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農產品貿易的競爭與互補

佟光霽 祁海佳

內容提要：本文利用UNCOMTRADE中HS96編碼農產品2000-2019年的貿易數據，刻畫中澳農產品貿易的總體特征、趨勢，分析了貿易整體結構，借助RCA、CI、TSC及ESI，從競爭和互補兩個方面實證分析中澳農產品貿易的發展趨勢。結果表明，中國農產品出口的整體競爭力弱于澳大利亞，雙方在國際市場上存在競爭但強度不高;兩國農產品的出口相似度較低，結構差異較大;在分類農產品互補性上，中國對澳出口弱于澳對中國的出口。綜合實證研究結論和當前形勢，我國應主動參與全球供給安全治理、推動進口多元化，積極應對中澳貿易可能出現的變局。

關鍵詞：中澳;農產品貿易;競爭性;互補性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148X（2022）01-0056-11

作者簡介：佟光霽（1963-），男，沈陽人，東北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祁海佳（1993-）女，河北涿州人，東北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

基金項目：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課題“‘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沿線國家農業產能合作實施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8JLD310。

一、引言

1972 年中澳兩國建交到2015年6月，經貿往來的互補與互惠，促成雙方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激活了兩國的貿易潛能。中國作為澳大利亞第一大貿易伙伴，澳對華貿易順差占其全部順差的80%[1]。兩國農產品貿易雖時現波折但總體穩定，中國已成為澳農產品第一進口國。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空前加劇，澳作為美國的傳統盟友，其政策選向破壞了兩國長期友好的合作氛圍和關系，但中澳兩國農產品貿易額2019年仍創歷史新高。雖龍蝦、糖和葡萄酒等澳食品飲料類產品出口中國明顯下降，但在小麥等產品出口額增長拉動下，2020年兩國貿易額僅下降0.1%，總額為歷史第二高位[2]。隨著后疫情期的到來和美國執政黨更迭，細究中澳兩國在農產品貿易上能否“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的開放合作格局” [3]，對“優化農產品貿易布局，實施農產品進口多元化戰略，支持企業融入全球農產品供應鏈”[4]，供給側結構調整統領“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配置，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農業發展新格局，意義重大;對遵循 “凡是愿意同我們合作的國家、地區和企業，包括美國的州、地方和企業，我們都要積極開展合作” [3]，如何研判、應對與此類貿易對象的合作，意義重大。

比較優勢與互補是貿易持續、穩定的基礎，而良性競爭又使基礎更為牢固。因此，基于互補原則和比較優勢的農業貿易活動促進了全球農業貿易活動參與國的農業發展和經濟繁榮[5]。但國際經貿活動是不會簡單依循比較優勢和互補性的，沒有競爭的貿易是不存在的。近年來學者們就中澳貿易競爭和互補問題進行的研究，為本文提供了借鑒。王如玉（2021）通過對農產品出口技術附加值的測算，結合競爭壓力指數，判斷出中澳不同等級技術附加值的農產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競爭力相差較大，發展趨勢不同[6];張燕（2015）認為，總的來說，中澳間的進出口有很強的相互依存關系，但依存的程度不同，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程度大于中國對澳大利亞的貿易依賴程度[7];楊澤?。?019）研究發現由于資源稟賦差異，中國對澳大利亞有較強的外貿依存度，中澳農產品貿易以產業間貿易為主，產業內貿易較弱，且競爭力不強[8];周海燕（2014）采用產業內貿易指數（IIT）結合CI指數分析了中澳農產品的互補性，并利用 GM（1，1）灰色預測模型預測到2020年中澳農產品貿易額將有大幅度增加[9];佟繼英（2016）運用 TSC、TII 指數和修正的CMS 模型，得出中澳農產品貿易具有互補性強、產品集中度高和貿易強度不均衡的特點[10];王晶（2015）認為中澳貿易整體規模很大，貿易依存度也很高，但貿易結構不合理，貿易逆差持續擴大，而兩國自然資源稟賦的差異，使兩國貿易具有極強的互補性，擴大了未來貿易的空間[11];劉藝卓（2015）、蔡海龍（2012）認為中澳農業互補性強，中國進口澳農產品以資源密集型產品為主，對澳出口以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為主，符合出兩國的比較優勢差異，反映出兩國不同的市場需求[12-13];孫致陸（2014）認為中澳農產品貿易主要是基于各自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的產業間貿易，反映出兩國農產品具有很強的互補性[14];趙富洋（2015）認為兩國農產品貿易結構互補性較高，出口相似度較低，競爭程度較低，農業產業結構差異大，有利于深化合作[15];凌振春（2006）利用多種貿易指數綜合分析，得出中澳農產品貿易互補性大于競爭性的結論，認為雖然貿易逆差難以扭轉，但兩國農產品貿易潛力很大[16];劉宏（2011）運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產業內貿易指數，分析認為中澳出口的競爭性不強，但雙邊互補性較強[17]。這些研究的分析框架基本都拘于國際貿易的傳統理論分析框架;多數研究在互補性、競爭性等貿易特征的分析中，僅從單一特征視角入手，沒有進行增長因素與貿易特征相結合的全面分析，缺乏對不同貿易特征間內在聯系的剖析;研究多側重于當前的貿易形勢、特征分析和政策建議，集中體現在改善貿易地位、擴大中國對澳的農產品出口、促進貿易發展與合作等方面;缺乏水平型和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研究?？傮w而言，研究深度與廣度尚需加強和拓展，結合當前國際環境時代變局的分析有待開展。這些欠缺為本研究提供了探索空間。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數據來源

研究以《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HS）為依據，將農產品界定為HS96編碼下HS01-24章、HS51章和HS52章，并將其劃分為五大類農產品：第一大類為活動物及動物產品，包含第01至05章農產品;第二大類為植物產品，包含第06至14章農產品;第三大類為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指第15章農產品;第四大類為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品，包含第16至24章農產品;第五大類為其他農產品類，包含第51和52章農產品[18]。為保證數據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本文使用的數據均源自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COMTRADE），時段為2000-2019共20年的數據。

（二）研究方法與統計指標

綜合借鑒以往研究，本研究采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19]、貿易互補性指數（CI）、貿易專業化指數（TSC）以及貿易出口相似度（ESI）[20]，分析中澳兩國貿易互補性強度、專業化程度以及農產品出口的相似度水平，測算中澳農產品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水平，以分析中澳農產品貿易的競爭性與互補性特性，具體統計指標與參數說明見表1。

三、中澳農產品貿易的總體特征及趨勢

（一）中澳農產品貿易規模及趨勢

由圖1顯見，20年間中澳農產品貿易總額除個別年份略有波折外，已由2000年的15.13億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118.33億美元，整體呈上升趨勢， 2019年升至歷史高點。

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農產品總額整體呈上升趨勢，期間伴有三次明顯波動，分別是2004年、2010年的急速上升和2016年的明顯下降。由圖1可知，2000-2003年，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額相對保持穩定，并呈“M”形趨勢，2000年進口額為13.93億美元，2003年進口額為11.03億美元，期間2000年、2002年近14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為4.70%;2004年，進口額增幅加大，升至21.80億美元，2004至2009年再次進入相對平穩期，進口額呈微小波動;2010-2019年，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農產品額呈較大幅度增長，2010年進口額為34.80億美元，2019年進口額為108.00億美元，年增長率提至13.41%。期間，2016年出現較大幅度下降，2017年又攀至新高?？傮w上，2010年起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農產品貿易穩定趨強。

中國對澳大利亞出口農產品呈整體增長趨勢并伴有小幅波動，但數額明顯低于進口額。由圖1可知，2000年出口額為1.20億美元，2013年出口額首次突破10億美元，之后雖有微小幅波動但基本平穩，2019年出口額為10.34億美元。由此可見，中國對澳農產品出口較為穩定，但出口額遠低于進口額，發展潛力不大。

由圖1可見，2000-2019年，中國對澳農產品貿易一直處于逆差狀態，其變化總體可分為四個階段。2000-2003年逆差相對較小，在8.79與12.73億美元間波動;到2004年，逆差增至19.13億美元，并在30億美元以下波動;2009-2010年，逆差接近30億美元，開始進入快速上升期，在經歷“U”形變化后，2013年升至這一階段的高點67.71億美元。期間，2016年由于貿易總額回落，降至52.04億美元;到2016-2019年，逆差呈大幅度上升，2019年增至97.66億美元，為20年來最高值。

（二）中澳農產品貿易在雙方農產品貿易中的市場份額及地位

以中國農產品進出口視角觀察，2000-2019年，中國從澳進口農產品在農產品進口中的占比總體變化為“升-降-升”，且波動幅度較大。由圖2可見，2000年占比最高，為9.92%，2009年占比最低，為4.03%;2000-2002年間，占比緩慢增長，波動范圍為8.86%-9.03%;2003年出現驟降，降至5.05%，2004年回升至7.08%，后逐年下降至2009年的階段低點;2010年起，又緩慢上升，期間伴隨小幅下降，2018年升至7.13%，至此，中國從澳進口農產品的占比進入穩步增長階段。中國對澳出口農產品在中國農產品出口總額中的占比總體變化為“降-升-降”，且波動較小。其中，2011年最高，為1.19%，2000年最低，為0.61%，2000年后占比逐年穩步提高，期間間或出現小幅度下降，至2008年進入穩定階段， 2008年占比為1.07%。中澳農產品貿易總額占中國農產品貿易總額的2.65%-4.68%，2009年后保持整體上升狀態，波動較小，2019年占比達到4.80%。綜上，澳作為中國農產品進口國的地位不斷上升，作為中國農產品出口貿易國的地位保持穩定，但影響較弱。

從澳大利亞農產品進出口視角觀察，2000-2019年，澳從中國進口農產品在澳農產品進口中的占比總體變化為“升-降”，波動幅度極小。由圖3可見，2011年最高，為7.42%;2000年最低，為4.78%。2000-2011年間，占比波動性增長，由最低點增至最高點;2012年開始，逐年緩慢下降，2019年降至6.64%，預計未來不會出現較大增長。澳對中國農產品出口在澳農產品出口中的占比總體變化為“升-降-升”，波動較大。其中，2019年最高，為30.53%;2001年最低，為6.83%。2000-2013年，占比波動性增長，尤其是2009年后，年增長幅度較大，2013年達到19.81%;2014年驟降至15.78%，而后再次大幅增長，開始進入持續增長階段。澳中農產品貿易總額占澳農產品貿易總額的5.34%-20.23%，變化趨勢與澳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總體趨勢基本保持一致，除2013-2014年出現大幅下降外，其余年份都基本保持穩定增長，2019年占比升至22.65%。綜上，中國作為澳農產品出口目的國的地位穩定，且不斷上升;而中國作為澳農產品進口國的影響有所下降。

中澳農產品貿易在中澳貿易中的占比變化不大，總體經歷了先下降后有所回升的過程。由表2可知，2000年，中國進口澳農產品占中國進口澳產品總額的27.73%，2009年為5.59%，2019年為9.03%，從澳大利亞進口的占比變化由大幅下降至小幅回升。2000年，中國對澳出口農產品占中國出口澳產品總額的3.50%，2019年為2.15%，出口所占份額總體變化為逐年下降。2000年，中澳農產品貿易額在兩國貿易總額中占比為17.91%，2009年為4.64%，2019年升至7.06%，總體變化與進口占比發展趨勢相似，均為大幅度下降至小幅度回升。2004年，中澳農產品貿易額占中國農產品貿易總額的3.97%，2009年降至2.68%，2019年達到4.80%，2009年后保持上升勢頭。以上數據分析表明，中澳農產品貿易在兩國貿易中所處地位日益提高，但中國對澳農產品出口走勢逐年趨弱。

四、中澳農產品貿易結構分析

綜析20年的數據，中國由澳進口農產品的前三大類產品分別是其他農產品、植物產品和活動物及動物產品。20年間三大類農產品進口總額逐年增長，2019年三大類農產品進口總額達85.07億美元，占比達78.77%;中國對澳農產品出口以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品、植物產品和其他農產品為主， 2019年出口總額為8.73億美元，占比達84.45%，近年來出口規模穩定，波動不大。

（一）中國進口澳大利亞農產品的結構變化及趨勢分析

如圖4所示，其他農產品是中國從澳進口的第一大類農產品，包括羊毛、動物毛、馬毛紗及其織物（HS51）和棉花（HS52）兩組農產品。2000-2012年，其他農產品所占份額始終保持在50%以上，2007年占比高達70.50%，總額22.96億美元;2000-2014、2016-2018年占比均位列五類農產品第一;2000-2019 20年間，年平均占比達49.72%，接近進口總額的一半。但近五年占比有所下降，2011-2015年連續五年下跌，幅度較大，2019年跌至24.01%，貿易額為109.00億美元，在當年五大類農產品貿易額排序中列第二位，說明澳其他農產品在中國市場仍有很強的競爭力，后續變化值得關注。

植物產品是中國從澳進口的第二大類農產品，20年來有12年該類產品占比高于20%，年均占比21.62%。2000、2014及2015年則超過30%，2015年貿易額26.12億美元，占比達35.39%，為20年來最高值;變化波動略強，2006-2011年間所占份額一直低于20%，2007年僅為7.46%，為20年來最低值;2008年后逐漸升高，2018年又開始下跌，2019年跌破20%，競爭力出現下滑，但后續變化仍需關注。

活動物及動物產品是中國從澳進口的第三大類農產品，2000年占比5.69%，到2019年占比升至38.41%，貿易額為41.48億美元，達到近20年來最高點，近20年年均占比15.04%，其整體增幅為所有類農產品中最大的。2000起占比逐年增加，2004-2012年，所占份額一直保持在10%上下，波動不大，趨于穩定;2013年陡升至20.92%，2013至2017年五年間，又趨于穩定，保持在20%左右;2018、2019年再次大幅度增長，預計未來發展可觀。

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品是中國由澳進口的第四大類農產品，年均占比9.52%。2019年達最高點，占比19.25%; 2000年為最低點，占比3.04%，20年間共經歷兩次上升一次下降。2000-2010年為第一次上升，變化為逐年增加并伴有小幅度波動，2010年占比達12.44%，出現第一個峰值;2011-2013年經歷了短時間的下降，占比降至7.26%;2014年起占比逐年增加，至2019年達到近20年來高點。從發展趨勢看，未來占比有望繼續攀高。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是中國從澳進口的第五大類農產品，也是占比最小的農產品，年均占比僅為4.03%，總體變化呈“升-降-升”趨勢。2000 -2008年，其占比由3.98%波動增長至10.82%，達到近20年最高值，2009年起占比開始下降，降幅較大，2013年降至1.27%，至2019年雖略有回升，占比也未能突破2%。預期此類產品進口，在未來難有較大增長。

（二）中國出口澳大利亞農產品的結構變化及趨勢分析

如圖5所示，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品是中國對澳出口的第一大類農產品，20年來年均占比59.46%。在2000-2008的九年中，保持穩定上升趨勢，2009年后出現小幅下降，但總體趨勢相對穩定，占比高點為2008年的63.52%，低點為2000年的46.61%，占比始終列五類農產品的第一位;2006年來，除2014、2015及2016年占比低于60%，其余年份占比均高于60%。預計未來其仍將是中國對澳出口的主要農產品，其占比排名第一的出口地位仍將保持穩定。

植物產品是中國對澳出口的第二大類農產品，20年來年均占比達17.75%，總體變化趨勢相當穩定，高點為2015年的21.63%，低點為2002年的13.88%，波幅極小。2000-2008年，占比低于20%，但呈穩定上升趨勢， 2009年占比超過20%，之后在20%上下浮動，2016年起逐年下降，2019年占比回落至17.82%。綜合資源與市場供需，未來植物產品的出口占比或繼續下降，或在20%上下波動，上升可能不大。

活動物及動物產品是中國對澳出口的第三大類農產品，年均占有份額為12.64%，最高值為2016年的19.79%，最低值為2008年的5.91%，整體呈上下浮動，波動頻率較高，有主要三個拐點：2005年前后占有份額變化趨勢由升轉降;2008年降至最低點后變化趨勢轉為逐年緩慢上升;2016至2017年驟降7.6%后，至今保持穩定。由此，未來活動物及動物產品的出口份額和地位預計會維持現狀。

其他農產品類是中國對澳出口的第四大類農產品，20年間年均占比為8.99%，高點為2000年的29.62%，低點為2017年的3.13%，整體呈逐年下滑趨勢。其中，2000-2009年跌幅較大，由29.62%降至4.89%，2010年起占比保持穩定，伴有小幅度下滑;2018、2019年占比略有回升，但仍徘徊在低水平。預期未來其他農產品類在中國對澳農產品出口中的占比不會增加。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是中國對澳出口的第五大類農產品，近20年年均占比為1.16%，整體變化趨勢穩定，高點為2019年的1.83%，低點為2010年的0.76%，波動范圍極小。由于包含農產品的類別單一，并且不是出口的主要農產品，所以出口數量少，占比預計未來此類產品在中國對澳出口農產品中的占比仍將保持最低水平。

五、中澳農產品貿易出口相似度分析

2000-2019年，中國和澳大利亞對世界農產品整體的出口相似度水平保持在7.94至3.61之間。2000-2008年，相似度水平持續下降，波動幅度較大，2008年相似度降至最低;2009年兩國相似度提高至4.11，后又逐年小幅波動降低;2016年相似度回升至4.21，后轉逐年降低。中澳兩國對國際市場農產品出口的整體相似度水平較低，且變化呈持續下降趨勢，反映出兩國農產品出口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并不激烈，有利于兩國農產品貿易合作。

具體到農產品分類看，由表3可知，中澳兩國對國際市場的五大類農產品的出口相似度都處于極低水平，雖存在競爭關系，但競爭程度極弱。其中，出口相似度最高的是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相似度年均值為1.47，在五類農產品中競爭性最高;而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的出口相似度年均值僅為0.03，在五類農產品中最低，幾無競爭。

（一）中澳農產品貿易顯性比較優勢分析

2000-2019年，中國農產品整體比較優勢變化逐年趨弱，變化幅度不大。2000-2008年，中國農產品比較優勢逐年連續下滑，RCA值由1.03降至0.47;2009年起，比較優勢基本保持穩定，無明顯變化，該階段RCA最高值0.50，最低值0.43，比較優勢水平較低。

澳大利亞農產品整體比較優勢變化呈“M”型。2000-2003年，比較優勢顯著下滑，由3.18降至2.61;2004年回升至3.07，2005年起進入第二次下降階段，RCA值持續降至2010年的1.51;2010年起再次回升至2015年的2.04，之后進入第三次下降階段，2019年RCA值為1.47，為20年來最低。

整體而言，澳大利亞農產品RCA一直高于中國，且二者差距懸殊。中國農產品RCA值反映出中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長期處于中等偏下水平，且未見強化可能。而澳農產品RCA值始終保持在1.25以上，2000-2005年超過2.5，說明澳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由強轉為較強，但近年波動較大，并呈下降趨勢。預計未來澳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或會削弱，但短時間內其國際競爭力仍將高于中國。

雖然中國農產品整體比較優勢不高，但中國的其他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的比較優勢相對明顯。圖6顯示，其他農產品類的RCA值雖波幅較大，但整體始終保持在2以上，最低的2012年為2.06，2012年后波動上升，明顯高于其他四類農產品。由于中國是棉花生產大國，該類農產品中棉花（HS52）作為主要的出口商品，未來其他農產品類將持續保持較高競爭力;活動物及動物產品、植物產品以及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RCA值基本相同，變化趨勢也幾乎一致，均是先下降后進入平緩穩定，競爭力水平較弱，未來或將繼續保持不變;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的RCA值極低，20年間均在0.2以下，但都保持在0以上，說明該類農產品雖然有一定的比較優勢，但競爭力極弱，這與中國農產品的國內需求及出口結構、生產結構密切相關。

同樣，澳大利亞比較優勢最強的也是其他農產品類，雖然波動較大，且2017年起有下降趨勢，但RCA值始終很高。圖7顯示，2005年達到7.80，最低值也為3.15，反映出澳其他農產品出口競爭力極強;活動物及動物產品的RCA值僅次于其他農產品，相對變化波動平緩，整體有下降趨勢，2017年起保持平穩，除2011年達到最低值2.48外，其余年份均超過2.5，表明其競爭力極強;植物產品的RCA值排在第三，2000 -2007年變化幅度較大，2008年后較為平穩并伴有下滑，但始終保持在高水平和中上水平，但2019年降至低點的1.13。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品和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兩類農產品的RCA值變化趨勢較為相近，波動少、波幅小;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RCA值略高于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前者的RCA均值為0.95，競爭力水平中等，部分年份較強，后者的RCA均值為0.61，競爭力水平弱，少數年份達到中等;兩者比較優勢變化均較平穩。

（二）中澳農產品貿易互補性分析

中國對澳出口的農產品中，只有其他農產品的CI指數在2000-2004年間曾大于1，說明該階段其他農產品具有中國出口、澳大利亞進口的貿易互補性，其余四類農產品CI值均保持在1以下，主要原因是中國對外出口的這四類農產品份額不高，且澳進口份額較低，尤其是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說明這四類農產品均不具備互補性。由圖8可知，2010年以前其他農產品類的CI值最高，2000年時高達1.87，2002年后逐年下降， 2012年起進入平穩階段;排在第二位的是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品，2000年CI值為0.79，之后一直呈下降趨勢，2009年起雖出現小幅回升，但總體趨勢平穩，未來或將漸趨上升;活動物及動物產品與植物產品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前者CI指數值略高于后者，后者的變化幅度略大于前者，活動物及動物產品的CI指數自2016年起逐年下降，而植物產品的CI指數自2012年起逐年回升，至2019年，二者CI值相差僅為0.01，預計未來植物產品互補性程度有望超過活動物及動物產品;排在最末位的是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整體CI指數水平低，最高值為2000年的0.15，變化趨勢穩定，2007年起保持穩定，預計該類農產品的互補水平將長期維持在現有程度。

澳大利亞對中國出口的農產品中，其他農產品和植物產品CI指數值始終保持在1以上，其他農產品互補性尤為明顯，CI值最高達19.00，并有12年保持在10以上，最低時也達6.10;植物產品次之，CI值最高為3.10;活動物及動物產品除2010、2011兩年CI值未達到1以外，其余年份均超過1，具備互補性;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僅少部分年份CI值超過1，具備一定的互補性，其余年份均不具備互補性;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品不具備互補性。由圖9的曲線變化趨勢看，其他農產品類的變化波動顯著，趨勢最不穩定，2015年以前共經歷三次大幅度下降和兩次大幅度上升，2015年后經歷一次小幅上升和下降，主要源于澳對中國出口結構中其他農產品的份額走低，預計未來其他農產品類的CI值將波動性降低，互補性總體會有所減弱;其余四類農產品變化波動小，植物產品2015年后互補性有下降趨勢，而活動物及動物產品CI值自2011年起逐年上升，2016年首次超過植物產品，并于2018年后連續兩年增長，再次超過植物產品，這與增長的活動物及動物產品對中國的出口量密切相關，預計隨著份額不斷增大其互補性會更高;2000-2008年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CI值波動降低，2008年后則持續降低，而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品一直處于低水平，波動幅度極小，由中澳兩國農產品貿易結構分析，這兩類農產品將長期處于低互補性水平。

（三）中澳農產品貿易專業化指數分析

由表4所示，根據現有數據測算分析，2000-2019年中國農產品貿易專業化指數較高的有肉、魚和海鮮食品制品（HS16）、蔬菜、水果、堅果等食品（HS20）和咖啡、茶、伴侶和香料（HS09），這三類農產品出口競爭力較強;中國農產品貿易專業化指數較低的有：乳制品、雞蛋、蜂蜜、食用動物產品（HS04）、油籽、油果、谷物、種子、水果等（HS12）和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HS15），這三類農產品出口競爭力較弱。

澳大利亞農產品專業化指數較高的有;谷物（HS10）、羊毛、動物毛、馬毛紗及其織物（HS51）和肉和食用肉雜（HS02），這三類農產品出口競爭力較強;澳大利亞農產品專業化指數較低的有：紫膠、樹膠、樹脂、植物汁液和提取物（HS13）、蔬菜編織材料、蔬菜制品（HS14）和咖啡、茶、伴侶和香料（HS09），這三類農產品出口競爭力較弱。

基于2000-2019年中國和澳大利亞農產品貿易專業化指數數據，可知：

1.中國貿易專業化指數較高、競爭優勢強而澳大利亞專業化指數較低、競爭優勢弱的農產品主要有：咖啡、茶、伴侶和香料（HS09），紫膠、樹膠、樹脂、植物汁液和提取物（HS13），蔬菜、水果、堅果等食品（HS20），肉、魚和海鮮食品制品（HS16）和各種可食用制品（HS21）。

2.澳大利亞貿易專業化指數較高、競爭優勢強而中國專業化指數較低、競爭優勢弱的農產品主要有：油籽、油果、谷物、種子、水果等（HS12），乳制品、雞蛋、蜂蜜、食用動物產品（HS04），肉和食用肉雜（HS02），谷物（HS10）和羊毛、動物毛、馬毛紗及其織物（HS51），以上這些農產品的澳大利亞進口、中國出口的農產品貿易互補性較其他農產品類更強。

七、結論與啟示

基于以上分析，結論如下：

（1）中國與澳大利亞農產品貿易額整體呈增長趨勢，以中國進口澳農產品為主，且穩定增長。中國對澳出口農產品遠低于進口，且增長緩慢，長期處于逆差狀態。澳作為中國農產品進口貿易國的地位不斷上升，作為中國農產品出口貿易國的地位保持穩定，變化不大;中國作為澳農產品貿易出口國的地位穩定，且呈上升趨勢，而中國作為澳農產品貿易進口國的地位逐年下降。中國與澳大利亞農產品貿易在兩國貿易中的占比越來越高。

（2）中澳農產品貿易出口相似度整體保持在最低水平，并呈下降趨勢，兩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存在競爭但強度較低。五類農產品中，出口相似度最高的是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品，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的出口相似度最低。

（3）中國農產品整體比較優勢逐年減弱，但變化幅度不大;澳大利亞農產品比較優勢一直高于中國，二者比較優勢存在較大差異。顯性比較優勢分析顯示，中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水平為中等偏下，囿于資源稟賦，進一步提升的可能性不大;而澳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強，雖呈下降趨勢，但在資源稟賦支持下，將長期高于中國。

（4）中國出口澳大利亞農產品的互補性弱于澳出口中國農產品的互補性，同類農產品的互補性差異較大，且澳出口中國農產品具有較強互補性的種類較多，而中國出口澳的農產品具有相對較強互補性的種類單一，保持時間短。

（5）貿易專業化指數分析顯示，兩國貿易專業化水平較高的種類區別較大，在第一類農產品上有兩國專業性均強的農產品，中方強澳方弱的農產品集中在第二、第四類農產品，而中方弱澳方強的農產品集中在第一、第二和第五類農產品。

綜上，中澳兩國農產品貿易的不平衡，主要源于中國農產品需求的對外依存度過高，且中國農產品出口的整體競爭力弱于澳大利亞，在中國農業資源緊約束與市場的量、質需求不斷提升背景下，這種狀態難以改變，中國農產品對澳貿易的互補性則會受到抑制。但兩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性極小，農產品貿易和農業合作有著良好的基礎，分類農產品存在結構性互補，產業內貿易仍有一定的增長空間。中國應加強現有比較優勢較強的農產品貿易，提高互補程度較低的農產品的專業化生產與貿易水平，提升這部分農產品的生產技術和產能，并結合自身國情在加強農產品品質安全性上繼續努力。

綜合當前形勢，在中美貿易摩擦未見緩解，澳大利亞選邊站隊美國的背景下，兩國農產品貿易額2019年仍攀至新高。2020年在疫情影響未消的情況下，雖出口相似度較高的紅酒、龍蝦等非必需品貿易額大幅下降壓低了農產品貿易總量，但小麥等互補性較強的植物產品貿易額仍保持在高位水平，印證了兩國農產品貿易結構性互補基礎的牢固。作為聯邦制國家，澳大利亞地方政府和高校、企業等非政府組織與我國的往來一直未被強行隔斷，其農牧業生產最發達的維多利亞州還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說明只要互補基礎不變，即便澳聯邦政府單方面撕毀維多利亞州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和雙方簽署的框架協議、議員集體請愿收回達爾文港等一系列行為，會進一步惡化中澳政治外交關系，但兩國農產品貿易仍可“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的開放合作格局”[3]。另外，隨著經濟社會稟賦與澳大利亞相近，并同為“五眼聯盟”國的新西蘭，頂著巨大壓力，與中國簽署升級版自貿協定，拒絕在“五眼聯盟”框架內發表涉華聯合聲明;今年，受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環境整治和貿易反制等多因素影響，中國壓低澳鐵礦石進口量后，通過冶煉技術的升級改造和拓展優質鐵礦石進口渠道，國內經濟并未受到多大沖擊，但卻迅速拉低了國際市場上的鐵礦石價格，意味著作為澳主要經濟支柱的鐵礦石貿易收入的減少。這些都會影響澳大利亞政府對中國的農產品貿易決策。因此，我方應主動參與全球食品供給安全治理、推動食品進口多元化，細研謀劃并積極應對中澳貿易可能出現的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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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