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的構成及其韌性治理

吉鵬 許開軼

摘 要：伴隨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更新迭代，網絡空間日益成為人類政治活動的重要場域，網絡空間政治安全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風險。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主要包括網絡空間意識形態滲透的風險、網絡空間關鍵基礎設施入侵的風險、網絡空間政治認同弱化的風險和網絡空間政治參與無序的風險。應從技術韌性、組織韌性、制度韌性、文化韌性四個維度構建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韌性治理體系，運用先進技術提升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的精準治理能力，強化不同組織間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協同治理能力，構建多元主體相互聯動的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治理體制機制，增強網絡空間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引領作用。

關鍵詞：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國家安全：韌性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22）03-0078-06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政治安全視閾下的網絡邊疆治理研究”（16AZZ008）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吉鵬（1982-），男，江蘇江都人，鹽城師范學院副教授，博士，南京師范大學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網絡政治;許開軼（1973-），男，安徽滁州人，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網絡邊疆治理。

互聯網開拓了政治行為體互動的新空間、新領域、新方式、新手段，對政治參與、政治民主、政治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也為政治穩定、政治安全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新風險與新挑戰。烏爾里?！へ惪苏J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是風險社會由前現代社會到現代社會轉化的重要條件之一?！盵1]人類社會在享受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發展造就巨大成果的同時，必然面臨一系列的政治安全風險。當前，網絡空間已然成為各方勢力的“角斗場”，從網絡陷阱、網絡泄密、網絡動員到網絡戰爭，從意識形態滲透到“三股勢力”的破壞，網絡空間的政治安全風險呈現“內外交織”“上下聯動”“隱潛互現”等特征，難以預測、難以追蹤、難以控制，一旦處置不當，必然引致風險的集聚效應，形成疊加耦合之勢，給我國總體國家安全帶來極大挑戰。習近平強調：“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經濟社會穩定運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也難以得到保障?！盵2] 因此，厘清網絡空間這一特定場域中生成的政治安全風險的內涵，進一步分析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的來源與構成，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有效的韌性治理，對于切實保障我國的網絡政治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一、網絡空間政治安全及其風險的內在意蘊

1.網絡空間政治安全的內涵。巴瑞·布贊認為，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組成部分，和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環境安全、社會安全相互交織，并相較于其他領域的安全，具有囊括性[3]。而網絡空間政治安全是指當國家在遭遇網絡滲透、網絡攻擊、網絡恐怖主義一系列的政治安全威脅時，政治系統能及時調適，作出有效的反應，形成網絡與政治的良性互動，維持網絡空間的政治秩序與政治穩定。網絡空間政治安全是政治安全在網絡這一場域中的獨特性體現，是技術要素與政治元素互動的呈現，并且伴隨政治與技術的深度嵌入與交織，網絡空間政治安全的具體樣態也會發生重大變化[4]。因此，網絡空間政治安全具有明顯的技術性、虛擬性、交互性、層次性特質，在面臨技術性威脅的同時，其安全維護也是建立在網絡技術不斷發展迭代的基礎之上。網絡空間政治安全是一個立體化的安全體系，從物質層的網絡基礎設施安全，到邏輯層的數據、協議等安全，再到文化層的意識形態安全，是上下聯動的整體性安全。

2.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的意蘊。吉登斯認為：“人造風險于人類而言是最大的威脅，它起因于人類對科學、技術不加限制地推進?！盵5]一方面伴隨網絡技術的不斷迭代與發展，網絡空間早已成為廣大網民表達政治訴求、維護政治權益、進行有序政治參與的平臺;另一方面，網絡空間也成為一些極端勢力與敵對分子進行政治滲透、政治攻擊，試圖顛覆國家政權的新舞臺。政治安全風險則是由于國內外不同權力主體和利益階層圍繞主權、利益、權力、意識形態、制度等產生的矛盾、沖突、對立與斗爭，嚴重情況下引發政變、戰爭、政權更迭的風險。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是指在網絡空間這一特定場域中形成的，以最新網絡技術和網絡社交工具為媒介，對主權國家現有執政主體的政權穩定、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所構成的安全威脅和挑戰。

二、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的構成

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的構成具有多樣性，主要涵括了網絡空間意識形態滲透的風險、網絡基礎設施侵入與破壞形成的系統性風險、網絡空間政治認同消解的風險、網絡輿情與網絡空間無序性政治參與的風險。

1.網絡空間意識形態滲透的風險。意識形態安全是網絡空間政治安全的重要維度，更是總體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伴隨網絡疆域的不斷拓展，網絡政治活動越發頻繁，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與對抗在網絡空間展開，這一新空間已成為不同國家間意識形態爭斗的“新戰場”。西方敵對勢力打著“網絡自由”的旗號，通過網絡進行意識形態滲透與打壓，試圖對我國主流文化強行“格式化”[6]，因此，加強網絡空間意識形態風險防范顯得極其重要?！皵底只澜缡且粋€嶄新的疆土，可以釋放出難以形容的生產能量，網絡是一個虛擬的宣傳工具，但卻是施展陰謀的好地方?！盵7]意識形態滲透日益成為西方遏制中國發展、破壞中國全方位建設的“軟武器”。習近平強調：“西方敵對勢力一刻也沒有停止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盵8]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所謂標榜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西方國家利用網絡本身的匿名性、超時空性、無邊界性特點，借助各類網絡媒介與平臺，倡導符合其根本利益的價值觀，試圖消解我國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的權威性。另一方面，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不同意識形態在網絡空間交織互動，各類政治主體圍繞各自的話語權展開激烈的爭奪，加之網絡技術與網絡空間為敵對勢力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提供的有利條件，他們試圖通過網上網下聯動配合，形成交織影響，其滲透的方式更加隱匿、復雜和多元，對主流意識形態形成一系列的“分化”“腐化”“弱化”“丑化”，從而侵蝕現有政權賴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削弱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性地位。網絡意識形態滲透的風險已由階段性風險轉變成常態化風險，在這個看似沒有硝煙的戰場上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系到黨的執政安全和國家政治安全。

2.網絡空間關鍵基礎設施入侵的風險。詹姆斯·亞當斯認為：“奪取作戰空間控制權的不是炮彈和子彈，而是芯片，是鼠標，是計算機網絡里流動的比特和字節?！盵9]網絡空間入侵的風險是對主權國家在網絡空間中存在的物質技術基礎、信息、數據系統、數據應用等構成的系統性風險。網絡空間政治安全是一種立體式的安全，物資設備安全屬于基礎性安全、底層安全。網絡空間政治安全的基礎要素是網絡基礎設施、硬件網絡、基礎性協議與標準及其系統應用的安全，要確保網絡基礎設施及系統數據不被非法竊取或破壞[10]。一旦外部敵對勢力突破主權國家現有的網絡技術屏障與關卡，并對網絡空間關鍵基礎實施侵入，必然威脅政治安全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其中，網絡間諜、網絡黑客、網絡攻擊乃至網絡戰都是網絡空間物理性安全威脅的形式。以美國為首的網絡強國利用已有的信息技術優勢，在網絡空間越來越占據著統治地位乃至霸權地位，肆無忌憚地入侵網絡欠發達國家，其典型事例就是“震網”病毒入侵事件、“棱鏡門”事件。奇安信2020年網絡安全報告對開源情報中高級威脅活動涉及目標的國家和地域分布情況進行了分析和整理，監測顯示，高級威脅攻擊活動幾乎覆蓋了全球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中國首次超過美國、韓國、中東等國家和地區，成為全球APT（高級持續性威脅）攻擊的首要地區性目標[11]。根據我國聯網智能設備安全態勢報告，2020 年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運營的國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臺新增收錄的通用聯網智能設備漏洞數量呈顯著增長趨勢，同比增長28%，通過控制聯網智能設備發起的DDoS攻擊日均 3000余起[12]。越發頻繁的網絡入侵與網絡攻擊給我國網絡空間的政治安全帶來極大風險，也必然影響我國總體國家安全全局。

3.網絡空間政治認同消解的風險。政治認同是民眾對執政理念、政治制度、主流意識形態等的認知、態度與情感，是影響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因素，更是國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變量。網絡空間是一種全新的政治認同環境，活動在這一場域中的各類主體的政治認同身份、政治認同心理均出現了重要的變化，甚至產生了不同網絡群體間政治認知、政治態度與政治情感的激烈碰撞與沖突，從而成為影響網絡空間政治安全的新風險因素。網絡空間行為體自身身份認知的模糊性、情感認同的泛化與張力、價值認同的匱乏與焦慮等交織并存[13]，極易形成“群體極化”“政治心理失衡”“極端情緒化表達”等現實表征。一旦網民的政治認識、政治態度、政治情感被不法力量所牽引與誤導，則容易消解政治認同的存在根基，威脅國家政治安全與政治穩定。一方面，社會公眾的政治認同建構在利益需要得到滿足、利益訴求得到回應、利益分配趨于公平的基礎之上。馬克思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盵14]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網絡時代，利益需求更加交織分散與復雜多元，網絡空間利益主體身份也具有多重性，容易造成“個性化的集體主義”與網絡個人主義并存的局面[15]。一旦政府沒有出臺相應的公共政策，對錯綜復雜的復合性利益訴求進行及時有效的回應與反饋，民眾就會感到利益分配不公。當利益訴求沒有滿足時，政治冷漠與政治極端情緒就會上升，“被動認同”“偽認同”“拒斥性認同”[16]將超越“主動認同”“自覺認同”“合法性認同”成為主要的認同形態，乃至演化為政治對抗與政治沖突，從而導致信任鴻溝的擴大化，消解政治認同的根基。另一方面，網絡空間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爭奪與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滲透也導致政治認同弱化風險增大。隨著網絡自由主義的蔓延與多元網絡文化的興起，網絡公共場域中充斥著各種反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潮，加劇主流意識形態“邊緣化”風險，極易對網民特別是青少年網民形成負面影響，解構其權威認同的價值基礎。

4.網絡空間政治參與無序的風險。約翰·布洛克曼認為：“因特網讓個人更有機會就公共事務發言?！盵17]網絡技術的迭代更新與網絡空間的不斷拓展為公民政治參與提供了新場域、新渠道與新機會，合法有序的網絡空間政治參與行為打破了精英對媒體和公共話語權的壟斷，有利于民主的發展與政治社會化進程的推進，也是保障網絡空間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與之相反，“在缺少強有力和靈活的政治制度的情況下，這種參與的增加便意味著動亂和暴力”[18]37。無序、混亂的網絡空間政治參與是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催化劑，網絡空間出現的虛假信息泛濫、政治參與極端情緒化、網絡暴民等無序化、失控的無政府主義風險，也會造成政治溝通渠道的梗阻與失效，極大地激化各群體間的政治矛盾，從而威脅國家的政治安全。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70.4%，微博、微信、抖音、頭條等社會化媒體憑借其便捷性、公開性、平等性、自發性和互動性等優勢，日益成為網民進行網絡政治參與的重要渠道[19]。然而，政治參與的增長未必等同于有意義的政治參與的增長，政治參與的擴大必須與經濟發展、政治制度化水平、政府治理能力相適應。據統計，我國10歲到39歲網民群體占整體網民數量的65.1%。一方面，網民群體的年齡結構偏年輕化，容易被不良信息誤導，在錯誤和極端輿論的引導下，易加深其對政府的不信任鴻溝。他們會批評、謾罵乃至攻擊政府，形成無序化、非理性的政治參與行為，并可能在“群體極化”效應的催化下，推動網絡暴力事件的發生，對國家的政治安全構成潛在的重大風險。另一方面，網絡空間中，一些“意見領袖”“網絡大V”“網絡寫手”容易成為西方敵對勢力有意“栽培”的對象，化身其意識形態與文化的代言人，搶占網絡話語權，主導與引領普通網民非理性的政治參與進程，進而侵蝕民眾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認同，削弱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根基，對國家政治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網絡空間無序性政治參與的結果“要么是整個社會群體對現存政治秩序產生抵觸和阻力，要么干脆促成公共事件而改變現存政治運行秩序”[20]。

三、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的韌性治理

網絡空間政治安全作為一種非傳統安全，其與信息化程度之間呈現負相關，信息化程度越高，往往意味著依賴度更高，隨之產生更大的“脆弱性”，面臨的威脅也越多[21]。韌性理論從最初的工程學、生態學領域逐漸發展到管理學領域，近來在公共管理、公共安全方面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韌性治理是多元主體為應對風險，采取維持組織穩定和促進組織變革的一種治理方式，不僅要求系統在受到風險沖擊時能夠恢復原狀，更要求其在不斷適應變化的過程中實現創新[22]。面對多維度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的威脅，構建基于韌性的網絡空間風險治理體系是我國抵御網絡空間意識形態滲透和網絡入侵，增強政治認同，推進有序的網絡政治參與，進而保障網絡空間政治安全，促進網絡空間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支撐。

1.技術韌性：運用先進技術提升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的精準治理能力。網絡空間政治安全反映的是網絡技術變革和政治體系間的一種互動關系，因而其本身具有鮮明的技術特性[23]。習近平指出：“互聯網核心技術是我們最大的‘命門’，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我們最大的隱患?！盵24]盡管當前我國知名的網絡技術公司數量在不斷增長，技術進步明顯，但關鍵核心技術仍然長期受制于人，技術鴻溝的存在必然會導致防范各類的網絡攻擊、網絡滲透風險的能力仍不夠強大。為了切實有效保障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防范各類網絡空間的政治安全風險，首要的是加強網絡關鍵核心技術的攻關力度與深度，增強技術韌性，即通過強有力的技術工具，有效減輕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治理的脆弱性，全面增強政治安全風險的抵御與精準應對能力。一是要加大核心芯片、電子設備、網絡基礎設施的攻關與保障力度，通過集體攻關、產學研協同合作，加快自主創新能力與產業平臺建設，為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治理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二是加大網絡空間政治安全技術人才的培養力度與深度，網絡安全技術的創新與發展離不開關鍵人才的有效支撐，亟須提升網絡基礎設施等領域人才的培訓與管理能力，強化技術人員與管理人員的信息安全意識與標準規范。三[JP3]是有效發揮云計算、大數據和“互聯網+”等技術在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精準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當前，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治理過程中仍然存在技術韌性盲點，表現為對風險的類別與危害程度甄別不準，風險信息共享程度不高，風險治理智能度不夠、協同性不足。需要進一步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不斷增強網絡空間各類政治安全風險的精準識別、態勢感知、風險預警、智能分析，構建多主體協同參與的、覆蓋風險治理全流程的立體化系統化治理體系。

2.組織韌性：強化不同組織間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協同治理能力。不同于組織的競爭力，組織韌性強調的是在困境和挫折中不斷突破與發展的能力，一個組織如果呈現出“脆弱性”，則容易在外部風險來臨時難以應對，組織韌性既依賴于各組織內部整合資源與動員的能力，也依賴于不同組織間的合作網絡形成能力與整體韌性的構建[25]。筆者認為，在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治理過程中，組織韌性應是在政府主導下的多元協同合作模式的建構。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具有的聯動化、立體化、多源化、動態化、交織化特點，使得單純依靠某類組織進行風險防范與治理會顯得力不從心，也必然會影響政治安全風險治理的效能。單極化的風險管控與治理，同時也削弱了其他主體對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治理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導致治理體系面對安全風險的“脆弱性”增加，韌性不足。因而，需提升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治理的組織韌性，即由“單兵作戰”向“協同治理”轉變，在發揮政府部門“元治理”作用的前提下，充分調動網民、網絡媒體、互聯網企業、社會組織等不同力量在政治安全風險治理中的積極性與能動性，構建多元主體間良性互動的復合型治理體系，實現網絡空間政治安全治理資源的有效配置，通過完善一系列體制機制提升不同組織應對政治安全風險的危機學習能力、適應能力與應對能力，尤其是通過社會動員、利益共享、組織學習等方式提升網絡空間多元主體的自組織能力，及時識別網絡空間分散的政治安全風險源，構建不同的組織間有效的網絡化協同模式，將原本分散的風險治理資源整合起來，突破傳統依賴政府單一化管控網絡風險的治理格局。政府、網絡社群、互聯網企業、網民應各司其職，在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識別、風險預警、風險管控、風險處置、風險評估等風險治理各個階段協同合作，發揮各自優勢，強化組織間的互補效應。

3.制度韌性：健全多元主體相互聯動的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治理體制機制。習近平指出要“完善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26]。制度韌性是通過一系列制度創新，形成穩定性與靈活性兼具的長效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治理體制機制，并從國內外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的實踐中不斷學習經驗，從而提升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的防范與處置能力。亨廷頓的政治穩定理論主張應進行積極有效的制度創新與變革，不斷應對社會的變化與風險[18]127。網絡空間安全治理制度的韌性越強，制度發揮作用的空間就越大，各治理主體才能在制度規定的框架內，進行持續性的互動合作，發揮風險治理的最大協同效應。建立健全網絡空間政治安全的相關法律制度體系是構建“制度韌性”的核心要義，是應對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的重要保障?，F階段，我國《網絡安全法》《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戰略》《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等一系列制度的出臺，已形成了網絡安全維護的初始制度體系。然而，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國內網絡安全形勢，相應的頂層制度設計對政治安全風險的預測、響應、處置和恢復等重要環節的規定不夠詳細，缺乏可操作性指南，對于不同網絡主體在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治理全過程中的責任、職責、功能、邊界缺乏詳細的權威界定。因此，在網絡環境復雜的動態變化中，應著力提升網絡空間安全治理的制度韌性。在適應性、靈活性、包容性的基礎上，確保制度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對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治理中價值導向、各治理主體的權責、資源配置、風險處置流程、風險預案等進行明確、詳細的規定，并建立完善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的識別預警機制、風險評估機制、風險聯動處置機制、多元主體間信息共享機制等一系列制度保障體系。

4.文化韌性：增強網絡空間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引領作用。當前，在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下，網絡攻擊與網絡意識形態的滲透不斷加劇，網絡空間政治認同弱化與政治參與失范的風險陡增，網絡空間的“匿名化”“去中心化”“分散化”等特殊屬性為不同意識形態的對抗與相互滲透提供了便利條件，必然會沖擊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弱化社會公眾的政治文化認同。因而，必然需要從根本上增強網絡空間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認同，涵養與培育符合主流價值觀的網絡空間文化氛圍，強化網絡空間的文化韌性，促使社會公眾增強對我國政治體系的信賴度、認同度，就當前的政治運作基本規則達成共識，從而避免政治系統陷入“合法性危機”[27]。一是要強化網絡空間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引領作用?！巴ㄟ^文化培育和文化引領促使良好的網絡空間秩序的形成，從而引導、影響、感染、化育網民，憑借其無形的力量對網絡空間實行全方位、全過程、全領域的浸潤?！盵28]二是要提升網民的網絡文化修養。如果網絡社會缺乏統一的價值觀念，沒有形成一致的價值取向，則必然導致網絡空間的行動者們陷入“知”“行”“意”的錯位與失序狀態。因此，要提升網民的政治文化素養與道德修養，培育合法、合理的參與型網絡空間政治文化，使其能自覺屏蔽、抵制各類非主流意識形態的滲透與侵襲，促使網絡公共場域中公共精神理性回歸，重塑公共價值。三是要培育網絡空間不同主體間相互信任的文化。構建政府、網絡社會組織、網絡企業、網民間的合作型信任關系，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使之成為具有自主性、自覺性和合作性的網絡空間行動者，形成強大的內聚力與韌性，從而有效應對網絡空間政治安全風險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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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亞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