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正義視域中的貧困問題

高雅慈

（天津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380）

一部人類史，就是一部人類不斷地與貧困做斗爭的歷史。我國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使“三農”工作的任務重心發生了歷史性的轉移，為新時代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發展戰略提供了新的契機。當前，雖然我國已經成功地消除了絕對貧困，但是在發展中仍然存在著貧困與環境的沖突。作為環境倫理學的前沿熱點之一，環境正義致力于研究人與自然背后的深層次聯系。因此，深入探尋環境正義語境下環境與貧困的關系，既有助于我國鞏固脫貧攻堅的有機成果，為鄉村振興戰略賦能，也有助于深化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為世界提供減貧、脫貧的新路徑。

一、環境正義的起源與內涵

環境正義是環境倫理學研究的分支，它是一種以倫理學為基礎，以正義理論為切入點，以改善現實環境狀況為落腳點的現代新型倫理學。與環境主義在探究人與自然關系時，側重于從環境客體維度的出發點不同，環境正義傾向于以人為第一視角，探尋造成環境惡劣、人與自然沖突的深層次原因。

（一）環境正義的起源

環境正義原是指一場發生在美國，以現代民權運動、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為基礎的環境起義運動。20世紀80年代，雖然美國的資產階級已經積累了許多財富，但是他們的野心卻從未滿足。利用生產力的進步，他們大力發展交通運輸業以縮短航程；利用世界市場的承載力，他們加速發展制造業以擴充市場占有率。隨著野心的不斷膨脹，他們越發殘暴地壓迫和剝削底層民眾，將一批又一批高污染、高排放、高毒害的工業設備投放到低收入階層的居住地附近。資產階級視被剝削者的身體健康于不顧，美其名曰此舉是為了彌合階級沖突，為低收入家庭增加財富來源，實際上卻是傾倒垃圾廢水以保持自身居住環境的整潔干凈。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沃倫縣是這場環境正義運動的主要發起地之一。由于當地居民以非裔黑人和低收入白人為主，因此被政府設為國家垃圾填埋場，被迫接收來自州內14個地區的有害垃圾。當地居民不滿政府的惡劣行徑，自發組成人墻，封鎖運送有毒垃圾的交通通道，向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提出抗議。民眾的憤懣情緒掀開了美國政府和州政府環境政策的遮羞布，推動以抗議種族偏見為目的的環境正義運動走向世界舞臺。

當前，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快，西方發達國家在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的遮掩下，趁機轉移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產業，肆意攫取發展中國家的本土資源。與此同時，他們大肆傾銷商品，搶占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占有率，直接造成各國之間難以逾越的財富鴻溝?；诖?，關于環境正義的討論由單一走向多元，由最初的種族歧視延伸至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跨國公司對世界資源的不當索取等方面。

（二）環境正義的內涵

“環境正義”第一次被明確提及，是在1987年一本名為《必由之路：為環境正義而戰》的書中。在沃倫縣的反抗運動中，居民的顯性訴求是獲得良好的生存環境，獲得和白人同等的舒適空間。但是，這次反抗實則是對種族歧視的斗爭，是非裔黑人和低收入白人對高收入白人的抗爭。簡言之，他們希求的不僅僅是擁有環境空間上的公平，更是人權中的自由與平等。因此，在《必由之路：為環境正義而戰》中，簡·瑪麗·弗里茲（Jan Marie Fritz）以環境公平的維度為契機，為環境正義做出如下的定義，即“在環境的選址、規劃、政策與執行上針對少數民族和低收入群體與白人和高收入群體同等對待”。

沃倫縣環境正義運動的興起，引發世界各地環境學者的探討，他們紛紛從不同的維度出發，闡釋環境正義的內涵。

在法學視域中，環境正義的內核是平等，既包括環境主體在占有環境、使用環境、保護環境時的權利與義務是同等的，也包括在違背保護環境原則時受到的糾正和懲罰是平等的。此外，這里的平等也包含著代際間的平等，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在環境中不存在先到先得的誤區，他們對于環境擁有同樣平等的使用權利，也有防止環境污染和損害、盡力改善環境的責任和義務。

在倫理學視域中，環境正義被看作由環境因素所引發的社會不公正問題，其中尤為突出的是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在環境保護中遭遇的權利與義務不對等的狀況。

在社會學視域中，環境正義所追求的是人類社會在面對環境問題時，各個群體、區域、族群、民族和國家之間理應遵循所承諾的公平對等的權利與義務。

沃倫縣的環境正義運動看似是對環境污染問題的抱怨和抵制，實則是對種族歧視的斗爭和反抗。學者在洞察到人與自然之間聯系的復雜多變時，便著手從現象中抽絲剝繭地追問其背后的本質成因。雖然受學科背景的影響，各領域的學者都對環境正義的內涵展開了多元化的解讀，但是再度研讀和探尋其中的邏輯脈絡，就會清晰地發現學者的探討雖然呈現出縱橫交錯之勢，但是他們圍繞的核心問題始終是平等。這一觀點與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正義論》中平等的自由原則、機會的公平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不謀而合。他致力于探尋如何能依托后天的努力，以彌合先天產生的不平等。在書中，羅爾斯倡導“公平之正義”，提出平等是優先的原則，每個人在共同體中都擁有平等的權利。與此同時，他也提出差別原則，作為對平等原則的補充性闡釋。

當前，學術界普遍較為認可的是《倫理大辭典》中對環境正義內涵的界定，即從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闡釋其理論邏輯。其一，廣義層面的環境正義是種際正義，是指人類與自然之間所實施正義的可能性問題；其二，狹義層面的環境正義著眼于環境利益中的社會公正，這意味著所有主體的權利和義務具有同一性，人們理應擁有平等地享用環境資源、清潔環境的權利，擁有不受資源限制和不良環境傷害的權利，同時也擁有承擔環境保護的義務。

二、環境正義視域中的貧困問題

環境是影響貧困的原因之一，良好的生態環境有利于人們擺脫貧困并奔向新生活，惡劣的生態環境則會導致人們陷入低收入—臟亂污的惡性循環之中。如今，雖然我國已經成功消除了絕對貧困，但是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仍然會遇到環境與發展不協調的狀況。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和踐行綠色發展理念，提出“農業發展不僅要杜絕生態環境欠舊賬，而且要逐步還舊賬”“以綠色發展引領鄉村振興”等重要論述。環境正義是集生態學、倫理學于一體的多元化新興學科，在此基礎上探尋惡劣環境與貧困的關系問題，既有利于我國防范返貧現象的發生，也有利于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減貧、脫貧的新路徑。

（一）環境與貧困的關系

環境與貧困之間的關系不可一概而論，理應結合時代背景與當地發展的實際情況進行剖析。在原始社會，受生產力限制與自身需求匱乏的影響，自然的地位明顯高于人類，人類依靠自然環境的天然性供給簡單地維持生活。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隨著生產力的逐漸提高，人們對待自然的態度逐漸從卑微祈求到平等互利，

學者羅格納·納克斯（Ragnar Nurkse）認為貧困本身就是一種惡性循環，他將這種低收入—低儲蓄能力—低購買力—低資本—低生產率—低產出—低收入的表現稱為“貧困惡性循環論”。在經濟領域內，貧困是貶義詞；在環境領域內，貧困和惡劣環境之間仍然是貶義的惡性循環關系。前有美國沃倫縣，因居民收入偏低被選為有毒垃圾填埋場，導致居民身體健康嚴重受損，生存空間被嚴重擠壓，難以維持生計，最終導致貧困程度日益加重。后有西方發達國家，為搶占世界市場的占有份額，在工業化大生產帶來污濁空氣后，費盡心機地將發展中國家納為自己的高能耗廠房常駐地，美其名曰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就業崗位，提升工資收入。然而這種冠冕堂皇的說辭，實則是為了掩蓋其強行掠奪和占有發展中國家本土資源的惡劣行徑。

貧困和惡劣環境之間的惡性循環，折射出的是隱藏在人與自然背后的階級矛盾與利益沖突。貧困雖然不是造成環境惡化的唯一兇手，但是一個充滿貧困的不平等世界容易發生生態危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節制擴張到來之前，雖然部分村落經濟發展落后，但是村民仍然能合理地運用現有資源，保證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形成“貧困狀態可能依然不變而環境可能沒有退化”的情況。隨著工業革命進程的加速，資產階級掠奪資本的野心暴漲，他們以跨國公司為中介平臺，在世界范圍內開辟疆土，搶占市場和廉價勞動力，公然以野蠻、殘忍的手段侵占發展中國家的稀缺資源，以保護資源之名，行盜竊搶奪之實。無路可走的發展中國家為了尋求謀生空間，只得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微薄的利潤。長此以往，不僅致使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幾近透支與枯竭，民眾生活苦不堪言，也導致全球范圍內的環境污染問題層出不窮，貧富差距日益加劇。失去資源作為交換手段的民眾，在西方發達國家眼中已經喪失了被選擇的機會。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肆意壓榨后，發展中國家失去了美麗的家園，失去了獨有的資源，留下的是千瘡百孔、較之以往更為困苦的生存空間。

（二）環境與貧困遭遇困頓的原因

環境作為一種公共享有品，需要的是人人參與、人人負責的道義感，以及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道德感。隨著對環境與貧困關系問題研究的日益深化，學者逐漸意識到西方發達國家所倡導的環境倫理學與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并不相符?；厮莪h境與貧困之間產生惡性循環的原因，歸根結底是未能處理好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

（1）各地環境狀況的復雜性，導致民眾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時常常陷入困頓。例如，深層次倫理學倡導依托荒野區的建立來改善生態環境，這種做法在西方發達國家成效顯著?；囊皡^內草木的蔥蘢茂密，自然物種的不斷繁衍，既帶來了經濟效益的提升，也推動生態環境日漸優化。然而，發展中國家照搬經驗后卻沒能取得同等的結果。其原因在于西方發達國家憑借福利待遇、經濟水平等優勢，已然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為高精尖創新產業，擺脫了“以資源換美元”的束縛。對于他們而言，荒野區是世外棲息地，是茶余飯后散步的娛樂場所。但是，發展中國家眼中的荒野區卻是財富的發源地，低收入者只能依靠土生土長的資源換取金錢，這也間接導致環境與貧困的惡性循環。

（2）居民尚未樹立正確的環境保護意識，以致陷入環保與貧困的僵局之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部分低收入階層將保護環境視作富人階層的奢侈欲望與高收入階層應盡的義務。正如布萊恩·巴里（Brian Barry）所提出的：“任何正義理論的核心問題都是對于人與人之間不平等關系的辯護?！辈糠值褪杖腚A層之所以會拒絕承擔保護環境的義務和應盡的責任，是因為他們對環境缺乏熟悉感和信任感。在他們眼中，環境是富人投資建廠和聚斂財富的工具，高收入者正是通過對環境的操縱，攫取了大量的金錢。低收入者對環境的情感是矛盾的：一方面，環境是他們每日生活的棲息地，是時時刻刻都要存在于其中的最熟悉的場所；另一方面，在低收入者眼中，環境僅僅是維持自身生產生活所需的必備條件，環境的優劣與生活質量的高低并無直接聯系。簡言之，他們對環境抱有漠視的態度，漠視的深層次原因在于他們缺乏對環境的依賴感、熟悉感和滿足感。對于他們而言，環境污染的結果最多不過是換個地方謀求生存。因此，在沒有獲得同等財富時，沒有對環境產生依賴感的底層收入者自然會抗拒和高收入人群一同為污染環境擔責。久而久之，環境與貧困再度陷入惡性循環的僵局，惡化的環境導致居民流離失所，失業人口的增多又將導致貧困的進一步加劇。

三、環境正義視域中擺脫貧困的路徑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明確指出：“一個以貧窮為特點的世界將永遠擺脫不了生態的和其他的災難?！?0世紀末，環境正義運動的興起在為探尋人與自然關系提供新視角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貧困和環境之間的惡性循環。如今，在我國順利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當下，再度回顧環境正義對貧困問題的良性引導，有助于深化綠色發展理念，防范返貧現象的發生。

（一）深化黨建引領的效能制定科學的領導方式

基于我國現實狀況與環境正義理論的思考，深化黨建引領的效能是擺脫貧困的堅強保障。脫貧攻堅戰的勝利離不開黨建的引領，環境問題的改善同樣離不開黨建的引領。在智能化時代，“黨建+”模式的興起推動治理范式逐漸趨向數字化、精細化。提升黨建引領在處理人與環境關系問題時的領導力、組織力與號召力，有助于增強群眾對環境保護工作的認知力，激活群眾參與環境保護活動的自覺性與積極性。黨建主體要制定科學的引領方式，也要發揮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活力與優勢。

如何制定科學的領導方式是黨建引領的題中應有之意。例如，西方三權分立政治制度存在領導權分散的隱患。州政府和聯邦政府之間錯綜多變的關系，導致在制定和處理關乎國家命運的大事件時，部分政府機關和民眾偏聽偏信，導致無法科學地行使決定權，其造成的后果不堪設想。再度回溯沃倫縣的環境正義運動，其表面原因是種族歧視引發民眾不滿，深層次原因則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弊端。

科學的黨建引領方式要制定和發布符合人民訴求的環境政策。西方國家的統治階級以現代化的生態殖民主義取締傳統的暴力殖民主義，利用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地區的政策漏洞，肆意損耗其發展根基，致使世界范圍內貧富差距的鴻溝日益擴大。黨建主體在制定政策時應深入群眾開展調研活動，傾聽群眾的心聲，從群眾的實際訴求出發制定相應政策法規，切忌經驗主義與機會主義。與此同時，要充分發揮黨員干部的引領號召力，以人民群眾愛聽、愛看、感興趣的方式，向民眾積極宣傳科學的環境保護知識。

此外，黨建主體要發揮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活力與優勢，提升群眾的自我治理效能。在智能化時代，要發揮網格員的精細化服務優勢，由村委會和居委會牽頭，組織轄區內的群眾共同開展變廢為寶環保設計賽、垃圾分類連連看等多種形式的活動，推動群眾在體驗中增長環保知識，提升環保意識。

（二）深化綠色發展理念

當前，綠色發展理念是對可持續發展觀念的具象化，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征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理念。貧困非一日之寒，脫貧也非一春之暖。深化綠色發展理念有助于鞏固我國脫貧攻堅成果，也有助于推動生態振興平穩發展。環境正義助力中國精準扶貧方略，主要包含兩重維度：其一，人類要始終關注環境的發展狀況，尤其是慘遭人類破壞的自然環境；其二，人類應明確造成自然環境破壞的主要原因是人類自身的不良行為與惡劣行徑。

在環境正義視域中，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肆無忌憚地迫害是造成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環境正義領域的學者認為，人們應該在消除環境破壞行為的同時，確保所有人民的基本生存權及自決權。依據《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我國的精準扶貧方略主要是為了解決“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穩”五方面的問題。由于我國貧困人口基數大，因此要分五步走。

第一步是要確定扶貧對象，實施建檔立卡，做到精準識別。絕不落下一人，是中國共產黨人擲地有聲的承諾。這同時體現了環境正義所倡導的平等原則，讓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

第二步是要建立和加強扶貧領導班子，充分發揮黨組織的帶頭作用，保障弱勢群體和貧困群體平等享有基本資源的權益。

第三步是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區分扶貧類別，定向制定策略。

第四步是要按照標準穩步推進和退出扶貧行動，做到科學扶貧，不得干擾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第五步是要實施科學檢測，防范返貧現象的發生。

這五步相結合，最終目的是阻斷貧困的代際傳播。在脫貧攻堅戰中，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進程隨之加速，各種形式各異的助農活動相繼展開，人民發自內心珍惜環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美好環保愿景得到了實踐的驗證。

環境正義作為環境倫理學的前沿熱點問題，研究的重點是環境背后隱匿的深層次社會問題。在探討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時，理應厘清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如今，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與消除絕對貧困的偉大奇跡讓世界為之一振，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也為世界人民提供了減貧、脫貧的新路徑。進入21世紀，我國已出臺多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一是直接體現了黨中央對“三農”工作的關注，二是間接體現了鄉村是人民大有可為的廣闊天地。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起點，也是向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起點。環境正義理論的深化發展，一是有助于探尋和改善人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二是有助于為世界提供阻斷環境與貧困惡性循環的新思路，推動建立和諧美麗的人類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