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二戰時期日本的“大鴉片政策”：以里見甫與華中宏濟善堂活動為例

摘 ?要：二戰時期，日本在占領區內構建了一個包含鴉片生產、制造、流通與消費的巨大網絡。1938年，華中宏濟善堂在日方授意下成立于上海，由日本人里見甫負責，成為日本在華中地區進行鴉片貿易的核心中樞。1942年，日本興亞院正式提出“大鴉片政策”的概念，從而確定了華中宏濟善堂在所謂“大東亞共榮圈”體系中的角色與定位。華中宏濟善堂向華中源源不斷輸入鴉片，與日本控制下的各個偽政權之間秘密開展煙毒交易，牟取巨額利潤，助長日本的戰爭罪行，成為日本戰時侵略政策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

關鍵詞：日本 鴉片政策 里見甫 華中宏濟善堂

二戰后的東京審判中，以“破壞和平罪”對戰時日本在華實行的，違反國際禁毒公約的鴉片政策，做出了明確的判決。自1985年開始，日本學者江口圭一率先出版一系列相關史料，指出了里見甫與華中宏濟善堂在華中鴉片貿易中的核心作用，并將日本戰時的毒化罪行定性為一場并行于侵華戰爭的“中日鴉片戰爭”;此后國內外學界關于日本鴉片政策和華中宏濟善堂的學術成果層出不窮，但鮮有研究將華中宏濟善堂的經營活動置于日本總體鴉片戰略下考慮。本文試通過對新舊史料的探究，管窺日本戰時的“大鴉片政策”，并進一步明確華中宏濟善堂在日本戰爭策略中的定位與意義。

一、里見甫的早期活動

里見甫，中文化名李鳴，是華中宏濟善堂的創始人和最高管理人，也是日本在華中地區鴉片活動的核心人物，在整個日本戰時對華鴉片政策中發揮著極為關鍵的作用，被稱為“鴉片王”。里見甫1896年出生于日本秋田縣。1916年畢業于東亞同文書院，此后依次在《京津日日新聞》和《北京新聞》擔任記者和主編。1928年，里見甫被調往滿鐵南京事務所擔任代理，與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也有往來。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里見甫被滿鐵總社調回，在關東軍第四課負責情報與宣撫工作。當時，日本政府迫切需要將偽滿洲國的情報通訊機構一元化，以便進行信息統制，因此于1932年成立了國策公司“滿洲國通訊社”（簡稱“國通”）。里見甫被任命為“國通”的第一任社長。據曾任里見甫秘書的伊達宗嗣回憶，里見甫在偽滿活動期間，因其通達的人脈與出色的公關能力，一度與甘粕正彥共同操持哈爾濱游樂街“大觀園”的宣撫工作，并且成績斐然。這一街區不僅各方勢力魚龍混雜，還是東北有名的鴉片毒窟。[1]里見甫很可能是從這里開始初步接觸到鴉片市場的貿易網絡，并取得了軍隊上層的信任。

1933年3月，日軍侵占熱河省，由于地理位置和氣侯條件適宜，熱河被確定為鴉片種植區，很快便成了一片罌粟的海洋。與此同時，關東軍更打算將東北猖獗的鴉片貿易擴大到全國范圍。很快，一條“熱河-天津”的鴉片秘密運輸路線被打通。隨后的1935年5月，關東軍與中國駐屯軍在天津炮制“河北事件”，在軍事上進一步緊逼華北，關東軍也企圖趁此將天津的鴉片市場一舉收入囊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里見甫從偽滿被派駐天津，明面上負責改革中文報紙《庸報》的經營，在傳媒界宣傳親日思想，暗中則以報社為據點建立起一套情報機關，并插手天津的鴉片市場運作。

里見甫在天津為關東軍銷售鴉片的具體行動，目前還未見官方史料中有涉及，需要學界進一步的探究。根據千賀基史戰后尋訪相關人士的記錄，在此期間，里見也與后來華中宏濟善堂的中方負責人——盛文頤開展了來往。[2]里見甫作為軍方的民間代理人，以經營所得巨大的鴉片利潤供給日本軍方，這或可視為未來宏濟善堂模式的率先試水。并且在這一時期，日本官營的鴉片貿易已經開始從關外向華北等地擴散，“大鴉片政策”已見雛形。

二、華中宏濟善堂的誕生與發展

日本早在全面侵華之前就在華中地區從事了一定程度的販毒活動。但華中相較東北地區，國際政治因素更為復雜，英、法、美等強國勢力也交錯其中。且華中地區是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治、經濟中心，亦是國民政府統治力最強的地區。1935年國民政府開展“兩年禁毒、六年禁煙”計劃，雖然阻礙重重，但在幾年間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當時在南京國民政府擔任要職，后來投入日偽政權的梅思平在戰后受審中表示，國府禁煙行之兩年已有明顯成效，如無戰事發生“禁煙計劃十之八九當可完成?！盵3]因此在七七事變之前，日本主要還是以個人走私渠道為主，以零散的作坊為據點在華中從事鴉片販賣，且受到國民政府禁煙法規的嚴格掣肘，尚未在華中建立起官方主導的系統性的機制。七七事變爆發后，國民政府遷往重慶，華中地區廣大領土淪陷，此前嚴格的禁煙政策也被迫中斷。日本在華中地區由官方主導的大規模的鴉片貿易，正是在占領上海之后迅速展開的。

當時，負責開展鴉片事宜的是身為上海派遣軍總務班長，主導占領區政治經濟事務的楠本實隆。盡管能扶植起臨時的漢奸傀儡政權以為己用，但日本難以從因戰事而枯竭的市場中獲得足夠的收入來支撐運轉，在這種情況下，鴉片成了最簡單直接的一種收入來源，楠本于是開始策劃進口一批伊朗鴉片投入上海市場。[4]

1938年3月28日，以梁鴻志為首的偽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第一批伊朗鴉片在不久后的4月12日運抵上海。具體負責銷售這批鴉片的正是里見甫。當時軍部委托里見甫來物色操辦鴉片事務，是出于時任參謀本部第八課長的影佐禎昭的意見。[5]1938年秋，為分銷這批伊朗鴉片，里見甫在軍部授意下在上海成立了一個總的機關，將華中各大鴉片商集合起來，取名為“華中宏濟善堂”，名義上屬偽政府的戒煙總局管轄。用“善堂”命名鴉片壟斷供應商，并由身為日本人的里見甫使用中國名字“李鳴”參與管理，意在向社會隱瞞日偽官方染指鴉片行當的事實。華中宏濟善堂表面上為商業公司性質，實際上則是日本與偽政府配合，在華中地區從事鴉片販賣活動的的唯一特許公司。里見甫曾說：“戒煙局與宏濟善堂，一則專司行政，一則管理營業，彼此各有職責，權限極為分明”。[6]華中宏濟善堂與日偽維新政府（后為汪偽政府接管）下屬的戒煙總局一起，構成了二戰期間日本在華中進行鴉片貿易的核心中樞。

第一批批伊朗鴉片到達上海后，里見開始從鴉片商處收取訂單，由特務部指定鴉片的數量，從倉庫調取鴉片分發給鴉片商。里見將所獲收益以其個人名義存入日資臺灣銀行，將成本支付給三井物產，扣除自己的各項經費后，余額交給特務部。鴉片的售價是由里見和特務部根據當時的市價決定的。[7]每箱鴉片的利潤可達3000至4000元。[8]華中宏濟善堂在1938年11月到1940年3月之間，共售出鴉片達2000多箱，[9]其獲利之巨可見一斑。1941年度宏濟善堂的鴉片交易量（伊朗鴉片與蒙疆鴉片合計）達到560萬兩，總交易額達2億8000萬元;到了1942年，一個月的交易量約30萬兩，其中僅華中地區每月交易額就有2800萬元。[10]按里見甫供述的華中宏濟善堂收入約8%的手續費[11]計算，每月華中宏濟善堂利潤可達200多萬元。

名義上，華中宏濟善堂隸屬于偽府戒煙總局，但實際行動受到日方的控制，鴉片經營業務的大方向全由日本人把持，倉中鴉片也多來自日軍把控的自伊朗或偽滿、蒙疆等地渠道。據里見甫供述，華中宏濟善堂在伊朗鴉片上獲得的2000萬元的收益，在特務部存續期間支付給特務部，特務部取消之后則支付給興亞院。[12]戒煙總局除了收取鴉片特稅之外，難以在鴉片販賣的巨額利潤之中分多一杯羹，華中宏濟善堂的收益基本掌握在日方手中。

一份2008年公開的歷史檔案《華中宏濟善堂概記》顯示，里見甫規定宏濟善堂及各分堂要在每月3日之前完成統計并公示。[13]并撥出若干資金，在中國傳統節日時分發給各大鴉片商。[14]由此可以看出，里見在一定程度上愿意“讓利”給旗下的中國鴉片經銷商，防止來自外部的傾軋，以牟取更大的利益。里見甫通過靈活運用中國本地的既有鴉片流通渠道，在華中建立起一個以華中宏濟善堂為中心的新體系，逐漸控制了整個華中的鴉片市場，并以此為據點與其他日占區展開鴉片貿易。

三、日本“大鴉片政策”的提出

1942年下半年開始，日軍在太平洋戰場接連遭到失敗，在中國戰場也陷入泥潭之中，1943年2月之后，美軍連續贏得珊瑚海、中途島等一連串勝利，世界大戰的天平已經漸漸傾向反法西斯陣營一方。日本由此不得不調整其對華政策，加強“以戰養戰”的方針，進一步壓榨淪陷區的民生，為持續作戰提供有效的支持。其中就包括加強各占領區之間的有機聯系，針對鴉片問題，日本提出了“大鴉片政策”，即將鴉片問題置于整個“大東亞共榮圈”戰略之中。

“大鴉片政策”這一概念，首見于1942年3月28日興亞院華中聯絡部次長提出的《制定通行于大東亞共榮圈各地的鴉片政策之事宜》報告，其中寫道：“除菲律賓群島外，南方（指東南亞占領地）所有地區都建立了鴉片制度……并獲得了大量的財政收入。然而隨著大東亞戰爭的爆發，作為這些地區主要消費品的印度鴉片（指經印度洋運來的鴉片）的進口已經中斷，導致鴉片徹底短缺?！薄拔覀円M快建立一個通行于大東亞共榮圈的‘大鴉片政策，制定一個平穩的供需計劃?！薄把巯鲁擞弥袊貏e是蒙疆產的鴉片來填補缺口，我們別無他法?！盵15]

1942年8月21日，由興亞院主持的中國鴉片供需會議，和企劃院主持的關于確立大東亞鴉片制度的懇談會在東京召開。這一懇談會明確指出“大東亞的鴉片政策，是在日本國領導之下，以恢復鴉片戰爭前的狀態為目標，并以長期計劃進行拯救為其指導方針?！盵16]1943年春，日本政府又在東京召開了一場“亞洲大陸各地區的鴉片會議”，會上通過了“把偽滿和蒙疆作為鴉片生產地，負責供應整個東亞地區鴉片需要”的決議，企圖把鴉片政策擴大到整個東亞地區。偽滿禁煙總局根據這一決議制訂了鴉片增產計劃，把鴉片栽培擴大到平原地區，以達到大量增產鴉片的目的。自此，日本在偽滿拋棄了所謂鴉片斷禁政策的偽裝，同時還向其他地區積極輸出鴉片，其中就包括汪偽控制下的華中地區。[17]1943年11月，厚生省又召開鴉片協議會，分析討論各地鴉片生產情況和供求缺口，并制定下一年度鴉片的供求分配計劃。會議指出：“以中國為中心的大東亞?。ò|南亞占領區）政治性鴉片供求對策，由大東亞省鴉片會議討論決定。本協議會主要協商供給制藥原料鴉片?！盵18]，并在會議中考慮今后會同大東亞省討論鴉片總戰略的可行性。[19]

太平洋戰爭以后，分別由厚生省實施日本本土和主要殖民地間的生產與分配，由興亞院及后來的大東亞省掌握中國占領區和東南亞占領區的生產與分配，并形成了由兩者預先制定全面供求計劃并根據實施狀況不斷修正計劃的調節體制。[20]在侵略進程中，日本逐步完善了對占領區鴉片管理和調節的范圍，厚生省確?！爸扑幵哮f片”的供應，是對高純度毒品生產原料的分配和生產的管控，而所謂“政治性鴉片供求對策”，則由大東亞省這一國策機關進行調控。日本的鴉片政策已成為一項貫通各個占領區的、不折不扣的“國策”。

四、“大鴉片政策”中的華中宏濟善堂

華中地區作為鴉片的重要消費市場與集散地，在日本總的鴉片戰略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早在“大鴉片政策”正式出臺之前，華中宏濟善堂就已經承擔了大量進口與銷售其他占領區鴉片毒品的業務。隨著鴉片戰略的進一步明晰，華中宏濟善堂被明確納入“大鴉片政策”的體系中，成為日本總的侵略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1年3月，“第三屆華中華北經濟會議”在上海興亞院華中聯絡部會議室召開，目的在于“破除既往的‘割據狀態，確立（各占領區之間的）交流經濟”。會議資料中就出現了蒙疆、華北與華中偽府官方之間鴉片往來的明證。華中宏濟善堂進口和銷售來自偽蒙疆政權和偽華北政權的鴉片，在1940年總計高達4839萬日元的鴉片貨款中，本該向日方支付1550萬日元，向偽華北政權支付2289萬日元，向偽蒙疆政權支付1000萬元，然而華中同時向華北出口了價值1867萬日元的小麥粉、硫酸銨、麻袋、軍需棉和大米等物資，向蒙疆出口了價值660萬9000元的棉布、茶葉、小麥粉等物資以充抵鴉片的貨款。余下未付清的部分，在偽華北政權作為所需物資的進口資金，在偽蒙疆政權則繼續用于向華中購入麻袋，煙葉等重要戰略物資。[21]

在偽滿政權與汪偽政權之間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1940年，關東軍和偽滿政府為巨額的超支而焦頭爛額，因此計劃在鴉片走私現象泛濫的熱河省與走私者密謀合作，要求走私者用走私所得的華北聯銀券換取等額的偽滿中銀券，或將獲得的聯銀券收益上交關東軍與偽滿政府。為此時任偽滿洲國經濟部次長的古海忠之向日本三井公司籌借2000萬日元作為行動經費，不料密謀中途敗露，民眾的抗議聲蜂擁而至，計劃被迫中止，巨額借款面臨無法償還的危機。

在這樣的局面下，古海選擇向主持華中宏濟善堂的里見甫尋求援助：“我把手頭的鴉片給了他（里見甫），盡可能高價地賣出，以獲得更多利潤?！崩镆姼Σ回撍?，利用華中的廣大鴉片市場與華中宏濟善堂成熟的銷售網絡，最終為古海忠之湊夠了2000萬日元。到了1944年，古海忠之攜帶黃金和鴉片各一噸再度奔赴上海，交換偽滿所需的重要戰爭物資。而在這次物資交換中，負責鴉片銷售的主力依然是被古海稱為“我多年摯友”的里見甫。[22]1944年10月，偽滿總務長官武部六藏又同古海忠之賣給汪偽政府鴉片30萬兩。這批鴉片10月交貨后，由汪偽駐偽滿大使陳濟誠親自押運至南京，賣價為每兩50元。[23]參考當時偽滿每兩約600多元的私行市價，汪偽政權在這筆鴉片貿易必定中牟取了巨大的利潤;1945年4月，偽滿又在汪偽政權的要求下賣出鴉片10萬兩，每兩價格是50元。這筆資金主要充當在華中的偽滿職員物價津貼，余款用于買進汽車和棉織品等。[24]

華中宏濟善堂與日據臺灣之間也存著毒品交易。里見甫在東京審判中所表示的“宏濟善堂從不生產和銷售海洛因或嗎啡”是徹底的偽證。真實情況是宏濟善堂自偽滿與臺灣進口了大量嗎啡與可卡因。在《概記》中里見也記錄了宏濟善堂銷售這些毒品的事實：“臺灣可卡因第一批100公斤，其中23公斤在三年內出售，第二批100公斤保持入庫時的數量”。[25]

華中宏濟善堂也為日本在占領區貫徹其貨幣政策提供支持?！陡庞洝分杏涊d宏濟善堂用軍票進行蒙疆鴉片的貨款結算，由于軍票價值對其影響較大，“法幣對軍票的匯兌操作一律由興亞院及大藏省財務官進行”。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方出現法幣不足的情況，華中宏濟善堂積極響應，立即融資法幣五百萬日元，并將鴉片賣價改為軍票結算，以收集市面上的法幣。[26]在日軍的宣傳中，原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被視為“敵性貨幣”，而軍票則是摧毀抗戰力量的經濟武器。華中宏濟善堂利用鴉片幫助維持軍票價值，亦是直接助長日本的侵略行徑。

結語

日本控制下華中宏濟善堂在與各個淪陷區之間的經濟往來中，或是將鴉片用作購買物資的儲備金，或是直接交換所需物資，或是用出口鴉片的方式填補資金虧空和穩定貨幣，調控本地市場。在戰時物價和匯率不穩定，物資緊缺的大背景下，鴉片這一特殊物資已經起到了一種近似通貨的重要作用，體現出了廣泛的戰略價值，同樣也反映出了各個占領區之間緊密的經濟聯系?？梢悦鞔_的是，日本的鴉片政策絕不是某一地軍隊或特務機關的臨時謀略，而是由興亞院及其后身大東亞省所嚴密管理、制定與指導的，有組織有計劃的一項系統性國策，是日本無可推卸的戰爭罪行之一。里見甫所領導的華中宏濟善堂的功能與作用，也絕不僅僅只局限于華中的鴉片市場，而是作為日本“大鴉片政策”中的重要一環，以鴉片貿易聯通各個日占區，并在毒害淪陷區民眾的同時，不斷為日本的戰爭行徑“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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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肖航（1996.4—），女，漢族，湖南岳陽人，武漢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關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