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悲劇的喜劇性超越

王淑蘋

【摘 要】 林語堂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他特殊的成長經歷讓他從小不僅接觸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而且也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深深向往，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常為人所忽視的道家思想。本文沿著林語堂的思想演變軌跡，并圍繞他在《京華煙云》中對婚姻、個體生存方面的哲學闡釋來透視他的道家生存哲學，即在悲劇的現實中如何獲得生命及人生的喜劇性的超越，并推衍出“參儒于道”的個體生存方式。

【關鍵詞】 悲劇;喜劇;《京華煙云》;“道家”

【中圖分類號】 I1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4102（2022）01-0086-04

道家哲學自古以來就是一種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學思想，難為世俗人所理解，林語堂作為一名學貫中西的學者和作家，卻對道家“情有獨鐘”，而這與其獨特的生活背景和思想性格有關。作為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梁，他創作出了中國現代第一部具有濃厚道家韻味和摻雜儒、釋思想的小說——《京華煙云》。作家在小說中極力向我們展示了在現實和命運的悲劇面前，人如何以一種“自然”、寬容、“退守”的心態來求得生存，以達到一種和諧的“喜劇”場面。作品中的諸多人物試圖在以一種喜劇性的精神來應對悲劇性的現實。

一、“和諧”思想的形成

一個人思想品格的形成與其成長環境是密不可分的，林語堂獨特的成長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公元1895年，林語堂出生于福建南部沿海地區的漳州市龍溪縣（今為平和縣）的坂仔村。這個小山村是個山谷，四面圍山，云霧繚繞。山之壯闊雄偉深深吸引了林語堂，大自然的神秘莫測讓從小好奇心強的他頓覺自然的美妙。無怪乎他在自傳中寫道：“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觀念和簡樸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閩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個簡樸的農家子的眼睛來觀看人生?！辈粌H這山陵，還有家鄉的河都給他童年的記憶抹上了一層簡樸而又神秘的色彩。家鄉山水的熏陶，使林語堂不僅對大自然有了崇敬向往之意，還有了對自然的哲理性思考。自然山水讓林語堂可以遠離政治的污濁和功名利祿的毒害，并讓他對現實產生了厭倦和退避，使他的思想由激進變為保守和退讓，這也是他親近道家的最初的思想來源。

林語堂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中。父親林至誠是當地一位布道牧師，受人敬重。林語堂自認為他的幽默細胞是承襲于他的父親。他與父親經常以其幽默樂觀的態度來“整”母親楊順命。母親，人如其名，順應天命，不與人爭、不與人斗，忍讓、順從并且善良、寬容，這似乎暗合了道家的哲學思想。林語堂從母親身上學到了母愛的偉大和寬容“退守”的性格。

童年親人的愛、家庭的和諧幸福、山水的陶冶以及自然的和諧美妙，使林語堂養成了無拘無束、崇尚和諧、樂觀幽默的個性。道家思想正暗合了他的性格，而對現實和生命悲劇的參透也讓他更靠近道家。

二、在悲劇中超越

愛默生曾說過：“自然的根本悲劇似乎就是‘較多’與‘較少’的區別”。的確，人的欲求往往是阻隔他和幸福的“罪魁禍首”，如果以簡樸的心態來應對這世界的紛擾，就能獲得內心的平靜，那么生命的悲劇就會在你的領悟與超脫中得到調和或消除。愛默生一生向往自然，他認為人如果不給自己的思想輸入并不是他自己的困難，那么他的精神生活就可以保持純潔、健康。人生的悲劇是精神的悲劇，因此如果精神超脫，現實中的悲劇就能在一種喜劇性的精神中轉換。

林語堂在《京華煙云》中的人物正是以一種喜劇性的精神來對悲劇進行合理性的超越，并讓我們看到真真切切的人在面對命運的無可奈何時是如何以超脫的精神來應對，并從中獲得了個體的新生。

（一）婚姻生存之“道”

從小受傳統儒家思想教育的中國小孩不得不尊從“孝道”，結婚時接受“命”的安排。他們個人的力量無法超越那個時代，因此也造成了許多婚姻悲劇。但是林語堂認為既然“命”中的婚姻不可違背，那我們何不對現實中的婚姻采取接受的態度，共同努力創造屬于自己的幸福呢？林語堂在婚姻上的這種“超然”選擇不僅是對“命”的一種服從，更是對婚姻悲劇性的一種超越。在《京華煙云》中姚木蘭心里愛的是與她志趣相投的青年孔立夫，而命運卻讓她與曾蓀亞走在一起并結婚生子。因為曾家在木蘭小的時候救過她，木蘭為了報恩，接受“命運”的安排，嫁給了蓀亞。既然是出自自己的選擇，她就無怨無悔，努力嘗試與蓀亞相處。在現代許多作家的作品中大多塑造了一批舍身捍衛愛情的悲劇形象?！都摇分械镍Q鳳為愛情而投湖自盡;《雷雨》中的四鳳、繁漪等都是為愛情最終落了個悲慘的結局。這些為愛情所做的斗爭只不過是對現實絕望的反抗。

在林語堂看來，有愛情基礎的婚姻固然好，但是沒有愛情的婚姻也可以開出幸福的花。因為婚姻是以現實為土壤的，而愛情是對異性的一種浪漫主義向往，最終都將歸于平淡。他在《紅牡丹》中塑造的牡丹形象為追求愛情而勇往直前，無所顧忌，先后和四位男人相愛，但愛情的一個個破滅讓她清醒，她最終選擇了簡單平淡的婚姻。林語堂在求學階段，曾經對一個廈門富商的女兒陳錦端一見傾心并與之陷入愛河，但最終由于女方父親的反對，使這段感情無疾而終。后來他在家人的安排下與同是廈門富商的女兒廖翠鳳結婚。雖然還對陳錦端戀戀不舍，他卻在幾十年和發妻相濡以沫的日子里，創造了一段幸福美滿的婚姻。林語堂曾說過;“在婚姻里尋覓浪漫的情趣的人會永遠失望?！币δ咎m雖然沒能與摯愛結合，但是她認為這是“命”的安排，是尋求自由過程中的一次“退守”。莊子認為只有在至人、神人、圣人的身上才能看到這種存在于道之本體的自由精神，而凡人的生命很難達到這一點。木蘭對婚姻的“退守”，何嘗不是對自我的一種解脫，是對自己的重新定位。因為對悲劇的反抗，只是對自己悲劇命運的絕望，對自己精神的無法超越，是自我設限，是造成一切悲劇的根源。就如莊子所說：“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p>

在儒家的道德人格中，智是從屬于德和仁的。而在道家思想里，智是超乎于德和仁之上。這里的智慧主要指人在日常生活、交際言行、文學藝術方面所顯示的智慧、才藻。姚木蘭在面對婚外情這種災難性的事實后，并沒有如大多數傳統婦人那樣忍氣吞聲抑或怒不可遏、撒潑鬧騰，而是以一種平和的心態來應對并解決。她將對方邀至家中坦誠相見，開誠布公，和對方尋求合理的解決之道。這一做法，不僅讓婚姻有了轉圜的余地，而且也沒有讓任何人丟失面子。這種對婚姻的“智性”處理方法，是對悲劇性的事實的一種喜劇性的超越，是一種“哀樂不入于胸”的大氣魄，是對現實悲劇的一種更深層次的認識。事情過后，蓀亞對她坦白說明原因，是當時生活上需要一點刺激，需要有點變化。木蘭因此通過這段生活的小插曲，更懂得維持婚姻之道，并且不讓丈夫感到生活的單調無聊。

姚木蘭可謂深諳婚姻的生存法則，她在婚姻出現危機時以一種“退守”的姿態和處理方式，使婚姻在悲劇中重新點燃希望。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木蘭擁有道家“水”的性格，水以柔弱溫和的姿態可以包容萬物，以柔克剛。這就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生存哲學。

林語堂認為：“就原則上，你得知道，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個性，兩個不同的人要生活在一起，得有適當的調節配合，配合得好的話，你們中間的愛情將會產生更多的快樂果實;配合不好，則你們中間的愛情，自必日趨萎縮?！绷终Z堂認為婚姻中的兩人即使性格相反，也是可以構建和諧美滿的家庭。性格相反的人可以互補，而達到一種“中和”的理想狀態。他在《京華煙云》中就借用傅增湘之口寫到：“人有五種命型，舊用金、木、水、火、土代表。男女婚配，就是這種命型配合的學問，命型配得好，可以彼此相輔，彼此相成?！痹谧髌防?，五種不同命型的人代表五種不同的性格，木蘭是金命，而蓀亞是水命，金入水就金光閃閃。莫愁是土命，沉穩、安靜、圓通，而立夫是木命，土養木，木就能滋長繁榮。木蘭機智大方，富有情趣，而蓀亞遲鈍、呆板、世俗。木蘭可以推動蓀亞，提升他的生活智慧。而立夫激進、沖動，莫愁可以消減立夫的銳氣，將他往回拉;立夫可以帶動莫愁，將她沉睡的一面激發，使她更加勇敢。當然，雙方在此過程中應該有一顆努力維護好婚姻的心，應互相體諒寬容。

（二）個體生存之“道”

所謂“自然”并不是絕對論意義上的完全超脫，而是一種人類意志的影響相對較小的事物;自然主義態度就是一種相對尊重客觀規律，淡化主體意識的態度。而死亡是人的正常的生理規律，因此人不能人為地改變它，而應順應死亡之理，就如道家所言：“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也，天也?！钡兰艺J為人的生死是和天道有白天和黑夜一樣正常，是一種自然規律。因此人應該對生死抱有不歡迎也不抵抗、隨順從容的態度。這顯然與五四精神高揚主體意識、宣揚自我中心論相左。上個世紀30年代，由于啟蒙運動的退潮、社會現狀的突變，人的自我意識的過度強調，造成了人的自我確認度的降低和人的自我懷疑。因此沈從文、林語堂、廢名等開始注重人的本體論意義上的價值，對死亡采取一種順應“自然”的生死觀。

姚思安在他臨死前對子女說：“生死是自然的真理，真正的道家會戰勝死亡，他死的時候快樂。他不怕死，因為死就是‘返諸于道’?！币舷壬⒉徽J為死亡是一種悲劇;相反，他認為死亡是人生的喜劇。人死后與自然同一，人本源于自然，歸于自然是一種人的本體論意義上的人的實現，是一種幸福的歸宿，不必為之悲痛。

姚老先生是一個真正遺世獨立的人，他對死亡的態度正體現了他對生命的熱愛，對自然之理的遵循以及對人生悲劇的一種喜劇性精神。姚老先生對自身的養生非常重視，他在家練習打坐，放松身心，而不許別人打擾。道家哲學重視養生之道，它是對生命的一種珍視，而珍視生命是一種對天地萬物的尊重，因為個體生命也是宇宙間的一個偉大的存在，持自然主義生死觀的人才能達到對生命悲劇的超越。在姚思安認為對家庭的責任已盡時，他選擇了去云游四方，尋找“道”的至高境界。

姚木蘭在經歷人事的繁華和復雜后，一直有歸隱農村的想法，她想和丈夫過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平凡生活。最終如其所愿，他們一起遷到杭州的一個鄉野之地，過著“不問政治，不求聞達”的平淡日子。這是木蘭對悲劇的現實社會失望后的一次喜劇性的回歸。

林語堂對生命的感悟是悲傷的，但是他認為不能因為生命的易逝而懷疑人存在的價值，而正因為生命的這種悲感，才讓我們懂得更加珍惜人生。他在《生活的藝術》中寫道：“我們的生命總有一日會滅絕的，這種省悟，使那些深愛人生的人，在感覺上增添了悲哀的詩意情調。然而這種悲感卻凡是使中國的學者更熱切深刻地要去領略人生的樂趣?！?/p>

三、結語

在中國文學史上，悲劇和喜劇一直涇渭分明，彼此割裂，人們或陷在悲劇里黯然神傷，或在膚淺的世俗喜劇里強顏歡笑，而林語堂真正做到了在悲、喜劇之間的自由轉換，使悲劇在喜劇中深刻，喜劇在悲劇中變得崇高。他看到了人生的實質是悲劇，但并沒有在悲劇中沉淪，而是真正實現悲劇的喜劇性超越?！毒┤A煙云》正是這種悲劇的喜劇性超越的典范。作者在其中抒發了對人生的慨嘆和對生命無常的領悟。正是因為一切都是“煙云”，作者才以一種玩世的態度來應對人生，但在這玩世中，包含有作者對人生悲劇的無可奈何和對個體自身價值的懷疑。為了尋求他心目中的“自然”境界，他終于脫掉了塵世的“外衣”，返璞歸真，在精神的超脫中享受人生。

林語堂在重視道家精神的同時，也沒有脫離儒家思想的影響。姚思安出外云游，選擇在自然中獲得喜劇性的超脫后，幾年后，又以“道家父親”的身份重新回到家庭的懷抱，不管是對兒女的眷顧還是對家庭的眷戀，終歸是一種儒家的“家”文化深深影響了他，讓他還不能超脫于塵世之外，這也是林語堂對塵世的眷戀，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中也說到塵世才是唯一的天堂，我們生活的現實只有一個，即塵世只有一個，我們應趁人生的蠟燭還沒有燃盡的時候，而盡情地享受它。這當然又摻雜了儒家的入世思想，林語堂是不反對儒家的，他還自認為是行為上尊孔孟，思想上跟老莊。但他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情結和復雜的哲學信仰沒有感到茫然，而是享受這種矛盾，他在自傳中說到自己只是一團矛盾而已，但是他以自我矛盾為樂。

姚木蘭在進入到鄉村當一名鄉野村姑后，最終也融入了抗日的人民群眾中去。因為靈魂的孤寂和現實的壓迫使姚木蘭的人生觀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是其基本的道家精神是沒有改變的。他們還心有所掛，無法超脫于莊子的“逍遙”境界，卻也能在現實里徜徉，真正實現了個體生命的輕舞飛揚。但這種儒道融合于一身的現狀，其實在現今每個人的身上都能體現出來，只是哪個的成分更多一些而已。在儒家與道家的和諧融合中，個體的自然性和社會性最終自然地結合，體現了個體對生命的執著和對現實的融合，雖然這種融合還帶有被動性，但是在當時說明了人民群眾的廣泛影響，使這種由己及人、由家及國的精神得到了提升，而這種變化也暗示了他們對個體生存價值的重新考慮，人只有融入到群眾中才能煥發出更加生機勃勃的生命色彩。這種“參儒于道”的個體生存哲學直至今天仍然觸動和啟發著每一個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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