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形象學視角下中世紀阿拉伯文學作品中的中國形象

徐爽 王世琪

中阿友好交流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時至今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薪火相傳，本文選取阿拔斯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兩部文學作品——《中國印度見聞錄》、《黃金草原》進行分析，采用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相關理論為依據分析古代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并探究這種形象形成的背后原因，挖掘中國形象作為異國形象背后的阿拉伯民族心理，以及阿拉伯社會訴求，這不僅有助于當今時代下中阿人民間的相互理解，對于促進雙方友好關系的持續發展也有積極意義，是理清歷史脈絡，追本溯源的職責所在。

一、 比較文學形象學理論概述以及研究文本簡介

比較文學形象學作為比較文學的一個分支和獨特的研究領域，其相關概念和術語的提出，基本理論體系的形成，經歷了由朦朧到清晰的發展過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相對獨立的理論系統和其相應的范疇，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理論：

一、“自我與他者”，其中“自我”可以是作家自己或者作者所代表的國家，“他者”用來指代自我以外異國的人或事物，包含作為自我認識主體對異國的文化習俗、社會環境等方面的認識，還包括認識主體主觀的意識和情感，同時主體在塑造他者形象時占主導地位。

二、“社會集體想象物”，這一理論思想內核指的是全社會對異國社會文化的總體的看法，社會集體想象物是按照主體社會的意愿來構造的，且本民族、本國度對異國異族的形象闡釋具有兩種傾向。

三、“注視者與被注視者”，我們把塑造異國形象的作家稱為“注視者”，把與異國相關的文化、習俗等稱為“被注視者”。作家在塑造異國形象的時候，描述異國的文化的同時把對本國的文化態度融入到了形象當中。按照作家自身對本國文化與異國文化的了解與感知，注視者對待被注視者主要有以下四種態度：（一）狂熱的態度;（二）友善的態度;（三）憎惡的態度;（四）反思的態度。

在以上理論的支撐下，本文選取《中國印度見聞錄》以及《黃金草原》（后文均稱《黃金草原》）為研究對象，《中國印度見聞錄》記錄商人蘇萊曼所到之處的風土人情，到目前為止，“關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與印度和中國海上交通的最早的阿拉伯資料，是商人蘇萊曼和回歷三世紀時代其他人的報告?！痹摃怯凇肮?51年寫成第一部用阿拉伯文寫的關于印度和中國的見聞錄”，同時也是到目前為止發現的最早記錄中國國情的游記，比《馬可波羅游記》還早了四個半世紀，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以此作為起點，半個世紀后馬蘇第于十世紀抵達“中國?！敝伞饵S金草原》，作為盛行于當時伊斯蘭世界的“學術旅行”的典型，《黃金草原》對各地的史地、政治、社會、宗教、文物、風俗、習尚無不有翔實而精辟的記載，阿拔斯王朝后期史書著作浩如煙海，但馬蘇第本人“他的學術成就，較同時代的學術旅行家，如著名的比魯尼和麥格底西等人更為淵博、精細、深入，他是偉大的歷史學家，也是杰出的阿地理學家?！边@部凝聚了馬蘇第本人全部心血的歷史巨著也成為了阿拉伯史學著作的一座豐碑。這兩部作品都是阿拉伯人民耳熟能詳的巨著，無論是創作形式還是創作內容都極具代表性，能夠充分體現阿拔斯時期阿拉伯社會眼中的“中國形象”，映射當時阿拉伯社會的民族心理和社會訴求。

本文將結合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相關理論進行分析，總結中世紀具有代表意義的阿拉伯文學作品中的中國形象范式及其形成原因，立足于阿拉伯民族看待事物的角度，以“中國形象”為切入點，探究這背后的阿拉伯民族心理和社會影響因素。

二、 作品中的中國形象及特點

1. 公正賢明的中國君主形象

阿拉伯游記中對中國帝王的相關記載頗多，且多是公正嚴明、氣度恢宏的正面形象。旅行家眼中的中國歷代皇帝擁有智慧過人的統治才能，他們都對中國的君主有著超乎尋常的崇拜。

在阿拉伯商人面對不公的事情時，中國君主可以一視同仁人給出公正的評判結果，蘇萊曼在《中國印度見聞錄》中就記錄過中國君主親自為蒙冤的阿拉伯商人平反的故事，在《黃金草原》一書中也記錄了同樣的平反事件?？梢姲⒗藢@類型的君主故事十分敏感，對這樣的君主形象非常敬重，才會在不同人創作文章時使用同樣的素材，并重復傳唱。

馬蘇第在《黃金草原》中列舉了中國的歷代君主以及在位時間，并不厭其煩地重復臣民對君王在世時的愛戴，對于君王駕崩時的悲傷。他贊嘆道：“事實上，他是一位治理得法、具有政治才智和治國藝術的盡善盡美的國王，任何一位國王都不會比他更為致力于審慎地和秩序井然地統治其文武臣民。他本人很勇敢、強大到難以接近，統帥一支裝備優良的軍隊，軍隊定期得到軍餉，猶如巴比倫國王的軍隊一樣?！?/p>

馬蘇第在《黃金草原》中對君王的描寫篇幅是《中國印度見聞錄》中的數倍之多，作為并沒有到達中國，而僅僅止步于中國海的馬蘇第來說，書中對于中國的描寫主要是通過其他人口授的內容以及其他著作的記載篩選整合而來，這樣一個強大、沉著冷靜、富有智慧且果敢堅毅的君主形象，不單指某個帝王，而是中國歷代帝王的形象集合，通過各種商人游客的轉述、歷史古籍和他人游記的傳抄從而形成了一種范式，是阿拉伯社會集體想象的產物，這種情況下，《黃金草原》中對中國君主極高的評價就不是馬蘇第單個人的情感傾斜，同時暗藏著當時整個阿拉伯社會對“被注視者”——中國的一種狂熱態度，這種描寫的背后其實承載著他們對于自己國家的統治者的期待。

2. 井然有序的中國法規制度

對于中國的司法制度，大部分游記中的描寫并不準確，與中國記錄在冊的各種司法條款進行對比就可以了解到，游者們所記錄的大部分條款都帶有自己的想象和模糊的認知。在教育方面游者們寫道：“每個城市有一學校，學校里有教員，對窮人及其子女進行教育。這些教員的費用由國庫支付?！痹诙愂辗矫妫骸皼]有土地稅，但有人頭稅，根據表面的財富，每個男人必須要繳納一定數量的稅收...當生活費用上漲時，政府從庫中取出一部分食物，用低于市場的價格出售，因此百物昂貴的情況不會太長久?！贝送膺€有一些刑法：“使行兇殺人和傷害他人者要受到同等報復的刑律生效;確定了合法的婚姻，從而使人有權占有妻子并確保親子關系的合法性?！钡谟涗浿腥杂幸恍┓蛇^于嚴苛，如：“在整個中國，在整個印度，凡屬偷盜，不論多寡，一律死刑?！庇嘘P船舶登記，也有相應制度如：登記人員與事實不符則惟船主是問，下船時，進行貨物登記，一旦查出貨物數目與事實不符則全部充公等等。

與君王形象的描寫比重相反，《黃金草原》中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描寫極少，而在《中國印度見聞錄》中的占比極大，這種描寫比重的不同與“自我”在進行創作時，“他者”的形象與認識主體主觀的意識和情感息息相關。由于時代大背景的不同，作者作為“自我”的情感無法與大背景割裂，描述的異國形象恰恰反射出“自我”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某種心理訴求。但無論是《黃金草原》還是《中國印度見聞錄》，作家們筆下的中國的司法總是十分嚴苛的，同時這嚴苛的管理制度中又顯現出公正和有序，這恰好反映出了古代阿拉伯人在這方面崇尚中國制度公有序的一種模糊認知。

3. 民殷財阜的中國神州大地

中國物產之豐富，城市之繁華，百姓之安樂，社會之穩定常常被阿拉伯的旅行家們贊嘆。當蘇萊曼來到中國，他在《中國印度見聞錄》里贊嘆道“在這個國度里，有可供人們享樂的一切，有美麗的森林，有水量充足的、長流不息的河川，只是沒有椰棗?！薄饵S金草原》中也記載道“在那里見不到市場，但街道都沿其長度開有溝，兩邊有栽成對稱的樹木和蓋成的寬大房屋......該城是一個非常迷人的地區，植物生長茂盛，由無數的渠溝分隔開?！碧K萊曼還在描寫王公貴族的飲食時，提到了中國的水果，列舉的數目足有20多種;在他看來，中國百姓的文化水平極高“不論貧富，不論老少，所有中國人都學習認字、 寫字”。

但蘇萊曼對于中國百姓的生活狀況也不都是肯定的，如他提到中國人是沒有宗教的，他們的宗教是來自于印度，“中國人崇拜偶像，他們在偶像前做禱告，對偶像畢恭畢敬?！币约啊爸袊撕陀《热硕悸暦Q他們的圣像會講話，實際上，只是他們的祭司在講話?！?/p>

古代阿拉伯人心中的中國大地，是個民殷財阜、地大物博、國泰民安的理想國。但蘇萊曼描寫中國時提到的“只是沒有椰棗”、“甚至豬肉”以及“實際上，只是他們的祭司在講話”證明他在描述異國的文化的同時也把對阿拉伯的文化態度融入到了中國形象的描寫當，按照自身對阿拉伯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了解與感知進行創作。相較于馬蘇第，蘇萊曼在塑造中國這一異國形象時，注視者的態度總體是以友善為主，在贊美中國民殷財阜的同時對本國的文化仍持有肯定的態度。

4. 別具匠心的中國傳統工藝

中國一向以云集能工巧匠著稱，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文學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刻畫。阿拉伯游記更是鐘情于對中國瓷器和絲綢的描寫。自公元七世紀起，隨著阿拉伯伊斯蘭政權的逐漸穩固與發展，中國和阿拉伯兩大民族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貿易交往也更加頻繁。阿拉伯商人揚帆東行來到中國，沿通海夷道多在廣州、揚州上岸。大食商人帶來了香料、珠寶、藥物等數百種商品，也從中國帶回絲綢、瓷器、茶葉、鐵器、寶劍、麻紙等各種讓人眼花繚亂的商品?！吨袊《纫娐勪洝防飳χ袊拇善饔羞^繪聲繪色地描述：“他們有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瑩得如同玻璃杯一樣：盡管是陶瓷，但隔著碗可以看得見碗里的水?！睂τ诮z綢，則寫道透過五件絲綢仍能看見身體上的黑痣，絲綢輕薄的工藝技術令他們嘖嘖稱奇。除了絲綢、瓷器，游者也將目光放到了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物件上，游記中對百姓的房屋;用竹子制作的竹盤等平常物件也極盡溢美之詞。

蘇萊曼嘆服道：“在真主創造的人類中，中國人在繪畫、工藝、以及其他一切手工方面都是最嫻熟的，沒有任何民族能在這些領域里超過他們。中國人用他們的手，創造出別人認為不可能做出的作品?！?/p>

總體而言，《中國印度見聞錄》與《黃金草原》記載的中國形象是正面的、美好的，且這種正面形象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其次，蘇萊曼和馬蘇第在作為他者進行創作時，對中國形象的塑造側重點各有不同，馬蘇第著墨最多的部分是中國的君主形象，而蘇萊曼更偏重于中國的政治制度;兩者作為注視者對中國的態度也是不同的，蘇萊曼持有的態度總體來說是友善的，但到馬蘇第時就逐漸發展成了狂熱的態度;同時兩位作者在塑造“中國形象”時均有通過他人口授以及借鑒前人著述的情況，經后人考證，有許多描寫摻雜了當時人們的主觀想象，有虛構的成分，是當時阿拉伯社會集體想象的產物。

三、正面形象的連貫性與形成原因

1.自我與他者的互動性增強

公元八世紀初，阿拉伯人進行第二次對外大擴張后，異族改信奉伊斯蘭教者越來越多，其中不乏博古通今之士，越來越多的新鮮血液注入到阿拉伯社會中，大量波斯、印度、希臘的典籍被譯成阿拉伯文，阿拉伯統治者進入一個前所未見的嶄新世界，由于彼時伊斯蘭政權的版圖不斷擴大，整個社會上至哈里發下至百姓對外面的世界充滿探索精神和求知心理，外面的世界對那時的人們是有巨大的吸引力的。當時的阿拉伯文化狀態是離心的、外向的，整個國家處于蓬勃發展的上升期，哈里發派大量文人學士周游列國記錄當地的風土人情，某些商人同時也擔任了使者的角色，除了為本國運送中國的商品外，還帶來了新鮮的思想與先進的技術?！锇l王朝為自己的政治目的也鼓勵歷史家編寫“通史”同時期的“學術旅行”蔚然成風。

除了政治原因外，真正跨過穆斯林地區的邊界，見到外面的世界的契機是由于商人們選購商品，謀求生計的初衷。他們東至印度、中國選購絲綢、象牙，西至直布羅陀山，北至皮毛地區，南至努比亞謀求礦產。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宗教原因——朝覲。朝覲是穆斯林的五功之一，每年都有數以千計的朝覲者踏上去往麥加的神圣之路，許多朝覲者會把旅途中的見聞記錄下來，供后人參詳。出于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的需要，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交往甚密，八世紀中葉海上絲綢之路開通，兩國交往再次達到高峰，由于沙漠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根深蒂固，中國水土肥沃、地大物博的大國形象給來訪的阿拉伯人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一經入眼就再也揮之不去了。

在這樣的前提下，自我與他者的互動性增強，阿拉伯世界對探索中國的熱忱具有一貫性，所探索的“中國形象”也有延續性和一致性。如中國君主禮遇阿拉伯使者的故事同時出現在《中國印度見聞錄》和《黃金草原》中;表現中國匠人精神的故事也為不同游記所傳唱;中國是工藝大國，中國的君主治理有方形成了一種彼此認可的套話刻在人們的認知里并在不同文本中進行重復;“瓷器”、“絲綢”也變成了專門來代表中國的詞匯;國泰民安、工藝精湛已經成為一種普遍形象出現在不同時期的游記中并相互參照進而形成了一種范式。

2.注視者的態度逐漸狂熱

《中國印度見聞錄》與《黃金草原》在刻畫中國形象時側重點很不一樣，《中國印度見聞錄》列舉的中國社會的規章制度是《黃金草原》的數倍，而《黃金草原》對中國皇帝公正睿智的描寫是《中國印度見聞錄》的數倍之多。這跟當時的大環境息息相關，公元7世紀到第9世紀之間，阿拉伯人建立了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帝國，國家經濟的迅速發展，穆斯林商人活躍于亞、非、歐各地，當時的哈里發一邊加緊建設行政，稅收等管理機構，一邊加強各長官的友好聯系。許多旅行家們擔任重要任務，他們云游各地，進行地理測繪、收集物產資料、了解各地風土民情、謀求統治者之間的聯系與互助等活動。阿拔斯時期可以大致劃分成三個階段——全盛期（公元750-847年）;衰退期（公元847-945年）;崩潰期（公元945-1258年）。蘇萊曼在公元851年寫成《中國印度見聞錄》，王朝的興盛給予作者不卑不亢看待異國形象的底氣，而《黃金草原》是在公元943-955年寫成的，這個時候，阿拔斯宮廷政變屢屢發生的同時?帝國境內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肮锇l權勢日益衰微?邊遠 省區將領擁兵自重?獨立的小王朝相繼出現?！薄饵S金草原》正是在衰退期和崩潰期交接時刻下的產物，阿拉伯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當權者的期盼也訴諸到了對異國形象的想象中，由此關注者的態度也由友善的態度逐步過渡到了狂熱的態度。

四、結語

通過中世紀阿拉伯游記中的中國形象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古代阿拉伯人對中國的描寫是正面的、美好的。雖然有些記載是模糊的、夸張的，但隨著雙方的交往變得更加完善和具體;其次，中世紀阿拉伯游記中關于中國的記載具有穩定性和延續性;最后，游記中記載的中國形象是中阿友好交往的歷史產物，與彼時中阿歷史和社會背景息息相關，既是中阿友好交流一以貫之的佐證也為未來中阿交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