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與清末江蘇諮議局探索憲政改革的斗爭

王勇 楊英 潘彬彬 沈利成

摘 要：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以張謇為代表的清末江蘇立憲派在憲政改革運動中積極籌備江蘇諮議局，啟動地方議員選舉，組織籌劃了三次國會請愿運動，在反對專制、促進民眾覺醒、宣傳愛國和民主精神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詞：張謇；江蘇諮議局；憲政改革；國會請愿運動

20世紀初，在對清末政局乃至中國民主政治具有深遠影響的立憲改革運動中，張謇秉承愛國情懷，心系民族命運，在清末江蘇諮議局的籌備以及三次國會請愿運動中作出了重要貢獻。本文擬從張謇任職于江蘇諮議局前后的政治思想以及社會活動的角度論述其在立憲改革運動中發揮的作用、價值及影響。

張謇與清末江蘇諮議局的籌備

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清政府反動賣國的本質更加暴露，資產階級立憲派和開明的官僚士紳仍寄希望于清政府“從諫如流”“察納雅言”，并能從速效仿英、德、日等西方列強，改革專制政體，頒布憲法，建立國會，確立西方資本主義的憲政體制。以張謇為首的江蘇立憲派和社會賢達，在清末憲政改革中始終引領運動潮流，產生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和社會影響。

早在1901年，張謇便著有《變法評議》，文中指出國家的“變法”應當變其“機樞”，將“設議政院”擺在國家變法和政體變革的首位。但張謇的政治主張并不被朝廷所采納，他只能繼續埋頭于實業和教育。[1]

1903年，張謇東渡日本，關注到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效法歐美施行的憲政改革?？疾旖Y束歸國后即與摯友同僚醞釀共商如何游說朝廷大員、逐步推動憲政改革事宜。1904年5月，在魏光燾（時任兩江總督）、張之洞（時任湖廣總督）的要求下，張謇（時任商部頭等顧問官）代他們起草了《擬請立憲奏稿》，但張、魏二人深知反對者多，未敢將折稿呈進。其后，張謇又上了《為運動立憲致袁直督函》（袁直督即袁世凱）、《為時政致鐵尚書函》（鐵尚書即鐵良），認為“立憲之不可復緩固已”。此外，張謇還積極推動日本憲法及相關文獻的宣傳，先后促成《日本憲法》《日本憲法義解》《日本議會史》的出版，并設法在高層傳閱。

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日勝俄敗的結局讓國人頗感“意外”，立憲輿論日益高漲。張謇在《為抵制美貨事致袁直督函》中再勸袁世凱贊助立憲。7月，袁世凱聯合兩江總督周馥和湖廣總督張之洞電奏中央實行立憲政體，并以“十二年為期”。不久，清政府決定派遣載澤等五大臣出國考察，回國時，張謇專程至上海與載澤商談，并發起商、學兩界公宴，加強聯系。1906年9月，清政府頒布了《宣示預備立憲先行厘定官制諭》，終于同意“妥議立憲”并“實行期限”。張謇、湯壽潛等蘇浙兩省立憲派人士備受鼓舞，于12月在滬成立了由鄭孝胥擔任會長的“預備立憲公會”。后鄭孝胥請辭會長，張謇被推為新會長，在其強有力的領導下，與沈云沛、雷奮、夏曾佑、張元濟、王清穆、許鼎霖等骨干成員共同創辦國會問題研究所，相繼出版一批宣傳立憲、討論憲改的書籍報刊，如《憲志日刊》《預備立憲公會報》等，該會在籌建諮議局與國會請愿運動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1907年，清政府諭令各省速設諮議局。1908年，清政府又諭令“即著各督撫迅速舉辦，實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內一律辦齊”。[2]由此可見，督撫等封疆大吏既是各省諮議局的籌辦者、議員選舉的組織者，也是相關章程的擬定者，他們決定了諮議局及其議員的性質、任務和權限。在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的“授權”下，江蘇開始啟動諮議局籌辦和議員選舉事務。同年10月，“江蘇諮議局籌辦處”成立于南京碑亭巷內，張謇出任總理。

1909年3月，江蘇各縣諮議局議員的選舉正式啟動。當時江蘇全省人口有32282781人，有選舉權的選民只有162472人，約占總人口的0.5%。[3]清政府對諮議局議員的當選資格與條件做了極其嚴苛的規定。具有江蘇戶籍、年滿30歲以上的男子才能當選議員，其出身的家庭、從事的職業、學習的經歷、擁有的財產等各項條件均須符合選舉章程的要求。最終，全省共有125名議員當選。9月，90多名縣諮議局議員參加了江蘇省諮議局籌備會議。會上張謇當選為諮議局議長。這次選舉存在很多弊端，如士紳比例高、賄選等，特別是廣大勞苦民眾被排除在外。但這畢竟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的創舉，是近代以來民眾參與政治、推出民意代表的一次重要嘗試。

江蘇諮議局與三次國會請愿運動

1909年10月，江蘇諮議局首屆常會召開，張謇主持會議。會議持續50多天，討論氛圍熱烈，收到各類議案180多件，[4]充分說明江蘇各界民眾關心國政時弊，對清政府的立憲改革抱有很大的期望。首屆常會上的議案涉及江蘇地區的農業、財政、稅務、工商、慈善、教育等經濟與社會管理活動。

江蘇諮議局籌辦以來，張謇夙興夜寐，不僅對本省各類議案的醞釀、提出和議決付出大量心血，還委派代表趕赴各地聯絡協調，或親自致函說服他省議長，提出在滬組建“諮議局聯合會”的建議，并要求各地選派代表共赴京師請愿，進而促使朝廷提前設立國會。1909年11月，蘇、皖、浙、鄂、湘、贛、閩、粵、桂、直、魯、豫、黑、吉、奉、晉等16省共計50多名諮議局代表齊聚上?！邦A備立憲公會”事務所召開“請愿國會代表團談話會”，決定由其中33名代表組建“諮議局請愿聯合會”，推選福建劉崇佑、湖南羅杰、江蘇方還、奉天劉興甲等4人為請愿聯合會的干事，率代表團赴京向都察院呈遞請愿書。請愿代表離滬北上前夕，張謇設宴款待，勉勵代表有志竟成，對他們寄予了厚望。

1910年1月起，接連的幾次請愿活動皆以失敗告終，直到10月，震驚全國的第三次國會請愿運動終于爆發了。請愿聯合會先后向監國攝政王載灃、資政院呈遞了請愿書，資政院終于通過請速開國會案并同意向朝廷代奏請愿書。與此同時，為了強力聲援第三次國會請愿運動，直隸、晉、豫、川、閩等省還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地方請愿運動。

在社會各界巨大的壓力面前，清政府不得不將預備立憲的期限縮短，擬于1913年開設國會，并將設立責任內閣視為當前的首要任務。清政府在憲改問題上“虛晃一槍”之后，便強令解散在京的各省請愿團體。此種情形下，張謇認為提前設立國會的目標基本實現，于是做出讓步，11月初主使江蘇諮議局向資政院發去賀電，表達接受朝廷縮短預備立憲期限、于1913年召開國會的決策。不過從后來的事實來看，張謇等立憲派人士寄予厚望的國會請愿運動實際還是失敗的。然而，三次國會請愿運動在較為廣泛的范圍內普及了憲政知識，對國人灌輸了愛國主義思想，提高了其民主政治覺悟，暴露出清政府假行憲改的真實面目，促使一部分立憲派人士向革命轉軌。

1911年5月，清政府“皇族內閣”粉墨登場，13名內閣成員中7名是皇族，慶親王奕劻被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對此，各省立憲派人士大失所望，張謇聽聞，更是痛心疾首，后親赴北京，對操持權柄的攝政王載灃反復勸誡、曉以利害，但滿族親貴置若罔聞，不為所動。張謇等立憲派代表人士愈發對清政府的“憲改”感到失望和不滿，認為只能與之分道揚鑣，另覓救國之途。他們對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轉而同情、傾向和支持，最終匯入辛亥革命的洪流中。

結 語

1909年10月（江蘇諮議局首屆常會召開）至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張謇為了維護地方民眾利益、反對專制，以江蘇諮議局作為合法斗爭工具和政治活動平臺，與腐朽沒落的晚清貴族勢力進行了一定范圍內的抗爭。立憲派人士在與清政府的抗爭過程中，揭露了清政府的守舊和腐朽，逼迫清政府有限后退和讓步，為國家政治制度的改革與近代化以及愛國精神、民主精神的廣泛宣傳作出了重要貢獻。

注釋與參考文獻

[1]（清）張謇：《變法評議》卷一，清光緒鉛印本。

[2]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684頁。

[3]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第20頁。

[4]張海林：《論辛亥革命前的江蘇諮議局》，《江海學刊》1995年第6期，第1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