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圖書館手稿部涉華檔案簡介

田地

摘 要：海外涉華私人檔案的搜集與整理越來越受到檔案學、歷史學等學科的重視，尤其是美國涉華私人檔案資料，因其整理規范和兩國交往密切，備受研究者青睞。美國國會圖書館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圖書館之一，其手稿部藏有大量涉華私檔，系統地記錄了中美關系的發展與變化。這些涉華私檔能夠與公務檔案互證，促進人物史研究不斷深入，是研究中美關系史不可或缺的檔案資料，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關鍵詞：美國國會圖書館；手稿部；私人檔案；中美關系史

分類號：G279

A Review of Chinese Collection in the Manuscript Division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ian Di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East Normal University， Minhang，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The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overseas private files related to China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the disciplines of archives and history， especially the American private files related to China， which are favored by researchers because of their standardized collation and close contac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braries in the world， the American Library of Congress has a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files related to China in its manuscript department， which systematically record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Sino-US relations. These private files can prove each other with official archives，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aracters. They are indispensabl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Sino-US relations and have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Keywords：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Private Files； History of Sino-US Relations

1 引 言

以歸屬所有權對檔案進行分類，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公務檔案和私人檔案。[1]在美國涉華檔案資料中，相關研究者對公務檔案較為熟悉和重視，而較少涉獵私人檔案。美國國會圖書館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圖書館之一，其手稿部藏有全美數量最多的私人檔案，且不少與中國相關。[2]鑒于此，本文擬述評國會圖書館手稿部涉華檔案資料，以期為研究者利用此部分檔案提供便利。

2 美國國會圖書館手稿部整體情況介紹

1800年，約翰·亞當斯總統批準了國會法案，將國家政府機構從費城搬遷至華盛頓，同時撥款5000美元購置圖書供國會使用，這就是國會圖書館的開端。[3]經過200余年的發展，國會圖書館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每個工作日接收到的相關資料平均高達15000件。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館藏大致可分為三類：綜合系列（General Collections）、國際系列（International Collections）和特藏系列（Special Format Collections）。其中，手稿部的資料屬于特藏系列。手稿部的檔案資料以私人文件為主，輔之以部分組織機構檔案，該部所保存的私人手稿數量居全美第一。手稿部中，總統系列文件是學界最為熟知的。該系列包含華盛頓至柯立芝時期23位美國總統的文件，現已全部收錄在國會圖書館“數字化典藏”（Digital Collections）數據庫中，供研究者閱覽和下載。除總統系列文件外，手稿部還藏有政府辦公室文件系列、組織文件系列、其他文件系列、特藏文件系列和外語資源系列等。

3 美國國會圖書館手稿部涉華檔案資料介紹

手稿部涉華檔案資料基本收藏在與中國交往密切的美國人的私檔中。這些人背景不一、身份各異，但都是中美兩國“共有歷史”的見證人，他們的檔案能夠從不同角度反映中美關系的發展與變化。[4]在手稿部的私檔中，以“中國”為主題的相關檔案高達115個系列，類型包括電報、會談記錄、備忘錄、日記、報紙等多種形式。限于篇幅和研究主題，筆者僅選取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涉華檔案加以介紹，主要涉及抗戰時期美國對華援助、冷戰時期中美對峙與緩和等內容。

3.1 抗日戰爭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使得遠東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面對日本的侵略，國民政府寄希望于國聯和美國的干預。然而，美國一開始卻采取消極政策。隨著日本不斷升級侵華戰爭，觸及美國在華利益，美國遠東政策開始轉變。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后，中國進入到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積極謀求美國的援助，希望促成中美結盟聯合抗日的局面。美國遠東政策從“對日姑息”逐漸發展為“援華制日”，并最終在珍珠港事件后，與中國結成戰時盟友。關于這一時期的檔案資料，手稿部的館藏相當豐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和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其中不少人物非常重要，如美國駐華大使納爾遜·詹森（Nelson T. Johnson）、亞洲艦隊司令哈里·亞內爾（Harry E. Yarnell）、中國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紐約先驅論壇報》專欄作家艾爾索普兄弟（Joseph Alsop and Stewart Alsop）、《時代》雜志創始人亨利·魯斯（Henry Luce）和美國政府官員托馬斯·科爾克朗（Thomas G. Corcoran）等。

納爾遜·詹森有著30多年的在華經歷，加之長期擔任駐華外交官，因而能夠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詹森文件絕大部分都與中國相關，內容涉及1922—1923年廈門領事館文件、1924—1929年中國政治形勢變化的報告、1927—1937年有關中美關系的會議備忘錄、1927—1928年的南京事件、20世紀20年代后期中美修訂新約、1949年美國對華政策的討論等。[5]

哈里·亞內爾長期在美國海軍服役，1936—1939年曾任亞洲艦隊司令。他的文件主要包括1936—1939年美國對抗日戰爭的反應及其軍事政策、美國國務院和陸軍部有關如何處理中日關系的電報和備忘錄、美國從中國撤僑的相關計劃、中日兩國軍隊的兵力調動及戰況分析、1937年“帕奈號”事件的詳細報告、20世紀40年代初美國軍方對日本海軍軍力的評估及其動向預測、蔣介石與亞內爾的往來電報、1942年抗戰形勢備忘錄等。[6]

拉鐵摩爾作為中國問題的專家，在二戰期間曾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后負責戰爭信息署太平洋地區事務。拉鐵摩爾文件中的戰時活動系列值得關注，該系列收錄了拉鐵摩爾任蔣介石政治顧問期間的相關資料，主要包括拉鐵摩爾與國共兩黨領導人的會談記錄、為蔣介石準備的咨詢報告、發回美國國務院的工作報告和美國對華援助資料等。[7]

在艾爾索普兄弟中，約瑟夫·艾爾索普與中國聯系緊密。他于1941年作為陳納德的助手參加飛虎隊援華，次年成為美國租借使團駐重慶代表。艾爾索普兄弟文件的時間跨度將近半個世紀（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其中抗戰時期的資料主要涉及約瑟夫·艾爾索普 的在華經歷、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支持與援助、史迪威和陳納德及其飛虎隊的相關內容。[8]

美國對華經濟援助的資料主要收藏在亨利·魯斯文件和托馬斯·科爾克朗文件中。兩人都是抗戰期間對華援助的積極倡導者：前者憑借其創辦的《時代》和《財富》等雜志，宣傳中國為抗戰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并籌集資金援助中國抗戰；[9]后者在羅斯福政府時期先后任職于財政部和司法部，與國民政府交往甚密。在中國國防供應公司的成立與運作上，科爾克朗 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成為宋子文與美國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梁”。[10]兩人的檔案資料包括中國抗戰形象的宣傳、中美兩國就援華物資問題的交涉、美國援助物資的運輸狀況、美國援華聯合會和中國國防供應公司等相關資料。

除上述文件之外，該時期的涉華檔案資料還收藏在以下私檔中：亞瑟·斯威策文件（Arthur Sweetser Papers）、弗蘭克·麥考伊文件（Frank McCoy Papers）、弗蘭克·法雷爾文件（Frank Farrell Papers）、卡爾·阿克曼 文件（Carl W. Ackerman Papers）和梅里爾·穆爾文件（Merrill Moore Papers）等。

3.2 “失去的中國”與中美對峙（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

20世紀40年代末，國民黨敗局已定，共產黨將執政中國，中美關系再次面臨著抉擇與考驗。在冷戰國際局勢下，美國強烈的反共主義和中美關系神話的幻滅，使得“失去的中國”不可避免。[11]美國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采取全方位敵視政策，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遏制中國發展，并借臺灣問題等干涉中國內政。

抗戰期間一些幫助過中國的“朋友”在冷戰時期長期敵視新中國，與臺灣方面保持著密切聯系，例如美國報業大亨羅伊·霍華德（Roy Wilson Howard）和亨利·魯斯?；羧A德在二戰期間借助名下的報社集團，積極宣傳中國抗戰形象。國民黨敗退臺灣后，他依舊與蔣介石、宋美齡夫婦等人保持著密切的書信往來?；羧A德文件的涉華資料主要收錄在外交文件系列中，涉及20世紀40年代末期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冷戰時期美臺關系的演變、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等內容。[12]在魯斯文件中，也可以找到魯斯與蔣介石的信件往來以及冷戰時期美國的“反共宣傳”檔案。艾爾索普兄弟文件收錄了1946—1956年間《紐約先驅論壇報》事實專欄的相關資料，該專欄對中國的報道和評論，可以反映出冷戰前期美國部分精英人士的中國觀。

盡管中美關系在這一時期處于敵對狀態，但是，依然有一些愛好和平的美方人士與新中國保持密切溝通，例如，社會活動家約翰·亞當斯·金斯伯里（John Adams Kingsbury），他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共衛生和福利制度。金斯伯里于1952年訪問中國大陸，其私人文件中有對此次訪華之行的詳細記錄。此外，金斯伯里文件還保存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他與郭沫若、劉寧一和陳叔通等重要人士的信件往來和備忘錄，主要涉及1952年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和世界和平大會等內容。[13]

一些媒體人士的私人文件也有關于該時期中國的資料，例如亨利·夏皮羅（Henry Shapiro）和沃爾特·沙利文（Walter Sullivan）。夏皮羅是合眾國際社駐俄羅斯分社的記者，在蘇聯生活學習長達40年（1933—1973）。他的文件中有關于20世紀60年代中蘇交惡的資料，包括個人的觀察記錄和相關新聞報道。[14] 沙利文是《紐約時報》的著名記者，有關中國的資料主要集中于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涉及勞工、貿易、土地政策、軍事、教育和臺灣等問題。[15]

3.3 緩慢解凍與中美關系正?；?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

國內外政治環境的巨大變化是促成中美兩國在20世紀70年代“握手言和”的重要因素。尼克松政府上臺后，中美接觸進入到了“快車道”。1972年尼克松訪華標志著中美關系正?；拈_始，打開了中美關系史的新篇章。然而，由于臺灣問題和美蘇關系的變化，尼克松訪華后至福特政府時期，中美關系出現了停滯不前的現象?？ㄌ卣畷r期，美蘇矛盾的加劇使得美國政府下定決心推進中美關系正?；M程，并于1979年1月1日與中國政府正式建交。手稿部關于該時期的資料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政府官員的私人文件，例如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弗朗西斯·瓦萊奧（Francis R. Valeo）和邁克爾·珀楚克（Michael Pertschuk）等，另一類是記者或者社會活動家的私人文件，例如詹姆斯·米切納（James A. Michener）、理查德·杜德曼（Richard Dudman）和詹姆斯·福爾曼（James Forman）等。

威廉·道格拉斯曾先后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1937—1939）和最高法院助理法官（1939—1975）。在他的私人文件中，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改善是涉華資料的核心內容。1969年1月24至26日，美日政要圍繞對華政策開展了一場高級別會議討論，參會人員有道格拉斯、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威廉·富布萊特（William Fulbright）等，討論的議題涉及兩國重新評估對華政策、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中日經貿問題和臺灣地區問題等。此次會議的詳細資料都收錄在道格拉斯文件中。除此之外，道格拉斯還于1966年和1974年兩次訪華，這兩次訪華的準備工作、與中方的聯絡交涉、訪華行程等文件都收藏在其私檔中。[16]

在中美關系正?；@一問題上，美國國會的作用不可忽視。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國會改革后，它在外交決策中的作用明顯增強。透過弗朗西斯·瓦萊奧和邁克爾·珀楚克的私人文件，可以看出國會在中美關系上所發揮的作用。瓦萊奧是參議院秘書長（1966—1977）和外交事務顧問，二戰期間曾作為美國援華軍人參加抗日戰爭。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訪華后，瓦萊奧跟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曼斯菲爾德（Mansfield）等人3次訪問中國，在其文件中可以找到大量與之相關的檔案資料，包括訪華期間與中方的會談記錄、訪華報告和備忘錄、國會對于中美關系和中蘇關系的判斷和評估、相關電報通訊往來等資料。[17]邁克爾·珀楚克曾長期在參議院商務委員會任職（1964—1977），后任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1977—1981）。1976年跟隨國會代表團訪華，并與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等中方官員會晤，此次訪華行程的詳細資料都收錄在他的文件中。[18]

環境外交是學界近些年來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羅素·崔恩（Russell E. Train）是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時期美國環境外交政策的主要籌劃者和實施者。在他的文件中，收錄了中美關系正?；笥嘘P環保問題的交涉，涉及崔恩1975年訪華之行和致基辛格等人的備忘錄。[19]

理查德·杜德曼是美國著名記者，長期供職于《圣路易斯郵報》（St. Louis post-dispatch）。其個人文件中關于中國的資料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對華認知的轉變，主要包括美國政界和學界人士就中國問題所發表的演講，以及相關媒體人士對中美關系走向的評論和報道；另一部分是卡特政府時期的中美關系，包括萬斯訪華的備忘錄、中美兩國對萬斯訪華的新聞報道以及美方政要呼吁中美兩國盡快正式建交的相關資料。[20]

詹姆斯·福爾曼是20世紀60年代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的重要成員，曾擔任執行秘書和國際部主任等職務。為了讓國際社會支持美國民權運動，福爾曼于1970—1972年訪問中國、越南等國，此行的相關資料收錄在其個人文件中。此外，福爾曼文件還涉及中國國內政治運動、毛澤東逝世和中美關系等內容。[21]

4 美國國會圖書館手稿部涉華檔案的學術價值

手稿部的涉華私檔是研究當代中國外交史和中美關系史等領域的重要檔案資料。但遺憾的是，這些檔案未能引起國內學界的足夠重視?？傮w來看，手稿部涉華私檔的學術價值體現在三個方面。

4.1 有利于豐富中美關系史等研究領域的史料來源

在美國，聯邦政府的公務檔案由國家各級檔案館整理保存。私人檔案則作為 “私有財產”由個人保存處置，一般不會移交檔案館。然而，個人保存檔案存在著諸多不便，圖書館通過接受捐贈和購買等途徑成為私人檔案的主要儲存機構。由于私檔不易搜尋且整理困難，使得學界在檔案利用上形成了“重公輕私”的特點，集中在手稿部的涉華私檔就顯得彌足珍貴。以美國國會對中美關系正?；鹱饔脼槔?，國內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多是參考國會報告記錄等文獻，存在著史料種類單一、史實還原有限和缺乏個案研究等問題，而手稿部的相關檔案則能有效彌補這一缺憾。瓦萊奧和珀楚克等人的私檔中藏有大量有關中美關系正?；馁Y料，內容涉及多個議員訪華前的準備材料、瓦萊奧與中國外事部門的聯絡信函、國會代表團訪華行程見聞、重要會談記錄與備忘錄、議員訪華行程的總結報告和相關剪報照片等。這些檔案為研究美國國會對中美關系正?；淖饔锰峁┝酥匾獏⒖?，若能進一步與相關公務檔案結合，必將有力推進此問題的深入研究。

4.2 有助于深化涉華相關重要人物研究

私檔保留了筆記、信函和回憶錄等與個人活動密切相關的文件，這為研究重要人物的個人經歷、思想演變和在重大事件上所發揮的作用提供了豐富的史料，由此可推進人物史的深入研究。例如，近年來學界注意到托馬斯·科爾克朗在中國國防供應公司的成立和運作上發揮了巨大作用，但鮮有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探討。相關檔案資料的欠缺是掣肘該問題深入研究的重要原因，而手稿部的科爾克朗文件則能有效彌補這一缺陷?？茽柨死饰募?個系列，有關國防供應公司的檔案收藏在家庭文件（Family Papers）、綜合通信（General Correspondence）和主題文件（Subject File）等系列中，共計20余盒，涉及科爾克朗在國防供應公司籌備和前期運作的種種努力，包括他與宋子文之間的聯絡以及說服畢范里（Harry B. Price）等美方重要人士加入國防供應公司的相關檔案，此外還涉及該公司的組織架構和運作體系等方面的內容。

4.3 促進跨國史和國際史的研究

跨國史和國際史研究要求打破民族國家界限，注重多國多邊檔案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強調“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22]手稿部的涉華私檔收錄了不少傳媒人士的檔案資料，他們的視角多從“下層”出發，能夠反映中美兩國社會與文化方面的交流與互動。通過研究卡爾·阿克曼、亨利·魯斯、羅伊·霍華德和理查德·杜德曼等人的檔案資料，我們可以梳理出不同時期的中國形象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傳媒人士在中美關系史上的作用、中國形象的變遷與多元化等問題。

4.4 需要注意的問題

首先，相較于公務檔案，私人檔案的權威性和準確性都略低一籌，這就需要研究者在利用時加以考證。例如，珀楚克文件中收錄了一份國會代表團與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的會談記錄，該份文件的時間有明顯錯誤。其次，私人檔案形式各異，有的材料缺乏時間和人物等要素，有的材料為手寫體，這就加大了研究者識別和利用的難度。最后，由于檔案整理方式的差異，無形中增加了私檔利用的難度。一般來說，檔案館中的檔案嚴格遵循來源原則加以編目整理，而私檔由于其規模不大，材料形式多種多樣，很難形成合理統一的整理體系。因此，不同的私檔利用的便易程度也不一樣。在手稿部中，每個系列的私人文件都配有相關指南供參考利用，但指南編纂的詳略程度各不一致，無形中也增加了使用 的難度。

*本文系浙江省省屬高?；究蒲袠I務費項目“美國對印度核政策研究（1947—1989）”（項目編號：2021RD006）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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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wen Lattimore Papers ：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7-19].https：// 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3/ms003022.pdf.

[8]Joseph Alsop and Stewart Alsop Papers ：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7-19].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 mss/2008/ms0080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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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Henry Shapiro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8-30].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3/ ms003072.pdf.

[15]Walter Sullivan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8-30].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18/ ms018010.pdf.

[16]William O.Douglas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9-15].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2/ ms002011.pdf.

[17]Francis R.Valeo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9-15].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9/ ms009064.pdf.

[18]Michael Pertschuk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9-15].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6/ ms006018.pdf.

[19]Russell E.Train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9-15].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09/ ms009069.pdf.

[20]Richard Dudman Papers：A Finding Aid to th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EB/OL].[2021-09-15]. https：//findingaids.loc.gov/exist_collections/ead3pdf/mss/2012/ ms01206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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