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主旋律的亞文化

金銳 安晶丹

摘 要：青年網絡流行語作為一種新興的話語場域，在內容結構上具有亞文化特征，而在傳播形式上則因網絡載體的普遍性和主流媒體的網絡化而帶有主旋律特征。但這種對社會的“介入”是單向的，它依然保留著“挑戰”和“批判”的意味，只接受某種對主旋律“自下而上”的介入，而對主旋律自上而下的“親和”保持著警惕。因此，對于青年意識形態教育來說，這既是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新形態，同時也是一面鏡子，需要我們通過亞文化的癥候觀測到青年群體內部的現實問題并予以解決。

關鍵詞：青年網絡流行語;亞文化;新媒介

青年網絡流行語的大量出現，作為一種文化表征，不能僅被理解為青年試圖標新立異的獵奇行為，對這種“速朽式”話語的使用正表明著他們對承載著某些“永恒價值”的表述模式報以懷疑。正是通過對邊緣話語的強調，青年表達著自己期待在社會話語體系中發聲的愿望。從這一意義上來講，青年向邊緣話語的靠攏，青年試圖將邊緣話語確立為主流話語的傾向均見證著青年在主流價值觀外的游離。網絡流行語對于青年群體來說正是一種有力的且從表面來看具有強烈非政治性的話語工具。因此，無論是肯定青年對網絡流行語的使用還是對其進行駁斥，均須看到這種使用不是簡單的叛逆，均須看到語言在亞文化領域的變異往往反映著特定的主旋律社會訴求。

作為青年亞文化的網絡流行語

1.“伯明翰學派”研究視閾中的“亞文化”

“亞文化”這一術語正式出現于20世紀40年代中期，最早由美國社會學鼻祖—芝加哥學派使用。但該詞的含義在后續使用過程中發生了不少變化，加之國內學界對“亞文化”一詞的使用多不加辨析，常造成“亞文化”一詞含義界定的模糊與混淆。故在展開論述前特別說明，本文使用的“亞文化”這一概念是基于“伯明翰學派”青年亞文化研究的立場之上的。[1]雖然該學派并非最早投身于亞文化研究的學術群體（學科化的亞文化研究一般被認為開始于芝加哥學派），但其研究范圍幾乎囊括了英國乃至西方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所有的青年亞文化現象，并且在最大程度上為曾被視為“越軌”的亞文化正名。從“伯明翰學派”的研究視閾來看，“亞文化”指的應是“更廣泛的文化內種種富有意味而別具一格的協商。他們同身處社會與歷史大結構中的某些社會群體所遭際的特殊地位、曖昧狀態與具體矛盾相應?！盵2]國內學者胡疆鋒（2012年）對其作了更為簡明、更具操作性的界定：“亞文化是通過風格化的和另類的符號對主導文化進行挑戰從而建立認同的附屬性文化方式”。[3]該學派在對青年亞文化進行分析時格外重視“風格”在青年亞文化群體中的作用，他們認為“風格”是青年亞文化的第二皮膚，是亞文化群體的圖騰，是青年亞文化最醒目可讀、最具吸引力的符號和標志。[4]從此種意義上來看，本文所討論的對象—網絡流行語，無疑屬于青年亞文化的范疇。

2.網絡流行語作為一種爭奪話語權的嘗試

追求獨立、追求自由、追求個性的反叛精神是青年群體身上一種超歷史、超地域的天性和本能。在我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和高速發展，社會進入到一個最為富裕、最為活躍的時期，思想的解放和經濟的發展讓青年人有條件擺脫以往民族悲情，從而轉向對于個體生命體驗的關注，告別個體命運被大歷史所席卷而失去自身意義的時期，青年群體自我表達的欲望在此時也前所未有的強烈。

但與強烈的表達欲形成鮮明反差的是青年在社會中相對弱勢的地位，無論是身體心智、思維思想，還是經濟能力、政治地位，成年人依舊是整個社會秩序的主導者，青年群體仍必須在成年人制定的規則框架中生活。而新的信息傳遞媒介—互聯網的出現，則為青年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宣泄口。青年群體思想活躍，學習能力強，且對新事物充滿好奇，所以自然而然地在網絡世界中風生水起。尤其是“00后”作為“天然觸網”的一代，在網絡世界中幾乎擁有與生俱來的“主權”。無論是此前備受詬病的“火星文”，還是如今風行的拼音縮寫體和由emoji組成的“抽象話”，它們的標新立異和與眾不同常會使得不了解的人一頭霧水、不明所以，但熟悉它的人則可以運用自如。通過這種方式，青年群體組建了一套自己的話語體系，希望進入其中，就必須適應他們的規則，這些不被他人所理解的“語言”，在網絡世界中逐漸積累為對成人世界進行“挑戰”的“資本”。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網絡流行語可以被視為青年群體爭奪話語權的一種嘗試。

3.網絡流行語所折射的當代青年心態

作為國內最早開展流行語評選的機構，《咬文嚼字》編輯部自2008年起開始評選“年度十大流行語”，得到了廣泛關注。雖然近年來有很多機構都會評選類似榜單，但連續性最強、影響力最大、轉發率最高的依然是《咬文嚼字》發布的排名。盡管因為篩選、考量標準等問題，并非能夠完全還原每一年網絡流行語的全部面貌，但是通過對各年度網絡流行語進行觀察分析，我們仍然可以看出近十幾年來網絡流行語的主要變化趨勢，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青年心態變遷。

通過觀察2008年—2021年這十幾年間“年度十大流行語”所發生的變化（見表1），我們不難發現，其在詞義色彩和詞語來源方面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從近十幾年網絡流行語的變化中，可以看出中國網絡青年的社會心態從“負能量”逐漸轉向了“正能量”，從更多是對政治的嘲諷不滿，轉向對生活的詼諧調侃，主流意識形態也在網絡環境中獲得了更多的認同。例如：2009年的“十大流行語”中有6個詞語帶有明顯的負面含義，如“躲貓貓”“被就業”“蟻族”“蝸居”等，而在之后的榜單中可以看到帶有負面含義的流行語占比正在逐年降低，中性、正面含義的流行語則在逐漸增多。在這些帶有負面含義的流行語中，其感情色彩也從“被就業”這種尖銳激烈的政治批評，轉而成為“中國式”“土豪”“退群”一類的戲謔調侃。

通常來講，網絡流行語的來源主要有三種：一是社會事件和群眾事件;二是影視劇、新聞報道等大眾媒體所呈現的引人注目的詞語或句子;三是官方用語和主流社會用語。[5]尤其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十大流行語”大多都與疫情相關：在全民抗疫中我們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無數投身抗疫作出貢獻的“逆行者”、有“又美又颯”的女性同胞、有沖鋒在前的“后浪”，還有在家上網課讓家長心力交瘁的“神獸”?？v覽近十幾年的“十大流行語”可以發現一個更為明顯的趨勢，那就是來自官方用語和主流社會用語的流行語的逐漸流行。自2013年以來，此類來源的網絡流行語開始占據了相當的比重，表明主流意識形態正在對網絡流行語的惡俗和負能量進行有力的矯正。2021年，正值建黨一百周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小康”“趕考”展現了青年群體對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成果和新的時代內涵的認同和自豪感，“雙減”“碳達峰，碳中和”則與國家政策、重大戰略息息相關。除此之外，國家政治和主流話語體系也一直在努力滲透到青年網絡亞文化之中，如國家官方用語也會通過一些“賣萌”的方式來表達，以貼近大眾社會和網絡生活。

網絡流行語作為一種青年亞文化在當下語境中有著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它們作為青年爭奪話語權的一種嘗試，對主流文化構成形式上的抵抗，并以其鮮明的“風格”形成小集體內部的認同以及對異己群體的排斥。通過這樣相對自由的方式，青年群體獲得了表達的機會以及緩解認同危機的渠道。但其作為一種在網絡環境中自發生長的文化現象，網絡流行語的內容和導向難免參差不齊，仍需要主流價值觀的引領。

漸趨主流的新媒介與介入性的亞文化

1.新媒介的興起與網絡流行語的傳播環境

互聯網為亞文化提供了天然的載體，它的去中心化打破了信息生產權和傳播權的壟斷，人人都可以隨時隨地傳播、接收信息?；ヂ摼W的底層結構是由終端聯接成的網絡，信息在不同終端之間流通，在終端發揮能動性的網絡用戶隨著信息的流通而產生聯動。扁平化的社會關系網絡能夠有效地放大個體節點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每一節點都是一個引爆器，如果具備“天時地利人和”，這個引爆器能夠迅速引發整個網絡空間的大爆炸。[6]

媒介是文化能夠在其中生長的技術支撐，媒介與人的互動形塑了特定的文化形態得以創生的環境，從而使文化的組織形式和邏輯具有某種特定的傾向。隨著互聯網技術對當代青年人生活的全方位滲透，新媒介的興起越來越成為網絡流行語傳播的重要依托?；ヂ摼W超越了時空的局限，勾勒出一個不同于傳統社會結構的虛擬空間，重塑了一種新型社會關系形態。網絡空間的低門檻、自由性和社會成員強烈的表達、參與訴求不謀而合，只需一臺電腦、一個鍵盤，人們就可以在虛擬世界中遨游。隨著信息接收和表達渠道的拓寬，個人和群體開始釋放信息生產力，互聯網形成的新型媒介空間悄然影響著社會關系以及社會結構形態，而扁平化的社會網絡和碎片化的傳播語境為網絡流行語的高速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撐。

同時，互聯網又為曾經只作為邊緣話語存在的青年亞文化從“游離態”變為“介入態”提供了幫助。伴隨互聯網技術高速發展而興起的社交媒體，使得原來在現實世界中難以聚集的各類群體在網絡論壇、貼吧、群聊、社區中匯聚在一起，基于共同興趣愛好的社群黏度更高，形成再中心化的自組織圈子生態。同時，互聯網也為青年群體發聲提供了載體，以前亞文化只是一個“小圈子”的事情，亞文化同時意味著一個邊緣群體，但是互聯網卻讓邊緣群體在傳播時有了面向最具普遍性的大眾輸出自己的價值觀的能力，換言之，邊緣亞文化成為了介入的亞文化。這正如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和詹姆斯·富勒（2013年）指出的，社會關系網絡讓各個節點可以即時靈活的連接，并且發揮自組織的力量。[7]從2011年開始，歷年的“十大網絡流行語”中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動漫、游戲、“粉絲”文化等領域的相關詞匯，如“賣萌”“吐槽”“打call”等詞開始從特定的亞文化群體向整個網絡空間泛化擴散，每個二次元群體成員作為傳播節點，向外推廣萌系文化，加之不同圈子的交叉鏈接和互動，形成整體網絡空間的聯動。

2.網絡流行語的傳播過程

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1年6月，在我國10.11億網民中，10歲～39歲的網民數量占比50%。[8]伴隨著互聯網的崛起，青年群體自我表達的訴求和互聯網自由、開放的技術特性不謀而合，青年群體憑借活躍的思維和敏銳的觀察力，在互聯網時代迅速抓住了網絡文化的方向盤。

網絡流行語在最開始產生的過程中可以被看作是“對傳統主流文化的解構”，對已有話語的再編碼。斯圖亞特·霍爾提出“編碼解碼理論”，認為傳播者會將自己所要傳達的訊息、意見和觀點制作成代碼，接收者在接收到代碼后會依據特定規則來進行解讀。在解讀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三種立場：主導—霸權、協商式、抵制式或對抗式。網絡流行語在不同主體之間進行流動時，會被不斷地解碼再編碼，解碼的過程是依靠自己已有的意義結構和認知背景來理解，在傳播的過程中又會加上自己新的闡釋。因此，在受眾了解、接受、使用和傳播網絡流行語的過程中，其意義界定具有較高的游離性和不確定性。

大多數網民在內容需求上更傾向于娛樂輕松的內容，追求新鮮和刺激，網絡流行語因其簡單易復制的特點，更加符合社交媒體上碎片化閱讀的習慣，容易被受眾接納和擴散，這為其從產生到一次擴散提供了傳播條件。

在一次擴散完成后，了解到該網絡流行語的受眾已有一定規模，其他想要與這些受眾互動的網民，則需要主動地交流和詢問。網絡流行語的內涵在這個階段大致已被確定下來，但仍處于相對模糊的狀態。哈貝馬斯在論述“公共領域”這一概念時，期待參與討論的主體以一種平等、協商、理性交流的姿態出現在對話中，相比于此前以傳播者為中心的“灌輸”色彩，一個重要的轉變是從強調“主體性”變為“主體間性”。由于同一象征符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環境中具有不同的意義，因此確定其意義，才可能保證對話在主體間的質量?；ヂ摼W不同于現實對話的環境，盡管其使用的語言體系來源于客觀存在的現實，但受眾可以在虛擬環境下賦予其不一樣的含義。因此，再次擴散的過程可以被看作是網絡流行語意義確定的過程，通過不斷的質疑和詢問，其含義被最終確定下來。

經過前兩次的擴散過程，網絡流行語才真正變得流行，依附于這個語詞已經形成了一個小群體，象征著某種身份和態度。例如：“PLMM”意指漂亮妹妹，青年群體會將這個詞用在對容貌姣好的人的夸獎上面，象征著年輕、美麗、時尚，但如果將其置于中老年人群體中，這個詞可能就顯得格格不入。在互聯網中，由于賬號的匿名性和虛擬性，人們更有可能選擇在不同社群中扮演相異的角色。網民在網絡上交流時，通過使用不同的流行語，標識自己的特殊身份，從而獲得在社會和群體中的心理歸屬感。

亞文化形式與主旋律教育的張力

符號和話語的背后是權力，而權力自?？乱詠砭陀辛撕暧^和微觀之分。宏觀權力對應著社會政治經濟體系，關注的是權力由誰掌控，而微觀權力則更注重權力的實行，包括一系列紀律、教育、監視等規訓手段。網絡空間的話語表達屬于微觀層面的權力，青年亞文化群體對網絡流行語使用的深層旨趣也在于微觀層面—面對現實的無力感，調侃、諧謔、隱喻、反諷成了及時而省力的發泄方式。這一微觀層面的話語表達同時為官方提供了發現并解決社會癥候的切入點。

網絡流行語產生于主要由青年構成的不同亞文化圈層，正如麥克盧漢所預言的那樣，進入電子文明后，人類社會重新部落化，今天的網絡世界里形成了不同的圈子，每一個圈子有自己獨特的“方言”，當這些“方言”的適用范圍溢出原生性部落而流行于網絡世界甚至進入主流話語時，社會范圍內的網絡流行語就成了當下獨特的亞文化現象。它們由日常語言發展而來，并在各自所屬的亞文化部落中完成對日常語言的陌生化形塑，但不僅僅是網絡環境中交際和娛樂的工具，而且作為新興的符號，網絡流行語同時也發揮著意識形態的作用。

1.對青年意識形態教育的挑戰

文本是意義斗爭的場所，文本結構規定著的意義服務于主流意識形態，而當下網絡流行語的狂歡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出于對這種控制性力量的反抗。進入自媒體時代，每個人都可以在網絡空間表達自己的觀點，這種表達是宣泄情緒、針砭時弊和構建認同的有效方式。此外，如“屌絲”“土豪”“高富帥”“白富美”“女漢子”等指稱性流行語的出現則是通過標簽化的方式完成對現代社會群體的劃分，通過這種命名和劃分我們能窺視出青年群體的社會認知現狀。例如：“土豪”原本用來指財大氣粗、缺乏品位的炫富者，不難瞥見對貧富差距的不滿，而當這個詞在網絡中被廣泛使用的時候，大家會經常用這一稱呼泛指有錢人，而自詡為“屌絲”?！巴梁?，我們做朋友吧”，在網絡世界中，對貧富差距的情緒以戲謔化的方式得以緩解，對方不是真“土豪”，自己也并非真“屌絲”，在群體性玩笑和能指的狂歡中，現實社會實際存在的不平等得以想象性地和解。所以，在網絡流行語的背后，我們確實可以看出針砭時弊的表達，但在這種接近調侃性的話語中真正的問題又有被掩蓋的危險。某種程度上，網絡流行語只成為了青年群體共同調侃的手段，而不是彼此間相互交流的工具。

一句“我太難了”，阻礙了對無力感的具體言說，一個“2333”的符號傳遞不了真實的快樂。甚至流行語還進一步發展出了表情包，將深層次的情緒直接在平面上鋪展開來，一旦找不到合適的符號和表情，個人在表達上也就失語了。所以，對網絡流行語過度而不加規范的使用必然會對青年的成長帶來一定的不利影響，影響他們的真實表達，也讓狂歡中的青年群體在發泄完情緒之后失去反思能力。當下網絡暴力事件的頻繁發生和“杠精”出現的原因正在于此。在網絡世界，青年用流行語來表達個性、發出不滿，然而這僅是對能指的玩弄，而缺乏深入的反思，所謂青年的叛逆、青年對規訓的“不滿”最后往往變成對形式的玩弄。

2.對青年意識形態教育的助力

網絡流行語多成為一種癥候性表達，它有自己的“生命期”，在一段時間的熱度之后便進入新一輪更新換代，但流行語背后所指涉的問題并沒有解決，所以曾經的流行語可能又以新的面貌出現。例如：從2010年最初流行起來的“算了，神馬都是浮云”到2016年的“喪”以及2017年的“佛系青年”再到最近流行的“躺平”，我們能看到年輕人在面對日益強烈的社會競爭時越來越明顯的犬儒主義姿態，這種姿態的風靡對于“勤勞奮進”等主流價值觀來說不能不構成一種挑戰。從網絡流行語中我們能窺見社會的癥候。不能否認，正是借助于狂歡，我們聽到了更多的聲音，但這場狂歡亟須正確的引導，不滿和情緒也需要加以疏通。而值得欣慰的事，隨著網絡流行語進入主流媒體，這一局面正在逐漸形成。

2010年11月10日，受到網民熱捧的“給力”一詞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報道的標題“江蘇給力‘文化強省”，曾經難登大雅之堂的網絡詞匯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隨后“給力”“點贊”“打call”等網絡流行語開始頻繁見于主流媒體。除了直接的引用，官方媒體同時還進行著創造性的工作，如2015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了“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要進一步提高中國護照的含金量，大家可以隨時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等表達，其中“任性”“說走就走的旅行”的使用讓官方報告迅速“躥紅”。而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的新年賀詞中的“擼起袖子加油干”更是一度風行網絡，成為年度熱詞。所以，當青年用流行語去表達個性與反叛的時候，官方實際上也嘗試著用“接地氣”的方式與青年對話。

網絡流行語的盛行為青年價值觀的塑造帶來了挑戰，但若加以正確的引導和運用，它也可以為弘揚主流價值觀助力。如上文提及的那樣，主流媒體與機構可以借助網絡流行語形成更接地氣的表達，從而縮小與青年、與亞文化部落之間的隔閡，讓青年參與到與主流媒體的互動之中，積極地表達自身的情緒。例如：2019年國慶期間，《我和我的祖國》被廣泛傳唱的同時，以此為主題的表情包風靡網絡。再如：2020年“五四”青年節全網刷屏的演講《后浪》，“不用活成我們想象中的樣子，我們這一代的想象力，不足以想象你們的未來”讓這些曾被一些人抱怨“一代不如一代”的青年人得到了肯定，備受鼓舞。

因此，我們固然要批判網絡流行語的碎片化、淺薄化，但是也要看到語言背后的情緒表達，然后盡力去解決情緒背后的社會癥候。面對微觀層面的政治反抗，貿然否定、視而不見或置身于外的精英姿態，肯定不是合適的解決方式，只有傾聽才能將情緒化的表達轉變為有效的溝通。當然，除了傾聽，網絡流行語也需要合理的引導和規范，而主流媒體與官方機構采用更接地氣的表達方式便為此提供了思路。青年的價值觀具有極高的可塑性，如果加以合理的利用，網絡流行語必將為青年的意識形態教育提供助力。

結語

主旋律與亞文化兩種話語模式的融合是必然趨勢，但普遍來看，更易為亞文化的使用者接受的方式是亞文化試圖承擔部分主旋律的職責。換言之，如果從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之間的關系來講，青年網絡亞文化所代表的社會群體希望在社會中具有一定的話語權，而非被同化。青年網絡流行語的場域是一種自下而上的介入，而并不允許被反向介入，這也是為什么在網絡空間中，個人公眾號更為盛行，而極少有青年轉發官方媒體的推送，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親和”正是一種“威脅”。因此，這一問題的解決并非是單純的媒介問題，也不單純是話語問題，更主要的，它是青年“亞群體”與社會主流共同體之間在現實生活中如何被協調統一的問題。因此，我們對待青年網絡流行語及其所表現的亞文化，態度應是嚴肅的。不能忽視其背后所隱藏的青年群體對未來的期待，或對社會現狀的思考。只有不斷關注、觀察網絡流行語的表現，解析其出現的社會根源，才能對青年群體通過網絡流行語這一語言形態間接提出的問題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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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政葳.我國網民規模超10億—解讀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N].光明日報，2021-08-28（3）.

（作者單位：金銳，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安晶丹，北京大學保衛部宣傳教育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