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余華前后期作品的差異看余華創作的轉變

【摘要】 余華作為當代文壇上一位不能被忽視的作家，其小說創作的轉變一直是當代文學研究的熱點問題。本文試通過對比余華前后期小說創作的差異，論述其創作轉型的表現，分析余華創作轉型的原因及意義。

【關鍵詞】 余華;創作;轉變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10-0028-03

作為先鋒陣營的代表作家，余華前期作品以充滿血腥與暴力的描寫而聞名。到20世紀90年代，余華的創作經歷了一次重大轉型，呈現出由后現代主義到現實主義轉變的特征，其作品的先鋒性在一定程度上減弱，而在通俗性和現實性上有所增強。從創作轉變的表現來看，余華創作風格上的轉變無疑是引人注目的，其轉變更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新發展，也折射出20世紀90年代中國當代文壇的劇烈變動。

一、余華創作轉變的表現

（一）文本敘述風格由冷酷變為溫暖

余華前期的作品常常給人帶來極度冰冷、暴戾、殘酷的壓抑感。以《現實一種》為例，小說展現的是人與人之間彼此傷害、殺戮，卻仍然莫名其妙地生存繁衍的怪異圖景。兩代人兄弟相殘、夫妻間的家庭暴力，還有游離在家庭事務之外的老母親共同展現了人的獸性和人世間的冷酷無情。余華敘述時表現出的冷酷特點還體現在他對人的死亡以及死后狀態幾乎無修飾的呈現上。在寫醫生們解剖山崗的尸體時，作家用的是“瓜分”一詞，仿佛躺著的那具尸體從來不曾活過，因而也就無所謂死，無所謂敬畏。醫生們解剖山崗的解剖臺是一張冰冷的乒乓球桌，在球桌上，山崗赤裸裸地躺著，像一件商品一般被醫生們評價：“他很結實”“不錯”，胸外科醫生在“切著的時候感到十分痛快”，因為給活人做手術讓他感到壓抑，而現在，他可以“大手大腳地干，干得興高采烈”[1]。另外，山峰的妻子在想象著醫生們如何瓜分山崗時，嘴角浮現出可怕的“微笑”，在這里，仇殺后獲得的快感被作者以顯微鏡式的細節描寫進行放大，親情蕩然無存。人的尊嚴在作家的筆下被盡數解構，仿佛各個器官和組織簡單拼接起來就成了人，而尊嚴和情感并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必要理由。

余華的敘述特點與他的童年經歷以及父母職業有關。他曾經自述：當醫生的父母工作忙碌，自己的童年異常孤獨。兒童時期的余華還經常因為父母的工作原因，看到護士在手術后提著一桶血肉模糊的東西倒進廁所。他從小聞慣了福爾馬林的氣味，聽慣了從太平間里傳出的哭聲，甚至在炎熱的夏天躺在太平間冰涼的水泥床上也不感到任何恐懼。顯然，童年的經歷深深地影響了余華的創作，他的作品充斥著血腥與悲涼。寫山崗在乒乓球桌上被解剖、寫他被切下來的皮膚被扔進污物桶、倒入醫院的廁所，都可以視為作家童年經歷在作品中的藝術復現。

但是，在余華的后期作品中，冷酷的敘述格調在一定程度上收縮，而溫情在字里行間悄悄流露。當然，這種轉變是以緩慢過渡的形式進行的。

作為余華前期創作的總結性作品，《在細雨中呼喊》呈現出一些與早期作品不同的地方。例如，盡管小說中仍然充斥著暴力、出軌、孤獨、迷惘等元素，但在殘酷之余，蘇宇和孫光林之間惺惺相惜的友情、孫光林對母親展現出的同情，都讓人覺察到文字背后那種含而不露的溫暖[2]。作家在小說中這樣寫道：“因為當人們無法選擇自己的未來時，就會珍惜自己選擇過去的權利，回憶的動人之處就在于可以重新選擇”[3]。在不厭其煩地對暴力現場進行反復渲染的同時，作者開始更多地關注底層人掙扎著生存的苦難人生。在《活著》中，福貴經歷一次次親人離世的打擊，一次次用忍耐的態度與悲慘的命運和解。盡管作家對死亡的敘述依然不動聲色，但福貴一家的關系同之前作品中人物緊張的家庭關系相比有了明顯區別。更為重要的是，在同樣可以選擇復仇的時候，福貴選擇和昔日的戰友、今天間接的殺子仇人——春生和解。在《許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身上的奉獻、忍耐精神同樣令人感動，許三觀與許玉蘭的夫妻關系、許三觀和三個兒子之間的父子關系也與《十八歲出門遠行》《世事如煙》《在細雨中呼喊》中呈現的變怪異、被顛覆了的家庭倫理關系有了根本的不同。正常人倫關系的出現、人與人之間的守望相助，還有人面對災難時的堅韌態度都體現出作家敘述風格從冷酷向溫情的轉變。

（二）寫作風格從先鋒性轉變為現實性、民間性

作為先鋒作家群體里的一分子，余華的早期小說帶有明顯的實驗色彩。從情境設置上說，余華早期的作品大都沒有確切的時間和地點，時空是抽象的，由此給讀者帶來的虛幻感類似于西方現代派小說;在轉變期的作品中，這一特征逐漸弱化。例如：《在細雨中呼喊》盡管時間是倒置、錯亂的，但出現了明晰的線索，這一點從孫光林的成長、離家、回歸即可看出;作品中還出現了明確的地點——南門、孫蕩。在后期的作品中，作家的敘述呈現出朝現實主義回歸的特點?！痘钪吠暾v述了一個悲苦老農一生的故事，《許三觀賣血記》完整敘述了許家渡過一次次難關的經歷。從人物塑造的角度來講，早期作品刻畫的人物大多是抽象的、平面的，《現實一種》里的山峰、山崗雖然有名有姓，但更多時候是欲望、獸性、殘忍、邪惡的代名詞，背離現實秩序和日常邏輯的人物行為體現著作家創作的先鋒性，余華以精英的姿態，冷漠地關注現實世界殘酷野蠻的一面，通過無情地放大人性的陰暗面來實現警醒讀者、拯救靈魂的目的。

到20世紀90年代，余華則在一定程度上摒棄了先前的先鋒立場，更多地朝著民間生活和民眾心態靠攏。福貴和許三觀身上體現出的堅韌、樂觀又帶著些許狡黠的性格特點本身就是人物塑造立體化、復雜化的表現。如果說余華的早期作品是在對螻蟻般的人進行無情的鞭撻與嘲弄，那么后期作品中，作品對生存之艱、命運之悲和生命之美的呈現，則彰顯了作家的平民意識和人文關懷，作家與他筆下的人物不再是解剖與被解剖的關系，而是平等交流、塑造與被塑造的關系。另外，作者還放棄了一部分帶有先鋒性質的寫作手法，轉而采用較為平實樸素的敘事方式?！冬F實一種》里邊“沙漏式”的對稱布局、“無我”的敘述方式，《在細雨中呼喊》里采取的泯滅現實和夢幻邊界的手法，在后期作品中大都被民間文學式的故事化敘述方式所取代。當然，從先鋒性到現實性、民間性的轉變，并不意味著作品批判精神的消解，從文本來看，余華的創作只是由狂放、激進、尖銳的批判，轉為了更為含蓄、開闊的反思。以《活著》為例，作家只是用戲劇化的手法，把福貴的經歷高度抽象、升華到了全體人的生存意義上，故事背后人生無常的主題和人對死亡一步步靠攏的悲壯感仍然存在，并沒有因為寫作手法先鋒性的減弱而淡化，反而因為民間化、大眾化的敘述模式獲得了更為持久的藝術生命力[4]。

二、余華創作轉型的原因

（一）作家自身原因

除去作家童年經歷和父母職業的影響，余華自身的牙醫從業經歷同樣影響著他的創作。怪異的語言、帶有先鋒性質的小說結構形式以及具有顛覆性的敘述模式，都表現出作家與現實的對立，但在后期作品中，余華對現實的態度有了明顯轉變。在小說《活著》的自序中，作家這樣寫道：“我和現實關系緊張，說得嚴重一點，我一直是以敵對的態度看待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內心的憤怒漸漸平息，我開始意識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尋找的是真理，是一種排斥道德判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里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對善和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盵5]正是基于認識上的轉變，在小說當中，作家開始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寫人對世界持有的樂觀態度，完成寫作風格由殘酷冷靜到同情悲憫的初步轉變。

作家藝術技巧的成熟也是影響其創作轉型的一大因素。在《許三觀賣血記》的自序中，余華這樣談道：“作者不再是一位敘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聽者”，“在敘述的時候，他試圖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覺得自己應該是一位讀者”[6]，“書中的人物經常自己開口說話”。這些言論與作家后期小說的文本一起印證了作者在藝術理念和創作技法上發生了轉變。經過長期的錘煉，作者與自己的文字不斷磨合，以至于人物較之前的符號化形象多了血肉、多了人性，人物說的話與作者自己想說的話常常融為一體，作品不再依靠形式和怪異的敘述來表現主旨，而是以人物自身的曲折經歷引導讀者，促使讀者去挖掘隱藏在故事背后的生命主題。

（二）外部原因

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發生著巨大變革，而文學作為一定時期的社會存在的反映，必然會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一方面，國家意識形態話語向民間話語轉變，公共話語向個人話語轉變，主旋律創作依然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與支持;另一方面，新興的大眾文學憑借其娛樂性、通俗性而擁有廣泛的讀者群。而先鋒小說作為精英文學，既不愿意朝主流文學靠攏，又不愿意盲目卷入大眾化的潮流，這就造成了一大批先鋒小說家先后陷入創作困境的尷尬局面。加之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面激活，身負啟蒙重任的知識分子在市場化浪潮的沖擊下顯得焦慮、無所適從。選擇堅守還是轉變已經成為擺在先鋒小說家面前的無法回避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余華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具有實驗性質的先鋒創作手法，轉而從敘述方式入手，向傳統敘述模式靠攏。無論人們將這一轉變視為作家主動的選擇還是迎合消費群體的被動調整，先鋒小說的轉變在今天看來已經成為文學發展的必然。完整的故事、連貫的情節和更為貼近現實生活的人物形象使余華再度迎來藝術生涯的高峰。拋開文學價值不談，單就讀者接受程度而言，《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的熱銷已經證明了余華后期創作轉變的成功。

另外，民間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也影響著作者的轉變。余華多次講到美國民歌《老黑奴》對他創作產生的影響。老黑奴一生經歷苦難，家人紛紛先他而去，但他依然友好地對待這個世界。這可以視為作家創作《活著》的一個契機[7]?！缎值堋分?，李光頭之父因偷窺女廁，掉進糞坑而死，李蘭與宋凡平才得以相識并結為夫妻，此外，李光頭和宋剛兩個異性兄弟的愛恨情仇處處都有著陰差陽錯的因果關聯和引人入勝的情節設置，這與余華的早期作品已經有了根本性的區別。

三、余華創作轉型的意義

從現實價值層面來講，如果說余華早期的作品只是單純地暴露問題，將殺戮、血腥、人性之惡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眼前，那么作者后期的創作，則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了問題的解決方案。在《活著》中，余華通過主人公福貴的經歷和人生態度，告訴讀者苦難和無常的命運構成了人類面臨的永恒生存困境，但人應當堅強勇敢地活著，應對嚴酷的外在環境和充滿孤獨感、絕望感的內心世界。事實上，堅韌地活著往往比決絕地赴死來得更加艱難，“活著”這件事本身就顯現出人對現實的抗爭態度，彰顯出人的價值、人的尊嚴和人的光輝。他筆下的人物從骨肉相殘到為親人之死而痛苦不已，從荒誕一死到對生命無比珍視，余華后期的作品不僅保留了前期的作品的求索、批判精神，更顯現出對社會、對民眾的關懷，作家轉型后的小說文本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略有溫情的精神家園。

從文學發展角度而言，余華后期的轉變即是對先鋒小說走向極端后的一次反撥，也是對純文學的一種維護。一方面，先鋒文學的超前性、實驗性使這一類作品從來不以迎合大眾的心理期待為目標，其獨創性、個人性又讓它不能簡單服從于主流文學的創作要求。在先鋒小說受到兩方面的沖擊之時，余華的后期創作可視為對先鋒文學的一次反撥。作家有意識地克制和壓抑前期作品中涌動著的先鋒性質的創作沖動，以與現實和解的態度進行后期的轉型創作，用自己轉型后的文字勒緊先鋒文學狂飆突進的韁繩，使先鋒文學不至于突破文學的范疇，而是繼續在文學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煥發思想的光輝。另一方面，大眾文學受到市場經濟影響，在利益杠桿和價值規律的作用下，部分作品呈現出世俗乃至媚俗的特點，讀者群體的追捧和資本市場的進入讓90年代的文學創作越來越呈現出商業化特點，不再是作家創作出作品，然后吸引讀者，而是讀者有傾向、市場有選擇地留下一部分作家，淘汰另一部分作家，“王朔現象”的出現就是明證。當越來越多的作家效仿王朔，創造出具有極強的閱讀快感、故事內容重復、人物類型化、可批量生產與復制的作品時，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無疑受到了巨大沖擊，這不僅表現在先鋒小說面臨的困境上，還表現在新中國成立以來一大批傳統作家在20世紀90年代的集體落寞和失語。當稿酬不足以維生，自己又不愿意放棄已經定型的文學理念，作家與市場、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對立變得日益尖銳，此時余華的創作轉型猶如開辟了一條新路，在保持作品的思想性、文學性和相對獨立性的同時，又恰到好處地把握到市場的敏感點，甚至能借助商品經濟的發展，將純文學推送到更寬廣的平臺，影響到更多的讀者，這無疑是對純文學的一次維護、對俗文學包裹之下的一次突圍。

從整體上看，以余華為代表的先鋒作家選擇改變姿態、尋找出路，與現實發生更為緊密的聯系，可以認為是這一作家群體走向成熟和進步的表現。作為先鋒作家中轉型較早且較為成功的一位，余華的創作激勵了后來者，為文學的發展開辟了更為廣闊的道路，也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繁榮。

四、結語

總體而言，余華的創作以20世紀90年代左右為界，分為前后兩期。前后兩期的作品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聯系主要體現在作家對死亡的描寫和對生存困境的展現上，還表現在前后作品里一以貫之的啟蒙精神、批判精神。區別則更多地展現在創作風格，敘述手法和情感表達方式上。作者的創作發生轉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作者自身的經歷在起作用，又包括現實環境和其他文學風格對作者產生的影響。余華的后期創作啟發著人們追尋生命的存在意義，探求平凡人在苦難中的生存方式，也對先鋒小說乃至純文學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進入21世紀以后，余華的轉型似乎仍未結束，人們對余華創作轉型的研究仍然處于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當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文學史會給出一個答案，站在今天，回望余華20世紀90年代的創作轉型，在總體上應當持肯定態度。

參考文獻：

[1]余華.現實一種[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

[2]紀麗.從暴力快感到苦難救贖——論余華小說的主題演變[J].黑龍江社會科學，2021，（01）：98-103.

[3]余華.在細雨中呼喊[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

[4]劉艷.余華《活著》的敘事嬗變及其文學史意義[J].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25（03）：25-38.

[5][7]余華.活著[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

[6]余華.許三觀賣血記[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

作者簡介：

陳恩迪，男，漢族，燕山大學文法學院2019級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生，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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