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青少年極端暴力犯罪預防體系的構建與思考

張金平 趙作明

【關鍵詞】青少年 暴力極端犯罪 預防性措施 安全 【中圖分類號】C913.5 【文獻標識碼】A

一是暴力極端團伙犯罪。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政治、社會文化催生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以宣泄“個人主義”為特征的新左派運動。在國家機構鎮壓、學生的暴力反抗過程中，這一群體逐漸變得更為極端，校園暴力等青少年團伙犯罪隨之成為青少年暴力極端犯罪的主要類型。

二是暴力槍支犯罪。美國獨特的槍支文化導致青少年接觸到槍支的概率較高，手槍成為青少年犯罪的首選武器。據不完全統計，至少80%的青少年兇殺案中使用的槍支是手槍，多涉及到致命暴力案件。

三是吸毒黑幫暴力犯罪。美國毒品的肆虐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團伙犯罪。1983至1988年，曼哈頓北部的毒品黑幫制造了500多起兇殺案，其中多數仍懸而未決。青少年暴力極端犯罪在此期間愈發嚴重，在1980-1992年間增長了345%，而且幾乎都與毒品買賣相關。

四是模仿性暴力極端犯罪。暴力電子游戲等“血腥傳媒”的普遍化對青少年群體的負面影響愈發嚴重，美國醫學會等組織集體向國會呈遞的報告表明，根據近千項實驗研究可知孩童的暴力襲擊行為和暴力媒介存在著顯著關聯。青少年的意志還處于不太穩定的狀態，有模仿他人行為和事物的傾向。電影、小說、電子游戲中的暴力情節與場面使其易在現實生活中模擬虛擬的血腥暴力情節或扮演極端角色。

美國青少年嚴重暴力犯罪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達至一個高峰，在2011年后又有直驅上升的趨勢，且逐漸多元化而難以預防，呈現出一些重要特征。

邊緣地帶的地域分布特征。美國南部是青少年極端暴力犯罪最為突出的地區。貧富差距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青少年暴力極端犯罪的分布，各城市的空間分布與功能分區也對青少年暴力極端犯罪的發生具有影響。青少年犯罪大多集中在貧民帶，即處于城市中心商務區與工業、生產區域相連接的部分地區。

深受暴力亞文化渲染。暴力亞文化美化、宣揚暴力行為及暴力犯罪的價值觀念。暴力文化的輸出，導致青少年長期處在充斥著暴力亞文化渲染的環境中，逐步形成對亞文化的價值許可和認同，產生更嚴重的暴力極端犯罪或涉恐犯罪。

反社會性幫派現象嚴重。青少年幫派現象在美國是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調查顯示，這些暴力犯罪在美國的大城市和城郊縣最有可能發生，其參與數量最多的犯罪為殺人罪，其次是重傷、毒品買賣與搶劫。這些青少年幫派犯罪包含一般黑社會犯罪所不具有的腐化青少年意識形態、行為模式的特點，嚴重損害社會公共秩序。因青少年具有“向群性”，這類反社會性幫派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青少年暴力犯罪的組織性與行動性，為青少年實施暴力極端犯罪提供了惡性鋪墊。

第一，暴力文化因素的影響。一是本土社區的青少年群體成為被蠱惑的重點對象。文化價值準則的差異會引起個體在社會行為上的摩擦及矛盾，犯罪則是各類行為規范之間矛盾的集中體現。二是媒體對青少年暴力極端文化的渲染與輸入。其傳播目的在于通過渲染血腥與殺戮引發民眾的恐慌心理。隨著大數據時代信息流動不斷加速，暴力極端組織對青少年群體的宣傳模式逐漸從傳統媒體轉變為社交媒體、互聯網、公眾平臺、媒介終端、電子游戲等多種形式并存的模式，不斷適應青少年的思想生成過程，創作具有誘惑力與親和感的話語，誘使青少年步入其“天羅地網”。三是青少年對暴力極端行為的模仿。模仿作出反應是青少年的典型行為表現之一，青少年對于被模仿人的暴力極端行為或某些暴力場景缺乏清晰的認知和選擇能力；即使是無對錯的中性信息，在攻擊性暗示反復出現的情形下，青少年也極易認知為帶有攻擊性信息。在帶有攻擊性視聽資料的學習記憶被啟動時，會促使個體產生攻擊性行為與暴躁情緒，頻繁啟動“攻擊性圖式”，使其具有持續的襲擊欲望，并逐漸在人格形態中根深蒂固。

第二，學校、家庭、個人因素的影響。一是學校的低凝聚力與監管漏洞。美國學校教育否認教師思維在教學過程中的絕對權威，強調學生成長的自發、主動，這容易導致校園管理不力、凝聚力差的后果。校園內暴力幫派文化泛濫、種族歧視嚴重、槍支管控松散，這些危險因素都是青少年實施極端暴力行為的潛在導火索。二是家庭管理不善與引導失衡。美國傳統家庭結構和功能衰落，高離婚率造成青少年失去關懷和監管，是其長大后參與反社會行為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家庭的教養方式不當、極端、粗暴、過分寵溺或過分干涉的教養都會增強青少年的逆反情緒、自殺傾向及反社會人格的形成。三是周圍環境中的暴力極端傾向。在與同齡人接觸的過程中，存在人格缺陷、情感障礙的青少年會對消極信息、思想表現出更高的接受度，進而使得自身行為得到強化。青少年與周圍同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自我認知與社會適應，若其伙伴關系中存在暴力極端思想，就會轉化為難以被社會控制的青少年惡性實踐、甚至誕生青少年犯罪亞文化。

第三，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原因。一是暴力化社會環境為極端化提供了組織便利。青少年普遍缺乏面對犯罪誘惑的堅強意志，如果其精神世界及意識常被暴力、極端、色情等低俗信息包圍，會導致品質發育還未健全的青少年在反社會、反人格活動中異常頑強，這種環境為極端化組織的發展壯大帶來了便利。而美國成人世界權力的殘酷爭斗、無底線的各類媒體、不斷出現的極端個案等，都在誘發青少年暴力極端犯罪。二是嚴重的貧富差距與階級對立。資本主義經濟統籌下的分配方式證實了社會發展的規則是總有無法實現公平分配的貧富差距存在，而至今美國的貧富差異仍在不斷攀升，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青少年的貧富失衡，不同階層青少年易在同一環境中沖突不斷，導致暴力傷害事件發生。雖然貧困不會直接導致犯罪，但對富人階層的羨慕、鄙夷及極端追求物質上的優越感，會使一些青少年以實施能夠“受人矚目”的暴力犯罪行為來找尋其所謂的個人價值及存在感。三是槍支泛濫成為犯罪推手。槍支對于自我控制力不健全的青少年，無疑是定時炸彈或犯罪推手。美國青少年可以從銷售槍支的灰色、黑色市場及槍支展覽會上輕而易舉地匿名購入槍支。相較于手無寸鐵的個體，持有武器的個體在處理矛盾糾紛的情境下會更偏向于采取侵略性、暴力性的行為。

美國構建了一個由聯邦政府主導、以各級執法主體和各領域非執法主體共同參與的青少年暴力極端犯罪預防體系，這一體系在“9·11”事件后有所強化。

宏觀戰略層面。一方面，強化“執法主體”與“非執法主體”共同參與?！?·11”事件后，積極主動反擊暴力極端犯罪的策略逐漸發展為反恐怖政策的核心。美國本土反恐及預防本土暴力極端化主要包括三方面：建設政府執法能力以防治暴力極端主義發展；加強社區預防、反擊暴力極端主義的能力，并增強民眾的參與度；增強各主體對暴力極端主義媒介宣傳的反擊回避能力。預防暴力極端政策意在促進聯邦、州、地方、平民等行為體的多方信息聯動，通過多個建設主體預防單元共同反擊暴力極端主義威脅。

另一方面，明晰各主導機構職責范圍。預防暴力極端犯罪需要明晰各參與主體的分工及輔助配合的其他執行機構的具體職責。首要是強化基本社區能力建設與國家機構互動支持；其次是著力發揮聯邦政府的公效力，提高地方政府與基層社區的聯動性，明確政府職能劃分，加強政府與非政府機構關于預防暴力極端犯罪的學術支持與合作能力，并進行預防宣傳。加強國家衛生、疾控部門對罪后救助及衛生安全的研究，配合各機構更有效地進行暴力極端犯罪預防工作，整合反暴力極端主義力量。

中觀微觀層面。一是刑事司法事前介入。對于防范青少年參與、實施暴力極端犯罪的法律工作，需各組織間的配合附以司法強制才能有效控制犯罪。遵循預防至上的原則，將多種預防手段與司法強制進行有效、強硬結合，以刑事司法的不可阻抗性作政策的支撐及后盾，為“軟性”措施的實施保駕護航，也作為預防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線。家庭對于青少年的正確引導與司法教育是撫育子女的義務與責任。社區也是與刑事司法事前介入融合程度高的基層主體之一。將刑事司法介入時間點提前，更有利于對暴力極端犯罪的預防。

二是司法制度“轉向處分”預防。除了刑事司法，對青少年犯罪進行有一定限制的“轉向處分”預防策略，即對犯罪輕微的青少年不予審判或處罰，而是采取退回社會進行教育的輔助性措施，或轉交其他社會機構進行改造處理。避免將犯罪的青少年都采取訴訟形式進行治理及矯治，使犯罪青少年與司法硬性處置相隔離，以減弱刑事處罰對青少年身心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針對犯罪青少年的“轉向處置”計劃包含了多個實施主體：將犯罪青少年交由社區教化處理、交由學校處理；由法院將犯罪青少年交由非訴訟機構處理；警方機構同時也要履行協調青少年家庭糾紛、追究違法青少年責任的職責。此外，還組建森林營場、基層社區之家、青少年寄養組織、青年服務局等非政府組織為青少年提供矯治策略與預防方案，同時提供作業輔導、家庭糾紛解決等服務，以降低其進行二次犯罪的可能性。

三是加強社區吸引力，培養歸屬感，增強向心力。美國把加強基層主體能力建設作為預防青少年實施暴力極端犯罪的第一道防線?！?·11”事件后，政府逐漸意識到廣大社會力量對預防犯罪的積極作用，國土安全部成立了社區合作伙伴辦公室，目的在于與社區建立同伴關系，通過溝通對社區提供思想、政策支持。構建消息靈通、監控體系完整的社區模式，成為暴力極端主義的事前防御能力的核心。社區的具體預防措施集中在加強社區領導者對暴力極端犯罪的譴責和負面宣傳。同時，社區內采取嚴密的自我監控以抑制極端風險、提升風險意識也是一種有效手段。社區與政府聯動，對暴力極端人員及時舉報，阻止暴力極端思想在宗教場所傳播。通過強化社區建設水平，開展針對青少年的社會網絡項目、教育項目、文化節日活動及健康體育活動，幫助他們識別具有威脅的不良個體，提高其自身思想保護能力。

總之，當今世界青少年極端暴力犯罪仍是各國治理的難點和重點，需要國家、社會、家庭及青少年群體形成合力，共同應對。

（作者分別為西北政法大學反恐怖主義法學院教授、博導；西北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項目“打擊三股勢力國際合作研究”（項目編號：19BGJ084）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Bonnie Szumski， Jill Karson，How does violent media affect youth？ San Diego：Reference Point Press， 2014， p.11.

②王迪：《從暴力亞文化角度淺析青少年犯罪的成因與對策》，《哲理：論壇版》，2010年第5期。

③李相南、李志勇、張麗：《青少年社會支持與攻擊的關系：自尊、自我控制的鏈式中介作用》，《心理發展與教育》，2017年第2期。

責編/鄧楚韻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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