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研究

黃海清 魏航

作者簡介： 黃海清（1975—），男，江蘇盱眙人，高級經濟師，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業戰略創新、大數據、金融科技;魏 航（1976—），男，浙江紹興人，博士，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運營管理、供應鏈管理。

摘 要：以我國2010-2019年34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為基礎，實證探索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關聯產業發展水平與原始技術創新水平三類要素給我國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升級所帶來的作用方向與影響程度。研究發現：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關聯產業發展水平以及原始技術創新水平均對我國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其中，原始技術創新水平對我國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程度最大。因此，我國應重點優化高技術企業的原始技術創新產業布局、持續提升原始技術創新投入產出效率，實現以原始技術創新為先導的高技術企業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的協同升級。

關鍵詞： 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

中圖分類號：F832;F27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22）01-0123-08

一、前言及文獻回顧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大力推動高技術產業的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其中將加快發展高技術經濟，推動實體經濟與網絡經濟的深度融合發展，加快以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前沿信息技術在高技術產業中的應用，不斷通過產融結合等方式，大力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使我國傳統的裝備制造行業加速朝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發展，是我國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產業結構調整的戰略重心與發展趨向[1]。由此可見，著力推動高技術產業發展質量與發展規模已經成為我國深入踐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抓手[2]。我國工信部與發改委于2020年初所發布的全國數字經濟發展和就業相關的統計報告指出，截至2019年底，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規模已經超過28萬億元，其中高技術產業對于GDP的貢獻度已經攀升至40%?？梢?，高技術產業已經成為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新動能[3]。更為重要的是，隨著高技術產業對我國GDP的貢獻度的持續提高，甚至超越了以英美發達國家為代表的高技術產業強國，因此，高技術產業對于我國國民經濟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促進作用[4]。需要看到的是，我國傳統的高技術企業一直以來很難擺脫對于人力資源和資金的過度依賴。特別是隨著消費升級時代的到來，我國涌現出了大量基于電商運營思維的高技術企業，而此類高技術企業的商業模式仍然難以脫離對于成本和規模的路徑依賴，而且普遍存在著商業模式固化、技術創新滯后、流程創新僵化以及產品創新投入產出效率低等突出的問題[5-9]。因此，隨著企業客戶需求不斷朝小批量、個性化、定制化的方向發展，高技術企業亟需轉變自身的商業模式，從傳統的規?；?、標準化朝個性化、智能化方向轉型[10-14]。在此背景下，我國高技術企業更加應該充分利用我國當前改革創新的戰略契機，充分地享受數字化轉型所帶來的規模經濟紅利，使我國高技術企業的產業結構與核心競爭優勢能夠實現雙向增益[15-18]。

另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2010-2019年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增速實現了連年增加。其中以技術高端、價值鏈高端與產業鏈高端為代表的核心產業的總產值年均增幅超過5%，其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更是超過10%，因此我國多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均將大力培育以高技術基礎設施、高技術關聯產業與原始技術創新為代表的高技術企業發展動能。特別是在我國各省、市、自治區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支持下，高技術企業創新能力的發展勢頭更為迅猛，基于網絡經濟的新業態和新型商業模式不斷地迭代和創新[7]。如何有效地整合高技術基礎設施、高技術關聯產業與原始技術創新和傳統制造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之間的深度滲透和融合，幫助高技術產業在網絡經濟的大環境下，實現協同創新與轉型升級，已經成為當前學術界與實務界最為關注的焦點問題。本文正是基于這一現實考慮，以我國2010-2019年34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為基礎，重點分析高技術基礎設施、高技術關聯產業與原始技術創新給我國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升級所帶來的影響，重點探索在現階段市場競爭環境下，影響我國高技術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因素和機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高技術基礎設施建設與高技術企業

高技術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交通運輸層面的高技術基礎設施，能源層面的基礎設施與通信信息層面的基礎設施，高技術產業的基礎設施與我國高技術企業之間的產業經濟增長具有天然的關系?？梢哉f，健全完備的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是我國高技術企業塑造核心競爭優勢的重要前置條件。特別是隨著新基建投入規模與投入質量的不斷提高，不僅將大大提高我國高技術企業中生產要素的相互協調水平，極大地促進高技術企業中生產資源、人力資源及其他有形及無形資源的投入產出效率，而且能夠顯著地推動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主要包括在通信信息網絡等層面的5G網絡、產業互聯網和ICT基礎設施，以及發展新經濟所需要的物理層面的技術基礎設施，包括智能互聯網、智能高速傳感器以及其他尖端技術硬件。另外還包括發展高技術產業所必備的智能加工設備、移動互聯網以及通信基站、物聯網等尖端通信設備 [19]。

從客戶的角度來看，不斷完善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有效地降低客戶搜尋和交易成本，有助于高技術企業充分地識別客戶的定制化與個性化需求并構建用戶需求畫像，能夠促進高技術企業提供以客戶需求為中心的產品服務。另外，就高技術企業而言，不斷地完善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建設能夠促進企業提高運營管理的邊際生產效率。更為重要的是，從產業層面來看，當前我國高技術企業呈現出非常顯著的空間集聚特征及形成大量的產業集群，通過發揮高技術企業的產業集聚優勢來促進我國高技術企業形成廣泛的規模經濟。另外，創新擴散理論指出，知識外溢是形成產業集聚的一個重要動因。但由于知識外溢受到空間距離的顯著制約，并且表現出隨著空間距離的增加而衰減的特點，但是當高技術企業具備健全完備的高技術產業的基礎設施網絡之后，便會充分地縮短產業空間集聚的物理距離，有效地實現信息的實時傳遞，進而為高技術企業在空間集聚與產業集群提供重要的技術保障和物力保障?；诖?，提出第一個假設：

H1 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水平對于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二）高技術關聯產業與高技術企業

根據我國最新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高技術關聯產業具體可以分為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性物流業與生產性輔助行業三大類型。其中生產性服務業是當前我國數字化程度最高、市場占有率最高以及用戶關注程度最高的一類高技術關聯產業。即通過利用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現代化信息技術，對現有的高技術企業運營管理信息進行高精度的搜集、加工與整理，并最終以生產性服務產品的形式提供給客戶。特別是隨著以智能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的不斷創新與深入應用，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代表的高技術關聯產業與高技術之間的關聯性越來越緊密，且彼此間的互動程度也越來越強，并且逐漸呈現出深度融合的發展趨勢[20]。在高技術企業內部，生產性物流業的突出作用在于技術方案的實現，即通過構建物流管理與生產運作流程管理的智能化平臺，來不斷地提高高技術企業生產、制造、管理等方面的協同效率，進而幫助企業有效地降低生產制造成本與客戶關系管理成本以及提高投入產出效率，從而極大地縮短企業產品的物流管理生命周期，提高企業的智能化管理與生產效率，并且最大化滿足客戶的定制化、個性化、靶向化需求。例如當前我國較多的以智能制造為代表的高技術企業通過構建以ERP為代表的柔性化物流管理信息系統，來提高企業物流管理的反應程度。在產業層面，隨著高技術企業之間的深度融合，高技術關聯產業不斷地朝高技術企業中的生產制造與管理方面持續滲透，并且通過發揮高技術企業之間的協同創新優勢，實現了高技術企業之間的聯動耦合發展，進而推動了高技術企業朝智能制造方向轉型。據此，提出第二個假設：

H2 高技術關聯產業發展水平對于推動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三）原始技術創新與高技術企業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原始技術不僅是智能制造的核心，更是推動我國高技術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引擎。更為重要的是，高技術企業的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原始技術創新的支撐。杜傳忠和陳維宣（2019）總結了過去數十年間高技術企業發展的軌跡后發現，ICT技術是高技術企業發展的內核，ICT技術能夠有效地拉近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距離，并且極大地推動尖端技術科研創新水平的提高。另外，從高技術企業經營發展的外部環境來看，隨著數字技術的持續創新，其能夠極大地拓展高技術企業獲取前沿技術知識的深度和廣度，并且極大地降低高技術企業進行生產創新、管理創新等方面的搜索成本與交易成本，進而極大地提高高技術企業的信息數據采集效率[21]。對于高技術企業內部運營而言，以智能ERP為代表的尖端信息技術的深度應用，不僅極大地提高了高技術企業內運營溝通的效率，有力地促進了高技術企業中不同部門之間的溝通和管理，同時也大大縮短了高技術企業產品投入產出的生命周期[22]。從高技術企業內部生產層面來看，原始技術突出表現在高技術產業結構框架中的物理層，特別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原始技術創新的迭代速率不斷提高，數以萬計的智能化傳感器與智能終端正在成為高技術企業實現技術創新的重要載體和支撐：其不僅每時每刻都在搜尋和處理海量的高技術企業生產數據，而且能夠實現跨行業、跨部門、跨企業間的信息共享，進而有效解決高技術企業中技術管理所可能帶來的網絡堵塞、錯時延遲等方面的弊端[23]。例如，以通用公司為代表的互聯網平臺便充分應用智能化信息采集與云計算技術，能夠在實現科研協同技術創新的基礎上，對飛機發動機生產流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行優化和改進，同時有效地整合前沿物聯網與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術，有效推動了企業內部的數據管理創新與智能制造創新[24]?；诖?，提出第三個假設：

H3 原始技術創新對于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三、理論研究框架

（一）核心數據出處

本文的核心數據來源于國研網的數據庫、EPS數據平臺以及我國各省、市、自治區所發布的當年統計年鑒。為了進一步提高研究結果的可靠性、針對性與實效性，將面板數據的搜索時間跨度設定為2010-2019年，對象為我國34個省市的面板數據，共收集到220個樣本數據。在對原始數據進行歸一化處理與過濾處理之后，將部分計量單位為美元的指標以當年的GDP平滑指數為基準進行人民幣匯率換算[25]，并對搜集過程中所存在的噪聲數據進行插值法補全。同時，為了有效地規避噪聲變量可能對實證分析結果帶來的沖擊，對數據采用縮尾處理[26]。

（二）關鍵變量闡釋

第一，被解釋變量。以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水平UIS作為實證分析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27]?？紤]到所搜集的樣本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為了有效提高所遴選指標的針對性與科學化水平，借鑒張佳悅（2018）的研究成果[28]，選取高技術企業中具有較高技術附加值的產業產值與處于中游水平的技術附價值的高技術產業產值的比值，來反映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總體水平。

第二，解釋變量。（1）高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水平（Dig_infra）。借鑒任南、魯麗軍、何夢嬌（2018）針對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的研究成果[29]，并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研究成果的可行性，重點選取工業互聯網業務總規模、工業互聯網用戶總量以及工業互聯網的普及率作為高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重要測度指標，在對關鍵指標進行賦權處理的基礎上，將所得到的綜合評分作為高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核心測度指標。（2）關聯產業發展水平（Dig_indus）。借鑒邸曉燕和張赤東（2018）的相關研究成果[30]，選取高技術產業服務業年度收益在GDP中占比、高技術產業服務業從業人員總規模、高技術產業業務年度凈利潤作為核心評價指標，同樣在對相關指標進行賦權處理之后來有效地反映高技術產業發展程度。（3）原始技術創新水平（Dig_techn）?？紤]到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為了有效地反映原始技術創新科研的真實程度，選取ICT技術研發經費、研究生以上學歷的從業人員總量作為測度指標，進而得出綜合評分表來系統地測度原始技術創新水平?？傮w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第三，控制變量。（1）區域經濟發展程度（ED）。借鑒羅洪云等（2018）的研究成果[31]，采用人均GDP來系統反映樣本地區區域經濟發展水平。（2）政策的正向調節程度（GI）。借鑒吳傳榮、陳英武、曾德明（2018）的研究成果[32]，通過地方政府年度一般預算內支出在當年GDP總規模中的占比來進行系統反映。（3）FDI影響程度（FIL）。借鑒馬一德（2018）的研究成果[33]，采用當年外資實際利用總規模作為評價FDI影響程度的解釋變量。（4）外貿依存度（FTD）和培訓投入水平（EIL）。借鑒杜傳忠、許冰（2018）的研究成果[34]，采用進出口總規模在GDP中的占比來測度外貿依存度（FTD），采用企業年度培訓經費在其年度總營收中的占比來測度培訓投入水平（EIL）。

（三）關鍵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通過高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關聯產業發展水平與原始技術創新水平三類重要變量，來分析高技術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因素的作用程度?？紤]到所遴選的原始數據可能存在噪聲數據或無效數據，因此需要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與歸一化處理，使遴選的原始數據符合后續實證分析的計量精度要求。本部分主要采用回歸分析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處理，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中的變量指標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不難發現，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水平的極大值為18.92，極小值為0.608，且標準差為3.652，這表明當前不同省份樣本在不同觀測年份中的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變動存在較大的異質性。在進行數據采集的過程中發現，我國東部沿海城市以及在高技術生產性服務具有后發優勢的云貴等省份的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水平均顯著高于我國當年的平均值水平，這意味著在上述地區的高技術企業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的軟件與硬件已經成為推動其凈收益可持續增加的關鍵動能。就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關聯產業發展水平和原始技術創新水平三類變量而言，京津冀、長三角與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帶中的中心省市始終領跑全國，其中北京、上海、廣東三地的ICT技術研發經費更是連年占據區域內GDP 80%以上。區域經濟發展程度指標所對應的極大值為16.58，極小值為2.107，標準差為3.369，這意味著即便是在高技術企業不斷通過提升生產性服務能力來釋放產業轉型升級紅利，仍難以徹底扭轉我國不同省份間所長期存在的產業結構發展不均衡、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失衡的產業結構窘境。另外，政策的正向調節程度、FDI影響程度、外貿依存度和培訓投入水平四類指標在不同樣本城市間的差距較小，且表現出穩定增加的發展態勢。

四、實證研究

為增強研究結論的可靠性與實效性，對樣本區間進行“兩階段”實證分析處理，即將實證分析的樣本時間跨度劃分為2010-2014年與2015-2019年兩個階段。采用“兩階段”實證分析方法不僅能夠更為清晰、直接地對比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作用方向與影響程度，而且亦便于對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總結與評價。另外，由于所遴選的樣本數據涉及到34個省市，因此主要采用基于時間固定效應模型的面板回歸分析法來降低樣本數據實證分析過程可能出現的無效解發生概率。

（一）2010-2014年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實證分析

采用面板回歸模型對2010-2014年面板數據進行處理分析?？紤]到三類影響因素對我國高技術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固定效應（由高技術存量優勢所引發的長尾效應）、隨機效應（由高技術的增量變化所引發的波動性作用）、時間效應（由高技術增量優勢所引發的波動性效應）三類影響，從實際情況來看，“固定效應”“隨機效應”“時間效應”同時存在于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影響的全過程，因此本部分主要從“固定效應”“隨機效應”“時間效應”三個維度來分析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影響的波動性。首先，本文主要借助回歸分析手段對“固定效應”“隨機效應”“時間效應”三類情境下的影響結果進行對比分析，發現“時間效應”情境下的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回歸作用程度最顯著，“隨機效應”次之，“固定效應”最小。這意味著“時間效應”不僅能夠較好地詮釋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作用的差異性，還可更為精準地揭示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在不同樣本節點內的作用程度。因此本部分主要基于“時間效應”的角度進行實證結果的討論與分析。

2010-2014年間的高技術基礎設施建設、關聯產業發展和原始技術創新水平對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的實證結果如表3所示。從表3中能夠發現，實證分析結果均高于推薦值4.000的標準，可見，所得實證分析結果均有較高的穩健性與可靠性。

從“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對高技術產業升級影響實證分析結果不難發現，在對區域經濟發展程度、政策的正向調節程度、FDI影響程度、外貿依存度和培訓投入水平等控制變量進行調節后，“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回歸系數從2010年的6.125持續攀升至2014年的6.665，這就意味著“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不僅對我國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升級具有較為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而且這一作用程度將呈現出穩定增長的發展態勢?？梢?，通過持續提升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增強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效能，有助于進一步優化我國高技術企業的產業結構，所以假設H1通過檢驗。另外，由于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是新型經濟的重要基礎保障，它能夠從物理層面為產業轉型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實支撐?；谕獠啃岳碚摰慕忉?，由于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是高技術企業發展的核心載體，具有非常顯著的正外部性效應，因此隨著高技術基礎設施投入的不斷增加，其并不會對用戶進行信息傳遞的密度和體量進行負向沖擊，而且能夠產生較為明顯的高技術產業管理價值?？梢?，隨著高技術基礎設施投入的不斷增加，其對優化高技術企業的產品和生產供應鏈具有非常顯著的拉動作用。

從“關聯性產業發展水平”對高技術產業升級影響實證分析結果不難發現，在剔除控制變量對被解釋變量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之后，解釋變量“關聯性產業發展水平”的實證結果表現出穩定增長的趨向，且同比增速要高于“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作用增速。這說明關聯性產業發展水平與我國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優化彼此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聯性，假設H2通過驗證。導致這一實證分析結果的成因主要在于當前我國大多數省份均將發展高技術經濟作為核心戰略，試圖通過建立健全高技術產業結構來提高其對高技術企業及其他智能制造企業的拉動作用。特別是在我國當前深入推進“智能制造2025”戰略的引領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等產業的結構優化已經成為我國各省份促進關聯性產業與高技術產業深度融合的一個有力抓手。

從“原始技術創新水平”對高技術產業升級影響實證分析結果不難發現，在剔除控制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后，解釋變量原始技術創新水平的回歸估計數值的增速較為顯著。這表明原始技術創新水平與高技術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彼此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聯性，假設H3通過檢驗。從表3中的實證統計結果能夠看出，在我國當前深入推進高技術產業戰略的背景下，隨著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生產性服務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以及原始技術創新水平的不斷提升，將會顯著地促進我國高技術企業的產業結構從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朝著高技術密集型方向發展。另外，由于尖端技術是發展高技術經濟的核心，更是優化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的新動能，因此技術創新成果研發和轉化的錯時性較低，能夠很快地推動高技術企業技術創新。而本文的實證結果也間接表明，原始技術創新水平對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作用滯后性程度較低。

對所設計的幾類控制變量而言，從表3中的實證結果能夠看出，“區域經濟發展程度”回歸數值分別為5.425、5.326、5.624、5.275、5.686，且均高于推薦值標準。這意味著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將會隨著區域經濟發展程度的變化而出現顯著的波動。另外，實證分析模型中的“外貿依存度”的回歸統計數值分別為4.185、4.206、4.318、4.326、4.552，且均高于推薦值標準。這意味著“外貿依存度”與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其中隨著外貿總規模在GDP中的占比不斷提升，將有助于促進高技術企業的產業結構優化。這意味著在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隨著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戰略的不斷深入，我國高技術企業將更為便捷地參與全球的產業貿易分工，并持續引入具有高質量的有形與無形資源，進而為高技術企業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奠定良好的技術條件。

（二）2015-2019年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實證分析

2015-2019年間的高技術基礎設施建設、關聯產業發展和原始技術創新水平對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的實證結果如表4所示。從表4中能夠發現，實證分析結果均高于推薦值4.000的標準，可見，本部分所得到的實證分析結果均有較高的穩健性與可靠性。

從“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對高技術產業升級影響實證分析結果不難發現，在2015-2019年間的實證分析數值呈現出穩定增長的發展態勢（數值分別為6.136、6.149、6.205、6.216、6.328），這意味著“高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在全樣本觀測期內對于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升級均具有正向顯著的促進作用?？梢婋S著我國不斷增加高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能夠大幅度降低高技術產業信息傳遞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加速高技術信息、高智力技術及其他無形核心資源要素在市場中的流動配置，從而顯著地提升高技術企業中供應鏈管理的效率，打造出具有實時感知、快速反應優勢的生產性高技術服務生態系統，進而推動高技術企業從技術密集型向智能型方向轉變。另外，由于當前我國高技術企業中生產性服務與傳統的生產經營服務彼此間還存在較為顯著的信息孤島問題，通過不斷增強相關生產性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能夠有效地打通高技術產業服務的鏈條，并極力破除阻礙信息交流的技術壁壘，為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重要的技術支撐。

從“關聯產業發展水平”對高技術產業升級影響實證分析結果可知，解釋變量“關聯產業發展水平”的實證結果亦呈現出正向作用且穩定增長的發展態勢。這意味著高技術企業的關聯產業不僅已經成為我國增強區域技術經濟整體實力的重要媒介，而且隨著我國高技術產業鏈逐步走出“低端鎖定”的技術創新陷阱，其對我國高技術產業的周邊行業將帶來較大的拉動與輻射作用，并成為增強我國高技術行業技術核心競爭優勢的關鍵動能。

從“原始技術創新水平”對高技術產業升級影響實證分析結果能夠清晰看到，解釋變量“原始技術創新水平”的實證結果同比增速明顯高于其他兩類被解釋變量，這表明“原始技術創新水平”不僅是決定我國高技術產業結構升級質量效益的關鍵因素，還是推動我國高技術產業邁向“價值鏈高端”“產業鏈高端”與“技術層面高端”的核心媒介。從近年來的產業實踐也可看出，我國正在從產業政策、專項資金支持、人力資源供給等方面來持續加大“原始技術創新”對原生性技術研發的促進作用，以不斷釋放原生性創新對于增強生產性服務能力的技術紅利。

五、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在對當前高技術企業產業轉型升級等方面進行理論綜述的基礎上，深入分析在高技術經濟背景下，提升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三類重要核心要素。而后構建與之密切相關的評價指標體系，并基于改進后的熵值法對其進行綜合評價。并利用我國2010-2019年34個省市的面板數據，實證研究了在高技術經濟背景下，高技術基礎設施建設、高技術關聯產業發展與原始技術創新水平對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作用。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高技術基礎設施建設、高技術關聯產業發展與原始技術創新水平，均對高技術企業產業結構轉型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能夠促進其從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而高技術基礎設施將在物理層面對高技術企業降低信息檢索成本，提高企業技術創新速率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同時伴隨著高技術企業中的技術、智力、勞動力等要素與高技術企業傳統生產制造環節深度融合，能夠極大地推動關聯性生產服務產業和高技術企業間的無縫對接，從而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新生態。更為重要的是，實證結果發現，高技術企業中的技術創新成果具有較低的錯時性，能夠輔助高技術企業顯著地提高技術創新的投入產出效率，這也直接印證了相對于其他兩類因素，原始技術創新科研對高技術產業結構轉型具有極為顯著的推動作用[35]。

（二）相關策略

1.建立健全新型服務基礎設施，夯實高技術企業產業轉型升級的硬件保障。我國高技術企業應進一步加快推進以物聯網、工業互聯網、云計算為代表的尖端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健全以新型生產性服務為核心的信息化網絡體系，發展并聚焦當前我國高技術企業產業轉型升級的短板，進一步提高我國高技術企業可持續發展所賴以維系的工業互聯網寬帶水平，進一步夯實相關基礎的軟硬件保障。另外，還應積極探索共建共享的生產性服務網絡創新模式，積極推動高技術企業技術創新與商業模式創新的協同推進。

2.深入開展高技術產業的關聯產業服務布局，提升高技術企業關聯產業服務價值鏈。

當前，區塊鏈技術、量子技術不僅是高技術生產性服務體系中最為核心的技術構成要素，亦是推動高技術企業產業轉型升級所賴以維系的核心技術元素，因此應加快構建并大力發展以區塊鏈、量子技術為核心的尖端技術服務體系，使我國高技術企業獲得先發優勢。同時，還應持續推動尖端信息技術與高端裝備制造技術的深度融合，不斷提高我國高技術企業在產品研發產業鏈、價值鏈和生產鏈等方面的層次和地位，推動以智能工廠為代表的智能型高技術產業的持續發展。此外，我國還應持續推動高技術企業的智能化轉型，依托智能服務管理平臺持續地引進、吸收具有高度增值作用的生產性服務資源，進一步開放合作，促進生產性服務產業鏈各個環節之間的有效契合，形成開放包容、協同共享的生產性服務生態網絡。并以尖端技術為核心，進一步強化高端裝備技術創新力度，有效地解決在高技術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技術創新共生性問題[36]。

3.加快推進原始技術服務創新平臺建設，深入實施前沿技術創新。不斷提高我國高技術企業產業轉型升級的速率，不僅需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原始技術服務的基礎設施保障與技術創新保障，同時還應該加快相關的科創平臺建設，深入實施以產學研協同為核心的產業創新戰略，并大力引進國際上具有核心競爭優勢的尖端技術服務商，加快推動高校、科研院所與高技術企業三方主體彼此間的合作，以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為重點，持續開展關鍵技術攻關，形成一系列重大技術創新成果[37]。更為重要的是，高技術企業在建立以原始技術創新為核心的新型經濟體系時，應該充分發揮高技術企業在新經濟中的先導性作用，深入推進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等主體間的原始技術創新協同，并統籌規劃高技術產業發展，進一步增強原始技術創新平臺對于高技術企業產業轉型升級的“正外部性”，真正實現以原始創新為引導的高技術產業跨越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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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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