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研究

文/馬珠屏（蘭州財經大學）

一、引言

2019年9月，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作為國家重大戰略被提出[1]。城市群協調發展是區域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中的重要戰略。目前對城市群協調發展評價研究基本上有三種類型：第一類是針對城市群子系統間關系的評價研究，國外學者于1960 年開始使用系統協調方法進行研究，主要研究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制定相應的協調發展政策。到1990 年代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系統模擬方法在協調發展定量研究中被廣泛使用，相關研究也拓展到對人口、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協調的研究。國內學者最早構建子系統間協調關系模型的是廖重斌（1996）[2]，他對珠三角的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進行了評價研究，申金山、趙瑞（2006）[3]加入子系統權重定量研究了城市復合系統的協調發展。第二類是針對城市群內城市間關系的評價研究。有些文獻以指標的絕對或相對差異考察城市群的協調發展狀況。第三類使用其他方法對城市群協調發展進行評價。如檀菲菲、陸兆華（2013）[4]利用同異反態勢排序的協調發展理論構建評價模型分析京津唐城市群2010年的協調發展狀況。尹娟等[5]（2015）運用引力模型、城市流模型、交通可達性模型、信息通達性模型構建城市群空間聯系強度綜合評價模型，結合GIS空間分析方法，對2004-2013 年滇中城市群城市空間聯系的時空演變進行了測算研究。

總的來說，國內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針對我國諸如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遼中南等各大城市群進行了廣泛的研究，而針對黃河流域城市群研究卻很少。

二、指標體系和評價模型

（一）指標體系的建立

本文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維度構建了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體系（表1）。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地方統計年鑒，如《西寧統計年鑒》《蘭州統計年鑒》等。同時還參考了各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相關數據,保證了數據的可靠性與權威性。

表1 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二）熵權法確定權重

1.指標的標準化處理

正向指標：

負向指標：

2.計算指標的比重

3.計算指標熵值

通常情況下，上式中的常數m與樣本量n有關，其中 1/lnmn= （m＞0），

可以發現各項指標的熵值H(xi)∈ [ 0,1]。

4.計算指標差異性系數

5.計算指標權重

（三）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度為物理學概念，表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設xi，yi，zi，si，ti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指標，則5個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如下：

其中，ai、bi、ci、di、ei表 示 指 標的權重，表示指標標準化后的值。

1.計算耦合度C

耦合度C的取值為C∈ [0,1]，C越接近1，表示各系統間的耦合度越大；C越接近0，耦合度越小，系統處于無序發展的狀態。

2.計算耦合協調度D

耦合協調度(或協調發展系數)D作為高質量發展水平高低的定量指標,可以反映出子系統之間相互聯系程度和協調發展的整體協同效應或貢獻水平，協調發展度模型的表達為：

耦合協調度D的取值范圍為[0,1]，D越大，表明系統協調程度越高，反之，則越低。

本文將高質量發展的協調發展狀況劃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由D的大小分為10大類，第二層由五個子系統綜合發展水平的最小值決定（表2）。

表2 黃河流域城市協調發展類型分類體系及判別標準

三、實證研究

（一）時間空間上的耦合協調度分異特點

本文選取與黃河接壤或與其地理距離上接近受其影響程度較高的城市，以黃河上游的西寧、蘭州、銀川、呼和浩特，黃河中游的太原、西安、鄭州，黃河下游的聊城、濟南、淄博、東營、青島，共12個城市作為黃河流域中心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研究對象。

圖1 2010年耦合協調度分異格局

圖2 2012年耦合協調度分異格局

從時間層面上看，黃河流域城市2010—2017年間高質量發展各子系統的耦合協調度總體呈波動上升態勢，且內部差異明顯。各城市耦合協調度小范圍波動，但總體呈上升態勢，其中僅西寧2010-2015年高質量發展體系嚴重失調，2016年和2017年轉為中度失調。近幾年黃河流域的中心城市中度失調占多，西安、鄭州、青島、濟南近3年都為輕微失調。

從空間層面上看，圖中圓點面積越大顏色越深,耦合協調度越高。上中下游梯度差異明顯，中高值區主要集中在中部和東部，“東重西輕”分布隨時間基本無變化。黃河上游西寧、蘭州、銀川和呼和浩特屬于耦合協調度低值區；中游西安和鄭州屬于高值區，太原屬于中值區；下游濟南和青島屬于高值區，聊城、淄博及東營屬于中值區。

從時間和空間兩層面上看，西安、鄭州、濟南和青島呈“四核心”發展態勢，這四個城市耦合協調度屬于高值區輕微失調類型。

（二）不同滯后類型分析及建議

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要解決發展過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困境。[6]根據近五年失調類型的最高頻率分類，黃河流域中心城市滯后類型可以分為三類。

1.高質量發展創新滯后型

包括西寧、呼和浩特、太原、鄭州、聊城五市，其中鄭州屬于輕微失調創新滯后型，其余都為中度失調創新滯后型。2017年專利數量前兩名城市為西安和青島，其專利數量分別為35558和24273件，西寧最低,為978件，西安為其36倍。黃河流域城市群創新發展差異巨大，需要發揮優秀創新城市的帶動作用。

圖3 2015年耦合協調度分異格局

圖4 2017年耦合協調度分異格局

中部地區可構建以西安和鄭州兩市為核心的創新研發中心，西安科研技術服務業從業人員數量眾多，科研院所和高校密集度為中西部第一，鄭州規上企業數和產值均為中西部第一，二者聯合產生外溢效應帶動周圍城市發展。借助以濟南為代表的東部發達實體經濟和巨大市場規模，加速推動科技創新成果的市場化轉化，推進全流域高質量發展。

2.高質量發展開放滯后型

包括蘭州、銀川、東營、淄博、濟南五市，前四者均屬中度失調開放滯后型，濟南屬于輕微失調開放滯后型。黃河流域進出口總額、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10.32%、9.32%，僅相當于長江流域的23.70%、22.48%，對外開放程度較低。黃河上游城市均處于絲綢之路圈定地區，應抓住“一帶一路”機遇，積極融入國際市場，擴大和亞歐地區的經貿合作。

首先應加強特色產品高質量走出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氣候和地形復雜多樣，農產品種類與我國互補，促進了我國農產品跨境電商的發展，寧夏枸杞、天然蜂蜜，甘肅馬鈴薯、洋蔥等已成為重要出口品。一方面銀川和蘭州應加大開放平臺的建設，通過與下游城市濟南等合作，利用黃河通道的便捷性形成協同開放；另一方面以西安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成果為基礎，提升下游農業科技水平。其次，應加強服務高質量走出去，進一步完善古絲綢之路沿線旅游合作機制，加大對交通等方面的投入，升級絲綢之路精品旅游線路。營造規范高效的投資環境，進一步疏通對外貿易渠道，將高質量投資引進來。

3.高質量發展協調滯后型

西安和青島均屬輕微失調協調滯后型。2017年城鄉人均收入差距西安為23647元，青島為16618元。推動城鄉協調發展，在農村人口進城的同時，讓留在農村的人口安居樂業，并吸引更多城市人口到農村休閑居住，增強農村活力，形成優勢互補的城鄉一體化生產生活格局。對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參與脫貧攻堅的符合國家政策和環保要求的企業以及本身設在農村的小微企業，予以重點扶持。針對性地將一些商務區、工業區布局到城郊和農村，帶動農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