要求，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政治主體提出建議的同時，也在國際政治場合中宣揚中國的政治立場，傳遞中國的新型理念。同時，政治主體在發話時需遵守不同情境下權宜導向的行為標準體系，而這一體系與人際交往體系迥然不同。 政治主體的體制性身份、話語產出的規約方式以及特定情境等都會影響政治話語的效力（Chilton 2004）。 因此，政治言語行為的發出會受政治主體身份、政治語境以及政治交際規范等條件的制約。

3.12 受眾接受

Hall（1980）指出，受眾不僅是政治言語行為的接受者，也是政治意義的生產者，甚至是闡釋者和傳播者。 受眾是言語行為意義“編碼—解碼”過程中最重要的闡釋者，政治言語行為意義是在政治主體傳達信息和意圖的基礎上，不同受眾對特定話語意義的不同識解、消費和再構建。 不同政治立場的受眾對同一政治言語行為的理解會截然不同，甚至為佐證其立場，不惜扭曲政治事實。 如針對2020 年8 月21 日美國副總統拜登以闡述類宏觀言語行為為核心言語行為的總統競選提名演講，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在報道中評價道：

⑨Trump and his campaign have been trying for months to smear Biden as a doddering， senile 77-year-old who is being controlled by nefarious leftwing forces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But his smooth performance made those attacks now seem like an expectations-lowering miscalculation....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在報道中引用奧巴馬前競選經理普洛夫的評價：

⑩“Joe Biden gave a speech that I think 75%of Americans would largely agree with”， Plouffe said.“I think he has taken one large leap toward the Oval Office”.

而時任總統特朗普則評價道：

? In 47 years， Joe did none of the things of which he now speaks. He will never change， just words！

可見，受眾具有主體間性，政治話語雖然承載著特定的信息和意義，但話語本身不會自我言明（Gaines et al. 2007），對特定的政治話語、政治觀點，甚至既定的政治事實，不同受眾會有迥然不同的解讀。 受眾的異質性是造成政治話語多元闡釋的決定性因素，其社會文化背景、政治態度、政治立場等都會導致對特定政治話語的不同闡釋。

3.2 政治言語行為的意義闡析

3.21 取效行為導向下的政治言語行為識解

取效行為是Austin（1962）提出的言語行為3個抽象的子行為之一，是話語交際中不可或缺的概念。 政治言語行為的取效是語言呈現方式與特定交際目的之間的橋梁，能夠體現政治言語行為與現實世界之間的交互作用，由政治言語行為的內容、方式、語力等共同決定。

政治言語行為的取效體現在明示取效、隱義取效以及受動取效3 個層面上。 在明示取效層面，政治話語因其受眾的復雜性和高度公開化的特點，通常有顯性信息，受眾可以通過政治話語的表層形式識解其含義；在隱義取效層面，政治話語具有規約化、體制化特點，即受眾能夠通過言語行為呈現方式識別政治主體的施事意圖；在受動取效層面，政治話語的意義及效果是政治參與者多元闡釋的結果，不同受眾會對同一政治言語行為產生相異的判斷、解讀與情感歸屬。 因此，政治言語行為的取效在政治主體與受眾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實現，是二者合為的結果。

3.22 語用規程制約下的政治言語行為闡釋

政治言語行為的闡析受不同歷史、社會和文化體系中的交際規范和慣例，即語用規程（ritual）的制約。 語用規程是話語發出者、接受者以及其他參與者在話語實踐中對“儀式化”社會秩序的共同遵守和維護，如在特定場合中腳本語言的使用、機構化行為的實施等，能夠強化群體道德秩序、增進交際者人際和諧、激發群體成員情感歸屬等（Kádár 2017：48 -51）。

政治言語行為的程式性由政治主體和受眾在話語實踐中共同構建，是政治參與者在政治實踐中約定俗成的話語呈現和識解機制。 政治主體受體制性身份的限制，遵循既定的社會規范、政治秩序及道德標準，產出程式化的政治話語，旨在傳遞政治立場，實現交際意圖，獲得公眾的認同；受眾在上述規范及默認語義的制約下，能夠接受和理解政治話語，識別其中所含的政治意圖，甚至在政治話語中獲得身份和情感認同。

3.23 關系聯結觸發下的政治言語行為解讀

滿足受眾期待，傳遞政治價值是政治言語行為的主要目的之一。 政治主體與受眾在話語實踐中產生共鳴，即實現關系聯結（alignment）（Kádár，Zhang 2019；Liu， Shi 2019）。 關系聯結是公共話語中具有一定權威性的話語發出者為滿足公眾期待而采用特定話語方式，尋求與潛在受眾的“聯結”，這種聯結與（不）禮貌手段相伴相隨，通常十分隱蔽（劉風光 石文瑞2019），需要政治交際雙方依賴于同一歷史、文化背景的深層共識，涵蓋語言交際的整個動態過程。

在政治語境中，顯性的言語不禮貌有時是受期待、甚至有價值的（Tracy 2017：743），此類不禮貌現象是政治主體與受眾達成關系聯結的重要途徑之一。 例如：

? 2020 年1 月31 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就美方在中方抗擊疫情時發表的不友善言論答記者問時說，“患難見真情，許多國家都以不同方式表達對中國抗擊疫情的支持和幫助。 相比之下，美方的言行既不符合事實，更不合時宜。 世界衛生組織呼吁各國避免采取旅行限制，但話音未落，美國就反其道而行之，帶了一個很不好的頭，實在太不厚道”。

在直接受眾媒體記者看來這一言論只是中國立場的表達，但潛在國內受眾秉持“患難與共”“厚道處事”等信念，排斥美方這一行為，因此“反其道而行之”“帶了一個很不好的頭”等言語使華春瑩與國內受眾形成關系聯結。 關系聯結是國際政治語境中多個動態交際層面相互交織的結果，所凸顯的關系聯結層面具有語境制約性，如在政治談判語境中，政治家之間的關系聯結凸顯，而在答記者問語境下，政治家與公眾的關系聯結凸顯。

4 結束語

雖然學界已探討過不同機構語境中的言語行為，但政治言語行為在理論和實踐上有其獨特性。首先，政治言語行為由話語內涵與政治功能共同建構，政治話語的獨特性不僅體現在話語本身，而且體現在特定政治語境中政治功能的實現，而非信息本身的傳遞；其次，政治言語行為功能的實現是政治主體與受眾共同闡析的結果，其中包含著政治家的話語產出、政治媒體的識解與再傳播，以及不同受眾主體間的多元、交叉作用；再次，政治言語行為具有特定程式性模式，施為動詞的明示性、施為語力的雙重性以及語篇結構的程式性是政治言語行為成事語力的重要特性；最后，政治言語行為受語用規程的制約，言語行為的呈現方式具有規約性：具有一定權威性的政治主體遵循群體內語用規程，傳遞政治價值并觸發受眾的歸屬感，滿足政治話語潛在受眾的期待，實現關系聯結。

本研究剖析政治言語行為的理論特征，并在政治語境中深入探討言語行為的實踐模式，權作引玉之磚，旨在促進言語行為在不同語境中的理論化探討。 但政治言語行為研究所涉及的多元復雜的交際層面還有待深入挖掘，后續研究還需對政治言語行為的抽象三分、實現條件、多維語境以及其它動態交際因素加以考量，以期更全面、深入地揭示政治言語行為的內涵，為政治言語行為的理論闡釋和實踐應用提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