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品貿易自由化、不完全競爭與勞動收入份額

張龍 房帥

內容提要：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關稅數據，通過“倍差法”實證分析了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我國制造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研究發現，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顯著提高了制造業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異質性分析表明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主要是由非加工貿易企業驅動，并不影響加工貿易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且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影響大于非勞動密集型企業，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顯著提高了企業的技能勞動收入份額和議價勞動收入份額。

關鍵詞：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勞動收入份額; 不完全競爭;境內貿易成本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148X（2022）01-0113-10

作者簡介：張龍（1988-），男，河南信陽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經濟理論與政策; 房帥（1990-），男，山東濰坊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對外直接投資與供應鏈本地化。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深度貿易開放與國內價值鏈重塑”，項目編號：71973072;南開大學文科發展基金重點項目“擴大進口與國內循環：‘雙循環’視角的研究”，項目編號：ZB21BZ0104。

一、引言

勞動收入份額歷來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首先，勞動收入份額是國民收入是否公平、平等的重要衡量或決定因素。勞動收入份額越高，一國的初次分配也就越公平和平等。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保證最終分配公平原則的關鍵：雖然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原則，但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格局往往決定著最終的收入格局。事實上，勞動收入份額不斷下降，也是中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懸殊往往會使一個國家出現一系列社會問題，不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不利于實現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其次，勞動收入份額的高低也能體現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模式。顯然，資本所得的邊際消費傾向遠低于勞動所得，從需求側看，若勞動收入份額過低，居民消費在GDP中的占比就不可能很高，從而經濟增長也就只能依賴投資或出口進行拉動。勞動報酬占比的不斷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中國為什么內需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產能過剩和出口依賴特征。

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自1996年開始就不斷下降，學者們嘗試從多個方面進行解釋。李稻葵（2007）等[1]指出，中國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主要源于經濟結構改變、企業利潤提高以及稅收在GDP中的比重上升。白重恩和錢震杰（2009）[2]認為，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不斷下降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結果，這是因為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向和路徑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中國的技術進步偏向資本，企業傾向于用資本替代勞動，由此造成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不斷下降[3]。邵敏和黃玖立（2010）[4]的研究則表明，外資進入通過降低勞動者報酬從而降低了勞動收入份額，這種負向作用主要是由于外資企業支付的工資較高，高素質人才可能向外資企業流動，從而拉低了內資企業的勞動者報酬。雖然勞動收入份額從總體上呈不斷下降的趨勢，但亦有研究者考察了提升勞動收入份額的渠道。唐東波（2011）[5]認為，全球貿易的擴張有助于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企業的空間集聚有利于企業擴張規模，由于空間集聚而形成的勞動力“蓄水池”有利于勞動者找到適合自身的工作，從而提高勞動者報酬，增加企業的空間集聚是延緩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有效方式[6]。產業結構升級增加了對高素質勞動力人才的需求，進而提高勞動收入份額[7]。

中國“入世”與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所處的時期重合，二者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聯？余淼杰和梁中華（2014）[8]基于中國工業企業和中國海關企業合并數據考察了貿易自由化與制造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之間的因果關系。他們的研究表明，貿易自由化降低了中國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但是，該研究忽視了大量非進口的工業企業樣本①。以進口關稅減讓為核心內容的貿易自由化對進口和非進口企業都有可能產生影響②，忽略非進口企業降低了其結論的適用范圍。海關數據中的許多企業既從事加工貿易又從事一般貿易，直接通過“入世”前是否從事加工貿易的方式來區分實驗組和對照組顯然存在一定的偏差。此外，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生產端成本降低會使得越來越多的低效率非貿易企業達到零利潤條件進而進入市場[10]。因此企業數量的大幅增加會使得勞動力需求上升，該文的結論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中間品貿易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的主要方面[11]，本文立足于實證分析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中國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樣本囊括貿易企業和非貿易企業?！氨恫罘ā钡墓烙嫿Y果顯示，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顯著提高了制造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本文的研究是對貿易開放和收入分配研究的補充和修正。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本文假設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均為不完全競爭市場，通過對勞動收入份額進行分解來說明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如何影響企業勞動收入份額?，F實生活中產品的差異化隨處可見，顯然假設產品市場不完全競爭較為合理。此外，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討價還價現象較為普遍，這也意味著中國勞動力市場不完全競爭的假設亦較為貼合現實[12]?；谝陨霞僭O，我們首先將生產函數的形式設定如下：

其中，K代表機器設備等資本，L代表勞動，M代表中間投入。假設資本的價格為r，勞動者的工資報酬為w，中間投入品的價格為PM，產品價格為P，產量為Q。此外，本文假設資本和中間品市場完全競爭，且企業規模報酬不變[13]。由于勞動者具備議價能力，需構建討價還價模型來研究企業短期利潤最大化問題。與Ahsan and Mitra（2014）[14]不同的是，考慮到中國并沒有像發達國家那種較為規范的工會組織，而在中國工資議價更多是勞動者的個人行為，因此我們將勞動者直接放入到本文的討價還價模型之中。具體的模型設定如下所示：

其中，α代表勞動者的議價能力，其值介于0到1之間。α越大，勞動者議價能力越強。在上述短期利潤最大化模型中，勞動者可以同企業進行協商，共同決定雇員數量L和勞動報酬w，且w不應低于勞動者的保留工資wa。因此，一旦加入企業，勞動者的預期收入為L（w-wa）。綜上所述，為使目標函數最大化，需構造關于w的一階條件：

此外，還需構造關于L的一階條件：

聯立（3）式和（4）式，我們可以得到：

MR*MPL代表工人的技能工資，即勞動者的保留工資為按其自身技能支付的技能工資[15]。剩余部分即代表議價工資[16]。依據企業規模報酬不變以及對資本和中間品要素市場完全競爭的假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勞動報酬占總產出的比重，其中勞動報酬等于工資加應付福利費用）的表達式：

其中，SLμ是由勞動者技能工資形成的技能勞動收入份額。μ代表加成率，α（1-1μ） 為議價工資所形成的勞動收入份額，簡稱議價勞動收入份額。接下來，我們將討論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如何影響技能勞動收入份額和議價勞動收入份額進而影響企業勞動收入份額。

（一）中間品貿易自由化與技能勞動收入份額

中間品貿易自由化使得企業能夠使用更多樣的中間品，這也就使得企業內部勞動力與其他要素的投入結構更為優化，因此企業勞動產出彈性εL會增加。此外，中間品貿易自由化使得企業在生產端成本降低，這也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企業能夠滿足零利潤條件進而進入市場，市場競爭加劇，迫使企業對產品定價降低。產品價格與生產成本的同時下降可能會使得加成率μ并不發生明顯變化③。綜上所述，中間品貿易自由化提升了企業勞動收入份額。

（二）中間品貿易自由化與議價勞動收入份額

正如前文所言，中間品貿易自由化會使得越來越多的企業進入市場，這也就使得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勞動者的議價能力會增強。此外，由于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企業加成率的影響可能并不明顯，因此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增加了企業的議價勞動收入份額。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提出如下兩個假設：

假設1：中間品貿易自由化提高了企業勞動收入份額。

假設2：中間品貿易自由化主要通過提高技能勞動收入份額和議價勞動收入份額進而使得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提高。

三、數據、指標與描述

（一）數據說明

本文部分數據來自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按照現有文獻常用的做法，本文將考察的時間段確定為1998-2007年。該數據庫存在著變量值缺失、異常等問題，本文對該數據庫進行清洗，并將行業分類以中國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2002）為準進行統一[18]。后文分析需要城市層面的信息，但樣本期間中國的行政區劃進行了多次調整。本文以2007年行政區劃為準對城市代碼進行統一，共獲取了337個地級市的四分位代碼。中國進口關稅稅率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ITS數據庫。

（二）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的衡量與描述

各個行業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的程度存在差異。2001年的平均關稅水平表示行業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的程度大小，并對行業進行連續分組[19]。這是因為，“入世”前平均進口關稅較高從而保護程度較高的行業，“入世”后進口關稅的削減幅度也相對較高，即受到貿易自由化的影響相對較大。有了最終品關稅，本文根據投入產出關系計算各個行業的中間品關稅[9]。具體地，本文先將國民經濟行業代碼（GB/T2002）與投入產出表（2002年版）進行匹配，然后由投入產出表計算得出各個行業的中間投入系數，然后根據下式計算行業的加權中間品進口關稅：

如上式所示，αj代表i行業所使用的來自j行業的中間投入占總中間投入的比重，outputtariffj代表j行業的最終品關稅（按行業對產品關稅進行簡單算術平均得來）。（7）式表明i行業中間投入品關稅是投入品行業的最終品關稅的加權平均。與現有文獻計算中間品關稅不同的是，本文在核算中間品關稅時進行了兩種扣除。第一，將家用消費品從最終產品中扣除。根據產品大類的BEC分類表，某些產品直接進入到家庭用于消費，而不會進入到制造業行業的生產之中（如家用汽車、某些食物等）。本文在核算中間品關稅時扣除了僅用于家庭消費的最終消費產品。第二，將來自本行業的中間投入從總中間投入中剔除。中間品關稅是根據最終品關稅加權而來。然而，中國的投入產出表行業分類較粗，這就使得任意行業的總中間投入中，來自本行業的中間投入占比均較高④。最終品關稅削減和中間品關稅削減對企業績效影響可能有所不同，如不剔除來自本行業的中間投入，則兩種影響無法區別開來，本文將主要使用剔除了家庭消費以及本行業中間投入的中間品關稅。

圖1以散點圖的形式報告了2001年各行業最終品關稅與中間品關稅間的關系。其中圖1（a）中的中間品關稅包括了本行業的中間投入，圖1（b）中的中間品關稅則剔除了本行業中間投入。顯然，圖1（a）中的散點分布較圖1（b）更接近一條直線。這也就說明，扣除自身投入以后計算中間品關稅會使得中間品關稅和最終品關稅的相關性程度降低?？鄢陨硗度氲闹虚g品關稅不僅能夠有效地將兩種影響區別開來，而且也能提高系數估計的精度?？鄢陨硗度胍院筮M行加權平均計算的中間品關稅從1998年的10.37%降低到2007年的5.91%，能夠較好地反映出中國“入世”前后中間品關稅的遞減變化。

2001年的中間品關稅稅率是否能夠刻畫行業的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程度？在測算中間品關稅的基礎上，本文計算得出2001-2007年四分位制造業行業中間品關稅削減，并將之與2001年行業中間品關稅稅率進行比較。如圖2所示，“入世”前中間品關稅越高的行業，“入世”后關稅削減的幅度也就越大。這也是本文將2001年中間品關稅與“入世”沖擊虛擬變量交乘進入倍差法模型的一個依據，即“入世”前面臨高中間品關稅的行業在是實驗組;“入世”前面臨較低中間品關稅的行業，可以作為對照組。本文依據2001年中間品關稅的高低進行連續分組，有效地避免了通過貿易方式分組帶來的識別問題。

四、經驗分析

（一）估計模型

本文的估計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f代表企業，i代表行業，t代表年份，lsfit代表的是f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本文取對數進入模型。inputtariffi2001代表i行業2001年的中間品關稅，Post02t是一個虛擬變量，在本文的樣本區間中，此虛擬變量在1998-2001年取值為0，在2002-2007年取值為1。λi代表行業固定效應，λt代表年份固定效應，εfit為隨機擾動項。

為得到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行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凈”影響，本文加入了一些隨時間變化的控制變量X′fit，具體包括：（1）企業資本密集度。用企業資本與勞動之比進行衡量，本文取對數進入模型（lnklr）。（2）企業國有資本占比（statecapital）。（3）產業聚集度（EG）。本文采用Ellision等（1997）[20]的方法進行核算。（4）最終品關稅（outputtariff），用以控制最終品關稅削減帶來的“競爭效應”對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5）衡量行業特征的三個變量?？紤]到行業特征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本文將行業內國有企業產出占比（soeshare）、行業平均工資（indwage）以及行業出口密集度（export）加入模型之中 ⑤[26]。

（二）基準回歸及穩健性檢驗

1.基準回歸

如表1所示，第1列的估計模型中僅加入2001年中間品關稅與Post02t的交乘項，并控制了行業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我們發現交乘項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顯著提高了制造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本文在第2列加入了一些隨時間變化且可能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即前文所說的企業資本密集度（lnklr）和國有資本占比（statecapital），加入后我們發現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于勞動收入份額依然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第3列加入了產業聚集度（EG），交乘項結果依然顯著為正。第4列則加入了最終品關稅（outputtariff）來衡量可能存在的“競爭效應”，結果依然發現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顯著提高了制造業勞動收入份額。最后一列我們加入了代表行業特征的變量，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進一步減小，但中間品貿易自由化依然顯著提高了制造業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假設1得以驗證。

2.變換中間品關稅計算口徑進行回歸

為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也將不剔除家庭消費進行加權以及包括自身投入計算的中間品關稅代入模型中進行回歸，如表2所示，三列的回歸結果均說明中間品貿易自由化提高了企業勞動收入份額，且均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這也說明更改中間品關稅的計算口徑不會影響到基準回歸的結論。

3.平行趨勢假設檢驗

為保證實驗組和對照組可比，“倍差法”在使用時的一個關鍵前提條件是實驗組和對照組在政策發生之前有著共同的趨勢，本文采用如下模型進行驗證：

βk度量的是每一年的政策效果。本文采用如下的系數置信區間圖來表示本文對于平行趨勢的驗證。如圖3所示，本文發現在“入世”前0都落到90%的系數置信區間。這說明在中國加入WTO以前，實驗組和對照組的被解釋變量有著較為相同的增長率，也就是所謂的實驗組與對照組在中國“入世”之前滿足平行趨勢假設，即本文的實驗組和對照組有著較好的可比性。

4.其他穩健性檢驗

（1）預期效應。企業可能會在2002年關稅大幅削減之前調整自己的生產行為，進而導致本文的估計結果產生偏誤。本文在回歸模型中加入了2001年年份虛擬變量與2001年關稅交乘項（t01y2001），如表3第1列所示，回歸結果顯示該交乘項系數并不顯著，這表明中國加入WTO并未被企業所預期到，即排除了預期效應。

（2）排除其他政策效應?？紤]到21世紀初中國正在進行國企改制且放松了對于外資進入的管制，考慮到這些政策可能會影響本文的回歸結果，本文加入了行業內國有企業數量占比（soe）及取對數的外資企業數量（lnforeign），回歸結果如表3第2列所示，中間品貿易自由化依然顯著提高了制造業行業的勞動收入份額，從而表明本文估計結果受其他政策影響的可能性較小。

（3）“安慰劑”檢驗。本文截取了“入世”前（1998-2001）年的數據樣本，來考察中國加入WTO之前中間品關稅對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21]。在這個時期，關稅變化幅度并不大，正如我們預期那樣，如表3第3列所示，在“入世”前，中間品關稅對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并沒有顯著影響。

（4）排除非關稅壁壘效應。貿易自由化不僅包括關稅的降低，還包括非關稅壁壘的減少。中國為了加入WTO，承諾降低非關稅壁壘，且非關稅壁壘降低的時間區間在2001-2005年，與入世后關稅削減的階段重合。如果不排除非關稅壁壘的影響，那么控制組和實驗組可能會受到多重影響，使得控制組和對照組無法進行比較，且不能分離出關稅降低所帶來的影響。本文刪除了樣本中的紡織業再進行回歸，如表3第4列所示，回歸結果顯示中間品關稅與Post02t的交乘項系數依然顯著，也再次證明了本文回歸結果的穩健性[8]。

（5）改變勞動收入份額計算口徑。有一些文獻采用勞動報酬占產出增加值的比重來衡量勞動收入份額[4]?？紤]到計算口徑的不同可能會對本文回歸結果造成的影響，我們在表3第5列采用上述方式衡量勞動收入份額，并代入模型進行回歸，結果發現中間品貿易自由化依然顯著提高了企業勞動收入份額。

（三）異質性分析

基準回歸顯示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顯著提高了制造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但這一影響可能在不同企業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考慮到關稅削減對企業影響的異質性，我們首先將企業區分為加工貿易企業和非加工貿易企業，如表4第1列和第2列所示，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加工貿易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并不顯著，但顯著提高了非加工貿易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這是因為加工貿易企業往往無需在進口環節承擔關稅，因此行業層面關稅的削減對其影響較小，因此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主要是由非加工貿易企業驅動的?？紤]到中間品貿易自由化會影響到企業要素投入結構，本文在表4第3列和第4列將企業分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和非勞動密集型企業，我們發現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顯著提高了這兩類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但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影響明顯更大?？赡艿脑蚴钱斶@類企業增加中間品投入時，需更多地投入勞動才能使得投入要素結構合理，因此勞動密集型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提高更多。

五、機制分析

為進一步厘清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機制，本文參照Ackerberg等（2015）[22]的做法（ACF），第一步先構造一個如下所示的超對數生產函數：

其中，εM為中間品產出彈性，由（10）式的yt對mt求導得來，而θM為中間投入占產出的比重。根據計算得到的勞動產出彈性εL和加成率 μ，我們便可得到技能勞動收入份額，而議價勞動收入份額則可通過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減去技能勞動收入份額得到，最后，通過簡單的運算，我們還可以得到勞動者的議價能力α。為更清晰地了解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影響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機制，我們將技能勞動收入份額、議價勞動收入份額、加成率、勞動產出彈性和議價能力分別代入基準模型進行回歸，具體的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表5第1列和第2列的回歸結果表明，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顯著提高了企業技能勞動收入份額和議價勞動收入份額，這也驗證了本文的第二個假說。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因此會有更多的企業能達到零利潤條件進而進入市場，市場競爭會加劇，這意味著中間品貿易自由化不僅降低了企業生產成本，而且對企業索取的產品價格亦有一定抑制作用，因此我們發現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加成率的影響并不顯著。中間品貿易自由化使得企業能夠優化投入要素結構，因此勞動產出彈性得以提高，技能勞動收入份額上升。最后，企業進入增加了市場中企業的數量，這意味著中間品貿易自由化會使得勞動需求上升，因此勞動者議價能力會隨之提高，進而議價勞動收入份額也提高。

六、進一步分析

（一）中間品貿易自由化與私營企業占比

本文在進行理論分析時，強調了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的“成本節約效應”，即中間品貿易自由化有助于企業達到零利潤條件進而進入市場，這也就意味著行業的所有制結構會發生變化。國有企業在貿易自由化以后退守到產品鏈上游的“命脈”行業如資源性行業，受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的影響較弱。外資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較深，是加工貿易的主體，中間品貿易自由化會使得外資企業擁有更多樣的中間品尤其是國內中間品的選擇，考慮到其關稅負擔往往較輕，因此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外資企業進入的影響可能并不明顯。而對于運作機制最接近市場經濟運作機制的私營企業而言，“入世”前要取得某種特殊功能的機床和加工器具并不容易，更不用說一些高質量的零部件和元器件了，往往需要支付較高的市場價格。中間品貿易自由化使得作為生產要素的中間品價格下降，降低了私營企業的生產成本，從而誘使大量私營企業進入市場，提高了私營企業行業占比。為印證這一說法，本文分別將三種不同所有制企業的數量占比作為被解釋變量，構造如下模型來反應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行業所有制結構的影響：

shareit=α1inputtariffi2001*Post02t+α2EGit+α3outputtariffit+α4soeshareit+α5indwageit+α6exportit+λi+λt+ξit（17）

share表示私營企業占比。該指標不僅能較好地反映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行業所有制結構的改變，而且在企業數量激增的情況下，也能說明對私營企業進入市場的影響。具體的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當我們按照注冊類型確定私營企業時，我們發現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私營企業占比影響并不顯著。而按照更為準確的注冊類型與實收占比來計算私營企業占比時，如表6第4列所示，中間品貿易自由化提高了私營企業的行業占比，因此行業的市場競爭屬性越來越明顯，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本文的理論分析。

（二）境內貿易成本與私營企業進入：三重差分估計

中間品貿易自由化使得越來越多的私營企業進入市場，進而提高了私營企業占比，這主要是源于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的“成本節約效應”，而內陸地區企業往往面臨著較高的境內貿易成本，因此該效應可能會被削弱。只有將距離引致的境內貿易成本考慮在內，才能更好地評估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效果?？紤]到境內貿易成本對國內距離的變化極為敏感，本文首先測算了行業所在地級市到最近港口的距離，并以這個距離為基礎劃分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24]。為了能更好地比較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企業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的異質性，本文設置了區域虛擬變量（reg）：如果行業所在地級市被劃分為沿海地區，則reg=1，如果是內陸地區則為0。通過三重差分估計模型進行回歸，可以幫助本文判斷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在不同距離下影響力的異質性。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shareict代表不同城市不同行業隨時間變化的私營企業占比，λic、λit和λct分別代表行業-城市固定效應、行業-年份固定效應和城市-年份固定效應?？梢圆蹲降街虚g品貿易自由化對內陸和沿海地區影響的異質性。為了能較為清晰地說明境內貿易成本變化帶來的影響，本文分別采取100-500km為標準來劃分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即小于等于這個標準就是沿海地區，而大于這個標準就是內陸地區。如表7第1列和第2列所示，當本文以100km或200km為標準區分沿海和內陸地區時，本文發現trippleD前的系數并不顯著，即這兩個距離標準所引致的貿易成本對于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效果并未帶來顯著的影響，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沿海和內陸地區私營企業占比的提升作用沒有顯著差異。但如果本文以300km、400km為標準劃分沿海和內陸地區時，本文發現trippleD前的系數均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表明，相比于內陸地區，中間品貿易自由化使得沿海地區制造業行業私營企業占比的提升更多，即隨著距離的進一步增加，境內貿易成本也在增加，從而使得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的影響被削弱。

七、結論與建議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顯著提高了制造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這是對貿易開放與收入分配這一經典話題的有力補充和修正，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首先，我們認為應繼續深化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進一步改善我國收入分配格局。與英美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進口關稅仍然比較高，仍有進一步降低的空間。其次，“入世”后，我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傳統的低成本勞動力比較優勢正在逐步喪失。因此，本文認為，我國要加速產業結構升級，擺脫對低素質勞動者的依賴，以創新和技術為基礎建立新的比較優勢，與此同時，要加強對勞動者的培訓，逐步提高勞動者自身素質，這有助于進一步優化要素投入結構。 最后，鑒于私營企業在我國市場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本文認為應盡可能降低境內貿易成本，充分發揮中間品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效果。盡管境內貿易成本并非全部不合理，但降低乃至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高收費和亂收費是一項切實可行的舉措。

注釋：

① 不僅如此，兩套數據合并的過程中，也有許多貿易企業樣本損失。

② 貿易自由化以后，本國的上游供應商迫于競爭壓力也會降低投入品價格，下游非進口企業因此可以以低價獲得國內的中間品[9]。

③ 毛其淋和許家云（2017）[17]指出中間品貿易自由化提升了企業加成率，但該結論是基于貿易企業而言，且依據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識別對照組和實驗組。此種分組方式的局限性前文已經做過很多說明。

④ 根據筆者計算，有接近一半的行業自身投入占總中間投入的比例接近10%，有四分之一行業自身投入占比超過20%，棉、化纖紡織及印染精加工業的自身投入占比甚至超過了38%。

⑤ 考慮到篇幅，本文并未匯報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備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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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