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經濟”的前奏：清代貴州紡織業的技術移植

劉爽

摘 要：自乾隆初年開始，貴州紡織業在官府主導、士紳聯動、匠民參與的合力下，開展技術的異地引進，并結合本土實踐，逐步形成了以正安蠶為中心的桑蠶絲織業、以遵義蠶為發端的柞蠶絲織業以及作為補充產業的棉紡織業。以此為技術支撐，蠶匠、織戶、繭商、雇傭主相互依存，形成了傳統手工工場的初步形態。由于其難以發揮對傳統手工業的“聯進功能”，只能通過“半專業化”與“半工業化”途徑來實現社會分工。與此相應，半官半民的蠶桑技術推廣機構也應運而生。移植的紡織技術奠定了貴州手工業由傳統農業下的依附經濟轉型為近代工廠手工業的技術基礎，不僅改善了“謀衣艱于謀食”的民生問題，而且實現了紡織業技術與經濟的躍遷。如若將清代貴州紡織史置身于中國手工業的近代化進程中，可以看作是“中間經濟”的前奏。

關鍵詞：清代 貴州 紡織業 技術 中間經濟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22）01-78-85

一、引言

興起于乾隆初年的種桑植棉運動，遍及陜西、四川、河南、貴州等省，其中尤以貴州的紡織技術移植更具典型性。彼時貴州地瘠民貧，不如川陜等地擁有良好的農桑耕讀傳統，開展植桑養蠶事宜可謂困難重重。然而，在清代官紳的激勵倡導和民眾的廣泛參與下，貴州紡織業蹣跚前進了百馀年。學界早在上世紀就開始對貴州棉紡織業和蠶絲業中的主要問題展開了討論。

顧文棟認為貴州棉紡織業一直附庸于生產力水平較低的農業經濟下，不可能有著超前的發展，直到明初建省、清初改土歸流以后，家庭手工業的紡織活動才進入高潮，并且進入小商品生產階段。尤為重要的是，洋紗傾銷并不能摧毀貴州本地的土布生產。1何偉福認為清代貴州商品經濟的發展吸引了外省商人的進入，從而帶動了棉、布、絲、綢等業務的發展。2熊元彬的研究對貴州手工業的考察與定位頗具有啟發性，通過對貴州紡織業的歷史梳理和近代化特征分析，認為手工業的男女分工和人口變動改變了貴州經濟結構，傳統經營組織與經營體制的多樣化并行不悖，社會風尚習俗的改變和手工業發展形成良性互動。云貴高原棉紡織業興起于機制洋紗與傳統手工織布的相互結合中，雖然起步甚早，但是發展滯緩，對外界依賴較大。1彭南生指出中國近代手工業是一種介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間經濟層次，中間經濟既是對手工業經濟形態變更所處階段的定位，又是對手工業在傳統農業和現代工業中間所起作用的規范。2

本文擬以貴州紡織業的技術引進為線索，探究清代貴州如何實現外來技術與本土實情的相契，從而實現紡織產業經濟的整體躍遷，進而論述“移植”的技術如何拉動紡織業步入一種近似于“中間經濟”的形態。

二、紡織技術的異地引進

由于傳統紡織業的技術體系程序復雜，流程繁瑣，對各個環節要求極嚴苛。清代貴州對江浙、山東等地紡織技術的引進是基于本土實情、技術難易程度以及歷史機緣等因素綜合考量的結果，故而對于桑蠶（家蠶）絲織業與柞蠶（野蠶）絲織業有必要分而敘之，對棉紡織業亦要單獨闡述。

（一）以正安蠶為中心的桑蠶絲織業

貴州桑蠶業源于明嘉靖年間，時任貴州巡撫劉大直發布《訓耕織文移略》：“曉諭軍民植桑養蠶，種花紡棉，盡行織紉之業，自享衣披之利，以圖富庶之意?！?但彼時貴州尚處于土司統治，行政阻力頗大，勸課之事難以推行。直至乾隆十三年（1748），正安州吏目徐階平“憫州貧無蠶桑利，購買浙種，教樹桑飼養之法，數年，蠶利遍布州境，在任十三年，置絲綢市，招四方商賈”4，此時正安才初步改變了歷來沒有織纴之業的窘境。徐氏乃浙江嘉善人，自浙江購買蠶種，引進相關配套技術教民飼養之法：

當春夏之交，以紙糊周密深房，偏懸繭種于窗欞之上，因州地寒，中設柴燎，日加微炙，歷數日而蠶種皆出，然后配以雌雄，臥以筐箔，五食三眠，累累成繭，繭質較大于江浙，惟經煙熏，故其色黃。初州地少桑，階平教飼柘葉，后家皆桑，始盡已桑飼。其繭色美質精，不下中州之產，而價昂于山絲，繅絲，昔皆以手洴澼5，故質粗而織毛，今則偏張機杼，漸成花樣，售絲售，遠通商賈。6

道光十九年（1839），知府黃樂之認識到柞蠶必須依賴大量山林橡樹，非男工不可為，占據了優質勞動力，不能發揮婦女的勞動優勢，加上家絲之價高于山絲，決定推行桑蠶，與山繭并行不悖，從而獲取更大的利潤。又鑒于“惟正安州家蠶頗盛……《蠶桑寶要》一書論之最悉”，開始刊印《蠶桑寶要》一書，推廣正安桑蠶的成功經驗。并采取了一系列勸導植桑的獎勵措施，“活桑百株者，報驗后，即賞一兩重銀牌，一副花紅，以次遞增?；钋е暾?，賞二兩重銀牌五面，花紅一副，通計活至五萬株，則其勢已成”7。然而，只有綏陽縣報稱種活數萬株桑樹，這與綏陽悠久的蠶桑推行歷史有關。早在明代，綏陽第七任知縣母揚祖就頒定過《利民條約》，其中對勸桑政策的實施采取了因地制宜的靈活策略，“地廣人多者，可種二百多株，地狹人少者，可種五十株”8。遵義、仁懷、桐梓三屬并無一人報驗領賞，黃樂之將原因歸咎于“種之不得其法”，故而刊發賀長齡的《種桑捷法》。

正安植桑養蠶繅絲技術主要源于浙江諸暨人周雪園所作《蠶桑寶要》，輔之以《蠶經》《農書》《烏青文獻》《務本新書》《涌幢小品》等文獻，諸書反映的基本是江南蠶桑生產經驗與技術，《蠶桑寶要》成為貴州各地方志爭相著錄的重要文獻，延續至民國而不絕。與此同時，銅仁府玉屏知縣王存成所編《玉屏蠶書》1，亦是源于浙江人氏陳竹坡教授邑人栽桑養蠶之法，親躬示范，栽活桑苗兩萬馀株，改造繅車技術。貴州巡撫賀長齡為書作序，倡率蠶利，以求“一邑者利全省”。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培育，正安蠶初具規模，開始向周邊輻射，形成了以正安蠶為代表的桑蠶絲織業。

（二）以遵義蠶為發端的柞蠶絲織業

貴州柞蠶的引進肇始于乾隆七年（1742）春，知府陳玉以家鄉山東歷城的槲繭推行于遵義。他三次往返于歷城購買蠶種，聘請蠶師為技術指導，在署衙隙地反復試驗，依托郡內的大量野生槲樹，終獲成功。于是曉諭村里教以放養繅絲之法，配套以蠶種、織機、資金等硬件，來年秋天，會報民間所獲繭至八百萬馀。是年，蠶師、織師之徒能蠶織者，數十人，皆能自效其鄉里。遵義大儒鄭珍于道光十七年（1837）撰成《樗繭譜》，該書“凡種槲飼蠶煮繭織之方，無一不備，實為遵義興利之源，行之而效者也，乃不以之自私，特作是譜以公之各府州縣”2。成為柞蠶技術的集大成文獻，形成了以遵義蠶為發端的柞蠶絲織業。

率先效仿的是黔東南的黎平府。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始，郡人集資赴遵義買種，請匠放養山蠶，著有成效。知府楊書魁出示勸諭，后任者知縣陶履誠、知府胡林翼，捐資給民買種放養，成為一大利源。光緒三年（1877），知府袁開第辟公桑園，諭郡人購種河南歸養黑洞頭二眠約三十萬，但三眠因為雨雹受損。后任知府俞渭模仿遵義辦法，令民間放蠶收繭，傳詢地方紳士耆老，發給《樗繭譜》二本，以資效法，并捐廉銀二百兩購種試辦，特派文生謝文模帶府役兩名，前往河南南陽府購種，置備繅絲織機等器具。3

隨后都勻知府王仲瑜倡導飼養山蠶，散種試辦，越年大獲，鄉民競效。但是蠶師均借材遵義，且價值昂貴，于是派遣生徒去遵義學習相關技術。宣統二年（1910），遣人至杭州、嘉興采辦湖桑，并聘蠶師，但是隨著革命興起無疾而終。4與此同時，麻江縣歐陽朝相開辦實業小學堂，農林別科畢業生周錫麟、州勸業員艾紹儒送學生赴遵義學習蠶桑。5道光初年，平壩知縣劉祖憲曾捐廉銀購買橡種，延請工師，種橡樹，育蠶，至咸豐同治兵燹遂停。光緒末年，知縣戴永清籌款派縣人六人，赴遵義學習育蠶、織絲半年，歸來后未能倡辦。6

（三）勉力而為的棉紡織技術

貴州除了局部河谷地帶相對適宜植棉，其氣候條件總體上并不適宜植棉。故而，清代貴州棉紡織業的定位在于“用以補蠶桑之不及”。即便如此，為了解決“謀衣艱于謀食”的困境，各地官員依舊竭力推行植棉。

乾隆三年（1738），廣東道監察御史包祚永認為“黔省之人不紡不織，黔省之苗狄婦女皆知紡織，而漢人多不紡不織”，為了使民崇尚本業，奉旨修輯《農政全書》;隨后布政使陳德榮教民修渠堰育蠶，倡率地方蠶務，勤加查驗，立法勸懲;嘉慶二十一年（1816），李鐘瀚任思州知府，勸蠶桑以開其利;道光十五年（1835），歷署銅仁、黎平、都勻三府的楊春喈，教民種木棉、興蠶桑。以上官員對于貴州植棉業的推廣可謂前赴后繼，但真正卓有成效的還是任樹森的作為。

鑒于貴州所產木棉“色黃而絨薄，為棉不暖，為布不韌”的缺陷，道光十七年（1837），兵備道任樹森馳書囑咐在河南為官的劉蔭棠，購買當地棉種來黔，教民試種，并推行中原地區業已成熟的棉花種植技術。他認為木棉種子是成敗的關鍵，貴州木棉為最下的紫花棉，而不知改變種質。如果商販帶木棉種子回黔，途中花費五倍于前，即便有佳種，也不會引種而來;士大夫宦游他省亦未留意，試種失敗后，更加堅信天地不宜之說。于是購買河南、湖南的優良棉子分種，以證明“時之宜遲早，壤之宜黃白，糞之宜多寡，氣之宜寒暖，天之宜雨旸，地之宜濕燥”1，試驗與傳統說法有不符合的地方，依照方觀承《棉花圖》明確紡車之制、種棉鋤式等技藝，使得貴州棉業有了質的進步。最終，隨著植棉技術的傳播，烏江、錦江、清水江、都柳江、盤江、赤水河流域發展了植棉區，貴陽、安順、都勻從湖北、河南引進良種，逐步形成了興仁、興義、安順、清鎮、獨山、遵義、榕江、德江、郎岱等棉紡織的集中產區。

三、紡織技術的本土實踐

異地引進的技術最終在貴州的本土實踐中結出了怎樣的果實？這種“移植”的技術經過本土改良之后，與貴州地方特色相融合，呈現出獨特而多樣的紡織業存續形態。

（一）較高起點的傳統家庭紡織業

經歷百馀年官民共建后的貴州紡織業初具規模，在一個較高的起點上開啟了傳統家庭紡織業的發展之路。遵義之“遵綢”和正安之“絲婆綢”早已率先行銷遐邇，利潤甚博，“遵綢之名竟與吳綾蜀錦競價于中州”。道光五年（1825），遵義繭北至陜西，東南達湖廣，為全黔獨饒之郡。后來居上的桐梓效仿遵義，獲利甚巨，所織雙絲名曰“桐綢”，立同心號，銷售于兩湖、兩廣之間。河南、四川商販以繭貨綢，歲入不下數十萬金。道咸年間有洪順、國禎、興順等十大商號相繼而起，在四川設立蠶織合組綢幫公所（今云貴會館），后來以贗貨致敗。同光之際，分繭幫、綢幫，有山西商人載河南繭種來交易生絲，市場甚旺。隨后有洋莊絲客，民間所織生絲綢（俗名黃絹）與正安絹相埓，行銷于貴陽、正安、重慶。道光十八年（1838），婺川知縣陳文衡招募鄰近縣女工來縣教習，設立紡織局，制備織具、紡車，諭全縣婦女報名學習，四十名為一班，資其薪水，勤敏者獎勵銀牌，學成出局，給以棉花、紡車。招募男女織匠，制造機床、織具，分局教習，每班男婦各十人，開設棉店，交易棉紗。商人田太澍捐錢二百千，并董其事，其后知縣俞汝本接任，設局實踐。大定知府徐玉章買木棉，制紡具，設紡織局教婦女紡織。2

由上可見，貴州紡織業中的蠶匠、織戶、繭商、雇傭主相互依存，形成了傳統手工工場的初步形態，促進了貴州手工業的發展和轉型。一方面，蠶匠、織戶和商幫承受著外來商品的傾銷和外來資本的沖擊，使得他們在難以為繼的情形下窮則思變，或改良舊法，提高生產效率，或相互合作，擴大規模，在市場大潮中完成艱難的轉型;另一方面，外來資本通過收購、重組來改造當地小手工作坊，從而拉動產業的前進。

（二）半工業化與半專業化的生產經營形態

較高的起點使得貴州紡織業在發展之路上作出了很多有益的嘗試。開陽縣的紡織業曾盛極一時，所出土布名“本機布”，雖粗糙不均勻，但質地較厚，經久耐用，與湖北省黃州布并駕齊驅。后因洋紗棉麻制品物美價廉，土布市場遂為外貨所取代，李香池等人提議舉辦繭茶事業，籌集資金數千兩，成立開陽繭茶公司，為本縣近代化工場之嚆矢，但制繭繅絲缺乏專業人才，故而無所成就。1鎮寧縣的紡紗工業以家庭婦女為主力軍，盛于清末民初，織布工具采用婦女專業織機，全部為本地木頭制造，可織寬尺許、長三丈七八之白布，除供本地人作衣料外，多數邇銷鄰近，苗族婦女所織粗麻布，可作口袋帳篷，亦可外銷。但無力改良，加之洋紗輸入，遂逐漸被淘汰，竟至全部停歇。2桐梓縣開設興黔麻棉公司，袁鼎卿購成麻棉機一部，雇工招工，造木架配機械。3清鎮工業以紡織為最，城鄉市鎮無論官紳士庶，莫不家制紡車，少則一具，多則數具，機杼之聲，不絕于耳。光緒年間零星殘存，洋貨充斥，紡織之風，日益下降。民國初，商民合資創辦紡織廠，名曰萬家福公司，置鐵機二十架，一架一天二匹布，盈利三角。4興義縣土布以棉紗為經緯，木機編織，專用于農工衣服。每戶紗在十股以內，產量五萬五千匹，織布者百戶，營業者三十戶5。貴州移植的成套紡織技術，建立在高起步階段，一開始就未曾依附于農業發展而來，而是在政府、士紳、工匠、農民的共同合力下獨立培養出來的經濟形態。但由于缺乏技術的“原始積累”，故而難以發揮其對傳統手工業的“聯進功能”。在生產技術水平較低、經濟基礎薄弱的條件下，只能通過手工業的“半專業化”6與“半工業化”途徑來逐步實現社會分工。

（三）半官半民的蠶桑技術推廣機構

光緒三十一年（1905），貴州巡撫林紹年奏請開辦蠶桑學堂。擬在遵義設公司推廣蠶桑，以“開邊民風氣，保中國之利權”。隨后，貴州興辦蠶桑推廣機構如火如荼地進行。綏陽縣蠶桑學堂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開設，知府袁玉錫以七千金資助學堂修建，宣統二年（1910）開辦蠶桑講習所，民國初年開辦蠶桑局7。同年，清鎮知縣羅萬華創設勸業所，后成立桑區，鄉紳組織復泰公司，育蠶繅絲，制機編織，堪與遵義綢媲美，運至湘西洪江售賣，人爭購取。清末民初，桐梓縣奉部組織農會，雖有農林畢業學生數人，又不能實施其學，試辦蠶桑即行失敗。與此同時，獨山議事會議長邱聯芳、董事會總董余照春、董事劉芳蘭設蠶桑會醵金，購買公私桑園，按法種植，至此蠶業萌芽，知州馬楨開辦蠶桑女學堂，招聚生徒講習，出絲尚鮮，屬于優品。1

綜上所述，晚清蠶桑局源于傳統官員的勸課農桑舉措，具有救世濟民的教化與技術指導特點，與近代局務機構形式相融合，兼具官與民的雙重色彩，蠶桑局的發展是晚清近代化變革的縮影，是一種半官半民屬性的過渡機構。2貴州蠶桑局伴隨著異地技術的引進，加上官員政績與民眾求富的合力驅動，一時發展蔚然成風，并且機構名目繁多，如蠶桑學堂、講習所、勸業所，最終發展為蠶桑局。

四、技術西移的特點

（一）官員、士紳與匠徒民眾的聯動合力促發了技術移植的成功

在引進紡織技術的過程中，官員起到了倡導表率的作用，士紳則介于官民之間，在諭令傳達、理念傳播、民眾訴求等方面起到了關鍵的橋梁傳導作用。具體而言，官紳群體出于政績追求與求富心理，使得技術引進具有功利化傾向。在對江浙等發達地區進行技術考察與選擇時，期待一種立竿見影的實踐效果。最終，在短短數年之間形成了以遵義蠶和正安蠶為代表的絲織產業技術。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在于對蠶書及其相關技術進行通俗化、簡要化、實用化的二次創作，使得蠶桑知識迅速下移到普通民眾之間，使得士人所作蠶書能夠有效地在民眾之間傳播。如劉祖憲創作《橡繭圖說》，圖文并茂，語言通俗易懂，刊刻本散給民間，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圖片配詩四十一首，貫穿于種橡作繭的全部流程，其中第一首《橡利》云：“莫把嫩枝作薪炭，山桑原不亞家桑?！钡诹住斗N橡兼種雜糧》云：“橡樹新栽隙地多，兼將豆麥種山阿，春蠶未熟人先飽，試問山農識得么?！?更是形成了《蠶桑寶要》《樗繭譜》《玉屏蠶書》《種棉法》等流傳廣、實用性極強的蠶桑類農書。晚清蠶桑局的發展則是典型的官員倡導、紳士參與、匠徒小民共同維持的機構。4

（二）移植的紡織技術演化為類似于“中間技術”的形態

彭南生指出“中間經濟”賴以支撐的“中間技術”形態是手工業生產力的變革取向，尤其是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加速了舊式手工工具的趨新進程，“石磨+蒸汽機”技術模式興起，手工業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中間技術。5然而，貴州的紡織技術是在一種幾乎空白的經濟背景下從江蘇、浙江、山東、河南等地直接“移植”而來的產物，這決定了它有著較高的起點，但又缺乏相應的傳統積淀的支撐。換言之，這種“移植技術”沒有像引進地域那樣，經歷過歷史時期的“原始積累”，在后續的發展中往往會顯得后勁不足?？v貫貴州的紡織發展史，幾經中斷卻又偶爾興盛，個中原因或是官員的離任使得政策中斷，或是商人的撤離導致資金匱乏，或是天災人禍、戰亂兵燹導致人財兩空，但不容忽視的原因還在于先天不足的經濟與技術基礎導致后續力量乏力。機器生產僅局限于遵義、貴陽等中心城市，對周邊的輻射有限，尤其是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依舊停留于傳統手工土法階段。

（三）女性工人興起

家庭作為社會生產的基本單位，家庭生產的點滴匯成了商品經濟的潮流，推動了生產規模的擴大和技術的更新進步。婦女的角色與社會定位已經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李伯重認為“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并非普遍與固定的，而是有條件的，它并非中國傳統農家勞動安排的支配性模式，而是男女同工。農家婦女轉向棉紡織業是出于對較高報酬的主動追求，而非家庭人口壓力下的消極應對;被紡織業的較高效益吸引，而非大田勞動所排擠。1更有學者注意到清代貴州方志中出現了大量的“紡織娘”記錄，她們成為家庭中女性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紡織經濟成為寡居家庭的重要經濟來源，守寡的“紡織娘”所承擔的繁重的紡織勞動支撐起了無數個男不耕的家庭，從而推動經濟發展，也是她們充滿艱辛的人生旅程。2筆者統計了道光《平遠州志》中《列女》記載的“紡織娘”，總計約一百三十五人，其中明確說明這些寡居婦女依靠紡織度日的有三十人。如周羅氏，十八歲喪夫，撫養幼女，紡織采薇度日，六十卒;李翁氏，二十八歲喪夫，朝夕紡織，侍奉翁姑，八十三卒;馬張氏，二十八歲喪夫，以紡織孝順母親，撫養兩代人，守節五十年;王杜氏，家貧以紡織度日，六十一卒。3這些載入方志的婦女多數享有高壽，在極端困苦的生存境遇下，上侍奉老人，下教養子女，靠一生的紡織勞作撐起家庭的運作與家族的延續。近代貴州女性工人的興起使得社會分工更加優化高效，為勞動力市場注入了活力。

五、結語

清代貴州紡織業的技術“移植”與中國手工業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歷史變遷相伴而行，其意義是多方面的。其一，開辟利源，改善了貴州民眾“謀食艱于謀衣”的境況。官府與士紳在推行蠶業、木棉的同時，不僅出資捐款，給以小民工匠開展紡織的資本，而且著力以民眾的長遠之利為本，通過學堂、勸業所、蠶桑局的機構傳授成套技術，刊刻蠶書散布鄉里，使得民眾的知識與技藝水平得以提升，從而實現授之以漁，良性發展。其二，促進了商人群體的形成，進而擴大了市場，整合了資源。本境商人主要為土布販賣商和小型商號，遵義商人向西至川渝，南至湖廣，為土布生產打開了銷路?；菟忍A布商販也在黔中開拓了市場，鎮寧的鐵笛布、臺江的斜紋布、黎平的洪州葛布、獨山的順水斑布都在本地商人和客商的帶動下流通四方，這些都促進了貴州紡織業的分工與產業化發展，實現了人力資源和紡織原料的整合。其三，奠定了貴州手工業由傳統農業下的依附經濟轉型為近代工廠手工業的技術基礎。就歷史經驗而言，紡織業是實現近代工業化的突破產業。貴州自乾隆年間開始，由官府主導、鄉紳參與、匠民踐行，形成了桑蠶絲織業、柞蠶絲織業、棉紡織業三大技術體系，直接促成了傳統家庭作坊紡織業的盛行，所謂“大婦牽小婦，紡織聲聲如轉軸”。并且，遵義、貴陽、正安等地開風氣之先，起到了很好的先導作用，受此輻射，周邊縣境可以更加便捷地引進紡織業成套技術，相互學習借鑒，最終貴州全省的紡織生產蔚為大觀。

綜上所述，清代貴州的紡織業實現的技術移植，不僅改善了“謀衣艱于謀食”的民生問題，而且實現了紡織技術與經濟的躍遷。如若將清代貴州紡織史置身于中國手工業的近代化進程中，可以看作是“中間經濟”的前奏。如今的貴州蠶繭質量依舊位居全國前列，加上值此國家“東桑西移”的新布局下，貴州蠶桑產業可否重續歷史輝煌，讓荒山變為“桑田”，或可從歷史的長河當中尋找經驗。

The Prelude of “Middle Economy” ： Technology Transplantation of Guizhou Textile Industry in Qing Dynasty

Liu Shuang

Abstract：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Guizhou textile industry， led by the government， linked by the gentry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artisans， who carried out the introduction of technology in other places， and which was combined with local practice， gradually formed the mulberry silk industry with Zheng 'an silkworm as the center， the tussah silk industry with Zunyi silkworm as the origin and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as the supplementary industry. With this as the technical support， silkworm， weavers， cocoon merchants and employers depend on each other， forming the initial form of the traditional handcraft workshop.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linkage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industry， which? can only realize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through the way of "semi-specialization" and "semi-industrialization". As corresponding as this， the sericulture technology of half official， half civilian popularizing an organization also arises at the historic moment. The transplanted textile technology laid the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Guizhou handicraft industry from the dependent economy under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the modern factory handicraft industry， which not only improved the livelihood problem of "finding food and clothing is the more difficult one"， but also it realized the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f the textile history of Guizhou in the Qing Dynasty is plac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handicraft industry， i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relude of "middle economy".

Key words：Qing Dynasty;Guizhou;Textile industry;Technology;In the middle of economic

責任編輯：朱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