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為貴：古代家族財產糾紛解決要義

◎翟家駿

（翟家駿， 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講師/責編王宇航）

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社會， 家庭內部的財產糾紛涉及到當事人之間的親情糾葛， 如果僅僅用冷冰冰的法律條文做出裁決， 既不會使當事人心服口服， 也不會修復因爭奪財產而破裂的親情關系， 一旦處理不慎， 可能影響到家庭成員之間原本和睦的親屬關系， 甚至成為社會安定的嚴重隱患。 妥善解決這類案件， 對維護家庭和諧、 社會安定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 天理、 國法、 人情是深深扎根人們心中的正義觀念， 蘊含法治與德治的千古話題。 司法審判不能違背人之常情， 實現法理情的有機結合， 既要靠完備的法律制度， 更要靠法官的經驗、 智慧與良知。 因此， 不僅僅是一般案件的司法審判， 尤其是對于家族財產糾紛， 法官更應發揮司法經驗與自身智慧， 仔細考量案件中的情理和道德因素。

明代的官員吳訥說過： “親族相訟， 宜徐而不宜亟， 宜寬而不宜猛。 徐則或悟其非， 猛則益滋其惡。 第下其里中開諭之， 斯得體矣?！?用現代的話講就是親族之訟需要長時間的調解， 要給雙方當事人 “冷靜期”， 這樣使當事人能夠考慮到親族情誼并進行思前想后的利害分析， 使案件還有回旋的余地。 下面我們來看看清代的幾件家族財產糾紛案例， 通過具體案件透視先人們的司法智慧。

藍鼎元是清代雍正年間的一名地方官員， 據 《鹿洲公案》 記載， 他在處理一件因兄弟之間爭奪遺產而引起的財產糾紛案件的過程時， 集中體現了“追求和諧、 息事寧人” 的儒家化審判理念。 案件當事人雙方是親兄弟， 哥哥叫陳阿明， 弟弟叫陳阿定， 他們的父親去世后留下七畝土地， 兄弟倆為爭奪土地所有權而爭訟到藍鼎元處， 哥哥陳阿明有父親在世時的分家協議， 上面寫到父親百年之后， 此田給付長孫， 弟弟陳阿定則持父親的臨終遺書， 上面寫到由次子阿定繼承田產。 對于這種糾紛， 若雙方均據理力爭， 尋常的法官無非是指責兄弟不睦然后判定兄弟二人均分田產即可， 然而藍鼎元卻打算徹底從根源上解決案件， 使兄弟倆和好如初。 他以循循善誘、因勢利導的方法實現了這個審判目的。 藍鼎元的審判策略先是恫嚇威脅然后是推行教化， 藍鼎元認為兄弟兩人本是一脈所出， 同根相生，何得爭訟？ 下令衙役將兩兄弟用一根鐵鏈連在一起， 然后讓人暗中觀察兩人的反應， 一開始時， 兄弟倆都是滿臉怒色， 憤恨不平， 彼此互不相理， 背對而坐， 過了一兩天， 兄弟倆漸漸面對面坐下了， 又隔數日， 兄弟倆互相嘆息并漸漸交談起來， 后來又在一起吃飯。 藍鼎元知道他們二人已有悔改之意， 這時就把兩人帶到公堂之上， 兄弟倆提到骨肉親情時痛哭流涕，爭著要把田產讓給對方， 并對天發誓以后一定重歸于好。 按理說， 案件處理到此為止可以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了， 但藍鼎元考慮到 “清官難斷家務事”， 案件的背后還意味著兩個家庭的矛盾， 藍鼎元對兄弟倆說即使兩人真心悔悟，但恐怕妯娌不和， 他們的妻子不會同意， 于是讓兄弟倆暫且回家與妻子商量， 然后再來結案。幾天之后， 兄弟二人各攜妻子與兒子并邀請族長一起到公堂， 請求把該七畝土地作為家族的祭田， 由兩人輪流耕種， 收成用來祭祀祖業，兄弟禮讓， 爭訟和息而終。 在此案中， 藍鼎元就秉持 “和為貴” 的司法標準， 在審判中注重調解、 息事寧人， 維護了鄉村社會穩定的人際關系和家庭親族內部正常的生活秩序。

家族爭產案件處理的過程充滿了情理說教的色彩， 但案件結果也與當時的法律并不違背， 最終實現了實質性的正義， 雙方當事人也心甘情愿服從審理結果。 《折獄龜鑒補》 一書記載了清代一名基層官員翁運標處理兩件兄弟爭田產案件的經過與結果。 翁運標任湖南武陵知縣時， 有兄弟倆爭奪田產， 翁知縣親自到爭奪的田產處進行勘察， 他坐在田間地頭， 忽然獨自掩面而泣， 爭鬧的兩兄弟問他原因， 他回答說： “我家兄弟倆人當初相依為命， 情同手足。 現在我來武陵任職， 不能常常見到兄長了。 今天看到你們， 不由得想起我的兄長， 所以悲傷得掉眼淚?！?打官司的兄弟倆見狀也唏噓不已備受感動， 于是各自謙讓那份田產。 最后， 翁運標把田產平均分給兄弟倆， 每人各得一半的田產。 還有另一件兄弟爭產案件， 兄長是個養子， 父親過世后在分家產時兄長分得一塊貧瘠的土地， 還被勒令搬出去另住。 兄長憤憤不平， 寫了狀紙向縣衙告狀， 狀子中有 “亡父嗜酒如命， 因此病發身死” 等語， 這在現代人看來很平常， 但被翁知縣認為這是公開親人過錯的不孝行為， 因此大為惱火下令對其施用笞刑， 但不過最終還是裁斷令他的弟弟讓出一塊肥沃的田地給他。

《清史稿》 中也有類似的案件。 邵大業是乾隆時黃陂的知縣， 一次， 有兩兄弟為爭家產的事打官司， 邵大業采取了 “以情解紛” 的息訟辦法。 兄弟倆都已頭發斑白， 已是垂暮之年， 而且相貌相像。 邵大業就叫他倆照照鏡子， 問道： “你倆相貌相像吧？” 兄弟倆一齊回答說像。 然后邵大業像談家常似地對兄弟倆說： “可惜我的兄弟去世了， 不可能像你倆這樣， 頭發斑白了還能相依為命?！?兄弟倆聽了，很受感動， 當庭撤訴， 釋怨而去。 邵大業的勸解平凡而又感人， 其社會效果超過了簡單的依法判決。

通過以上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 古代法官在化解家產爭訟中往往秉持一種務實、 通變、 能動與衡平的司法理念與風格， 也就是說他們能夠打破僵硬、 機械的教條， 不死摳法律條文。 能夠務實靈活地根據具體的案情事實， 綜合考慮社會風俗習慣和民意民情， 以利益衡平的精神， 通過“以和為貴”、 “崇尚和諧”、 “注重教化” 的司法思想和靈活制宜、 調解息訟的判案技藝， 來實現對實質正義的價值追求。 這對于當今社會家庭內部的財產糾紛或繼承案件的審理來說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