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挑戰中的現代貨幣理論之評價

賈根良

[關鍵詞]現代貨幣理論 主權貨幣制度 法定貨幣制度 新自由主義 氣候變化

“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以下簡稱MMT)是20世紀90年代末誕生的一個經濟學流派，長期以來寂寂無聞，但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卻日益走紅，特別是自2019年以來成爲了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政策爭論的焦點。其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它預見到了美國的“次貸危機”和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二是美國民主黨左翼認爲，MMT爲其解決美國社會經濟問題而提出的一攬子政策方案——“綠色新政”——提供了經濟理論的支持，從而引發了對MMT的廣泛爭論。在這種爭論中，大多數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對MMT持否定態度，但在金融從業者和普羅大衆中，它卻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和傳播，在不少國家出現了由MMT的支持者創辦的網站。正如該理論的創始人之一拉里·蘭德爾·雷(Larry Randall Wray)教授指出的，新冠疫情爆發後，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對MMT的觀點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以前有很多重磅經濟學家認爲MMT是一派胡言，現在人們承認對抗新冠疫情不得不採取MMT的融資方式。①[美]L.蘭德爾·雷：“現代貨幣理論(MMT)的核心觀點及政策啓示”，《學術研究》8(2022)：66。然而，在美歐國家爆發通貨膨脹後，許多專業人士又將之歸罪於MMT並再次發表否定MMT的言論。在本文中，筆者將澄清學術界對MMT科學性質的誤解，並扼要討論MMT對告別新自由主義和擁抱新時代的重要意義。

一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是MMT的嗎？

在討論MMT與經濟政策關係的問題時，一些外文期刊與中文網絡推出的文章，存在許多對MMT嚴重誤解的觀念。這其中，有三個流行的看法最具代表性：其一，將“量化寬鬆”錯誤地視作MMT的政策。例如，陸磊認爲，“日本中央銀行在全球範圍內首次實施了量化寬鬆政策，用實踐推動了現代貨幣理論發展?！缆搩υ?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也緊隨理論熱潮開展了現代貨幣理論實踐”②陸磊：“發達經濟體現代貨幣理論實踐及分配效應”，《中國金融》1(2022)：17。，並且將“量化寬鬆”加劇的分配不平等算到MMT頭上。其二，將新冠疫情爆發後的美國經濟政策看作是MMT的實踐。例如，沈建光認爲，“這一輪發達國家實施的現代貨幣理論實踐，在推動經濟從衰退走向復甦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帶來了經濟恢復供需失衡、通脹高企和財政金融風險上升等挑戰”③沈建光：《現代貨幣理論的政策重構和風險》，2022-03-02，https://www.sohu.com/a/526695913_465450。。其三，將美歐國家通貨膨脹的爆發視作現代貨幣理論存在缺陷的證明。例如，管濤認爲，美國這次疫情應對比上次更像踐行MMT，財政貨幣政策的雙刺激是高通脹的重要推手，不期而至的高通脹，或將成爲MMT的“試金石”。④管濤：“當現代貨幣理論遭遇高通脹”，《第一財經日報》2021-11-17。然而，現代貨幣理論學者撰寫的論著反駁了這三種看法。

首先，在美聯儲於2008年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後，現代貨幣理論學者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認爲“量化寬鬆”刺激不了實體經濟的信貸，也解決不了通貨緊縮的問題，反而會導致泡沫經濟。因此，他們一直不讚成這種非常規貨幣政策，而是主張實施財政政策。時隔十年，事實證明了現代貨幣理論學者的這種預見性，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行長在2019年也最終承認了財政政策主導的必要性?，F代貨幣理論學者也一直擔心“量化寬鬆”將因爲“脫實向虛”而加劇收入分配不平等。例如，蘭德爾·雷、納斯巖(Yevt Nersisyan)引用英格蘭銀行的研究結論指出：“量化寬鬆讓高收入人群受益?！眮K總結說：“與常規貨幣政策一樣，量化寬鬆也受同樣的問題困擾：它是刺激總需求很遲鈍的手段。如果決策者們最終認識到發達經濟體目前面臨的問題是總需求不足，那麼便有一個更好的解決辦法，即財政政策。衹要能正確理解貨幣的本質，我們便能用這個強大的工具增加收入、促進就業，而無須用量化寬鬆這種間接方式?！雹軱.蘭德爾·雷、耶娃·納斯巖：“解讀貨幣和宏觀經濟政策”，[美]邁克爾·雅各布斯、瑪麗安娜·馬祖卡托 編《重思資本主義：實現持續性、包容性增長的經濟與政策》(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第80～81頁。

其次，新冠疫情爆發後，世界各國特別是美歐國家採取了通過大規模財政支出維繫社會經濟系統基本運轉的政策措施，這種政策實踐摧毀了主流經濟學有關財政支出需要稅收和借債爲其提供資金等諸多教條，證實了一直遭到主流經濟學非議的MMT的觀點：主權政府的支出不需要資金來源，對政府來說，它通過支出創造的貨幣是花不完的，但能夠買到的實際經濟資源卻是有限的；人們不能強迫主權政府違約；政府債務的增加不會直接提高利率；過多的支出衹會導致通貨膨脹，而不是破產。但是，新冠疫情發生後的財政政策不是MMT的。MMT認爲，非針對性的財政刺激政策在經濟沒有達到充分就業之前就有可能導致通貨膨脹，因此，MMT不倡導“大水漫灌式”的撒錢，如美國在疫情期間所做的類似“全民基本收入”的大規模撒錢，甚至向沒有失去收入的高收入家庭發放刺激款項。①Yeva Nersisyan, L. Randall Wray, “Time to Celebrate Modern Money Theory?”, https://www.lev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time-tocelebrate-modern-money-theory.然而，MMT學者認爲，由於許多低收入勞動者因“大封鎖”失去收入，疫情期間的財政救助是有必要的，缺點是這種財政政策沒有做到MMT的精準支出。②[美]耶娃·納斯巖：“主權貨幣政府支出的約束：財政還是真實資源？”，《學術研究》9(2022)：97～101。

最後，美歐國家通貨膨脹的爆發沒有否定現代貨幣理論。中國一些學者對MMT有誤解，認爲MMT倡導“財政赤字貨幣化”，而“財政赤字貨幣化”必將導致通貨膨脹，因此，一旦發生通貨膨脹，就認定這是推行MMT導致的結果。然而，實際情況卻是，MMT不關注財政赤字的大小，而是關注財政赤字是否有可能引發通貨膨脹?，F代貨幣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斯蒂芬妮·凱爾頓(Stephanie Kelton)指出，對於政府的財政支出來說，“MMT的核心是用真實的通貨膨脹約束取代了人爲的收入約束”。③Stephanie Kelton, The deficit myth: modern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birth of the people’s econom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20), 71.MMT在經濟學中的革命性作用是引導人們重新關注真實的資源約束，而不是虛構的財政約束，因此，它將通貨膨脹置於經濟分析的核心。雖然新冠疫情期間非針對性的財政救助政策是非MMT的、有可能引發通脹，但在美歐國家目前的通貨膨脹中是非常次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說，因財政救助所導致的財政赤字上升與此次通脹沒有多大關係。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將目前的通貨膨脹診斷爲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相反，現代貨幣理論學者認爲它是由供給不足引發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即供應鏈的破壞和供給短缺、石油卡特爾和資本家主導的大企業壟斷定價等是目前美歐國家通貨膨脹的主要根源，而“俄烏戰爭”則使其火上澆油?；秾δ壳巴ㄘ浥蛎浽虻脑\斷，現代貨幣理論學者反對目前美歐國家加息和財政緊縮的政策，因爲這些政策的實質是通過降低經濟活動水平以適應供給不足，而不是盡力增加供給，這將削弱目前的經濟復甦。因此，現代貨幣理論學者建議，採取針對“供給瓶頸”的財政支出政策，治理利用定價權和其他壟斷因素哄抬物價的行爲，實施降低成本的部門政策等。

二 現代貨幣理論到底是什麼？

在上述最具代表性的三個看法中，前兩種都錯誤地將MMT等同於“量化寬鬆”這種“非常規貨幣政策”，尤其第二種看法說“這一輪發達國家實施的現代貨幣理論實踐”，言外之意是指發達國家應對新冠疫情的政策仍和上一輪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一樣是“量化寬鬆”的；衹有第三種看法注意到了發達國家應對新冠疫情的政策與“量化寬鬆”不同，瞭解到其中包含著相當多的財政政策，所以，纔有了“這次疫情應對比上次更像踐行MMT”的說法。但是，卻將發達國家的財政政策不加識別地完全等同於MMT，並按照“財政赤字貨幣化”的思維理解財政政策，認爲“財政赤字貨幣化”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得出高通脹否定了MMT的錯誤結論。④“財政赤字貨幣化”這個概念本身是錯誤的，參見何增平、賈根良：“財政赤字貨幣化：對現代貨幣理論誤讀的概念”，《學習與探索》4(2022)。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誤解，將MMT等同於一種政策處方，而完全忽視了它是一套與主流經濟學截然不同的理論學說。這是他們運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而非MMT及其思維模式評判政府政策時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政策當作MMT政策的根本原因。

現代貨幣理論主要是由五大部分所構成：國家貨幣理論，財政理論，對財政系統和銀行系統的制度分析，部門收支分析(戈德利部門平衡恆等式)，政策主張。其中，具體的政策主張衹有三種，即功能財政、就業保障計劃、穩定的低利率政策。就此來說，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美發達國家的政策實踐顯然沒有遵循現代貨幣理論的這三種政策主張。例如，與功能財政相對立的平衡財政仍然是這些國家政界和經濟學界高舉的意識形態標語。的確，從現代貨幣理論中可以推演出財政政策佔主導的政策主張，但不能因此將所有財政政策都看作是MMT的。例如，現代貨幣理論反對凱恩斯主義“大水漫灌式”的財政刺激政策。同樣，也不能因爲現代貨幣理論支持美歐國家的“綠色新政”，就不加區別地將“綠色新政”看作是現代貨幣理論的。實際上，目前有關“綠色新政”的絕大部分財政貨幣政策都是不符合現代貨幣理論原理的。如果不做這種區分，就會發生將“量化寬鬆”張冠李戴到MMT頭上的事情，並進一步鞏固西方主流經濟學錯誤的分析框架。

實際上，現代貨幣理論是對主權貨幣制度實際運轉機制的準確描述和理論解釋，而非具體的政策處方。①即使前面提到的MMT的三種具體的政策主張，實際上也是其理論框架的內在構成部分，是從對主權貨幣制度準確描述和理論解釋的內在要求中推論出來的，而非基於價值判斷或意識形態的左翼或右翼的政策主張。更進一步說，它揭示了主權貨幣運動的內在規律及其與宏觀經濟現象之間的因果機制，是對已有經濟理論的革命而非經濟制度的革命，並在此基礎之上對具體經濟政策的價值觀進行解釋性批判。

除了現代貨幣理論學者外，目前其他經濟學流派都沒有注意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對實際經濟和經濟理論的重大歷史意義，這是人們對MMT產生種種誤解的根本原因。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存續期間是1944—1971年(或1947—1973年)，凡是加入這一國際貨幣制度的國家貨幣雖是法定貨幣但並非主權貨幣。②賈根良：“現代貨幣理論的澄清及其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意義”，《學術研究》8(2022)：77。在這一體系下，成員國貨幣以固定匯率與美元掛鉤，美元按照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固定比率實施可兌換，各國政府衹能通過增加稅收或向私人部門借款來擴大支出，這是該體系對成員國施加的內在的財政約束，否則，該體系將無法維繫。在這種貨幣制度下，金融資產的積纍最終都表現爲黃金，各國政府的開支都要受到這種“金箍咒”的鉗制。

但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作爲本國貨幣唯一的壟斷發行者，主權政府不再受到(以固定匯率)兌換爲黃金或美元的制度性要求的制約，浮動匯率保證了其政策空間的最大化。在完整主權貨幣國家，黃金的非貨幣化使得私人部門衹能以本國貨幣而非黃金積纍其淨金融資產(即儲蓄)，衹有國家財政赤字纔能爲非政府部門提供淨金融資產。所謂淨金融資產，是指政府歷年花在經濟上但沒有通過稅收收回來而被非政府部門以現金、準備金和國債形式持有的貨幣部分。幾乎沒有成本的本國貨幣替代黃金成爲私人部門積纍金融資產的工具，這使得國家政府的財政能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和加強。在主權貨幣制度之下，國家政府的支出不再受金本位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須由稅收和借債爲之融資的限制。對國家政府來說，資金(即貨幣)不再稀缺，有用不完的“錢”，反而納稅和儲蓄都需要政府的“錢”?，F代貨幣理論深入挖掘了這一重大歷史變化賦予主權貨幣的深刻內涵，確定了完整貨幣主權的四個條件：本國貨幣的壟斷發行者，實施浮動匯率，不發行外幣債務，設定自己的利率；並通過對主權貨幣制度下財政部、央行、非政府部門資產負債表的實際操作過程的制度分析，準確地描述了主權貨幣制度的運轉機制。

現代貨幣理論揭示出這樣幾個基本事實：對主權貨幣國家來說，主權政府的財政赤字等於非政府部門的淨金融資產，減少財政赤字實際上是在減少非政府部門的淨金融資產，主權政府通過財政開支提供的貨幣必須滿足非政府部門交稅和儲蓄的需要。因此，財政赤字是常態。歷史經驗表明，每當美國政府財政出現盈餘時，美國都必然會發生經濟衰退，可見財政赤字對“穩增長”“穩就業”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國，財政赤字也是常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44年間(1978—2021年)，全國財政收支(中央和地方政府合計)衹有4年略有盈餘，其餘40年都爲赤字年份。近年來，中國財政赤字率雖然比過去提高了，但失業率仍比美國高，原因就在於，財政赤字率過低，沒有滿足經濟增長對貨幣的需求。

但是，現代貨幣理論並非衹是描述性的，它探討了主權貨幣發行者增進國民福祉的機會和可行的選擇，闡明了放棄貨幣發行權的非主權貨幣(如歐元)的後果，討論了它對擴大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和價格穩定、反貧困、提供高公共服務質量(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以及有利於本國居民的國際貿易方式等一系列宏觀經濟學的重大問題。例如，該理論認爲，經營所有業務都需要貨幣，如果貨幣供給不足，企業將無法運作，導致經濟衰退。提供足夠數量的貨幣以實現充分就業是政府的工作。正如貨幣太少是有害的，太多的貨幣也是危險的。當有足夠數量的貨幣滿足經濟需求時，過多的貨幣就會導致通貨膨脹壓力，導致貨幣價值缺乏穩定性。主權貨幣政府通過財政開支提供貨幣供給的作用是功能性的和工具性的，理想的狀態是貨幣供給的數量既不多也不少，既不發生通貨膨脹，也不造成通貨緊縮，主權政府支出沒有財政的約束，也就是沒有資金的限制，對財政開支唯一有意義的約束是當所有生產資源都得到充分利用(即充分就業)時發生通貨膨脹的危險。這就是現代貨幣理論的功能財政理論。

現代貨幣理論的整個邏輯體系是以“國家貨幣的壟斷”概念作爲出發點的。這是目前其他經濟學流派都不曾有的一個基本概念。以這個“基本概念”爲基礎，現代貨幣理論區分了作爲貨幣壟斷發行者的國家政府與作爲貨幣使用者的其他部門，而這兩者的財務行爲存在本質不同?；丁皣邑泿艍艛唷备拍钜约柏泿艍艛喟l行者與貨幣使用者的“基本區分”，現代貨幣理論學者構建了一種迥異於主流經濟學的宏觀經濟學新體系，並出版了教科書。①W. MITCHELL, L. R.WRAY, WATTS M. Macroeconomics (London, UK: Red Globe Press，2019).這種新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綜合並創新了經濟思想史和當代非主流經濟學流派中的許多重要理論研究成果，如克納普(G.F.Knapp,1842—1926)的國家貨幣理論(它屬於一百多年前就已經消失的德國新歷史學派)、勒納(A.P.Lerner,1903—1982)的功能財政理論、後凱恩斯主義的內生貨幣理論、美國老制度主義的制度分析，以及以凱恩斯(J.M.Keynes,1883—1946)、卡萊茨基(M.Kalecki,1899—1970)、馬克思(K.H.Marx,1818—1883)爲代表的有效需求理論和資本主義生產的貨幣理論等等。

通過對MMT的總括性(而非具體內容)的概括，反映出了兩個需要關注的事實：首先，現代貨幣理論並非衹是對“現代貨幣”——具體地說就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主權貨幣——內在運動規律的準確描述，而且也是有關“現代貨幣”的理論。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對現代貨幣理論最無知的攻擊是所謂“現代貨幣理論”是“關於古代貨幣的”，“現代貨幣理論既非現代，也非貨幣，更非理論”。②Jeff Deist：“現代貨幣理論(MMT)：既非現代，也非貨幣，更非理論”，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121/07/7325798 2_955935328.shtml.由於很少有人瞭解貨幣制度的歷史演變，特別是不瞭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對現代經濟的重要影響，這些對MMT毫無根據的攻擊在學術界和媒體上影響很大，蒙蔽了很多人。

其次，對世界上多數國家和居民來說，已經身處MMT的世界中。MMT不是人們需要建立的新制度，而是對已有經濟理論的革命而非經濟制度的革命。但對於歐元區國家、極少數以固定匯率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大量發行外幣債券的國家來說，仍需要進行貨幣制度的改革。因爲，具備完整貨幣主權的國家是一個發行自己的通貨、實行浮動匯率制、不發行外幣債券、自主設定利率的國家，而歐元區等國家不符合這種主權貨幣國家的制度要求。對於主權貨幣國家來說，MMT並不要求改變經濟制度，而是要改變政策制定實踐。

然而，在主權貨幣國家，一些人將現代貨幣理論理解爲一種左翼經濟學說或左翼經濟政策的制定方法；甚至認爲，如果社會更加開放或者政府追求進步的經濟政策的話，MMT將是一個必須轉向的新制度。這些看法，是對現代貨幣理論的嚴重誤解，因爲MMT不是一種新制度。在過去，對於主權貨幣制度，“百姓日用而不知”；現在，MMT可以讓人們更清楚地看到已經存在的東西，揭露爲階級利益服務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虛構世界，並認識到主權貨幣制度爲民主社會的發展創造的潛在重大機遇。

之所以說現代貨幣理論不意味著改變經濟制度，而是要改變政策制定的實踐，這裏以各國財政部和央行政策協調方式(經濟制度)來說明?，F代貨幣理論學者的研究說明，在主權貨幣國家，各國央行和財政部之間已經建立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操作的制度和機制，衹是具體形式不盡相同。

例如，美國、日本、中國都堅持中央銀行獨立制度，即中央銀行不能爲財政部的賬戶提供透支，財政部衹有在賬戶餘額爲正的時候纔能進行支出；中央銀行不能在一級市場上購買國債，也就是說財政部不能將國債直接賣給中央銀行。這樣一套制度設定，被認爲能夠限制財政部的支出行爲。因爲，按照中央銀行獨立的理論，財政部需要先向私人部門徵稅或者賣出國債，從而使得它在中央銀行的賬戶餘額爲正，然後纔能進行支出。雖然中央銀行獨立制度的建立及其理論是以國家政府作爲貨幣使用者的錯誤理念爲基礎的，但美國政府通過在金融機構開設“財政部稅收和貸款賬戶”等特定制度安排繞過了限制財政部支出的“賬戶餘額爲正”的政策約束，保證了財政支出的順利進行。①賈根良、何增平：“爲什麼中央銀行獨立是僞命題——基于現代貨幣理論和經濟思想史的反思”，《政治經濟學評論》2(2018)；何增平、賈根良：“財政赤字貨幣化：對現代貨幣理論誤讀的概念”，《學習與探索》4(2022)。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現代貨幣理論學者不主張廢除獨立的中央銀行制度，但要改變其政策制定實踐，因爲長期以來，美國等許多國家的經濟政策制定是由赤字鷹派或赤字鴿派所主導的，並未反映作爲赤字貓頭鷹派的MMT的政策範式或政策制定原則。②所謂赤字鷹派，即要求每年都要實行財政平衡；所謂赤字鴿派，認爲衹要在一個經濟週期內能夠實現財政平衡，某些年份出現赤字是可以容忍的。MMT認爲，財政赤字是常態，不僅短期內(一個經濟週期內)而且長期內都不可能實現財政平衡，財政平衡衹能使經濟持續處於緊縮狀態，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應該是平衡經濟，減少甚至消除就業赤字、公共服務赤字、氣候變化赤字帶來的經濟不平衡，而不是平衡預算。由于貓頭鷹是智慧的象徵，而且它“可以將頭部旋轉近360度，使它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看待財政赤字”，因此，凱爾頓將MMT的財政赤字觀命名爲“赤字貓頭鷹派”(Stephanie Kelton, The deficit myth: modern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birth of the people’s economy, 73)。

然而，中央銀行獨立制度衹是財政部和央行政策協調的一種方式，並非是最佳方式。其一，一些國家的政府允許中央銀行直接爲財政部提供資金或將國債直接賣給其中央銀行?！鞍拇罄麃?、新西蘭、加拿大、英國等一些主權經濟體的央行參與政府債券一級市場，不受法律限制。然而，在實踐中，除加拿大外，這些國家的央行對一級市場的參與有限。自1913年美聯儲成立以來，這一禁令就被寫入了美國法律，儘管有時也有例外，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財政赤字達到GDP的25%?！雹踂. MITCHELL, L. R. WRAY, WATTS M. Macroeconomics, 369.其二，中央銀行可以爲商業銀行在央行賬戶中的超額準備金提供利息，而無須發行國債。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2008年，美聯儲為了實施其利率目標，沒有採取發行國債吸幹商業銀行在其賬戶中所有多餘準備金的慣常做法，而是給其一部分多餘準備金提供與購買國債相當的利率，這就說明了作爲通貨壟斷發行者，主權貨幣政府的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調節超額準備金利率就可以達到維持目標利率的目的，而無須發行國債。但值得注意的是，就保證財政部開支順利進行以及財政部與央行之間的政策協調來說，允許中央銀行爲財政部賬戶提供透支或在一級市場上購買國債，其效率不見得高於美國獨立的中央銀行制度，而且，這種重大改革並不意味著就實施了MMT的功能財政等政策制定原則，它仍可能由健全財政所支配。其三，基於現代貨幣理論，人們可以對具體經濟政策的價值觀進行解釋性批判，揭開限制政府開支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面紗，爲充分利用主權貨幣制度所提供的機遇創造前提條件。例如，現代貨幣理論學者已經揭示，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大多數基於預算和財政限制的選擇實際上衹是出於階級利益的政治選擇，當政客們聲稱政府已經用光了錢，因此有理由削減提高大衆福祉的項目時，他們實際上是在撒謊。因爲，主權貨幣政府沒有內在的財政支出約束，他們可以用自己的貨幣購買任何要出售的東西，包括所有需要工作的失業工人。MMT對主權貨幣內在規律性要求的揭示，迫使西方國家的政客們再也不能以“政府已經耗盡資金，不能爲所有人提供工作”爲自己辯護，他們將不得不尋找其他的理由爲其不能消除大規模失業的責任進行辯護。

三 “二戰”期間美國經濟政策的MMT透視

美歐國家運用國家財政能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特別是對新冠疫情的應對，證實了MMT所揭示的主權貨幣內在規律性要求，但其政策都不是MMT範式的。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歷史上是否有過符合“現代貨幣理論”世界觀的政策實踐呢？就美國而言，除了1861—1900年外，從19世紀初至1933年初，美國一直實行金本位貨幣制度；1933年4月19日，羅斯福宣佈廢除金本位制，使美元具備了較完整主權貨幣的特徵。

關於羅斯福新政，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認爲，“在1939年，(美國的)財政和經濟政策已經大體上穩定下來。在經歷了十年的蕭條之後，儘管失業人數已經比1932年減少了700萬，但失業大軍仍然有1000萬之衆?！瓚馉幍牡絹硌杆俚馗淖兞松厦娴囊磺?。充分就業成爲整個國家的目標，而且目標的緊迫性和可操作性都遠遠超過了大蕭條時的水平”①[美]赫伯特·斯坦：《美國的財政革命——應對現實的策略(第二版)》(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0)，第174、114～115頁。。也就是說，“羅斯福新政”未能使美國克服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纔使美國走出了“大蕭條”。這種說法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沒有深究其根源，因而未能揭示美國走出“大蕭條”的真正原因。那麼，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羅斯福新政”深受平衡預算教條的折磨，不僅羅斯福本人沒有擺脫對財政赤字的負罪感，他“不相信政府支出是實現充分就業的唯一途徑”，而且，1939年的一份民意測驗也表明了平衡預算的教條在美國選民中的支配性影響：不讚成預算平衡的公衆衹佔17.4%，而讚同平衡預算的則高達61.3%。②[美]赫伯特·斯坦：《美國的財政革命——應對現實的策略(第二版)》(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0)，第174、114～115頁。實際上，在此之前的1937年，美國政府爲了實施社會保障項目採取了(緊縮性的)增稅措施，羅斯福爲了實現平衡預算的競選承諾，也減少了其他方面的政府開支，美國經濟因此再次陷入了蕭條，企業銷售一路下滑，工資大幅度下降，失業率再次上升。在當時，羅斯福政府對於這種狀況似乎一籌莫展。

但戰爭的到來徹底打破了平衡預算思維的羈絆，使美國經濟迅速擺脫了“大蕭條”?！霸诙鹌陂g，(美國)政府支出迅速增長，從遠低於GDP的10%到(20世紀40年代的)十年中期接近GDP的50%。實際上，赤字佔GDP的比例從1940年的不到3%上升到了戰爭開支高峰期的26%。大蕭條時期的通貨緊縮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轉變爲通貨膨脹，在戰爭期間達到約10%的峰值。在1941—1945年期間，實際GDP平均增長率爲12.12%。工業生產指數從1939年12月8.9%的大蕭條後峰值增長到1944年8月的17.25%，增長了93.8%?！雹踄eva Nersisyan and L. Randall Wray，“Can we afford the Green New Deal? ”,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2021): 68–88.

戰爭破壞了平衡預算的原則，政府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實現了充分就業，徹底解決了“大蕭條”問題，並使戰前的通貨緊縮轉變爲通貨膨脹。戰時財政的目標不再是對付通貨緊縮，而是轉向其對立面——如何避免通貨膨脹。這證明了現代貨幣理論學者的世界觀：政府開支不存在財政限制，而是面臨資源限制或者說通貨膨脹限制。這種思維與目前美歐國家應對疫情的世界觀是不同的。目前美歐國家通過大規模政府支出應對疫情是被迫的，疫情的嚴重性迫使其暫時放棄了政府開支必須通過稅收或借債籌資的思維，但平衡預算的思維依然故我，他們將目前的通貨膨脹歸罪於政府財政救助措施並採取加息和財政緊縮措施就證明了這一點。

雖然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打破平衡預算思維是被迫的，但山姆·利維(S a m Levey)2021年撰寫的《現代貨幣與戰時財政部》一文通過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財政部高層官員撰寫的報告、發表的演講、其他文件以及相關媒體報道的研究，對美國財政部持有的經濟世界觀與現代貨幣理論進行比較，發現兩者之間存在驚人的一致性，而兩者之間的差異主要是由戰爭財政的特殊性所導致的。對於“二戰”期間美國財政部高層官員的這種類似於現代貨幣理論學者思維的來源，有學者認爲來自凱恩斯在1940年出版的小冊子《如何籌措戰費？》，但山姆·利維對凱恩斯是主要影響因素表示懷疑。在他看來，相當大的因素可能來自直接經驗：戰爭的嚴峻考驗使美國財政部從慘痛的教訓中悟到了貨幣體系是如何運作的道理。①Sam Levey，“Modern Money and the War Treasury”，Glob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Prosperity，Working Paper No. 123, August 2019；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4(2021): 1034-1065.

首先，山姆·利維認爲，“二戰”期間的美國財政部讚同MMT的基本觀點，即政府開支的限制因素是實際資源約束而不是財政約束、資金約束。在MMT中，這有時被總結爲，任何在技術上可行的，在經濟上都是可以負擔得起的。美國財政部是這樣表述這種觀點的：戰時財政的“主要的實際問題在於物質層面，如果這些問題能夠得到解決，那麼貨幣層面的問題也都有可能得到解決，而且不太可能阻礙國防的成功?！鄙侥贰だS還認爲，戰時美國財政部甚至讚同MMT的這樣一種觀點，即政府貨幣循環的週期始於政府支出，政府支出爲經濟提供資金，然後私人部門將其用於納稅或購買政府債券。這些看法與目前支配人們思維的“稅收爲主權政府支出提供融資”的主流經濟學理論截然相反。

其次，“二戰”期間的美國財政部和目前的M M T學者(後者借鑒了勒納的功能財政理論)都認爲，評估財政政策行動的標準是其對經濟的直接影響(宏觀經濟總量和激勵)，而不是其對預算的獨立影響。在此基礎上，兩者都認爲，在充分就業的經濟中，任何形式的額外支出都代表著通脹壓力，而稅收可以起到防止通脹的作用。時任美國財政部部長摩根索(H. Morgenthau，1891—1967)指出：“在強調個人所得稅時，財政部考慮到了稅收公平和稅收幫助避免通貨膨脹的必要性。它同其他機構一起研究了通貨膨脹問題的嚴重程度以及這個問題同應徵收的稅款的數額和種類之間的關係。在不直接導致物價上漲和增加生活成本的情況下，個人所得稅似乎是收回政府支出的收入接受者的購買力並實現反通貨膨脹這個首要目標的最可取的手段之一?！?/p>

最後，兩者都反對加息對抗通脹的理論和政策，提倡穩定、低利率的政策?！皩冬F代主流宏觀經濟學家來說，利率是對抗通脹的主要工具，但美國財政部並不這麼看。事實上，摩根索斷然否定了戰時高利率會對抗通貨膨脹的觀點：‘以前有些人認爲，戰時高利率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些人則認爲，即使這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助於遏制通脹。每個主要交戰國的財政部長都知道，這兩種觀點都不正確。戰時高利率並非不可避免，也無助於遏制通貨膨脹。衹有增加生產或減少開支纔能遏制通貨膨脹。高利率無助於增加生產，也不會影響政府支出或普通消費者的支出。利率唯一能影響的支出類型是資本貨物和住房。這些支出衹佔戰時經濟的很小一部分；無論如何，它們都受到直接控制。因此，在戰時通過提高利率來努力控制通貨膨脹，就像提高一個背後沒有機器的杠桿?！Ω髡J爲，低利率對和平時期也很重要?！雹赟am Levey, “Modern Money and the War Treasury”, Glob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Prosperity, Working Paper No. 123, August 2019.山姆·利維的這篇論文作爲工作論文發表於2019年，目前美歐國家的通貨膨脹是以2021年4月美國發生通貨膨脹爲開端的，比較一下，就會發現，美國財政部部長摩根索的這些觀點與目前MMT學者反對美歐國家通過加息治理當前通貨膨脹的態度如出一轍。

爲了應對通貨膨脹，美國財政部在戰時還採取了一項獨特行動，即精心策劃的一場聲勢浩大的說服大衆增加儲蓄的運動。自弗里德曼(M.Friedmann,1927—2006)提出貨幣主義以來，主流觀點一直認爲，央行對通貨膨脹負有唯一責任。但是，戰時美國財政部的廣告宣傳卻與之相反：每一個消費者都可以通過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在對抗通貨膨脹中發揮自己的作用?！皯饡r對通貨膨脹的充分遏制表明，儲蓄運動在說服方面是成功的。這一推動導致中等收入甚至較低收入的公民大量積纍政府債券，造成了與戰前或今天非常不同的政府債券分佈?！雹賁am Levey，“Modern Money and the War Treasury”，Glob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Prosperity，Working Paper No. 123, August 2019.美國政府的這一歷史經驗，豐富了現代貨幣理論學派的通貨膨脹理論和政策案例庫。

如果按照目前主流宏觀經濟學教科書的邏輯，人們將無法理解“二戰”期間美國的經濟政策。因爲，這種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是政府財政開支必須來自稅收和借債。當全面戰爭爆發時，美國仍在“大蕭條”的泥潭中掙扎，多數家庭幾乎沒有儲蓄可用於購買戰爭債券，而且幾乎無法承擔更高稅收的負擔。因此，主流宏觀經濟學的方法是不可行的。但美國財政部的官員們知道，國家是主權貨幣的壟斷發行者，國家財政包括戰時財政的資金不是問題，戰時財政的關鍵問題是有多少資源可供國家貨幣來調動以及物資緊缺導致的通貨膨脹，因此，戰爭爆發後，美國財政部就直接通過政府開支將貨幣注入經濟，啓動了戰時資源動員，並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爲主要工作。這種大規模的財政開支，大幅度增加了美國家庭的收入，不僅使他們的生活得到了保障，而且也增加了他們的儲蓄。在前面提到的大衆儲蓄愛國運動中，美國財政部製作了一個名爲《自由的代價》的15分鐘宣傳視頻來動員美國民衆：

如今，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多的美國人從事著戰爭生產的工作……這些戰爭生產每天都在向美國人的口袋裏注入1億美元。如果我們要制止生活成本的毀滅性上漲，如果我們要避免通貨膨脹，如果我們要贏得這場戰爭，每一分錢都可以省下來，用於購買戰爭儲蓄券和國債……兄弟，趁錢滾滾而來，現在就該儲蓄一毛錢了……每週都有越來越多的美國工人……加入到那些爲自由而儲蓄一毛錢的行列中來……一塊錢存一毛錢。10%的儲蓄用來控制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並在將來需要它們時再動用。②Sam Levey，“Modern Money and the War Treasury”，Glob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Prosperity，Working Paper No. 123, August 2019.。

該視頻說明，美國財政部認爲政府開支不需要美國民衆的儲蓄，而是美國政府的戰爭開支使“大蕭條”時期美國貧困家庭獲得了“滾滾而來”的收入，現在他們可以“瘋狂消費”了。然而，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已經大大超過了充分就業，幾乎所有可以購買的東西都被用於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武器生產，消費品供應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美國財政部發動了鼓勵愛國儲蓄的“大衆說服”運動來減少消費者支出，美國民衆也給予了很大的支持。正如摩根索在當時指出的：“我認爲，大多數美國人開始認識到，他們在對抗通貨膨脹的鬥爭中有個人利益，就像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很久以前就開始認識到的，他們的個人利益與軸心國戰爭機器的毀滅有關?！雹跾am Levey，“Modern Money and the War Treasury”，Glob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Prosperity，Working Paper No. 123, August 2019.然而，衹靠愛國儲蓄運動無法完全控制住通貨膨脹，美國財政部將稅收視爲最有力的反通脹武器，通過稅收回收政府開支發出的貨幣以減少消費者支出，這實際上是減少消費者或者說私人部門佔用資源的能力，目的是在保證不發生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通過政府購買，將緊缺的資源用於確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武器生產。稅收的目的不是爲政府開支籌集資金，而是爲了減少私人部門對實際經濟資源的使用，以便通過非通貨膨脹的方式將資源用於公共目的。美國戰時財政部的官員們明白這一點，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對此茫然不知。

總之，在美國經濟政策史中，最接近MMT政策範式的是“二戰”期間的美國經濟政策。它說明，美國走出“大蕭條”並非因爲戰爭，而是因爲徹底打破平衡預算羈絆的結果，並爲戰後“黃金時代”(1945—1973)奠定了基礎。固然，人們可以將五六十年代的繁榮歸因於戰後轉爲民用的新技術和新設備，歸因於戰時大衆儲蓄使美國民衆在戰後可以將儲蓄大量用於消費支出，而這種大量消費爲軍轉民的巨大產能提供了市場，歸因於戰後經濟增長能夠得以維持的良好的工資和福利，並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羅斯福新政創造的機構以及戰前創建的基礎設施，但是，如果美國政府沒有徹底打破平衡預算教條的束縛，沒有類似於MMT政策範式的經濟政策革命，這一切就不可能發生。這是戰爭使美國走出“大蕭條”的真正原因。

四 應對新時代重大挑戰的現代貨幣理論

在有關現代貨幣理論的討論中，存在著這樣一種看法：現代貨幣理論與凱恩斯經濟學一樣，是一種“蕭條經濟學”或“危機經濟學”，而以薩伊定律等爲基礎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是一種“繁榮經濟學”。①原倩：“現代貨幣理論：‘蕭條經濟學’復興的‘第四波’”，《當代經濟研究》6(2021)：40。還有一種說法認爲，現代貨幣理論之所以有一定應用空間，是它可以應對新冠疫情等，疫情過後就不需要了。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危機經濟學”的一種舉例，值得商榷。

凱恩斯的經濟思想是在戰後纔被人們普遍接受的。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新古典綜合派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一直在美國居於支配地位，而這一時期不正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期嗎？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爲，正是“滯脹”的危機導致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終結”和新古典經濟學的捲土重來。按照這種說法，新古典經濟學應該是一種“危機經濟學”，但沒有人這麼看?，F代貨幣理論揭示的主權貨幣制度運動規律難道不是一直適合於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現代貨幣型經濟嗎？當然，它也適合於美國在1933年初廢除金本位到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這段時間以及歷史上某些國家具有完全貨幣主權的時期。

實際上，將現代貨幣理論視作“蕭條經濟學”或“危機經濟學”並沒有真正理解現代貨幣理論。在美國經濟思想史中，斯圖爾特·蔡斯(S.Chase,1888—1985)是一位不大出名的經濟學家，但卻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和原創性的經濟學家。1932年，他出版的《新政》成爲了1933年開始執政的羅斯福應對“大蕭條”的圖騰；1942年，他出版了《我們旅行的道路：1914—1942——美國未來的指南》，現代貨幣理論創始人之一米切爾(William Mitchell)稱讚其“爲二戰結束後政府在經濟政策方面的行爲提供了一份藍圖”。1943年，蔡斯在其《貨幣從何而來——戰後金融問題》一書中稱讚了俄羅斯運用主權貨幣實現高速工業化在抗擊德國法西斯中的關鍵作用：“1925年，俄羅斯經歷了一場毀滅性的戰爭和一場激烈的內部革命。它的貨幣在失控的通貨膨脹中被摧毀，它是世界上具有最嚴重金融風險的國家，它幾乎沒有黃金。然而，到193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俄羅斯已經在工廠、新城市、城鎮、水電開發、軍備、住房和學校方面投資了大約600億盧布。新工廠就矗立在那裏，醜陋而結實。沒有它，俄國就不可能經受得住希特勒軍隊的猛攻?！雹赟tuart Chase, Where's the money coming from? Problems of postwar finance (New York：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1943), 3.蔡斯舉的這個例子，與美國戰時財政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蔡斯在舉了俄羅斯、意大利、德國、日本、美國等國家的例子後，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貨幣從哪裏來？……一個大國在危機時期能夠“負擔得起”的東西不是取決於它的貨幣，而是取決於它的人力和貨物?！欢?，在其他時候，當危機不那麼嚴重時，卻找不到必要的貨幣來完成必要的任務，失業、不安全感和匱乏，所有這些都在拖累我們。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悖論。在某些時候，一個國家可以負擔得起，而在其他時候，貨幣一點也不少，但它就負擔不起。在某些時候我們害怕國家破產，而在其他時候我們幾乎不去想它。①Stuart Chase, Where's the money coming from? Problems of postwar finance (New York：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1943), 3.

蔡斯提出的問題，也是向目前將現代貨幣理論視作“蕭條經濟學”“危機經濟學”的人提出的問題。無論在戰時、危機時期，還是在和平、繁榮時期，主權貨幣國家的貨幣是從不會稀缺的，政府開支也從不會導致國家破產，真正的威脅是通貨膨脹。在戰時，物資要比和平、繁榮時期匱乏得多，尚且能夠實現充分就業，而和平、繁榮時期物資豐富，反而不能實現充分就業並出現大面積貧困現象。原因何在？戰時、危機時期的嚴峻考驗使人們不得不拋棄平衡預算的教條，而一旦戰時、危機時期過後，未能理解主權貨幣制度運動規律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就又撿起平衡預算的陳腐教條。它不僅不是“繁榮的經濟學”，反而是製造失業和貧困的經濟學，而現代貨幣理論則是應對危機或重大挑戰並創造繁榮的經濟學。

在新時代，人類社會面臨許多重大挑戰，但有三個問題是最突出的：其一，人類生存的生態環境遭遇嚴峻挑戰。氣候變化、嚴重的環境污染、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長期乾旱、巨大的森林火災、漁業損失和海洋酸化、水資源短缺等使地球越來越不適合人類生存。其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正在使全球經濟越來越陷入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的危機。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新自由主義的支配性影響導致資本—勞動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這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以美國爲例，自1970年以來，工人的實際工資幾乎沒有增長(僅增長5.7%)，而生產率卻增長了162%，來自生產率增長的國民收入的增加幾乎全部以利潤的形式爲資本家所獲得，這是導致美國社會分裂和所謂“民粹主義”興起的主要原因。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45—1973年的美國經濟增長之所以被稱爲“黃金時代”，原因不僅在於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與生產率的增長保持了同步，而且還在於政府提供了相當大部分的公共服務。其三，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應對逆全球化的挑戰。廣大發展中國家受美元霸權所支配，貨幣和經濟危機頻仍，沒有認識到基本的自給自足是參與國際分工的基礎，沒有認識到完整的貨幣主權是解決其貨幣和經濟危機的基本條件。由於篇幅所限，這裏衹是以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進步力量提出的“綠色新政”爲例，簡要討論現代貨幣理論在應對前兩大挑戰中的關鍵作用。②有關中國在財政貨幣方面如何應對逆全球化挑戰的思考，參見賈根良：“財政貨幣制度的革命與國內大循環的歷史起源”，《求索》2(2021)：17～26。

“綠色新政”是受“羅斯福新政”的啓發而提出的。支持者認爲，現代社會面臨的許多重大社會經濟問題都是相互關聯的，除了氣候變化和生態危機外，不平等也在日益加劇，即使是在美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無法獲得足夠的食物、住所、醫療和負擔得起的教育。在資本主義國家，失業、就業不足、工資壓制、貧困加劇和不平等以及私人債務增加都導致了貨幣和實際資源方面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在新自由主義時代，世界上除中國等少數國家以外的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一直在對公共基礎設施推行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政策，並出售公共支付的資產以獲取私人利潤，因而導致絕大多數國家的公共服務嚴重不足。因此，西方國家“綠色新政”的支持者堅持使用一系列在此之前被視爲互不相關的計劃來解決這些問題：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扭轉氣候變化，改善基礎設施，建立國家作爲單一付款人的全民醫療保健制度，學生債務減免和免費公立大學，增加對兒童、病人和老年人的照顧，實施就業保障。

但是，“綠色新政”在西方國家一直遭到壟斷資本、金融利益集團和主流經濟學家的反對。他們對“綠色新政”的必要性提不出反對意見，而是認爲政府無法爲其提供必需的資金，因而是不可行的；而那些支持“綠色新政”的進步派政客，也受西方主流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所謂國家財政開支必須由稅收收入和向私人借債提供資金的錯誤理論所支配。因此，目前有關“綠色新政”的大量討論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解決其資金來源以及資金成本的計算問題上。由於這種計算集中在財政方面的估計上，加上各種計劃的預計成本，從而得出結論，“綠色新政”需要大幅增稅來支付它，需要巨額資金，而這些資金是無法提供的，因而是不可行的。但是，在現代貨幣理論學者看來，這種考慮問題的思路是本末倒置的?！熬G色新政”的關鍵問題是經濟資源問題，而不是資金來源和資金成本問題。

納斯巖、蘭德爾·雷指出，人們是否能夠負擔得起“綠色新政”或其他政府計劃，並不取決於資金，而是取決於是否有切實的資源來實施它。因爲，國家作爲貨幣發行者，從不缺乏資金。因此，計算“綠色新政”的成本就必須仔細核算新政將需要的資源，並將這些資源與新政將釋放的資源以及已經過剩的資源進行權衡，在此基礎之上再確定是否需要減少總需求，進而確定是否需要採取增稅等反通脹措施。增稅並不是因爲在經濟上負擔不起“綠色新政”或其他政府計劃，因爲政府作爲貨幣的壟斷發行者，總是可以以更高的價格競標資源，使其不再供私人使用。增稅的真正目的取決於是否需要限制總支出，以便以非通脹的方式爲新政釋放資源，因爲政府在“綠色新政”或其他政府計劃上的支出將增加私人收入，私人收入的增加使其有能力在與政府爭奪稀缺資源上出價更高。因此，增稅的目的是爲了減少私人收入，從而消除其對資源的競爭。按照這種思路，兩人估算出美國實施“綠色新政”的實際資源成本實際上衹佔美國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3%，並討論了預防通貨膨脹的種種措施。①Yeva Nersisyan and L. Randall Wray, “Can we afford the Green New Deal?”,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2021): 68–88.

納斯巖、蘭德爾·雷對“綠色新政”的討論是基於現代貨幣理論：主權國家的財政不像家庭和企業的預算，政府利用其貨幣系統調動國家的實際資源，並將其中一部分轉移到追求公共目的，稅收是爲了減少私人部門對實際經濟資源的佔有以避免通貨膨脹?，F代貨幣理論的這種邏輯來自凱恩斯的《如何籌措戰費？》。凱恩斯的方法很簡單，但也很深刻：計算可用於應對戰爭的資源，同時維持人口的消費需求。如果現有資源達不到所需，那麼，在財政方面也無法找到解決辦法。政府總是可以花更多的錢把資源轉移到戰爭上，但如果不減少私人支出，結果將是通貨膨脹，產生非自願儲蓄和超額利潤，同時實際消費下降。爲了防止這種不受歡迎的結果，政府必須通過減少私人需求來緩解競爭稀缺資源的壓力。

在經濟學說史上，“大蕭條”催生了凱恩斯革命。雖然凱恩斯的學說存在種種不足，但它爲戰後美歐國家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奠定了學理基礎。以美國爲例，凱恩斯主義的三大政策——充分就業、金融監管、政府投資對美國收入分配產生了巨大影響，爲戰後三十年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提供了保障：從1930年到1980年，社會底層90%人口的財富份額從15%的低點增加到35%的高點；與此同時，佔人口0.1%的富人階級的財富份額從25%的高位下降到5%的低位。但是，這種命運的逆轉是壟斷資本和食利者階級無法接受的，他們以耐心和毅力策劃了一場反對凱恩斯革命的政變。在美國和英國，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機創造了一個機會，芝加哥學派抓住了這個機會，發起了反對凱恩斯主義思想的貨幣主義革命。它並不是基於科學或證據，而是基於宣傳和行銷，特別是與西方左翼力量由於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財政貨幣學說而無力反擊具有很大關係。在金融資本主義利益集團的操縱下，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推動下，撒切爾夫人(M.H.Thatcher,1925—2013)、里根(R.W.Reagan,1911—2004)開啓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時代，從而導致了現在面臨的社會經濟和生態危機。

正如凱恩斯革命之前的新古典經濟學無法爲“大蕭條”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解決方案一樣，今天的新自由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僅加劇了困擾現代資本主義的問題，而且也沒有爲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任何有益的指導。目前的世界經濟需要一場新的經濟學革命和經濟政策範式的革命。目前的現代貨幣型經濟顯然與凱恩斯的時代已有很大不同，經濟制度、社會力量、技術、全球經濟結構以及必須面對的挑戰也存在很大不同。與凱恩斯革命因“大蕭條”應運而生一樣，現代貨幣理論是爲了解決過去四十多年新自由主義製造的問題而誕生的經濟理論。但是，現代貨幣理論不是凱恩斯經濟學的翻版，凱恩斯也不是現代貨幣理論的主要先驅。它來自經濟學說史中更廣泛的傳統，消除了凱恩斯革命內在的缺陷。

綜上所述，現代貨幣理論作爲一種新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將引發財政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革命。相反，建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基礎之上的主流財政、貨幣金融理論和目前在大學中所講授的宏觀經濟學的大部分理論多已過時，需要用以現代貨幣理論爲基礎的財政、貨幣金融理論和宏觀經濟學所替代?，F代貨幣理論的影響將超出經濟學界，對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諸多領域也將產生重要影響。由於它是非主流經濟學最有希望完成對主流經濟學革命的經濟學流派，意義和影響將超過凱恩斯革命，因此，它將成爲目前和今後三五十年解決世界經濟和中國重大經濟問題的主要經濟學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