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監管怎樣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

韓保慶　彭五堂

[摘要] 根據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研究了現階段中國實施新發展格局的必要性，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市場監管如何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文章認為：在兩個大局下，國內國際環境的變化需要中國實施新發展格局;現階段高質量商品和服務的供給不足以及“卡脖子”問題阻礙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市場監管可以增加高質量商品的供給從而助于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市場監管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可以激勵企業創新能力，從而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更好地發揮市場監管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促進作用，應健全和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加強執法隊伍建設、提高技術手段、加大違法懲罰力度、加強市場監管結果披露等。

[關鍵詞]市場監管;商品經濟;新發展格局;創新;高質量商品

[中圖分類號]? F203;F124[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3-0461（2022）04-0001-08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背景下，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我國發展環境、階段、條件變化提出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1]。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對新發展格局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澄清了很多誤解，使新發展格局的含義愈加清晰。學術界也對新發展格局進行了大量研究，如對新發展格局的內涵[2-4]、理論和現實背景[5-7]、實施路徑[8-9]等進行了詳細的討論。這些研究有助于準確理解和把握新發展格局。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 [10]。市場監管可以通過增加高質量商品供給、激發企業創新來暢通經濟循環，從而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因此，本文將詳細論述市場監管是如何通過增加高質量商品供給和激發企業創新這兩種途徑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

一、兩個大局下實施新發展格局的原因

在新發展格局提出以前的很長一段時期，我國實行的是以“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為特征的國際大循環為主的發展模式[11]。新發展格局一方面強調經濟發展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另一方面強調要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本文首先根據馬克思的資本循環理論建立一個國內國際經濟循環示意圖，然后在此基礎上說明現階段實施新發展格局的必要性。

（一）國內國際經濟循環示意圖

為了分析在兩個大局下，由國際大循環轉變為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原因，本文根據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建立了一個簡單經濟循環示意圖，見圖1。該循環示意圖不同于馬克思的單個資本循環過程，它代表的是宏觀經濟循環。為了方便分析，假設資本家不消費，資本家的收入都用于擴大再生產，只有工人消費。①代表商品生產過程，生產者使用生產資本生產商品。②代表商品資本中的生產資料轉換為生產資本。③代表商品資本中的生產資料被消費者消費，實現勞動力的再生產。④代表勞動力被資本家雇傭，勞動力轉換為生產資本。⑤代表商品資本通過出口完成價值的實現。⑥和⑦分別代表國外的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進口。①、②以及①、③、④就代表了國內經濟循環過程。①、⑤、⑦以及①、⑤、⑥、④就代表了國外經濟循環過程。

（二）兩個大局下實施新發展格局的必要性

改革開放以來相當時間內，一方面因為我國市場不完善、原料比較匱乏，另一方面因為我國人均收入水平較低，具有勞動力等要素低成本的優勢，所以我國抓住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機遇，采取“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發展模式進行國際經濟大循環[11]。即通過進口國外原材料（⑦）加上我國的勞動力（④）進行生產（①），商品資本通過出口（⑤）以及國內勞動者的消費（③）完成價值的實現。對外貿易部門就實現了國際大循環（①、⑤、⑦）和國內循環（①、③、④）。這樣我國就在原料和市場匱乏的情況下發展了經濟，增加了勞動力就業。

但是，經過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發展，國內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下幾點變化使得傳統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發展模式不再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

首先，在兩個大局下，國際大循環運行的基礎已不復存在。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實施國際大循環的主要原因是當時我國市場容量不足、原料匱乏。但是經過4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最有潛力的市場，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及完善的配套能力，供求兩方面的變化都使得我國具備實施新發展格局[11]。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資本的積累，生產資料由我國生產（②）的比例在增加，對國際市場原材料（⑦）需求的比例有所降低。這一變化會導致我國商品進口的增加速度低于出口的增加速度，造成貿易順差。這體現在商品和服務出口與進口的比重不斷上升上。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得出，我國商品和服務出口與進口的比重由1982—1986年的平均值098增加到2004—2008年的平均值122。我國生產資料供給能力的增加為我國國內經濟循環提供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非農人口的數量在不斷增加，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人員的數量已經由1980年的132億人增加到2020年的573億人，增長了33倍，見表1。非農就業人數的增加不僅有利于我國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建立，而且增加了人們的收入和消費（③和⑥的總和）。數據顯示，我國國民總收入已經由1980年的046萬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10088萬億元，增加了2183倍，我國居民消費和最終消費也由1980年的023萬億元和030萬億元分別增加到2020年的3872萬億元和5570萬億元，分別增加了1673倍和1847倍，見表1。國內消費的增加為我國國內經濟循環提供了市場容量。因此，在兩個大局下，原料匱乏和市場容量不足問題已經不復存在，這為新發展格局的建立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市場基礎。

其次，在兩個大局下，國際大循環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因為服務業難以實現跨國提供，所以主要由本國提供。隨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服務業的消費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經從改革開放時（1978年）的246%增加到2020年的545%。以住宿、餐飲和旅游業為例，我國住宿業營業額由2004年的1 170億元增加到2019年的4 340億元，15年的時間里翻了近兩番。我國餐飲業營業額由1999年的440億元增加到2019年的6 560億元，20年的時間里增加了14倍。我國旅行社的數量、國內游客的數量和國內旅游總花費分別由1994年的4 400個、524億人次、01萬億元增加到2019年的38 900個、6006億人次、573萬億元，25年的時間里分別增加了8倍、10倍、56倍（見表2）。除此之外，我國居民對家政服務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根據艾媒數據顯示我國家政服務規模和從業人數由2015年的2 776萬元、2 326萬人分別增加到2020年的8 782萬元和3 696萬人，5年的時間里分別增加了兩倍和59%。因此，在兩個大局下，人們對服務業需求的日益增加也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了市場基礎。

再次，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蔓延使得國際大循環受到重創。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國外的失控對全球經貿往來造成極大不利影響，這使得我國原材料進口和商品出口都受到很大影響。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發現“在疫情沖擊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發生局部斷裂，直接影響到我國國內經濟循環” [10]。企業生產需要的國外原材料和海外人員進不來，生產的貨物運不出去，只能停工停產。為了降低國外疫情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我國也只能實施新發展格局。

最后，2008年金融危機和逆全球化思潮使得國際經濟大循環動能弱化。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得全球市場收縮，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國際經濟大循環動能弱化，而且西方主要國家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及民粹主義盛行也使得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 [11] 。一方面，國際市場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難以持續增長，中國商品出口受到了很大限制。另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與中國不斷制造貿易摩擦，不僅限制中國出口，而且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這使得中國出口（⑤）和生產資料的進口（⑦）受阻，國際大循環難以為繼，只能實施新發展格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只有立足自身，把國內大循環暢通起來，努力煉就百毒不侵、金剛不壞之身，才能任由國際風云變幻，始終充滿朝氣生存和發展下去，沒有任何人能打倒我們、卡死我們！” [10]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下，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原料匱乏和市場容量不足的問題已經不復存在，這為我國實施新發展格局提供了內因。21世紀以來，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逆全球化思潮的發展、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得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為實施新發展格局提供了外因。這兩者使得我國必須實施新發展格局。

二、增加高質量商品供給和激發企業創新能力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

第一部分的分析已經表明在兩個大局下，現階段我國需要實施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怎樣構建新發展格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要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 [12] 。由上述論述可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創新能力、增強高質量供給能力都有助于構建新發展格局。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13]。由于現階段增加和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意味著增加高質量、高技術含量商品的供給，所以同時增強創新能力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因此增加高質量商品的供給和增強創新能力也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需要。綜上所述，增加高質量商品供給以及增強創新能力（尤其是企業創新能力）有助于構建新發展格局，有助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文將詳細論述增加高質量商品供給和激發企業創新能力怎樣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

（一）兩個大局下，增加高質量商品供給有助于構建新發展格局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下，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對商品質量的關注度越來越高。表3根據商務部2019年發布的《主要消費品供需狀況統計調查分析報告》統計了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關注比例最高的兩個問題。在調查的10個行業中，安全出現了7次，而價格只出現了4次。除此之外，品質出現了3次，設計出現了2次，功能、原料、款式、性能分別出現了1次。安全出現的次數最多，說明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非常關注商品的安全問題。價格只出現在4個行業，且只在服裝鞋帽行業中的比例是第一，說明人們在購買商品時，價格不再是消費者關注的首要因素。由于不同行業產品的特征不同，所以人們對不同行業商品的關注點并不相同。但是，無論是安全，還是品質、設計、功能、原料、款式、性能都代表了商品的質量。因此，報告表明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非常注重商品的質量，而不只是關注商品的價格。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下，人民不僅對高質量商品的需求在不斷增加，而且對高質量服務的需求也在快速增加。但是，服務業也存在結構性失衡問題，主要體現在中高端服務業供給不足和低端服務業供給過剩，這一方面使得人們在服務業消費中感覺不放心和不安全，另一方面造成游客與導游糾紛、“霸王餐飲”等事件頻發[14]。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下，人民對高質量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在不斷增加，但是高質量商品和服務的供給卻未能隨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從而造成高質量商品和服務的供不應求。高質量商品和服務的供不應求一方面抑制了人民的消費，阻礙了國內經濟大循環;另一方面迫使人民瘋狂海外購物和海外代購。據報道，我國境外消費在2005—2014年間年平均增長252%，比同期國內社會消費總額增速高1倍，2014年境外消費規模占全球境外消費市場份額的10%以上[15]。2018年我國跨境電商交易規模達到約91萬億元，用戶規模超過1億人[16]。

在兩個大局下，高質量商品和服務的供給不足以及低質量商品和服務的供給過剩不僅阻礙了國內經濟循環，而且也阻礙了國際經濟循環。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中國的出口數量在不斷增加。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的貨物出口總額已經由1980年的1812億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259萬億美元，增加了142倍，但是中國出口的主要還是低質量商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際市場對低質量商品的需求非但沒有與中國生產力的發展速度保持同步增加，甚至有所下降，這使得中國低質量商品在國際市場上供大于求，而中國又不能向國際市場供給高質量商品，這就使得國際循環不暢通。

國內經濟循環不暢和國際經濟循環不暢阻礙了新發展格局的構建。而國內經濟循環不暢和國外經濟循環不暢的一個原因是高質量商品和服務的供給不足。因此，提高高質量商品和服務的供給可以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

（二）兩個大局下，激發企業創新能力有助于構建新發展格局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整體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缺乏關鍵技術，這使得我國生產容易被人“卡脖子”。如2018年美國商務部對中興通訊的制裁事件對中興公司以及國內整個通信行業都產生了一定的負向沖擊。美國2020年對華為的芯片管制扼制了華為手機的生產。除芯片以外，我國很多涉及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行業都缺乏關鍵技術，容易被人“卡脖子”。如農業方面的種子、農產品種植和加工技術，工業方面的汽車、電子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能源方面的油氣勘探開發、新能源技術，醫療保健方面的生物醫藥、醫療設備等都在關鍵技術方面容易被人“卡脖子”。關鍵技術缺失使得我國的生產容易受制于人，難以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不利于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加快科技創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需要” [17] 。

企業作為創新要素配置的主體，天然具有連接科技與產業的動力，也是促進研發向產品轉化的絕佳場所，最有條件成為創新活動的主體。因此，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是把科研能力轉化為經濟發展實力的核心要義。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指出“企業家要做創新發展的探索者、組織者、引領者，勇于推動生產組織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重視技術研發和人力資本投入，有效調動員工創造力，努力把企業打造成為強大的創新主體” [18]。但是企業在創新方面還存在以下不足。首先，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規模以上企業的研發強度較低。其次，我國企業和科研機構的合作水平較低，在產學研方面依然各自為政。最后，我國企業在基礎研究方面投入不足，主要依靠技術引進。

綜上所述，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有利于提高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有助于新發展格局的構建。

三、市場監管有利于增加高質量商品供給和激發企業創新能力

第二部分的分析已經說明現階段增加高質量商品的供給以及激發企業創新能力是怎樣助力新發展格局的構建。這一部分將詳細分析市場監管怎樣有利于增加高質量商品的供給以及怎樣激發企業創新能力。

（一）市場監管有利于增加高質量商品的供給

在商品經濟中，因為消費者并不能全程了解商品的生產過程，也無法獲得生產資料來源的詳細信息，所以消費者難以辨別商品的質量狀況。商品種類的增加和社會分工的深化進一步削弱了消費者辨別商品質量的能力。因為消費者只對自己所從事行業的相關商品情況比較了解，對其他行業生產的商品情況并不了解，隨著商品種類的增加和社會分工的深化，消費者能夠辨別商品質量的種類數量在不斷減少，而且技術進步又加劇了消費者辨別商品質量的難度。因為隨著技術的進步，生產者會通過添加化學物質來提高商品的品相，這進一步增加了消費者辨別商品質量的難度。如有生產者為了提高豆芽的品相，減少豆芽根須生長，違規添加4-氯苯氧乙酸鈉等物質[19]。這使得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難以辨別品相較好的商品是因為質量較好還是因為添加了違禁物質。因此，隨著社會分工的深化以及技術的進步，消費者越來越難以分辨出商品的質量。

當消費者不能辨別商品的質量狀況時，在競爭規律的約束和超額利潤的誘惑下，生產者不會提供高質量商品。因為商品的生產者只是為了通過出售商品獲得其價值，所以只關心商品的價值能否實現，而并不關心商品的質量和使用價值。只有在商品的質量影響商品的價值實現時，生產者才關心商品的質量和使用價值。由于消費者不能辨別商品的質量，所以商品的質量并不影響其價值的實現，但是會影響利潤和生產成本。因為商品的價格是由社會平均勞動時間決定，所以當其他生產者生產低質量商品時會降低商品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從而降低商品的價值和價格，這使得生產高質量商品的生產者的個別勞動時間高于社會平均勞動時間，高質量商品的價值不能實現，再生產不能得到補償。因此，當消費者不能辨別商品的質量狀況時，競爭規律的約束會使得生產者不能提供高質量商品。正如馬克思所說“他（賣全價面包的老板——引者注）的‘賣低價面包的競爭者盜竊別人的勞動，并在面包中攙假” [20]。生產者生產低質量商品還會使得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使生產者獲得超額利潤。正如馬克思所說“這種狂熱也表現在生產要素的攙假上?！@里還要加上這些生產要素以高于它們在產品中再現的價值出售這種情況，這是欺騙行為的重要因素” [21]。因此，當消費者不能辨別商品的質量狀況時，超額利潤的誘惑會使得生產者不能提供高質量商品。

綜上所述，在商品經濟中，由于消費者不能辨別出商品的質量，所以商品的質量并不影響其價值的實現。在競爭規律的約束和超額利潤的誘惑下，生產者只愿意提供低質量的商品和服務，而不愿意提供高質量的商品和服務。而市場監管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激勵企業提供高質量商品。

第一，對商品的質量進行監管可以避免生產者摻假或添加違禁物質，提高商品質量。首先，通過質量監管可以減少市場中摻假和添加違禁物質的商品，提高市場中符合國家標準的商品的比例。其次，通過質量監管可以避免企業通過摻假或添加違禁物質的辦法降低成本，緩解高質量商品生產者面臨的非正當競爭壓力，提高其提供高質量商品的動力。最后，通過質量監管可以提高消費者對市場中商品的質量預期，增加消費者對商品的購買意愿，尤其是對本國商品的購買意愿，從而擴大對國內高質量商品的需求，激勵企業增加高質量商品的生產和供給。

第二，加強商品信息披露有助于消費者辨別商品質量，提高企業提供高質量商品的動力。一方面，市場監管要求生產者標注商品的相關信息，如商品的配料表、廠商、生產日期等。消費者可以通過商品披露的信息來判斷商品的質量，從而為不同質量的商品付出不同的價格。當消費者可以判斷商品的質量時，低質量商品成本和價格的降低不會再影響高質量商品的價格和價值實現，企業可以通過較高的銷售價格來完成高質量商品的價值實現和再生產的補償。另一方面，市場監管曝光企業攙假和添加違禁物質等行為會約束企業的行為。如每年一度的“3·15”晚會都會使得各個企業膽戰心驚。因為企業一旦被曝光，企業的形象、市場份額和收益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正如恩格斯所說“大商店的老板是珍惜自己的聲譽的，假如他們出售劣等的摻假的貨物，最吃虧的還是他們自己” [22]，“大零售商在自己的買賣里投下了大宗資本，騙局一旦被識破，就要喪失信用，遭受破產” [22]。因此，通過曝光企業攙假和添加違禁物質等會約束企業的行為，有利于降低商品生產中摻假造假等行為的發生，提高商品質量。

第三，打擊虛假宣傳有助于消費者辨別商品質量，提高企業提供高質量商品的動力。虛假宣傳使得消費者不能準確地判斷商品的信息，使得高質量商品的價值不能實現，抑制高質量商品的生產和供給。而打擊虛假宣傳有利于消費者準確判斷商品的質量，可以把低質量商品的市場和高質量商品的市場分割開，使得高質量商品可以在較高的價格下進行出售，完成價值的實現和再生產的補償，提高企業生產和銷售高質量商品的動力。

（二）市場監管有利于激發企業創新能力

“十四五”規劃從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4個方面詳細說明怎樣提高我國技術創新能力。提高創新能力，尤其是激發企業創新能力，需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 [23] 。

由于創新的產出成果具有無形性和非競爭性的特征，所以需要知識產權保護來激發企業創新。一方面，創新的成果不是物質產品，難以完全據為己有，新的發明和創造很容易被競爭者模仿和剽竊。另一方面，創新成果在生產中應用程度的增加并不會額外增加成本。這兩個特征使得創新成果一旦被其他競爭者模仿和剽竊，就會降低創新發明者的收益，甚至會使得創新發明者的收益消失，這使得企業沒有動力進行創新。知識產權保護會阻止競爭者的模仿和剽竊，這保證了創新發明者在一段時期內對創新的獨享，從而增加創新發明者的收益，激勵企業進行創新。除此之外，知識產權保護還可以防止其他企業冒用他人品牌和商標，這也有利于企業創新。由于冒用他人商標和品牌的商品（簡稱冒牌商品）的質量要低于正品的質量，所以當消費者沒有識別出所購買的商品是冒牌商品時，消費者會低估正品的質量，對正品的需求降低，使得正品的價值無法實現，再生產無法得到補償，這會削弱企業的創新動力。且冒牌商品的存在不僅使得商標和品牌的價值受損，而且還會擠壓正品商品的市場份額，增加單位商品所分擔的維護商標和品牌的成本，這都會削弱企業維護商標和品牌的動力，削弱企業的創新動力。由于知識產權保護屬于市場監管的一部分，在我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就隸屬于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所以加強市場監管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可以激發企業創新動力和能力。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在兩個大局下，高質量商品和服務的供給不足以及“卡脖子”問題使得傳統的國際經濟大循環已經不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F階段我國需要實施高水平、自立自強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需要增加高質量商品的供給以及激發企業創新能力。一方面，商品生產者只關心商品的價值，而不關心商品的使用價值，在缺乏市場監管的商品經濟中，生產者沒有生產高質量商品的動力。市場監管有利于高質量商品實現較高的價值，從而激勵企業提供高質量商品。另一方面，在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的情況下，企業缺乏創新的動力。作為市場監管中的一部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增加企業創新的收益，增強企業創新的動力。因此，加強市場監管可以增加高質量商品的供給和激發企業創新能力，從而助力新發展格局的構建。為更好發揮市場監管對新發展格局的促進作用，政府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加強市場監管。

第一，健全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使得執法人員在打擊假冒偽劣商品和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時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國外在解決假冒偽劣商品方面，制定和頒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如美國聯邦政府僅頒布的食品管理法就有近百個。這些法律法規為執法者提供了執法規則和依據。雖然我國目前有《刑法》《商標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來打擊假冒偽劣商品，但是這些法律仍有很多不完備的地方。首先，對造假售假的法律界定并不統一，這使得執法部門在實踐操作中難以處理。如對豆芽的監管，原衛生部規定豆芽屬于種植生產過程，不屬于食品，商務部規定豆芽屬于初級食用農產品，財政部規定豆芽屬于農產品初級加工，原國家質檢總局規定豆芽屬于食用農產品，原農業部規定豆芽屬于一般農作物的種植活動[19]。其次，對政府部門的權利和責任缺乏規定，這使得政府部門在執法過程中缺少執法權利和執法動力。國外對各執法部門的權利和職責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如法國的消費競爭和反詐騙總司主要負責對商品直接進行監督檢查，海關主要負責進出口商品的打假，警察主要限于城市，憲兵控制法國國土各個角落。在中國，工商局、質量技術監督局、食品藥品監督局、公安局等部門都有打擊假冒偽劣商品的責任和義務，但是職能并不明確，各部門都存在推諉扯皮的現象。最后，相關的法律法規也要隨著經濟的發展進行不斷完善，使其能夠覆蓋所出現的新商品、新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市場不斷推出新的商品和服務，相關的法律法規需要不斷修訂和完善，把新出現的商品和服務業包含在監管范圍之內。如外賣、海外代購、家政服務等行業的發展需要相應的法律法規進行監管。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商品和服務生產中還會出現新的問題，也需要相關的法律法規不斷修訂和完善，把新出現的問題包含在監管范圍之內。如地溝油問題以及2021年“3·15”晚會爆出的簡歷泄露、商場收集人臉信息等問題也亟須相應的法律法規進行監管。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立法也亟待加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要在嚴格執行民法典相關規定的同時，加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統籌推進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反壟斷法、科學技術進步法等修訂工作，增強法律之間的一致性。要加強地理標志、商業秘密等領域立法。要強化民事司法保護，研究制定符合知識產權案件規律的訴訟規范?！龠M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標準和司法裁判標準統一，完善行政執法和司法銜接機制” [23] 。

第二，加強執法隊伍建設，在打擊假冒偽劣商品和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時可以做到嚴格執法。解決假冒偽劣商品問題必須有強有力的執法隊伍作為保證。首先，要建立一支中央層面的監管隊伍?，F階段，我國打擊假冒偽劣商品的執法隊伍主要由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執行。地方政府監管部門不僅有失職瀆職的情況，而且還有保護假冒偽劣商品生產的動機。如2021年“3·15”晚會曝光的瘦肉精羊問題，當地養殖戶都有各種途徑得到消息，以應付監管部門檢測，其中就包括地方政府部門的通知。雖然從全國層面上看，假冒偽劣商品的存在不利于經濟發展和勞動力就業，但是對于生產假冒偽劣商品的地方，通過把假冒偽劣商品銷售到其他地區，假冒偽劣商品的生產反而有利于當地經濟和就業的增長[24]。因此，依靠地方政府打擊假冒偽劣商品收效甚微，需要建立起一支中央層面的打擊假冒偽劣商品的執法隊伍。依靠中央層面加強市場監管在國外已有先例，如美國為了保證食品管理法規的正確貫徹執行，聯邦政府會將專職執法人員派往全國。其次，要對各執法部門的職責進行明確界定，對于失職瀆職者要嚴格追究責任。在中國，各執法部門的職能并不明確，存在著交叉和空白的監管領域，這使得各部門在監管過程中互相推諉，監管不到位。而且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執法人員難免存在執法不嚴的現象。在這方面，中國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一方面對執法過程進行嚴格的規定，如美國規定執法人員不能收取企業的任何東西，甚至不能喝企業的一杯水或抽企業的一根煙;另一方面由監管人員對自己的監管結果負責，如美國規定執法人員檢查后，如果商品被發現存在質量問題，執法人員要承擔一定責任。對于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也要嚴格執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要完善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釋，加大刑事打擊力度” [23]。

第三，要不斷提高辨別假冒偽劣商品的技術和設備。由于制假販假的利潤很高，在利益的驅使下，制假販假者會不斷提高技術手段來滿足政府監管的要求。如“三聚氰胺事件”就是因為政府通過測定奶粉中的氮含量來計算蛋白質含量，奶農、奶站、牛奶公司通過添加含氮量高的化學物質（如三聚氰胺、尿素等）來滿足政府監管的需求。這就要求政府監管部門在面對不斷出現的新的制假販假手段，要不斷優化和提高辨別假冒偽劣商品的設備和技術。對于某些出現的新產品和新問題，原有的技術手段不能再有效辨別。如2012年工商局、質檢中心、環保局的工作人員均表示，地溝油靠各種儀器、手段也都難以檢測出[25]。因此，為了有效打擊假冒偽劣商品，我國需要不斷提高辨別假冒偽劣商品的技術和優化設備。

第四，加大對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商品者的懲罰力度。當懲罰力度較小時，不僅不能有效制止制假販假，而且會鼓勵生產者和零售商制假販假。正如恩格斯所說“只要注意一下，在罰款像上面講的那樣微不足道的場合下，這種勾當對小商人的誘惑力是多么大” [22]。國外對制假售假者都有著極大的懲處，如美國法律規定對制假售假者可分別處以5年以下的監禁以及最高無限額的罰款;法國規定制售假冒商標者可以判兩年監禁以及罰款100萬法郎;韓國規定制作、銷售劣質食品的個人最高判刑10年，罰款2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12萬元），違反食品安全法的公司，不僅吊銷營業執照，而且10年內不能再重新營業。但是我國對制假售假者的處罰卻較輕，典型的是2014年實施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修正案草案》中的一條條款，這條條款規定，經營者有明知商品或者服務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費者提供的欺詐行為，造成消費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受害人有權要求所受損失兩倍以下的民事賠償。有關專家指出，僅僅規定“兩倍以下的民事賠償”，完全不是懲處明知故犯者，而是明確地告訴違法者不需要承擔多大的法律責任[26]。

第五，政府監管應該重點關注商品是否造假（包括虛假宣傳和冒用其他產品商標等）以及產品是否存在安全問題，不要過多地規定產品的質量問題。因為產品造假會擾亂市場秩序，使得消費者難以判斷商品的質量，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迫切需要政府監管來維持市場秩序。產品安全問題指的是對消費者健康和安全造成潛在威脅的產品，包括商品中添加對消費者健康有害的物質以及由于產品質量問題容易威脅消費者人身安全。因為我國的社會性質需要把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擺在首位，因此，政府應該重點打擊存在造假和存在安全問題的商品。但是，對于產品質量問題，政府不要過多規定，因為我國目前依然是發展中國家，還有6億人平均月收入在1 000元左右。這些低收入人群還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全部消費高檔商品，還需要消費低檔商品來滿足日常生活所需。如果產品質量標準定得太高，勢必會提高商品的生產成本和價格。一方面會使得低收入人群難以維持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消費者對低價格商品的需求會刺激廠商造假。有研究表明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就是企業在降低成本的情況下，為了滿足政府對蛋白質含量的檢測在奶粉中添加了三聚氰胺[27]。

第六，加強市場監管結果披露，增加企業違法成本。因為企業一旦被曝光，企業的形象、市場份額和收益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各企業對“3·15”晚會的反應情況已經表明監管結果披露的重要性。但是，僅依靠每年的“3·15”晚會并不能對企業造成震懾力。在這方面，可以借鑒澳大利亞的做法。澳大利亞的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定期向新聞界和工商企業發送假冒偽劣商品公告，然后由新聞界公開曝光[28]。對假冒偽劣商品的曝光頻率較高，只要企業存在相關的問題就會被曝光，這對企業形成持久的震懾力。雖然由國務院辦公廳2015年提出的“雙隨機，一公開”的監管模式也強調對監管結果的披露，但是披露的結果太過簡單，不能對企業造成威懾力。如有些地方只披露監管結果是合格還是責令整改等最終結論，關于企業存在的問題并沒有披露，這樣消費者并不能了解企業存在的問題，也未能對企業形成震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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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謝慶紅. 中國假冒偽劣商品成因及治理研究[D].成都：西南財經大學，2010.How Market Regulation Help Establish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Han? Baoqing Peng? Wutang

（1. School of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 Academy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Marxist theory of reproduc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necessity of follow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China， and then analyzes how market regulation can help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article holds that： First， when China is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unprecedented in a century， the situ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requires China to implement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econd， currently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high-quality goods and the technology problems hi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ird， market regulation can help increase the supply of high-quality good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our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s part of the market supervision can stimulat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which is to help build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esides， if market supervision is to play a better role in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e need to improve the correspond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 the law enforcement team， improve technology， relentlessly disclose those who violate the regulations and impose stricter punishment.

Key words：market regulation; commodity economy;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novation;high-quality goods

（責任編輯：李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