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0年日本高等教育總體規劃：背景、舉措與啟示

楊天平，刁清利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教育強國”的重要任務,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是“教育強國”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國邁向知識經濟社會的重要抉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考察世界教育現狀和趨勢的報告《學會生存》中指出：“多少世紀來，教育發展一般是滯后于經濟發展的。當今，教育發展正先于經濟發展，日本就是首先成功的典型國家?！盵1]“制度先行”理念為日本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石，提供了制度保障，日本成為世界公認的高等教育強國。2018年11月26日，日本發布《2040年日本高等教育總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提出了關于面向2040年日本高等教育持續發展的戰略藍圖，標志著日本高等教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自2019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0%進入普及化階段后，我國高等教育進入著力實現從規模擴張到內涵提升的偉大歷史變革時期，且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面臨著與日本相似的經濟、社會和人口等問題。因此，全面分析《規劃》的背景、舉措等，對推進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規劃》提出的時代背景

為制定更科學合理的對策以實現日本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發展，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在政策制定之前對未來社會對人才需求的改變、18歲人口急劇下降、人口老齡化問題、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訴求等現實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調研。

(一)未來社會對人才的要求

按照目前日本學制，出生于2018年的孩子將于2040年完成大學階段的學業。到2040年，具備哪些資質和能力的人才才能支撐社會、引領社會呢？日本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組織團隊開展了“21世紀技能”課題研究，認為：“21世紀技能”由基礎力、思考力和實踐力三大部分構成。[2]基礎力指語言技能、數學技能、信息技能；思考力指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創新與創造的能力、有邏輯的批判性思維、元認知與適應性學習的能力；實踐力指自律的活動、人際關系的形成、參與社會、為可持續的未來負責?？梢钥闯?，這些以基礎性普遍知識理解和運用為核心的能力被認為是永遠不會過時的、具有普遍適應性的個人能力。

但是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機器人等尖端技術充分引入所有產業和社會生活，在未來的信息社會中，除了具備普遍性的基礎知識和技能之外，還需要具備數理、數據科學等基礎素養以及正確處理大量數據、創造新價值的能力；[3]不僅在專業領域要有專業性，還要求在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基礎上廣泛學習，在保持高度公共性和倫理性學養的同時，順應時代變化，積極投身社會，支持社會發展，引領社會前行。[4]簡言之，未來需要的是能夠充分思考、創新并執行人工智能所無法完成的，真正由人來完成任務的人才。

(二)18歲人口數量的急劇下降

低生育率導致少子化現象，少子化導致18歲人口數量下降，最終造成高校生源危機。當總和生育率(TFR)不斷下降，并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時，便出現少子化現象。1974年起，日本總和生育率為2.05，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11，步入少子化時代。[5]1995年，日本總和生育率首次跌破1.5，降至1.42，進入“超少子化”階段。從此，日本總和生育率進一步走低，2005年降至1.26，創日本戰后最低水平，2020年為1.34。從新生兒數量的角度看，2016年日本新生兒數量跌破100萬人大關后逐年下降，2017年為94.6萬人，2018年為91.8萬人，2019年為86.52萬人，2020年為84.83萬人，是自1899年有統計以來的歷史新低。[6]

高等教育機構的主要招生對象是18歲人口，18歲人口減少引發高校生源危機。尤其是像日本這樣一個私立大學承擔著約80%本科教育的國家，生源危機給私立大學的存活與發展帶來巨大的隱憂。[7]二戰后，日本18歲人口數量持續增長，1966年達到高峰，約為249萬人，之后逐漸下降。1992年出現第二個小高峰，約205萬人，之后一直處于下降狀態。[8]2000年降為150萬人，2009年降為120萬人，2018年已減少至118萬人。今后將持續減少，到2040年將減少至88萬人，相當于目前人數的70%左右。由于生源的進一步減少，如果政府不采取相應的政策，保守估計面臨淘汰的高校數將達到150所，引發一場浩大的大學倒閉潮。[9]

(三)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更加突出

2016年，日本男性平均壽命80.98歲，女性平均壽命達87.14歲，連續20多年排名世界第一。據統計預測，在日本，2007年出生的孩子活到107歲的概率為50%。[10]按照國際通用指標：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7%，屬于老齡化社會；占比達到14%，屬于老齡社會；達到或超過21%，就是超老齡社會。日本于1970年步入老齡化社會，1995年步入老齡社會，2005年步入超老齡社會。[11]據日本內閣府統計表明，截至2017年10月，日本65歲以上人口為3515.2萬人，占總人口比重27.7%，預計今后還會上升，到2025年可達30.0%，2040年達35.3%。[12]

人口老齡化的縱深發展，加重了日本的財政負擔，影響著人民的消費需求。一方面給日本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障礙，另一方面又給面對生源危機的高等教育帶來新的發展契機。日本政府提出，要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積極發展高質量的回流教育，讓各年齡層的人都可入學，從而為其漫長人生提供轉換事業跑道的機會。2017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成立“人生100年時代構想推進室”，提出“健康壽命”和“終身在崗”的概念，倡導長命百歲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就是“活到老，學到老”，鼓勵人民不斷進修。[13]這一倡導既為18歲人口減少所帶來的生源困境尋找出路，又著眼于公民素養和勞動力技能素質的提高，化解老齡化危機。

(四)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訴求

首先，日本依靠教育的力量創造了人才和知識財富，贏得了活躍于世界舞臺上的機會。作為“課題發達國家”，迫切需要在今后世界各國將面臨的各種挑戰，如少子老齡化、環境問題和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等問題上提出應對措施；在社會日趨成熟的過程中，用“知識”來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將已有的知識進行匯總、組合從而創造出新價值，成為“新知識”等。而這一切的基礎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其使命不僅是支持日本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也要為解決世界面臨的挑戰作出貢獻。

其次，在世界范圍內的高等教育中，由于互聯網的發展，出現了像MOOC這樣的線上教育，教育機會的提供從國內拓展到鄰國地區，再到高等教育尚未完善的地區。教育機會的提供向多樣化、廣泛化發展?；谶@些變化，未來高等教育系統將步入一個超越國家和地域的、開放的時代，將面臨更多的機遇與挑戰。

最后，受世界大學排名等的影響和激化，跨國大學間的競爭正在發展成為國家間的競爭；另一方面，隨著信息通信技術的進步，過去相互獨立的，或者說是孤立、對立地發展起來的各個社會部門與其他社會部門間的參與和合作也變得不可或缺。大學也不例外，以大學間的國際合作、高等教育系統的協同為基礎，高等教育的國際合作也在進一步發展。人類面臨的挑戰已經超越了國界，為了不斷創造并發展人類普遍的價值，維持和發展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質量是必要的。國內外各個機構之間不僅僅是競爭關系，而更應該協同應對面臨的課題和挑戰，把重點放在通過人力、物力資源的共享以實現“共創”“協創”上，這種協同有助于構筑各國間的穩定關系。

二、《規劃》的舉措

面對上述背景，《規劃》從轉換高等教育模式、改革高等教育體制、重構質量保證體系、調整高等教育規模和結構、改善高等教育機構職能以及擴大高等教育經費來源六個方面提出應對舉措，明確高等教育今后的發展方向，對未來高等教育進行總體規劃。

(一)轉換高等教育模式——以學習者為中心

為培養與未來社會需求相適應的人才，《規劃》提出，要建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新的高等教育模式，并提出高等教育要向“使每個人的潛能得到最大化延伸的教育”發展，從“教什么”向“學什么，學到了什么”轉變。要全盤考慮整個學位課程的培養方案、教學計劃以及學習者的基礎能力水平和心智發展過程，著意建立一個提高學習者自主學習質量的系統，以進一步拓寬學生視野，提高學生能力。

在教育課程編制方面，要致力于教給學習者對未來生產生活和社會發展起到積極作用的系統性的知識內容。在教學方式方面，要充分引入現代化先進的信息通信技術，開展各類慕課、微課、網課等小班化課程教學，逐漸淘汰大規模的教室授課，打破傳統教學時間和地點限制，滿足不同學習者的需求。推進有效運用信息通信技術的教育，促進學生主動學習，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在學業評價方面，要改變升學、畢業、結業等一條龍的傳統評價方式，以可視化的方式呈現個人學業完成情況，更真切地評價學習者的學習。在組織機構方面，要建立靈活多樣的學習組織，增強流動性與靈活性，以便學習者進行持續性的終身學習。在教育資源方面，積極拓展校外資源，實現校內外資源共有化，為學習者提供更多學習實踐機會。

(二)改革高等教育體制 ——保障多樣性和靈活性

第一，多樣化的學生和教師。為應對未來人口少子老齡化的沖擊，創建一個可以讓擁有不同價值觀和背景文化的學生相互刺激和交流切磋的校園，提出一個本國學生、留學生和在職學生可以共同學習的教育體制是很重要的?！兑巹潯诽岢鲆蚱埔?8歲本國學生為主要招收對象的舊模式，積極接納社會人士和留學生，推進體制轉換，建設擁有“多元價值觀的校園”。建立從學習者角度出發的與產業界、地方公共組織密切合作的回流教育體制。構筑發布日本教育信息的海外據點，積極吸收優秀的留學生并促進外國高材生在日本扎根。[14]教師方面，從實干家和多樣化教育研究的觀點出發，活用校外資源，建立包括引進實業家、年輕學者、女性及外籍人員等多元化的教師聘用制度。同時，突破高校內外及其院系、部門之間的組織界限，促進教師的流動。

第二，靈活多樣的教育機制和治理機制。各大學突破院系、研究部等的組織界限，建立迅速靈活的機制。首先，建立泛領域跨文理的教育機制，在專業教育上也要探求更廣泛的、深層次的教育，在大幅增加專業知識組合數量的基礎上，靈活運用主修輔修制度等，擴大學生的學習范圍。其次，完善高校間的學分互換制度，實現不同高校教育資源有效共享。治理機制方面，在國立大學引進“多所大學同一法人制度”，以促進大學間的合作與整合；構建跨越國(立)、公(立)、私(立)高校之間的合作機制，推進各自的功能分擔和協作；促進校外理事的錄用，發揮其在獲取外部資金和地方支持等方面的作用。

(三)重構學習質量保證體系——保證高等教育質量和信息公開

高等教育普及化對高等教育質量提出了不同的要求。[15]為提高高等教育質量，《規劃》提出，大學應率先采取措施，在校內全面推進質量保證。要在校長的領導下制定畢業認證和學位授予的方針、教育課程制定和實施的方針、招生的方針，開展基于三個方針的系統的、有組織的大學教育。[16]同時，應根據學位授予課程的共識和標準來檢查、評價教育成果，不斷采取完善措施，并根據時代和科技的發展靈活高效地運用各種改革方式。在確定教學管理機制時，學校要正確掌握、測定、公布有關學生學習成果的信息和全校教育成果的有關信息，并適當地靈活運用于教育活動的重新評估、企業招聘、社會監督等方面。[17]《規劃》明確提出，不認真致力于教育質量的保證和信息公布的大學，將受到社會的嚴厲批評，其結果是有可能導致學校被撤銷。

其次，要修訂1956年的高校質量標準，改善質量保障體系?！兑巹潯诽岢?，1956年制定的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相關制度，是由大學建立時的建校質量保證和針對建校后教育研究活動的各種大學評價的質量保證組合而成的，雖然高等教育的質量得到了保證，但是此標準的部分內容已經不符合現狀，需基于時代的變化和信息技術、高等教育的進展等制定新的標準。[18]在認證評估方面，評估的范圍不僅以新成立的大學為對象，還包括現有大學在內的所有大學，要從保證日本高等教育整體質量的觀點出發進行評估。

(四)調整高等教育規模和結構功能——基于18歲人口減少的狀況

日本高等教育的結構分為國立、公立和私立三種形式，不同的院校在不同的時期發揮著不同的作用。[19]到2040年，日本18歲人口的數量僅為當前的80%?；?8歲人口減少的狀況，各高等院校若想繼續維持當前的規模，不僅需要打破“18歲中心主義”，推進延伸學生可能性的教育改革，積極接收社會人士和留學生，還需要控制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調整高等教育的結構與功能。[20]同時，各種形式高等教育在強化“特色”和“優勢”的基礎上，應尋找共同點，加強國、公、私三者之間的合作與交流，形成國、公、私大學綜合系統，重新構筑高等教育的理想狀態，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的發展進步。[21]

面向2040年，國立大學除了繼續發揮其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基本功能之外，還要在回流教育和留學生交流、產學合作和國際發展、教師工作網絡的合作等方面發揮積極的、先導性的作用。公立大學需要進一步加強各種教育、研究和社會貢獻功能，包括對各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進步發展的貢獻，以及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如實現教育機會均等，提高地區高等教育整體實力。私立高校吸納了全國80%的本科生，但已有40%的學校無法招滿學生。應根據各自的“建校精神”，繼續提供多樣化的教育，加強經營管理，朝著支撐日本高等教育核心基礎的方向推進改革。同時，招生不足和有赤字的大學不能無條件被救助。

(五)改進高等教育機構職能——提供多樣化的教育

日本高等院校大致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主要是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和專門學校，第二層是四年制大學，第三層是研究生院。[22]由于學界對第二層的討論比較多，《規劃》主要針對第一層和第三層院校的職能改進和提供多樣化的教育提出了意見。在第一層級中，短期大學要在確保地方升學和女性教育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的基礎上，充分利用短期和地區資源等優勢，開展包括對高齡者在內的社會人的回流教育；高等專門學校要通過推進國際化等方式來培養具備理論知識、有較強實踐能力和專業技能，且能應對變化、創造新價值的人才；專門學校要通過產學合作來強化職業教育功能，積極接收留學生，開展回流教育。[23]

在第三層級中，研究生院以培養在知識集約型社會中引領知識生產、價值創造的高級人才為中心，既要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和開發能力的優秀研究者，又要培養具有高度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職業人才；既要培養兼備教育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大學教師，還要培養具有高度知識素養的人才。[24]面向2040年，各研究生院在履行四個人才培養功能的同時，要進一步明確人才培養的目的，從“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開始，依次明確設定“教育課程制定與實施方針”“接納入學者的方針”，切實對照落實這三個方針，提高教育質量。此外，有必要提高各高等院校之間轉學、編入學等方面的銜接流動性，實現更加多樣的教育路徑。

(六)擴大高等教育經費來源——加強成本可視化制度建設

《規劃》指出，高等教育經費投入應該是多渠道的，在確保國家公共財政支持的同時，應強化民間投資、社會捐贈以及個人負擔的支援。一方面，雖然公共財政和社會保障對高等教育支出的比重高，但由于少子老齡化導致生產力下降，國家稅收處于較低水平，政府整體財政收支狀況甚至比OECD國家糟糕，但高等教育作為對后世的投資，國家依然必須確保公共財政支援。另一方面，為了確保穩定的經濟來源，高校也不能僅僅依賴于公共性支援，而應以自己高度積累的知識資產吸引來自民營企業、地方公共團體和個人的捐贈和投資，使資金來源更加多樣化，建立新的資金循環機制。

同時，對于高等教育的投資，無論是國家的還是地方政府的，或是社會的與個人的，站在國民和投資者的角度，他們有權利要求高等院校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功能得到最有效的發揮，并對這些功能有效發揮進行評價和檢驗。因此，國、公、私大學以及各類型大學有必要公開學校的教育成本和資金運行狀況，實現學校經營的可視化。[25]具體而言，就是各高等院校有義務向社會公開在學生教育上的花費成本，展示高等教育整體的社會效果和經濟效果，并靈活運用這些結果來改善大學的經營活動，使其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

三、《規劃》對我國高等教育的啟示

概言之，《規劃》不僅詮釋了日本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動因，指明了日本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方向，而且也提出了日本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戰略重點及其重要舉措。當前及未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與日本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問題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規劃》對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具有借鑒意義。

(一)根據未來人口少子老齡化的趨勢，建構協作互補完善的高等教育系統

面對少子老齡化問題，日本采取改革高等教育體制、調整高等教育規模和結構功能等措施加以應對。我國未來高等教育發展也將面臨同樣的問題，甚至更為嚴重。我國從1978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到2013年的單獨二孩政策、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再到2021年的全面三孩政策，生育政策逐漸放寬，但出生的人口不增反降。2016年由于政策推動，新生人口呈增長趨勢，達到1,786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2.95‰，總和生育率為1.62，遠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還低于1.67的發達國家水平。[26]2020年出生人口為1,200萬人，為該數據統計以來最低值，出生率創新低8.52‰，總和生育率為1.3，低于國際社會公認的“低生育率陷阱”1.5的警戒線。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與社會的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和醫療水平不斷提高，我國人口平均壽命逐年延長。2001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進入老齡化社會。2020年增加為13.5%，正快速逼近14%，進入老齡社會。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面臨著“未富先老”“未備先老”的雙重挑戰，未來形勢更加嚴峻。作為社會發展動力站的高等教育，如何借鑒日本的做法，未雨綢繆，科學規劃，采取適當舉措，設計好高等教育的數量與規模，協調好高等教育的層次結構、科類結構、形式結構與布局結構，從而構建一個適應未來經濟社會和人口發展的、協作互補完善的高等教育系統，是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重大戰略命題。

(二)根據未來社會對人才培養的要求，建構學習者為中心的高等教育模式

為培養與未來社會需求相適應的人才，日本提出構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新的高等教育模式。目前，我國大學的課堂與講臺，仍以教師講授為主，課程模式單一，評價方式單一。正如威廉·馮·洪堡提出的大學與學校的根本區別在于面對的是尚待解決的問題還是既有知識。[27]因此，如何從以教師、課堂和書本為中心的傳統教學模式向“使每個人的潛能得到最大化延伸教育”的模式轉變，如何從以學習知識為中心轉化為以學習者學習力的提升為中心，進而構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高等教育模式，實現教育教學范式的轉變，同樣是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重大問題。

第一，應從學校頂層設計上如辦學目標、辦學使命、辦學愿景等方面進行變革，構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組織和校園文化，建設學習共同體。第二，應從教育課程編制、教學方式、組織機構、教育資源等多方面進行改革，踐行學習者主體的課堂教學模式。教師要從教學的控制者變為學生學習與發展的引導者、促進者與幫助者；學生參與學習目標的構建，積極主動地參與教學過程，聚精會神于學習過程中復雜問題的解決，學會管理自己的學習。第三，應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拓展學生的學習視野和方式，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生的學習潛力，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第四，應實施基于學生學習質量證據的學業評價與反饋，讓學生及時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及時調整自己的學習狀態。

(三)根據未來價值觀多元校園的特征，建構靈活性多樣化的高等教育機制

根據價值觀多元校園的特征和要求，日本提出未來高校應擁有多樣化的學生和教師、形成多樣化的教育體制和治理機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獲得空前發展，但招生對象主要還是18—22歲的本國適齡人口，外國留學生和社會人士相對較少。高校教師隊伍建設還處在超穩定、封閉式、內循環的狀態，校外資源利用較少。在學生培養方面，跨院系、跨學科、跨部門、跨學校等靈活多樣的教育培養體制有待完善。在學校管理方面，教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學術委員會制度、基層學術組織制度等仍局限于校內治理，社會資源利用較少。

如何建設多元價值觀的大學校園及其靈活多樣的教育體制機制？第一，應根據大眾化走向普及化時代高等教育的特征和需求，跳出“18歲中心主義”的陷阱，即突破以18歲入學的學生為中心的招生培養機制，大力發展回流教育和留學生教育，逐步擴大并不斷豐富學生來源和渠道。第二，應擺脫“自主主義”的束縛，即突破高校教師“以學內出身者為中心”的傳統模式，從科研院所、政府部門、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國內外各行各業招聘學歷高和經驗豐富的人才任職從教，不斷充實和豐富教師隊伍。第三，應進一步突破學校、院系、學科之間的界限，完善跨學科、跨領域、跨國界的學生培養制度，滿足學生多樣化的學習需求。第四，應主動吸納社會力量參與學校治理，通過設置校外理事等舉措加強社會對高校管理的介入和監督，形成校內外結合、靈活多樣的治理機制。

(四)根據未來內涵式發展道路的選擇，建構高等教育開放的質量保證體系

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以后，日本要求各高校采取措施，全面推進校內的質量保證，并根據時代特點修訂1956年制定的高校質量標準。在我國，隨著高等教育從外延擴張向內涵發展的轉變，改革的重心逐漸轉移到質量保障上來，質量建設成為高等教育改革發展重大的時代主題，現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質量標準、質量評價、質量保障、質量監督和質量管理體系。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更應加速推進質量保障體系建設，促進高等教育的內涵式發展。政府要從傳統的管理思維中解放出來，將競爭當作一種潛在的質量保障機制，將競爭機制引入高校質量管理，創新高等教育質量的市場競爭環境。

從學校層面來看，要建立公開透明、可視化的教育教學質量保障機制。一方面，應準確把握學生學習過程和學習成果的相關信息，并對教師的教育活動和學生的學習活動進行檢查和評估，及時向學生反饋和公開評估結果。同時，應及時將學校整體的教育工作、教學過程和成果以及學校管理和運營的情況向社會公開，接受國家、政府和社會的監督，接受學生和家長的監督。另一方面，應積極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學校質量管理，成立專業的第三方組織，對高校的教學、科研、社會服務以及經營管理等與質量相關的指標進行評估，并向社會公布評估結果，進而構建公正開放的高等教育質量保證體系，促進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

(五)根據未來多渠道籌措資金的思路，完善經費多元和成本可視化的制度

為確保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日本提出在確保公共財政支援的同時，還要求強化民間投資、社會捐贈以及個人負擔等經費支援，并要求國、公、私各類大學向學生和社會公開教育成本。長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主要依賴政府的財政投入，其他途徑的經費投入很少。因此，應進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為主、多渠道籌資融資的教育經費投入制度。應充分調動社會力量辦學的積極性，大力培育捐贈文化，完善捐贈制度。比如，政府可以按照相應的比例對高校獲得的社會捐贈和投資提供配套支持等，還可以采取其他辦法和多種措施來激發民間投資辦學的活力，從而為高等教育的改革發展注入新的經濟動力源泉。

此外，應加強高等院校的成本管理，通過對教育活動中所發生的各類消耗進行預測、計劃、核算、控制和考核等系列性活動，謀求降低辦學成本,減少不合理支出,以最少的教育耗費培養出最佳數量和質量的高等人才。同時，要加強教育成本管理的開放化和透明度，建立高等教育成本管理的可視化機制。要對高等學校在教育活動過程中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所耗費的各類資源，包括人力成本、物力成本、財力成本、機會成本和無形資產成本等五大要素，進行全過程的精細化管理，并適時向師生和社會公開管理過程和結果,以進一步提高教育投資的效率和效益，增強學校的綜合實力和核心競爭力。

綜上所述，日本對未來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背景的分析及其所采取的戰略舉措，無疑對我國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具有諸多啟迪意義。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已進入新時代，我們必須根據《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的總體部署，對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進行科學擘畫、超前布局，以更高遠的歷史站位、更寬廣的國際視野和更深邃的戰略眼光加快推進高等教育現代化與高等教育強國建設，推動我國高等教育不斷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