貶謫生涯與蘇軾的人格精神及其文學創作

馬雪蓮

（天水師范學院 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甘肅 天水 741001）

中國哲學強調主體的德行實踐，正如孔子在《論語·憲問》中所說：“有德者必有言?！盵1]164可以說，這些有價值的作品必然也隱含著作者的人格精神。孟子進而提出“知人論世”之說，作品是作者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創造出來的，它總是有意無意地承載了作者的某種情感，有所寄托和諷喻。因此，要探究作者的人格精神，勢必要還原其真實經歷，以作品為線索回到當時的社會環境和作者的思想心態中去把握。蘇軾一生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在四川讀書的少年生活；在各地任職的官場生活；在蠻荒貶謫的流放生活。嚴格來說，第三個階段的貶謫生活也屬于官場生活的范疇，因為蘇軾至死都沒有真正罷官。但由于貶謫生活在其一生中占據了大約十年的光景，在此期間，蘇軾創作了大量價值極高的文學作品，他的思想心態也逐漸成熟穩定，形成了獨特的人格精神。因此，特把貶謫生活單獨歸于一個階段。誠然，這三個階段都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和探討的方面，它們共同為蘇軾人格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養分，但其中最重要的當屬貶謫生涯。正如蘇軾在《次韻張安道讀杜詩》①本文所引蘇軾詩句均出自《蘇軾詩集》，中華書局，1982年，后文不再標注。中所言：“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辟H謫生涯是蘇軾人生中最窮苦的經歷，對于其人格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對蘇軾的研究，從宋代就已經開始，大多以其文學作品和政治思想為著眼點，從貶謫生涯出發研究其人格精神的著述和論文則相對較少，從目前學術界的成果來看，有關蘇軾與貶謫的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方面：一是以“烏臺詩案”為中心，分析蘇軾第一次遭受貶謫的原因。二是分別研究黃州、惠州和儋州三次貶謫經歷，對這三個地方進行個案研究，探討其貶謫心態。丁永懷在《蘇軾黃州活動年月表》中，對蘇軾黃州時期的文學作品做了詳細統計。陳祖美在《蘇軾謫儋時期的心態與文風》中研究了蘇軾晚年詩文中自然山水和佛教思想的關系。三是從貶謫時期的文學作品出發，研究其藝術風格的變化。謫居黃州的作品，除了清雄豪健之外，又出現了清曠簡遠之風?；葜莺唾僦輹r期，作品的題材更加瑣碎，描寫當地的民風民俗和山水風光，擴大了寫作題材。學術界對蘇軾與貶謫的相關研究呈現出地域性和片面性的特點，從整個貶謫生涯出發，研究其人格精神是一個較新的思路，有利于全面了解蘇軾的成長歷程及其人格精神的形成過程。

一、蘇軾的貶謫生涯

貶謫生涯對蘇軾影響巨大，在文學作品上，他以“東坡”為號，把宋代文學的旗幟樹立在歷史的長河中；在人格力量上，他以“坡仙”為名，把灑脫超曠的生活態度印刻在后世每一位學子的心里。

蘇軾一生遭遇過三次重大貶謫，以到達和離開貶所的時間來劃分：元豐三年（1080）二月至元豐七年（1084）四月，謫居黃州；紹圣元年（1094）十月至紹圣四年（1097）四月，謫居惠州；紹圣四年（1097）七月至元符元年（1100）六月，謫居儋州。以下從貶謫的原因、貶謫的環境和貶謫的心態三方面來概括梳理。分別從外在因素和作家主體的角度對其貶謫生涯進行分析，總結三次貶謫生涯的異同，以此來關照其人格精神形成和發展的現實環境。

元豐二年（1079）十二月，蘇軾因“烏臺詩案”責授黃州團練副使，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遇貶謫。貶謫的導火索是蘇軾任職湖州時所寫的《湖州謝上表》，策劃者主要是以李定、舒亶、何正臣為首的新黨一派，兩方力量的焦點則是宋神宗，新黨把蘇軾謗訕的對象從新政直接引向了皇帝本人?？偠灾?，“烏臺詩案”是新黨打著文字的幌子，披著政治的外衣，進行的一場鏟除異己的活動。年少成名又深受皇帝賞識的蘇軾，在詩文中對新法頗有微詞，因而成為新黨著重打壓的對象。

紹圣元年（1094）八月，蘇軾被貶惠州。這一年，一向支持蘇軾的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他一上臺便開始起用新黨人物，欲重啟變法之路。章惇、虞策、來之邵等人指責蘇軾語涉譏謗、譏斥先朝，這次貶謫比黃州之貶力度更大，朝廷數改謫命，最終把蘇軾安置在了廣東惠州。

在惠州不到三年時間，朝廷又把蘇軾貶往了更偏遠的海南儋州。紹圣四年（1097）七月，蘇軾到達儋州，貶謫的原因算是惠州之貶的加重版，蘇軾在所有遭貶的元祐大臣中被打擊得最重，也被貶得最遠?？梢?，朝廷已經徹底斷絕了蘇軾的仕途?？傊?，三次貶謫的原因都圍繞黨爭，以謗訕新法和不敬皇帝為旗號，斷章取義，羅織罪名，對蘇軾打壓的力度也是逐漸加大。

從貶謫的環境來看，謫居黃州時蘇軾的仕途并未被阻斷。據《宋史·地理志四》記載，黃州“土壤膏沃，有茶、鹽、絲帛之利，人性輕揚，善商賈，廛里饒富，多高貲之家”[2]2185，并且南臨長江，是交通要道。黃州在湖北境內，與河南接壤，可見朝廷并非要將蘇軾置于死地，蘇軾仍有被重新起用的希望。而貶謫惠州時，明顯已經離開封較遠了，空間距離逐漸拉長，背后反映出來的是皇帝和朝廷對蘇軾的疏遠?；葜莸靥幮U荒，天氣炎熱，瘴毒甚重，士人若謫于此，不易生還，每每談之色變。唐代宋之問在被貶嶺南時感嘆濕熱的天氣和惡劣的環境，寫下“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人歸”（《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詠》）。[3]643

惠州雖然蠻荒偏遠，但卻與開封和湖杭、蜀地一脈相連，但接下來朝廷又把他貶往了天涯海角的儋州。渡過瓊州海峽，就連這地脈也因一汪海水而阻斷了。關于儋州的環境，蘇軾在寫給友人的信里提道：“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保ā杜c程秀才三首》之一）[4]1294

從地理位置來看，三次貶謫之地距離政治中心越來越遠，生活條件也越來越艱苦，但蘇軾初到貶所的詩文卻大多洋溢著樂觀的基調。初到黃州時，他寫下：“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保ā冻醯近S州》）初到惠州時，他寫下：“嶺南萬戶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保ā妒露粘醯交葜荨罚┰诤Ｄ腺僦葸@個蠻荒之地，蘇軾也難免痛苦，但又會立刻進行自我疏解。他在《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這首詩中寫道：

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眇觀大瀛海，坐詠談天翁。茫茫太倉中，一米誰雌雄。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安知非群仙，鈞天宴未終。喜我歸有期，舉酒屬青童。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群龍。夢云忽變色，笑電亦改容。應怪東坡老，顏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

蘇軾受道家思想影響很深，他在詩文中總會有意無意地取典于老莊，《莊子·秋水篇》有云：“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5]330蘇軾把目光投放到整個宇宙之中，又何必在乎歸與不歸呢？然而，初到貶所的樂觀心態在切身感受到生存環境的艱難時，還是會陷入痛苦和迷茫。當然，這也是人之常情，蘇軾也必須面對柴米油鹽的瑣碎，但與常人不同的是，這其中又增添了幾分宦海沉浮的無奈和歸而不得的哀愁。于是，他謫居期間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帶有辛酸苦悶的色調，但最終都歸于樂觀曠達的主旋律之上。

二、蘇軾的貶謫生涯與其人格精神

王國維曾說：“三代以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保ā段膶W小言》）[6]17人格精神的形成總是與一個人的生平經歷息息相關，而蘇軾之所以能夠在眾多文學大家中以其人格光耀古今，自然要追溯到其特殊的人生經歷。中國文學歷來有“發憤著書”和“不平則鳴”的傳統，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就提出這一規律：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7]501

這說明了作者的生平經歷，尤其是受挫敗的經歷，對其文學創作具有重要影響。身處困厄之際，人們會對宇宙人生進行深刻地思考，從而使其人格更加堅韌和成熟。三次貶謫經歷對蘇軾的人格產生了巨大影響，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命本體和價值追求。蘇軾的人格精神具體可概括為：政治人格、友情人格、親情人格和自我人格。在政治上，他從君王走向了百姓；在交友上，他從政敵走向了知音；在親情上，他從今生走向了來世；在自我上，他從小我走向了大我。

貶謫對蘇軾最直接的影響是改變了他的政治地位，他從朝廷重臣變成了流放蠻荒的罪人，中國文人歷來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蘇軾在儒家仕宦觀念的濡染下成長起來，但在屢遭貶謫的摧殘下他也逐漸動搖。他從君王的臣子一變而為百姓真正的“父母官”，從廟堂走向了民間。從職權來看，蘇軾貶謫時期是權力最弱的時候，作為一個被看管的犯官，他不能簽署公事，但卻做了很多對百姓有利的實事。在黃州，他成立“育兒會”救濟那些被遺棄的嬰兒，在自身經濟窘迫的情況下，慷慨解囊。他深入鄉村了解百姓疾苦，用詩文記錄并公之于社會，期望能得到朝廷的關注?！叭缃耧L物那堪畫，縣吏催租夜打門?！保ā蛾惣境Ｋ睢粗礻惔寮奕D〉》）“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保ā遏~蠻子》）在惠州，他建議當地縣令林抃在水上建碓磨坊，用水力供臼磨，以堤岸護良田，大大便利了附近的百姓。他還把制作秧馬的方法教給林抃，這種先進的插秧工具極大地節省了勞動力。此外，他還采購藥材施給百姓，掩埋路邊骸骨，親自作文祭奠。蘇軾在海南興辦教育，使這個蠻荒之地燃起文明的火種。他獎勵后學，有教無類，為海南培養了第一位進士姜唐佐，他曾揮筆寫下“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予以勉勵。凡此種種，都說明了蘇軾在貶謫時期一貫秉持著儒家的濟世精神。

在歷經貶謫之后，蘇軾的目光從皇帝和廟堂移向了百姓和鄉野，打破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塑造了人生到處可“仕”的政治人格。這就為那些屢試不第而又想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提供了另外一條實現自我價值的途徑。

貶謫生涯讓蘇軾看到了人情冷暖和世態炎涼，這恰好是一次對友朋進行篩選的最佳時機。那些曾在他身居高位時圍繞左右的朋友，在他遭貶時又大都懼禍遠離，不相往來。反而是曾經的政敵王安石，在蘇軾因“烏臺詩案”九死一生時，奮力相救，這樣寬廣的胸襟讓蘇軾深受感動。后來在晚年，蘇軾由儋州遇赦北歸時，他也曾以這樣的氣度原諒了在紹圣期間將他置于死地的政敵章惇。蘇軾在貶謫生涯中重新定義了敵友，他與王安石雖然是政敵，卻因為高尚的君子人格，而引為知己。元豐七年（1084）四月，蘇軾被詔移汝州團練副使，途中專程去金陵拜訪了罷相閑居的王安石，昔日的政敵在此時化為文人間的惺惺相惜。蘇軾在《次荊公韻》中說：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王安石勸蘇軾在金陵買地卜居，結鄰終老。蘇軾也感慨這樣的相知相惜來得太遲，從前在朝堂上爭論不休，到頭來不過是一場大夢。而昔日的好友章惇卻完全相反，蘇軾被貶嶺海大多是他一手策劃。也正是這樣兩個極端的例子引發了蘇軾關于交友之道的重新審視，若不滯于物，便不會因為朋友的親近或疏遠而焦慮。這為后世的人們指出了一條與人相處之道，敵人和朋友之間，往往只是一線之隔，隨著環境的改變，所謂的敵友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因此，不必計較一時的逢迎或疏離，用寬廣的眼光去看待外物，則他人的親疏已然在觀者自我的修養中消解了。

儒家注重親情，提倡家庭和睦?？鬃釉凇墩撜Z》中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盵1]2《孟子·滕文公上》中也說：“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盵8]114在貶謫生涯中，蘇軾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了家庭的溫暖。蘇軾與蘇轍的兄弟之情，千百年來被后世津津樂道，“夜雨對床”也因打上二蘇的印記被傳為佳話。蘇軾因“烏臺詩案”下獄時，蘇轍上書皇帝陳情，“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為幸”（蘇轍《為兄軾下獄上書》）。[9]622蘇軾在獄中寫下兩首絕命詩，都是寄給蘇轍的，在《予以事系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這首詩中，他深情寫道：

圣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由此，蘇軾的親情人格從今生走向了來世。在面對死亡的巨大恐懼時，他首先想到的是弟弟，希望來生也可以結為兄弟，反映出兩人之間超越時空的深厚情誼。

除此之外，在妻子王閏之身上他也寄托了這種跨時空的情感。蘇軾在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十月，續娶王弗的堂妹王閏之。元祐八年（1093）八月，王閏之與世長辭，共陪伴蘇軾近25年，經歷過“烏臺詩案”的九死一生和謫貶黃州的艱苦歲月，蘇軾在《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寫下：

從我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我曰歸哉，行返丘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饋我田。已矣奈何，淚盡目干。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10]551

這位王夫人心性超然，不隨外物遷謫而喜悲，當蘇軾處于低谷時，她默默陪伴，毫無怨言；當蘇軾身居高位時，她守靜自持，不得意忘形。從“惟有同穴”可以明顯看出，蘇軾把對妻子的愛延續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希望死后也能相依相守。

蘇軾一生雖然受佛道思想影響很深，但他并不迷信鬼神之說，對長生與來世，總是抱著一種比較理性的態度。在《和陶讀〈山海經〉》一詩中他寫道：“金丹不可成，安期邈云海?！痹谌松鷱浟糁H，朋友勸他“著力”，以便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他回答道“著力即差”。一向理性的蘇軾，在面對親情時卻寄托在了來生這個虛無縹緲的時空里。他固然知道來生不可期、西方為幻象，可也不禁去相信在那里能重聚天倫，再續親緣。

貶謫生涯讓蘇軾開始重新審視自身與外界的關系。初入仕途是他走向外界的起點，貶謫生涯又使他從外界回歸自我。在此期間，他的“自我”也從“小我”實現了“大我”的轉變，主要表現為珍愛生命和佛道自寬兩個方面。常年的貶謫生活讓蘇軾的身體遭受了極大的折磨，但不管在何種境遇下，他都沒有放棄生命。珍愛生命這個主題一直貫穿著整個貶謫生涯。首先，體現為珍愛自己的生命，不殘害身體，并積極調養；其次，也體現為珍愛他人的生命，這從蘇軾救助棄嬰和歸葬無主遺骸就能看出。

除了身體上的關照之外，蘇軾還把目光投向了精神世界。他在《黃州安國寺記》中寫道：

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也。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兩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里翛然，無所附麗。[11]185

蘇軾雖然受佛老思想影響很深，但他只是以此作為養護生命的手段，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經時濟世的儒者。如果珍愛生命是蘇軾自我人格的第一層含義，那么一心為民，便是其自我人格的更高階段，可以說，“保身為民”是蘇軾人格從“小我”走向“大我”的具體表現。

三、蘇軾的貶謫生涯與其文學創作

貶謫生涯對蘇軾的文學作品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具體表現為作品數量眾多和風格成熟老練。宋孝宗趙昚在《蘇軾文集序》中對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干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興，貫通天人。山川風云，草木花實，千匯萬狀，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12]2385

朱弁也說：“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后，人莫能及，惟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后矣?！保ā讹L月堂詩話》）[13]106蘇轍更是感慨道：“既而謫居于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保ā锻鲂肿诱岸嗣髂怪俱憽罚9]1127

蘇軾不僅在政治上有巨大建樹，在文學上也著述頗豐，為后世留下了2700多首詩、300多首詞和4800多篇文章。王水照在《蘇軾評傳》中總結出其文學創作在數量上的規律：“貶居時期的文學作品為多，任地方官時次之，在朝時則較少?！盵14]323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貶謫讓蘇軾遠離黨爭，在思想上獲得了暫時的寧靜；第二，貶謫時期，他可以脫去政務的束縛，擁有更多屬于自己的時間；第三，平日來往的親友大多懼禍遠離，使得蘇軾又免去了許多人際交往上的繁瑣，這些都為蘇軾“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外部條件。他得以在貶謫期間專事文字之學，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情感宣泄的需要。正如他自己所說：“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保ā洞雾嵵偈庋┲杏挝骱住罚┵H謫生涯恰好為蘇軾提供了豐富的生活體驗和情感養料，他因此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且都具有極高的價值。

蘇軾謫居時期作品的風格總體來看是趨于自然平淡的。這種“自然平淡”實際上是“老練成熟”的另一層注解。正如蘇軾在《送參寥師》中所說：

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云嶺。咸酸雜眾好，中有至味永。

嘗遍塵世辛酸，歷經人間百態，離而觀之，退而思之，方能寄至味于淡泊，發纖秾于簡古。

他在寫給二郎侄的信中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盵15]203黃庭堅在讀到蘇軾謫居嶺外的文字時，也不禁感慨道：“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盵16]295蘇軾謫居時期的作品，造景清空，寓意超邁，有塵外之音，有韻外之志。

他以“莫嫌犖確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東坡》）來打發黃州的幽居；他以“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縱筆》）來戲謔嶺南的凄苦；他以“夢里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過嶺》）來消解謫居十年的幽恨。海棠、梅花等植物也成為他謫居時期反復詠嘆的對象，以此來寄托獨立不遷、高蹈出塵的幽潔人格。他在《寓居定慧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士人不知貴也》中以海棠自比：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

他在《紅梅》中以梅花自比：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馀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蘇軾在謫居時寫的一百多首和陶詩也可以很好地印證他的“平淡”?！懊Ｃ：Ｄ媳?，粗亦足生理。勸我師淵明，力薄且為己”（《和陶止酒》），他以淵明為榜樣，退居以自守。不管是在黃州躬耕東坡，還是在惠州卜居白鶴峰，抑或是在海南著書桄榔庵，都體現了蘇軾的詩格和人格已經褪去浮華，歸于平淡。他不再把自己看作一個官員，而是躬耕田野的農夫。這與陶淵明辭官歸去，迫于生計而務農是有本質區別的，蘇軾是在“粗亦足生理”的狀況下，主動參與農事的。他在《糴米》這首詩中寫道：

糴米買束薪，百物資之市。不緣耕樵得，飽食殊少味。再拜請郎君，愿受一廛地。知非笑昨夢，食力免內愧。春秧幾時花，夏稗忽已穟。悵然撫耒耜，誰復識此意！

三次貶謫，讓蘇軾對自我身份和人生價值進行了反思，他把之前的宦海浮沉當作一場大夢，謫居海南才使他真正夢醒，在“知非笑昨夢”的頓悟之后，他重新做回了一個普通人，“力耕不受眾目憐”，如果說此前的蘇軾是以一個官員的視角來關注民生，濟世達人，此刻，他已然褪去官服，把生命扎根在底層百姓之中。

貶謫生涯是蘇軾人生的低谷期，同時也是他文學作品的輝煌期，在《自題金山畫像》中他曾有過總結式的回顧：“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比钨H謫，為蘇軾建立“功業”創造了特殊的環境。一方面，他的作品風格在謫居時期逐漸成熟，思想內涵也更加超曠。另一方面，他密切關注民生，為百姓做實事，所到之處，皆能惠澤一方。在他去世后，“吳越之民，相與哭于市，其君子相與吊于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14]79蘇軾在貶謫生涯中形成的人格精神，為每一個靠近他的人提供了一種超曠的人生態度和一條實現生命價值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