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中晚期儒家義利觀的新發展

桂珍明 熊艷

[摘 要]王符《潛夫論·遏利篇》針對東漢中晚期社會上“釋廉甘利”的社會現實，提出人們應當以“德義”為終極的追求，“富貴”寓于“德義”之中，反對“無德而富貴”“不義富貴”，過分地追求物質享受。他還從財富觀念和教育理念兩個方面，對儒家的義利觀作出新的闡釋。在君子的價值追求方面，他主張也當“重義輕利”，以社會責任為先，物質享受為次;在家庭教育方面，給子孫后代教以德義，引導其走上正途，比留下豐厚的家資更重要，故而適時地將錢財利祿施予需要幫助的人，防止盛極而衰，才是長久地保有富貴利祿之道。

[關鍵詞]《潛夫論·遏利》;德義;富貴;天命;義利觀

[中圖分類號]K234;B234.9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6-1308（2022）01-0079-08

通常認為，儒家重義輕利，故本篇的篇題“遏利”二字，最簡單的理解無非是遏止利益。但是，王符為什么要將利益加以“遏止”呢？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同時也是本篇關注的中心問題?！稘摲蛘摗洝分赋?，《遏利篇》的思想要旨是，“人皆智德，苦為利昏。行污求榮，戴盆望天。為仁不富，為富不仁。將修德行，必慎其原”[1]610。這即是說，人們的智慧德行往往為財利所蒙蔽，而與個人品質、社會治理密切相關的德行修養之培育，恰恰需要非常審慎地從源頭對待義利問題。毋庸贅言，“此篇論義利關系，勸人重義而輕利，不要貪得無厭地占有財富，故以遏利名篇”[2]23。我們將從《潛夫論·遏利篇》文本出發，循著王氏的論證理路，探求他是如何在東漢中晚期社會風氣陵夷之際，對儒家的義利觀作出新的探索的。

一、德行、富貴與天命

在傳統儒家的觀念中，君子當先義而后利，或重義而輕利，最甚者舍生而取義。在一般層面，至少也能如荀子所主張的“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3]502，較為平等地看待“義”與“利”的地位和作用。王氏則在繼承儒家義利觀的基礎上，融合進了形而上的“天”的因素。他認為貧賤與富貴皆是上天對個人德行的判定，倘若無功無德之人占據大量的財富祿位，乃是攘天之禍的惡行，必將遭到天譴。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于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利人也。知脂蠟之可明鐙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己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前人以病，后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暗之至也。予故嘆曰：何不察也？愿鑒于道，勿鑒于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哉！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吊也。[1]31-32

在本篇的開頭，王符直截了當地指出當時人們面對“義”與“利”心口不一的社會現實。人們以“貴廉讓而賤財利”相標榜，卻在實際生活中拋棄道義廉恥而追逐財利。普通人對于財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是癡迷于它對自己有利的部分，而忽視了它同樣對別人也有利。譬如油脂、蠟燭可以燃燒照明，但過多的油料反而會使得燭火熄滅。財物不僅能讓自己感到愉快，而且還能為人招來禍患。正因為如此，古人是充分認識到“利”的危害性的，然而亦有人癡迷其中不能自拔，將它作為追逐的目標，足見當時百姓的愚昧、社會的衰亂昏暗，已臻至極點。

王氏很敏銳地注意到東漢時期人們義利觀與現實行為倒置的這一情況。而這個觀點的提出自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東漢王朝自建立之初就依靠豪強大族，他們在隨后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累世公卿、累世地主、累世經學的三位一體的壟斷格局，世家大族對國家政治施加影響，控制著利祿之道。當然，國家與社會層面的崇尚“祿利”的風氣，早在西漢中晚期就已導源，歷新莽時期，而延續至東漢早期。[4]204當時的士人對利祿有明確的要求，據《后漢書·光武帝紀》所載，耿純勸諫劉秀說，士人跟從劉秀起事，“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而不對士人進行封賞，“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5]21。士人有利祿的追求，推而廣之到社會上，則引領一個時代的風尚。與此同時，社會上貧富分化，才能與德行不相稱的情況日益突出。仲長統《昌言·理亂篇》認為，執政者不能明賢愚之分，“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間，無所益損于風俗也”[6]264。東漢時期外戚、宦官、士人交互影響政局，許多無才無德之人憑借出身恩蔭占據高官厚祿。非但如此，即使平民富貴之后，也會窮奢極欲，喪失本心。如《潛夫論·忠貴》所云：

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皆疏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于仆妾，祿賜盡于猾奴。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于家，細民謗讟于道。[1]147

為什么人在富貴之后，反而會喪失人性呢？王符指出，“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潛夫論·忠貴》）。此即是說，超出道義標準太多的富貴，就會使人因驕橫放縱而產生過錯。民間有一句俗語大抵可與之合觀，那就是“窮得富不得，富了了不得”，人窮的時候還好，一旦富起來了就忘乎所以。自然界中大象、蚌殼，分別因其有象牙、寶珠而遭屠戮，身藏璧玉的人也因玉而獲罪，對于那些沒有德行而享受非分富貴的人，距離禍患不是更近了嗎？禍患來自哪里呢？王氏將之歸因為不義而富貴的“竊位之人”，行為昏暗，乃“天奪其鑒，神惑其心”，于此則是“兇民”盜天之財，是實打實的取禍之道。

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眾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兇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為制，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是，未嘗不光榮也。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1]33-34

本節主要申述“天財”觀及德行、功勞與富貴的關系。王符認為，所有能稱為“利”的東西，都是上天賦予的財富。以國家為例，上天所造就的“天之財”如同國君的府庫一樣，征收、賞賜、剝奪、給予都有一定的準則，民眾不敢強取分毫。即使身為天子，也不能違背天財之準則而使沒有功勞的人富貴起來，諸侯也不能違背天子的準則私下里使自己寵愛的人富有。胡寄窗先生認為，王氏的“天財觀”是“芮良夫的自然財富觀與晏嬰的論理財富觀的混合觀點?！避橇挤颉白匀回敻挥^”見于《國語·周語上》：“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左丘明，撰.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2002：13.）晏子的“論理財富觀”見于《左傳·襄公二十八年》：“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保ê榱良?，撰.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M].北京：中華書局，1987：604.）還需要說明的是，王符較之晏子多了一份形而上的“約束”，這也與芮良夫所崇尚的“天生百物，當均平于人，不可專之”的思想不同，芮良夫雖有將“天”（或自然）的因素引入義利之辨中，但未點明“民意”是“天意”的代表及其呈現形式。[7]198然而，當時的現實卻是，“以族舉德，以位命賢”（《潛夫論·論榮》），人才選拔、官員任用、利祿賞賜皆被君主任意施為?！稘摲蛘摗に假t》對此記載道：

將相權臣，必以親家?；屎笮值?，主婿外孫，年雖童妙，未脫桎梏，由借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效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祿，素餐尸位……[1]109

該篇所舉的情況雖說泛指“春秋”以后的任人唯親、爵祿以出身的名實不相符、功業不相稱、財利不均等的情況，但具體到王氏所在時代，東漢時期豪族勢大，這種描寫和刻畫無疑更具有現實指向?！暗垡蕴鞛橹?，天以民為心”顯然是化用《尚書·泰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8]274而來。這種天命觀已經與完全尊崇自然意志不同，體現了商周之際神權政治向人本政治的過渡，“‘天監’思想獲得了理性的解放，而向‘史監’、‘民鑒’思想發展”[9]173，亦即是說“民心”代表了上天的意志，王氏所倡言的“愿鑒于道，勿鑒于水”之“道”在現實政治中，也當是通過“民心”體現出來的，其精神意旨與《尚書·酒誥》“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8]380暗合。

王符于此要宣明什么呢？他是在反對富貴利祿嗎？通過研讀文本，能夠知道他并不是一味地將“富貴”與“道義”對立起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利”的合理性，追求德行與職位、爵祿的一致性，即“有德而富貴”。作為身居鄉野的“處士”，他顯然沒有權力改變名實不符、爵祿不公的社會現實，故只能從形上的層面——天命來拯救時弊，勸誡君主“好利必亡”“好義必彰”。

二、利祿、德行與名聲

王氏為文，非常善于運用“引物連類，論事取喻”的手法以增強文章的說服力和表現力[10]223，此篇仍舊保持了這一特色。上一部分以說理見長，基本上闡明了作者對“義”“利”二者關系的認識，此部分的作用在于舉出歷史上的正反例證，為前一部分的說理提供進一步的佐證。同時，以古代歷史人物“重義輕利”的具體事例，為人們在“德行”“名聲”與“利祿”間的價值取舍提供可貴的參考。

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彘。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戌崇賄以為罪，桓魋不節飲食以見弒。此皆以貨自亡，用財自滅。楚斗子文三為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餼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于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于首陽，白駒、介推遁逃于山谷，顏、原、公析因饉于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為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于□廬之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乎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1]35-36

透過這段文字，王符將“以貨自亡，用財自滅”和“棄利約身，世厚天祿”兩種歷史人物作對比，其褒貶自然而然地寓于文字敘述之中。歷史上的貪鄙之人，以周厲王最為有名，故王氏先以“厲王好專利”引出本段的話題。厲王“專利”的史事主要見于《國語·周語上》《逸周書·芮良夫解》和《詩經·大雅·桑柔》?！吨苷Z上》謂之“其害多矣”“其歸鮮矣”[11]13-14，《芮良夫解》則批評其“專利作威，佐亂進禍”[12]1002;《桑柔》之詩則謂之“大風有隧，貪人敗類”[13]422，也正是《遏利篇》中化用的原始文句。厲王專利、彌謗的高壓政策致使其丟了國家，自身亦崩于彘，其教訓之深刻，值得歷代統治者警醒。

此后，王氏還舉出虞公、公叔戌、桓魋附益在厲王之后，也列出楚斗子文、季文子、子罕、晏子為正面例證與之對比，清晰地顯示了這兩類人群的不同行為帶來的結果（如表1）。為了更進一步說明道義、志節、德行相較于“利祿”的重要性，王符還舉出眾多古代賢人“重德義享譽千古的道理，以勉勵人重義輕利”[2]27來深化本篇的主題。這些人物分別是伯夷、叔齊、白駒、介之推、顏回、原憲、公析哀，他們相比于位高權重的君主來說，為了堅持道義，堅定地固守志向，秉持節操而不讓它虧損，甘愿“餓于首陽”“遁逃于山谷”“因饉于郊野”，榮寵利祿不能改變他們，威力權勢也不能動搖他們。即使君王、公侯讓他們德行有虧、不辨禮義，他們也是堅決不從的。這種情形，類似孟子所倡導的“大丈夫”人格?！睹献印る墓隆穼τ凇熬犹煜轮畯V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士人，其德行當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4]419，這也是“士志于道”的一種體現方式，士人于此具有了超越時空的價值追求，即使四海、列國之君也少有能“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乎千載之上，名傳乎百世之際”者。余英時先生評價說：“哲學突破以前，他們（士）并沒有一個更高的精神憑藉可恃以批評政治社會、抗禮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發展了這一精神憑藉，即所謂‘道’?！藭r‘士’的特征已顯然不在其客觀身份，而在其以自任的精神?！盵15]88我們認為，“道”使得“士”的人格品質超出一般水準而成為引領社會的標志，在道德和輿論層面，士人以其道德修養占據社會思想的制高點，從而具備批評社會時政、與王侯相頡頏的優勢。這種“以道自任”的價值觀念，強化了道義德行在人物品評中的作用，讓王氏以“遏利”為主導的“義利觀”深刻契合了儒家所標榜的“重義輕利”價值觀念，從而具有了恒久的生命力。當然，王符在前一部分主要論述了“富貴”的獲得要在“合于義”的前提下去爭取，此部分則告誡人們要以“義”為重，不要過分地去追求功名利祿。

三、教育、持家與德義

此部分在上一節強調“重義輕利”的基礎上，論證君子品行修養、子孫后代教育以及如何持家等問題。如果說，“重義輕利”代表了以儒家為宗旨的積極有為的精神面貌，那么，以“挹損”為重心的“持盈之道”則彰顯了以道家為依歸的守雌貴弱的思想傾向。

故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于子孫也，厲之以志，弗厲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疏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征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1]39。

在儒家思想觀念中，“士君子”是“道”的踐行者，他們肩負著拯救天下萬民的使命，因而在“義”與“利”的取舍中，重義而輕利，重公利而輕私利。財富、衣食、音樂、美色、威嚴、權勢與善行、道義、節操、志向、德行相比，前者屬于外在的東西，可得亦可失，而內在的德行修養、節操志向無疑是更為根本和基礎性的東西，關乎世道人心尤甚，其中蘊含著君子追求的“道”。只有以“道”和德義為本，社會才會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王符推崇“仁重而勢輕”（《潛夫論·論榮》），故在他的義利觀中，“義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放在第一位”，“遏利求義”“重義輕利”也就成了他評價君子的重要道德標準之一[16]202?？鬃訃L言，“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王氏所倡導的行善、明道、立志節、彰德義正是對孔子“士志于道”思想的踐行和發揮。

對于“賢人智士”來說，在教育子孫后代方面，亦當以德義為本。王符在《潛夫論·德化》中亦強調“道德為本”，要求務必教育引導子孫走向正途，立志向、行正道、摒除奸邪狡詐的思想，在生活作風方面戒奢從簡?？傊?，明智的人留給子孫后代的，并不是以具體的財富為優先選擇的，而是以高尚的德行示范為尚。這種重利輕義的行為在輿論標榜中容易做到，但要是真正落到實處，卻是很難做到的。王氏以董仲舒和疏廣的事例作答。此二人的事跡均見于《漢書》，余下一一詳之。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之事，《漢書·董仲舒傳》有載錄，即“仲舒為人廉直……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17]2525，“修學著書”乃“三不朽”中的“立言”，同賺取豐厚的家業相比，它的關懷和受眾更廣，以天下萬民的福祉系于心間而行諸筆端，最終成就不朽之業。疏廣為太子太傅，辭官歸家后，散盡皇上、太子賜贈的黃金，并申述道：“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馀，但教子孫怠墯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盵17]3040他認為自己已經給子孫留有可供生存的田宅房屋，不必再以更多的金錢使他們產生怠惰之心，如此，反而容易招致眾人的怨恨。王符的擔心亦與之相似，他認為聰明賢能的子孫，不需要依靠祖輩積累的豐厚財富，而愚鈍不肖之人，即使有豐厚的家資也保有不住，非惟如此，過多的財富反而會帶給他們禍患怨恨。歸根到底，王氏要告訴世人，沒有德行卻擁有過多的財富，正是取禍之源。

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苯瘛跫屹c而貸乏，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居富矣?！兑住吩唬骸疤斓捞澯詻_謙?！惫室匀柿x□于彼者，天賞之于此;以邪取于前者，衰之于后。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亦可以免于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1]40

從疏廣散盡黃金的行為來看，他是擔心過量的錢財致使子孫后代受其災殃，進而將之用于宴請賓客，與宗族、鄉黨之人共同分享來自皇家的賞賜。這對鄉里之人來說，雖然算不上多么大的恩惠，但他切切實實地做到了布惠于眾人，也潛在地為子孫收攏了一些人心。就最低的層次來看，這樣也可以減輕鄉親的嫉妒和怨恨，又何嘗不是一種變相地保護子孫的方式呢？有了這個思想鋪墊之后，王氏向大家道出保有“天財”的秘訣——“施其德義”。富裕的家庭能夠周濟困乏的人，贈送財物救濟貧窮的人，體恤同情別人的疾苦，則可長久地享有富貴，這里面蘊含著古人的因果論思想?！吨芤住ぶt卦·彖辭》曰：“天道虧盈而沖謙”，“在謙卦中，艮居下體，本應在上的天道竟屈居于下，這便有謙義”，講述的是“盈滿者得禍，謙損者得?！钡牡览韀18]146-147，施行仁義的人，看似暫時在此處吃了虧，但上天會在彼處施以福報，而先前以奸邪手段攫取利益的人，則上天就會讓他在后來遭受衰敗。

在天道自然層面，王符相信“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的做法可以避免盛極而衰和陰陽失序。這種精神既有來自《易經》的思想因子，更有源自道家的文化基因。以“挹損”為中心的“持盈之道”與《道德經》第七十七章謂“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19]186的觀念是高度一致的，他們皆在調配“天財”的分配，讓人人都能享有上天的福澤?！肚浴返呢缘率莿偨?，《坤卦》主要講柔順，其中《乾》之上九之爻辭是“亢龍有悔”，此爻陽爻居上，且為一卦中最后一爻，其盛已極，衰已寓于其中。廖名春先生認為，“龍高飛窮極，有所悔恨……物極必反，日盈則昃，月盈則虧”[20]72，正與《象傳》“亢龍有悔，窮之災也”的認識相合?！独ぁ分辽狭鴺O，爻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謂此時“發展到極盛的地步，順轉為逆，坤順乾變為坤敵乾乃至與乾戰”[18]54;《象傳》亦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坤道盛極，柔化為剛，天地部分，陰陽莫辨，故臻于“窮”?？傊?，對于利祿財富，王氏是抱有非常審慎的態度的，他擔心盛極而衰，故主張以損益之道行世，以期能夠“守天之聚”。僅從引書情況來看，這似乎只是儒家陰陽思想的一種表現形式，然而“損益之道”在先秦道家老子的學說中亦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故此節內容還反映了王符思想中儒道融合的特色，其在《潛夫論·思賢》中所倡導的“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的觀念，正可為此處的思想注腳。

四、結語

綜上所述，王符注重道德品行的培育，在德義與利祿之間，主張先義而后利，“遏利”是遏制不合理的非分之“利”。同時，他也不反對合乎德行的利益，只要做到“有德而富貴”“有義而富貴”即可，這一點與以往單純地標榜“重義輕利”是很不相同的。其一，富貴當符合人們的德行，“天命”是調節利祿的形而上的環節。德行、富貴與天命是緊密相關的，“無德而富貴”乃是王氏所堅決反對的。這可能是針對當時社會上外戚、貴族乃至豪民無功于民眾而依靠與皇帝、官僚特殊的關系非法攫取利祿之道的批判。其二，士志于道，德行修養、名聲的培養比利祿重要。王氏非常注意歷史教訓，告誡世人“以貨自亡，用財自滅”，呼吁人們當效仿先賢，在“德行”“名聲”與“利祿”間以道義為先，不要一味地沉淪于物欲。唯有如此才能拔高個人的精神地位，面對王侯而無愧色，信義著于海內外，名聲跨越千古，真正做到“世厚天祿，令問不止”。其三，王符認為君子當以德義教化為己任。在社會層面致力于造福大眾，在家庭層面注重導之以正，助其培育正確的志向，培育勤儉的家風，故道義的激勵引導，比遺留為數不少的財富更為重要。但凡與其德行不符的財富，非但不是子孫之福，反而還可能為之帶來災禍。那么，應當怎樣持守上天賜予的富貴呢？王氏告訴人們，當奉行“挹而損之”的持盈之道，保持敬慎之心，防止德不配位、盛極而衰?？傊?，面對東漢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義利觀念發生變化之際，王符以天下為己任，敢于突破單純地“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念，而能結合實際情況，對儒家義利觀作出新闡釋，即富貴當與人們的道德修養相匹配，肯定人們擁有財富的合理性，在“義利”的輕重選擇方面，仍然倡導以“義”為重，以“義”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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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屈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