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朝使臣對異國的文化認知與體察初探

[摘要] 有明一代，中朝兩國使臣在文化交流中形成了“皇華集”和“朝天錄”等文學典范。通過對兩國使臣異國地理審美認知和審美心態的分析，對箕子、伯夷、叔齊等共同文化符號的文化認知和體察，可以發現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展現有明一代中朝兩國彼此進行文化認知和體察的概貌?！盎嗜A集”和“朝天錄”的互文研究可以導入異國語境，豐富研究形式，形成兩國文化交流研究的閉環。

[關鍵詞] 明代；中朝使臣；文化認知；“皇華集”；“朝天錄”

[中圖分類號] I312.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007（2022）01-074-08

[收稿日期] 2021-01-05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比較文學形象學視閾下的明清中國及朝鮮鏡像研究》，項目編號：19XWW001。

[作者簡介] 楊昕，博士，延邊大學朝漢文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域外漢籍整理與研究、中朝比較文學。（延吉 133002）

有明一代，中國與朝鮮半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交往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從1368年明朝建立到1637年朝鮮朝臣服于清這一時期，為數眾多的朝鮮朝使臣在出使明朝的途中，留下了大量的紀行文字，即“朝天錄”①。近年來，豐富的“朝天錄”文本引起了學界的廣泛注意，歷史、文學、語言、經濟學者，甚至還有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地理學者紛紛進行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俺熹洝币渤蔀榱搜芯棵鞔谐幕涣鞯闹匾d體。但是，我們必須明確一點，要研究兩國間的文化交流，僅針對一國留存的文本進行研究是遠遠不夠的，這種研究是單向的、平面的，而且研究者很容易被作家作品的主觀性所誤導。自1450年（景泰元年）出使的倪謙始，至1633年（崇禎六年）的程龍終，朝鮮共刊印了24種“皇華集”?！盎嗜A集”記載了明朝詔使與朝鮮朝遠接使、館伴詩賦的唱和內容，題材廣泛，文體眾多，名士云集，展現了兩國之間文化交流的豐富內容，從而使“皇華集”成為研究明代中朝文化交流的另一文學典范。正因為有了“皇華集”和“朝天錄”的存在，才使有明一代中朝文化交流的雙向研究成為可能，對這兩種文學典范進行互文研究，考察明代中朝使臣對異國的文化認知與體察，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新的研究思路和角度。

中朝兩國山水相連，交往密切。但由于古時交通不便，對兩國廣大民眾來說，國內通行尚且艱難，更何況是跨國出行。因此，對兩國使臣來說，異國的山川河野自然容易引起陌生新奇的情感心理體驗。但是，如果從另一個方面來體察，在兩國悠久的交往歷史中，漢字是彼此交往的重要橋梁，從傳播學的角度講，漢字使兩國間的文化傳播擁有了文化交流的語義共同空間，而且這種共同空間隨著交往的不斷加深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因此，載于兩國史籍典章中的異國地理早已為兩國使臣所熟知（當然，由于各種原因，中國關于朝鮮半島地理的記載要遠遠少于古代朝鮮關于中國地理的記載），兩國使臣借助漢字這座橋梁，已經在無數的漢文典籍中“認識”了彼此的錦繡河山，因此，對使臣來說，異國的那片土地，無疑又是“熟悉”的。踏上異國的土地時，他們將“熟悉”而又“陌生”的山川河野納入到審美視野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一）明朝使臣對朝鮮半島地理的文化認知與體察

有明一代，特別是朱棣遷都北京之后，中朝兩國政治關系長期穩定，因此明朝使臣出使路線相對固定，除明后期后金占據遼東，個別使臣不得不采取海路的方式出使外，基本上都是由陸路從鴨綠江入境，途經朝鮮境內各館驛，最后抵達漢城完成政治使命。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使行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即“皇華集”中每次使行的明朝使臣都是不同的人，并不像“朝天錄”中有的朝鮮朝使臣曾多次出使中國，如鄭夢周、李廷龜等。因此，初到朝鮮半島的明朝使臣對異國地理的審美欲望更加強烈，創作熱情更為高漲。

明朝使臣進入朝鮮半島后，秀麗的異國風光盡收眼底，美景如畫的蔥秀山率先進入了他們的審美視野之中。

1488年（弘治元年），明翰林院侍講董越、工科給事中王敞出使朝鮮朝，董越對蔥秀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為之做記：“自寶山館西行可十里，有山焉。峭壁懸崖，下瞰流水，蟠松怪石層見壘出乎谽谺空洞間，石齒齒如齦腭，點以雨苔，翳以蔦蘿，危而欲墮者幾半，斜泐其中，若分賓主焉。流水自北來，汩汩出石罅，激射濺沫，如跳珠振鷺，盤折而東，要不知其所止?！盵1]（429）在董越的筆下，蔥秀山峭壁林立，流水潺潺，蟠松怪石交錯掩映，一派清幽景色，使得飽受旅途風塵之苦的使臣心胸大暢。在中國文人的文學傳統中，“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是知識分子的道德修養追求，山水聯系著人類美好的情感，成為常見的審美意象，而徜徉于山水也成為文人修養身心的重要方式。山如氣勢雄渾，可襯托人之胸襟豁達，山若玲瓏俊秀，也能寄予人的獨特性情；山要有水相伴，方能映襯思維之細膩綿長，而水須出奇制勝，方顯天人合一之妙境。董越準確地抓住了蔥秀山的山、水、石、松的特點，用簡練的筆觸勾勒出一幅優美的畫卷，藝術地再現了大自然的巧匠神工，充分表達了對異國自然的欣賞和熱愛之情。

明朝使臣使行朝鮮朝的終點是漢城，在完成政治任務之后，漢城周邊壯美的漢江立即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并將其納入到自己的詩歌創作之中，這幾乎成為明朝使臣的一個慣例：

漢江煙淡碧于藍，畫舫清游趣正湛。

美景良辰留海外，佳山秀水逼江南。

鷗飛渡口潮初長，詩入毫端酒半酣。

撐向窮崖深樹底，滿空嵐翠落毿毿。[1]（79）

賓主泛舟漢江，把酒臨風。詩人放眼四顧，興致盎然，對秀麗的景色贊不絕口，并將漢城的佳山秀水與本國江南景色進行類比。在中國的壯麗山河中，溫婉秀麗的江南風光一向為文人所稱道，白居易就曾深情地放歌：“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2]（472～473）明初時，鄭夢周、權近、金九容等使臣都曾領略過中國的江南盛景并傳聲于朝鮮朝士林，因此，泛舟漢江的詩人巧妙地利用中朝文人熟知的江南風光的意象，用類比的方式對漢江的景色不吝贊美。在詩人的描述中，河鷗展翅飛翔在碧綠的江面上，起伏的波浪輕輕地拍打著楊花渡口，為詩人展示著異國的情趣。興之所至，隨意放舟，思如泉涌，瓊花茂林盡入筆端，一幅盡享自然風光、賓主怡然自得的畫卷躍然于紙上，令人陶醉。

這是在江中泛舟的詩人觀察到的視角，而在江邊的漢江樓上觀察周邊景色則另有一番韻味：

突兀層樓倚漢江，東來形勝訝無雙。

晴連蜃氣迷三島，寒送潮聲上八窗。

螺髻拂云山疊翠，鷗弦鼓夜石流淙。

憑高自古偏能賦，此日慚非筆似杠。[1]（429）

登高望遠，自能獲得與泛舟江上完全不同的審美視野和審美感受，詩人登上高樓，極目四望，深為朝鮮半島的錦繡江山所震撼。在詩人眼中，晴朗的天空盡頭云蒸霞蔚，江中的島嶼忽隱忽現，令人油然而生探幽之意，漢江的潮聲聲聲入耳，似表達迎賓之喜樂。遠處的高山高可拂云，峰巒疊翠，令人嘆為觀止。在這秀麗的景色面前，詩人完全被異國風光的魅力征服，陶醉在自己的藝術世界之中。

縱觀整個“皇華集”我們會發現，絕大多數明朝使臣在敘寫“陌生”的異國地理時，其出發點往往是“采風問俗”，從異國的風物中率先認知朝鮮半島，這一點在明代使臣的詩歌中有著非常明顯的體現：“……深更聽雨云興館，薄暮題詩安市城。聞說西京即平壤，都護基荒煙莽蒼?；屿糁性囈坏?，吊古懷今發遐想……”[1]（109）中國使臣身負皇命到明朝最忠實的藩屬國頒詔，代表上國的天子蒞臨異國，被尊為“天使”，其“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文化心態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被明朝王化熏陶的朝鮮半島山川河野處處皆可納入使臣的審美視野，一山一水、一枝一葉皆可入文章。明朝使臣都是第一次來到朝鮮半島，因此，將對異國的好奇內化到對朝鮮半島山川河野的歌頌之中，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此外，中國使臣之所以頻頻歌詠朝鮮半島的山川河野，不憚辛勞地“采風問俗”，也與中國長時間以來對古代朝鮮模糊的文化認知有關：“其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風俗柔謹為風，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為婚，死經三年而葬，好祀鬼神修宮室。俗知文字喜讀書，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居皆茅茨以秔為酒，多衣麻苧巾幘如唐，柔仁惡殺崇釋信鬼，俸皆給田刑無慘酷?！盵3]（875）實事求是地講，盡管中國與朝鮮半島有著幾千年的交往歷史，但中國對古代朝鮮的文化認知遠遠低于古代朝鮮對中國的認知。在與古代朝鮮關系最為密切的明代，關于古代朝鮮的記錄中居然還有“死經三年而葬，好祀鬼神修宮室”這樣完全不符合事實的記載。因此，筆者認為，除借“詩賦外交”的形式完成政治使命之外，對朝鮮朝進行全面的文化考察和認知也是明朝使臣出使朝鮮朝的一個重要目的。明朝發展到景泰年間，政治、經濟、文化趨于全面穩固，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的軍事實力，特別是前元敗亡的教訓使明認識到，對藩屬國的“字小”，僅僅依靠經濟的繁榮和軍事的強大是遠遠不夠的，而更應該依靠文化的力量來使周邊國家達到全方位的拜服，這種文化的力量比經濟和軍事手段更奏效。所以，明初出使朝鮮朝的使臣多以宦官為主，而景泰元年開始以文臣為主出使朝鮮朝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關于出使官員身份的改變，除學界已探知的“土木堡之變”后重塑大明形象、提振藩屬國信心等因素外，明朝借文臣使行之機，以詩詞酬唱為手段，對朝鮮朝進行全面的文化考察和認知，為制訂后續的外交政策提供重要參考，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國使臣對朝鮮半島山川地理的歌詠，就是對朝鮮朝進行文化考察的起始點。

在對“皇華集”的考察中，我們還要注意一個問題，即中國使臣出使朝鮮朝期間，對朝鮮半島的地理屢屢做出命名或改名的文化舉動：“其西數峰蒼翠，削出如青蔥。因謂吏曹曰：‘胡不易聰為蔥乎’？吏曹曰：‘唯?！盵1]（430）董越將朝鮮朝的“聰秀山”改為“蔥秀山”，進一步揭示了明實行“詩賦外交”政策背后深層的文化含義，即為朝鮮半島的地理打下深刻的中國文化的烙印，以實現文化撫藩的目的，最終實現“天下大同”的文化理想。董越的這一舉動，不僅開啟了后世明朝使臣歌詠蔥秀山的傳統，還開啟了在朝鮮朝地理上刻畫中國文化印記的先河。后世使臣群起效之，如唐皋將“加麻河亭”改名為“納清亭”，[1]（450）吳孟希改“於草河”為“簇錦溪”，[1]（605）龔用卿命名“翠屏山”，[1]（745）許固命名“回瀾石”“玉溜泉”[1]（1033），魏時亮改“慶遠樓”為“太虛樓”，[1]（1034）朱之蕃命名“錦香亭”、改“菡萏亭”為“小蓬壺”，[1]（1268）劉洪訓改“玉溜泉”為“玉乳靈巖”，[1]（1695）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應該說，這種行為是一種非常不尊重異國文化的舉動。盡管受到中國文化的巨大影響，但朝鮮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擁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積淀，有著獨特生活習慣和獨有的審美追求。硬性為異國文化打下本國文化的烙印，強行取代異國的審美情趣，這是不可取的。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首先，使臣們肩負著對朝鮮朝“宣傳明化”的政治使命，因此，這種命名或改名行為寄予著他們對朝鮮朝進行文化改造或文化提升的愿望，以達到“中外撤藩籬，當共山川老”[1]（607）的文化大同目的。其次，這種行為目的的達成在“皇華集”中處處可見，明朝使臣每到一次，都可以看到朝鮮朝已經將前行使臣命名或改名的山川河野，或扁以亭額，或勒石以記，所到之處詩歌酬唱，賓主盡歡，使明朝使臣陶醉在“天下大同”的文化幻想之中。細致考察伴游的朝鮮朝文人的唱和作品，其中并無表現出對這種強加給朝鮮朝的文化行為的異議或反感之意。當然，如果是出于對中國文化的真誠仰慕，由朝鮮朝君臣主動請求明朝使臣進行命名或改名，那么，明朝使臣的這種行為倒也可以理解。一方欲展現事大之誠，一方要表達撫遠之意，既能交流文化，又可增進感情，從這一角度來看，此舉倒不失為中朝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但是，《李朝實錄》詳細記載接使過程的內容卻與“皇華集”大相徑庭：“兩使于一路見亭榭山川輒改其名，書大字請刻板而掛之，要以流名故。上知其意而請之?！盵4]這就與“皇華集”里明朝使臣詩序中關于所命、改名皆為應朝鮮朝所請而為的說法產生了矛盾。而朝鮮朝為何對明朝使臣這種過分的要求仍然曲意逢迎呢？“投鼠忌器，固宜舍忍勉從也。且此輩皆近侍之臣，在此言猶不恭，若還朝廷羅織成罪，則恐朝廷責問，無辭可避矣?！盵4]由此可見，對中國使臣的這種文化舉動，朝鮮朝是從維護兩國政治安定的大局出發而予以容忍的。在后期的使行活動中，一些明朝使臣甚至放下了文人的矜持，或強行命名，或一改本國前人的命名取而代之，這種欲留文聲于古代朝鮮，強加情趣于他人的文化心態是丑陋的，但是這些記載卻無意中體現了中國明代對古代朝鮮文化俯視的心態。

（二）朝鮮文人使臣對中國地理的認知與體察

與“皇華集”相比，“朝天錄”中的朝鮮朝使臣盡管途經相同或類似的山川河野，但每個使臣都是一個獨立的審美個體，有著不同的審美追求。因此，在他們筆下，對同一景色就有了不同的審美體驗和認知。另一方面，在地理認知方面，“朝天錄”呈現出與“皇華集”截然不同的特點，朝鮮朝使臣雖然不能完全擺脫對陌生地理的好奇而引發的審美沖動，但在對中國的地理進行文化認知時，更多地在文本中寄予了自己對歷史的深沉思考，這種差異十分明顯。朝鮮朝使臣的思考是深入而廣泛的，而這種思考是建立在古代朝鮮幾千年來對中國進行認知的基礎上的，這使他們的記錄具有了“皇華集”所不具有的深度，擁有鮮活的生命力和獨特的價值。

遼東的醫巫閭山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積淀，屹立于東北三山之列，備受朝鮮朝使臣的矚目。1589年（萬歷十七年）出使明朝的尹根壽對醫巫閭山的雄壯和秀美進行了細致的描寫：

雄蟠塞北鎮堯封，彰蔽幽州靜夕峰。

圣女盆高多爽氣，桃花洞邃隔塵蹤。

層云不礙諸天月，絕頂長存萬歲松。

十載重游三嘆息，呂仙今日儻相逢。[5]（231）

詩人的創作動機顯然是被醫巫閭山悠久的歷史所激發。堯封天下，閭山為屏，先圣在遠古時代就用此山劃分了華夷之界，也使醫巫閭山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內涵，一山明確了華夏與夷族的地理界限，也明確劃分了中原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的界限。醫巫閭山更是一個象征，它象征著兩種文化的壁壘森嚴。值得注意的是詩的最后兩句，面對著如此美景，詩人為何連連嘆息，并提到了一個中國八仙神話中的人物——呂洞賓呢？醫巫閭山傳說眾多，呂洞賓師徒斗氣游閭山的傳說更是家喻戶曉。傳說大意為：遼宋鼎立，雙方征戰不休，死傷慘重。呂洞賓不忍天下生靈涂炭，來到醫巫閭山朝陽宮山洞中隱居，并創制天門陣陣圖助遼國抗擊宋軍。漢鐘離為順天意，來宋軍陣營助破天門陣。張果老見師徒二人斗氣，騎驢前來調停。呂洞賓為感謝其魯仲連之意，導二仙暢游醫巫閭山，三仙還留下“果老巖”和“三仙洞”等遺跡。詩人在游覽醫巫閭山的時候，自然也聽到了這個傳說，觸動他情感的卻是神話背后的時代背景。在深受儒家華夷觀影響的詩人心目中，中原政權的宋和少數民族政權的遼之間的戰爭，本身就是華與夷的爭斗，宋為正統政權，遼為夷，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神仙的參與使中華格局為之一變，使遼獲得了喘息之機，也為有宋一代的屈辱史拉開了序幕。如果時光倒流，宋擊敗遼國，那么屬于正統政權的宋的地理版圖和文化影響會隨之擴大，屈辱的宋史會被改寫，同屬于夷的蒙古將無法奪得天下，朝鮮半島的歷史也會隨之改變。借神話之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這也許就是詩人深深嘆息的深層心理原因。

除了歷史原因之外，深深吸引使臣為之駐足并不吝筆墨的另一原因則是醫巫閭山曾經有一個他們十分景仰的人——賀欽。據《明史》記載，賀欽師從于明代的大理學家、當時人稱“活孟子”的陳獻章，賀欽從仕，道不行而辭，歸隱醫巫閭山，其學注重實踐而不求好高鶩遠，強調修心。他在朝鮮朝使節的眼中有著崇高的地位。1602年（萬歷三十年）出使中國的李民宬在《壬寅朝天錄》中記載了賀欽的事跡，其記錄重點描述了賀欽的治學及一些身后細節：“……以朱子白鹿洞學規為經學機要，以小學書為日用準則，則異端之說無自以入，鄉人化之……與儒臣陳獻章、羅倫相契重之。雅好山水，游釣于凌溪之滸。鄉人立釣臺祠，又升遼陽鄉賢祠，稱閭陽先生云?！盵6]（26～27）字里行間，處處體現出他對賀欽秉執理學的欣賞。1574年（萬歷二年）出使中國的許篈在經過醫巫閭山的時候意味深長地記載道：“望見醫巫閭山橫亙，連延蒼翠，極目是為北鎮。余思賀先生之德而不可復見，為之悵然?！盵7]（141）

朝鮮朝使臣何以對賀欽如此推崇呢？這要從理學在明朝時期的發展過程來分析。理學在南宋時期，經朱熹和陸九淵之爭發展到頂峰。在明代，經賀欽之師陳獻章發展，理學又迎來一個新的高峰。陳獻章初學朱子，后思想轉入陸學。王陽明集心學之大全，提出“知行合一”的主張，學說流傳天下，又分化成許多流派。王學流行之時，又出現了中國思想史上的奇人李贄，他反對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說法。有明一代的理學發展，讓尊崇程朱理學的朝鮮朝文人難以接受，紛紛視王陽明和李贄的觀點為“異端邪說”，堅決加以排斥和批判。朝鮮朝使臣之所以對賀欽懷有極高的敬意，就是因為賀欽是程朱理學的忠實擁躉，在反對“異端學說”的斗爭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賀欽以程朱理學自持，化鄉人，平民亂，維護了正常的倫理秩序，這對崇尚程朱理學的朝鮮朝使臣來說，絕對是值得尊敬的。對朝鮮朝使臣來說，程朱理學在他們心中是最完美的理論，任何悖離甚至對立的理論都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他們對程朱理學的信仰是不容置疑的。因而程朱理學在明代中國尊崇地位的喪失，令他們極其不滿和失望，尤其陽明之學更是被他們斥為禽獸之學。許篈在使行中國時就因為程朱理學與陽明之學誰為正統的問題，與中國的儒生展開了激烈的思想交鋒。賀欽棄官歸隱，在朝鮮朝使臣看來，就是無法忍受程朱理學的地位遭到動搖，而毅然入醫巫閭山，以守心中的凈土。這種舉動朝鮮朝使臣是給予高度認可的，他們似乎在賀欽身上看到了傳統的“道不行，乘槎浮于?！钡乃枷?。在朝鮮朝使臣的眼中，賀欽歸隱的醫巫閭山已經成了一個高度的文化象征，是堅守程朱理學的一塊陣地。如果沒有賀欽的守望與堅持，恐怕連“脈絡接箕封”的遼東也不能幸免，而被“異端邪說”所吞噬。正是從維護程朱理學正統地位的需要出發，賀欽和醫巫閭山才能頻頻出現在朝鮮使節的記錄之中。

如前所述，古代朝鮮文人對于中國地理的認知遠遠超過了中國文人對朝鮮的認知，因此，在“皇華集”和“朝天錄”中的詩歌創作就呈現出明顯不同的特點。明朝使臣出使朝鮮朝的政治任務相對單一，次數有限，且沒有一人重復出使的現象，因此在對朝鮮半島的地理認知與考察中，單純寫景狀物的詩歌創作就缺乏了深層次的思考。而朝鮮朝使臣經常以各種名義出使明朝，次數眾多，更有使臣多次出使中國，因此，他們對中國地理的認知就時常能擺脫寫景狀物的桎梏，更多地抒發對歷史的深沉情感，表達自己的歷史觀，并表現出古代朝鮮文人觀察明代中國時所堅守的理論體系。這就要求研究者要對“朝天錄”的文本進行多角度、多維度的深層研究，才能深刻地體察朝鮮朝使臣認知明代中國的極其復雜的文化心態。

以中華文明為樞紐的東方文明體系所構建的“漢文化圈”對周邊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與中國山水相連的朝鮮半島。朝鮮古代習漢字，通漢典，嫻漢禮，形成了與中國類似的文化共相。這使得兩國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專屬于兩國的共同文化符號，因此，對這些符號進行考察，更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考察明代兩國文人使臣對異國的文化體察和認知。

（一）明朝使臣對箕子的文化認知與體察

縱觀整個“皇華集”，我們會發現，從開啟明代“詩賦外交”之旅的倪謙和司馬恂開始，中國的文人使臣就形成了參拜箕子文化遺跡的傳統。關于箕子與古代朝鮮的淵源，中國史籍記載：“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谷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可貴哉，仁賢之化也！”[8]（1658）朝鮮史籍如是記載：“朝鮮檀君，東方始受命之主；箕子，始興教化之君?！盵4]孔子更是對箕子給予高度評價：“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盵9]（216）正是箕子東走朝鮮半島，為朝鮮半島帶去了先進的制度和文明，因此，箕子成為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典范，也成為共存于兩國人民記憶中的重要文化符號。

無論是明朝使臣還是朝鮮朝使臣，都是本國統治階級的一部分，更是飽受儒家思想浸淫的知識分子。明初中國和朝鮮朝時期，理學思想大行其道，“君為臣綱”更是理學家大力鼓吹的行為規范。因此，在看到朝鮮古代精心留存的箕子文化遺跡之后，歌頌箕子的“忠”就成為明朝使臣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

“肯因淪喪為臣仆，甘忍佯狂作系囚。新廟松羅常郁郁，故宮禾黍自油油?！盵1]（1094）箕子作為忠心于君主的重臣，于商紂危亡之際，寧可隱忍裝瘋作商朝的系獄之囚，也不肯在國家淪喪時作敵國的臣仆。關于這一點，史籍有明確記載：“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商其淪喪，我罔為臣仆?！盵10]（105）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明朝使臣倪謙來到箕子廟前，現實的政治使命和對前賢的緬懷，使詩人由衷地對箕子的這種忠于王事、不仕二君的高雅情操發出贊嘆。這種文化心態，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中成長的中國知識分子情感的自然流露，明朝使臣歌頌箕子的忠，既是對先賢的異國憑吊，又是自己忠于皇命的心跡寫照。后來的明朝使臣在祭拜箕子文化遺跡時，延續了倪謙對箕子這種“忠”的精神的認知：“誰悟當年象箸非，孤臣忠諫自幾微。丘糟林肉終昏湎，無奈佯狂心事違?！盵1]（1094）作者對箕子不幸的遭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在詩中，他借用了箕子見紂王使用象箸而預知國家敗亡的故事，贊頌了箕子知微見著的政治預見性。但就在這種形勢下，箕子仍能忠于職守，忠于臣事規勸君王，這也折射出箕子以天下為己任的高貴品格。而這種“忠”的政治品行，正是歷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堅守的，這既是忠心報國的外在表現，又是知識分子追求的道德圓滿。

孔子之所以盛贊箕子為殷末三仁，除了忠于王事的品德外，箕子的“仁”德也是重要原因?！拔渫跻芽艘?，后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硬蝗萄砸髳?，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丑，故問以天道?！盵11]（118）商亡周興之后，周武王釋其囚并詢天下更替之由，箕子忠于舊君而不言紂王之非，武王改問天下大道，箕子遂傳洪范九疇，盡管箕子不愿再伺新主，但他不忍周治下的黎民再受暴政的痛苦，不計個人榮辱，在總結前朝得失的基礎上，向武王傳授著眼于解決社會現實的治國之道。這是真正意義上的“仁心”，為后世的知識分子樹立了修身立德的榜樣，更成為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最高價值追求。因此，明代使臣對箕子的“仁”給予了熱烈的歌頌：“夏衰殷廢又興周，一點天心在九疇。不是先生身不死，何人指與下車求?！盵1]（1094）日升月落，天道輪回，盡管王朝的更替已無法更改，但箕子還是懷著一顆憂國憂民的“天心”，順應歷史發展的規律，心系天下黎民的幸福，用大道的傳授希望新王朝能夠實現至世。詩人對箕子這種“天心”充滿了贊賞，正是這種仁行，才使箕子高尚的品德超越了肉身的限制千古流芳。

在“皇華集”中，最讓明代使臣觸景生情的是關于箕子對朝鮮古代的教化之功，而這一點則是中朝兩國交流的最佳契合點，是使臣們與出使朝鮮朝的現實密切結合的文化心態使然，也是使臣們在歌頌箕子時的核心精神所在。

“炮烙煙飛王氣衰，佯狂心事有琴知。言垂千載存《洪范》，人到三韓謁舊祠。地老天荒名不泯，風清月白鶴歸遲。東蕃自是分封國，民俗依然似昔時?！盵1]（110）詩人首先表達了對商末衰微之際箕子操琴抒發郁悶之情的深切同情，隨后高度贊揚箕子東至朝鮮半島后為教化萬民所做出的努力。據《漢書》記載，受殷商文明的影響，朝鮮半島社會有了迅速的進步，產生了自己最早的成文法，成文法的出現，標志著朝鮮半島社會文明程度的發展達到了一定的高度。雖然《漢書》關于“犯禁八條”全部內容的記載有所缺失，但“民不相盜”“無門戶之閉”的社會現實卻反映出當時朝鮮半島民眾的文明程度。朝鮮半島人民能夠接受中華文明的影響，并發展出獨具特色的朝鮮文明和文化，其根源正是箕子將華夏文明帶入了朝鮮半島，從而奠定了朝鮮半島文明的堅實基礎。因此，詩人認為，正是因為箕子的教化之功，才讓朝鮮半島接觸到華夏文明，從而擺脫了落后的社會制度，一躍進入到更高層次的“漢文化圈”的文明行列。詩人看到的朝鮮半島曉漢字、通漢籍、嫻漢禮等令人驚喜的民風民俗，正是箕子帶來的華夏文明的深遠影響。詩人借用遼東丁令威化鶴的傳說，來表達對箕子時隔千年仍流韻不絕的景仰。關于箕子對朝鮮半島的教化之功，朝鮮朝文人使臣也是高度認可的，遠接使吏曹判書金鎏在次韻明朝使臣姜日廣《箕子賦》時，對箕子的功績予以熱烈的回應：“東民之涵圣化兮，易介麟以衣裳；飫忠信而服禮義兮，遵正路而徜徉。啟我蒙而道我迷兮，又能已我之癲狂；滌羶而辟螻兮，爰薰襲乎芬芳。去巢橧與穴窟兮，俾我寧處乎堂房；君師而父母兮，澤遠而道光?！盵1]（1443）金鎏認為，是箕子讓人民告別了茹毛飲血的蠻荒，讓忠信禮義成為民眾所信奉和遵守的道德準則，箕子為古代朝鮮文明的發展指出了正確的道路，為古代朝鮮迎來了文明的曙光?？v觀“皇華集”中朝鮮朝使臣眾多的酬和作品，這種對箕子教化朝鮮之功的感激之情是真誠的，正是因為箕子的文明啟蒙，才讓朝鮮半島告別了落后的文明而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

（二）朝鮮朝使臣對伯夷、叔齊的文化認知與體察

孤竹國為商王朝商湯所封，但由于史料不足，人們對其歷史變遷知之甚少，堪稱中國古代一個神秘的國度。但孤竹國的名字卻能世代相傳，原因在于其國歷史上曾經出過兩個名滿天下的人，即伯夷和叔齊。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兩人的事跡就已受到各個學派的尊崇與頌揚。伯夷、叔齊相推讓國、叩馬諫伐的行為，比較符合儒家的價值觀。儒家認為人生價值不在于獲得什么功名利祿，而在于對社會做出了什么貢獻，對后世有什么影響。盡管孔孟諸賢對他們給予高度的評價，不過從古至今，也有很多相反的評價，如莊子、王安石、黃宗羲、魯迅、毛澤東等。正是儒家對兩人不遺余力的鼓吹，再加上歷史上的種種爭論，使兩人的形象更具有了文學和歷史的魅力。

伯夷、叔齊在中國歷史上有著巨大的影響，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不為王位相爭而相讓，是可貴的。因此有關伯夷、叔齊的美德，自古以來就廣為人們傳頌，對于中華民族謙恭揖讓民族傳統的形成產生過影響，他們代表著崇禮、守廉、尚德、求仁、重義的儒家精神。在他們身上體現出的這種精神是朝鮮朝使臣為之崇拜不已的，因此，他們在朝天路上留下了大量的記載。

千古灤河水，名因二子奇。

城寒孤竹國，山遠采薇時。

香火千年廟，清風百世師。

客來重起敬，再拜讀殘碑。[12]（188）

這是朝鮮朝使臣李睟光于1587年（萬歷十五年）出使中國時留下的詩篇。李睟光這首詩體現出的尊崇之情應該是代表了秉承中國儒家思想的朝鮮朝知識分子的主要觀點，他們對伯夷、叔齊的叩馬止兵、不食周粟、餓死首陽的忠與義予以充分的肯定。儒家先賢孔子、孟子對二人的評價，為朝鮮朝文人的世界觀和歷史觀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伯夷、叔齊的舉動和后人對其的尊崇又驗證了孔孟學說的正確性及深遠的影響。由小及大，他們不能不對儒家思想的正確與精深產生高山仰止的感覺。從表面上看，朝鮮朝使臣祭拜的是伯夷、叔齊二人，但在內心深處，他們祭拜的是中國先進的儒家思想理論，表達的是對儒家思想的堅定信心。在尊崇的主流情緒下，李睟光還表達了對中國歷史的看法：

人心爭去紂，大義獨存商。

最恨磻溪叟，來從渭水陽。

朔封魂魄苦，春雨蕨薇芳。

浪死田橫客，區區笑半洋。[12]（188）

在這首詩中，李睟光借歌詠伯夷、叔齊表達了對中國歷史人物姜尚的看法。在中國歷史上，儒、道、法、兵、縱橫諸家皆追姜尚為本家人物，其被尊為“百家宗師”。然而，他在李睟光心目中，卻是一個令人憎恨的對象。他認為，如果不是姜子牙的渭水垂釣引來文王相請，商家天下就不會為周所取代，伯夷、叔齊也不會落得如此凄慘的下場。如果探究其深層的心理，我們會發現，李睟光對姜尚的微詞還是來自于程朱理學“三綱五?！钡挠绊?。在儒家學說里，“臣為君綱”的理念是最重要的，周為諸侯國，起兵叛主已屬非義，而姜尚卻輔助文王、武王以臣子之份奪取正統，實在是大逆不道的舉動。因此，他對周滅商的歷史是持批判態度的。這實際上反映了古代朝鮮知識分子觀察中國歷史興亡的獨特視角，即始終以正統的要求，以綱常的正逆來進行觀察，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點。

然而，不是所有的朝鮮朝使臣都對伯夷、叔齊頂禮膜拜，高度贊頌。1620年（萬歷四十八年，光海十二年）出使中國的李廷龜在詩歌中就表達了與其他使臣截然相反的觀點：

莊叟云伯夷，死名首陽下。

死生亦大矣，熊魚慎取舍。

避虐且讓國，見危乃叩馬。

直欲立萬古，奚獨為殷社。

況為身后名，忍效自好者。

茍此謂之名，為名皆偽也。

堯舜未必性，桓文未必假。

寥寥三代后，好名亦何寡。

橫議喜混真，迷風終亂雅。

宣圣有至言，陋矣齊東野。[13]（175）

李廷龜在這首詩中表現出來的觀點是非常值得關注的。首先，他對伯夷、叔齊餓死首陽的行為并不認同。他認為，生與死才是世間最大的事情，“生”與“義”像魚和熊掌一樣都很寶貴，難以取舍，因此要慎重地對待。實際上，在這里，李廷龜就表露出對伯夷、叔齊舍生取義的不以為然。舍生取義固然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但是要看“義”是什么樣的“義”，是否值得用寶貴的生命去交換，在進行取舍的時候要看這種犧牲是否值得。其次，他認為伯夷、叔齊的讓國和叩馬行為純粹是沽名釣譽之舉，而并不是后世所竭力稱贊并為之倡導的“仁”和“忠”，這一評價是與中國歷史的主流評價背道而馳的。這也可以看出李廷龜不人云亦云的獨立個性和獨到的歷史觀。再次，李廷龜借伯夷、叔齊引發了對中國歷史事件真偽的討論，在他看來，中國遠古的明君堯舜未必就像史書中敘述的那么圣明，而儒家經典避而不談的齊桓公和晉文公的王圖霸業也未必是假的，紛紜的歷史掩蓋了多少真相，而儒家奉為圭臬的經典又有多少可信度呢？這種思想是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朝鮮朝使臣的，他敢于以大無畏的勇氣向權威質疑并發起挑戰，這實在難能可貴。那么，李廷龜為什么流露出這樣的思想感情呢？這還是要從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入手來分析。17世紀初，程朱理學日益顯示出其保守性和腐朽性。盡管它在朝鮮半島已經處于絕對的權威地位，但是，一些清醒的知識分子開始將目光投向更遠處，要尋找更為科學和適應朝鮮朝時代發展的理論為己所用。其突出的表現就是理性的懷疑態度，質疑權威，否定傳統，這也是古代朝鮮實學思想的先聲。此時，古代朝鮮的獨立意識已經覺醒，開始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文化。

綜上，我們以“皇華集”和“朝天錄”為研究文本，先后對中朝兩國文人使臣關于異國地理和共同文化符號的文化認知和體察進行了粗淺的探討，重點考察了兩種文學典范中所流露出的有明一代兩國使臣的復雜文化心態。在“皇華集”中，還包含著中朝兩國關于“夷”和“華”認知的隱秘分歧、對傳統文化中的“孝”和“節”的認知、有明一代朝鮮朝文人和詩酬唱時體現的文化心態的時代變遷等問題，都是十分值得探討的?！盎嗜A集”煌煌二十四部，時間跨度為184年，包含了明代中后期中國對朝鮮古代文化進行認知和體察的豐富內容；而“朝天錄”文本更為眾多，時間跨度為終明一代，使臣身份更為復雜，書寫內容更為豐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包羅萬象。因此，從考察有明一代兩國之間的文化認知和考察的角度出發，將“皇華集”和“朝天錄”進行互文研究，可以讓研究的形式更加立體豐富，形成一個兩國文化交流研究的閉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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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作品選注》（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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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微子篇第十八》，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10] 曾運乾注，黃曙輝校點：《尚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1] 司馬遷：《史記·周本紀第四》，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

[12] [朝]李睟光：《朝天錄》，林基中主編：《燕行錄全集》（卷10），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年。

[13] [朝]李廷龜：《庚申朝天錄》，林基中主編：《燕行錄全集》（卷11），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年。

[責任編輯 全華民]

①關于朝鮮使臣奉使來華期間所留下的各類紀行文字，目前國內外學界尚未有統一的提法。如果簡單地將其統稱為“燕行錄”或“朝鮮使臣文學”，則是忽視了朝鮮對中國明清兩代復雜的心態變化過程，更是對朝鮮使臣所塑造的明清中國形象的連續性和巨大差異性視而不見。因此，從比較文學形象學的角度講，“朝天錄”和“燕行錄”是內涵和外延截然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